第59章 本年大勢

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誰能在持久態勢中堅持到最後成了關鍵。這不僅體現在中、日兩國之間，也體現在國民黨與共產黨軍隊之間。不幸的是，正當抗戰步入艱苦歲月之際，一直對共產黨力量的發展懷有戒備猜忌之心的國民黨不惜使用武力來解決內部的爭端。 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軍部及所屬9000餘人，在皖南涇縣茂林地區遇到國民黨軍隊的攔擊。蔣介石從重慶下了討伐新四軍的命令，新四軍在國民黨軍隊的優勢兵力包圍下陷入絕境。新四軍血戰近9晝夜，終因彈盡糧絕，除1000多人突圍外，大部陣亡或被俘。副軍長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等高級幹部遇害，軍長葉挺在下山準備與國民黨軍隊談判時被扣押。這便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後，蔣介石立即宣布新四軍為“叛軍”，下令撤銷新四軍的番號，將軍長葉挺交軍法審判。皖南事變的發生導致了國共內爭暴露於世人面前，為國內外所關注與震驚。 皖南事變引起了國內的強烈譴責。救國會提出“營救葉軍長，反對內戰”的呼籲，救國會參政員鄒韜奮憤然辭職。職教社領袖黃炎培指責蔣介石的措施絕對錯誤。海外華僑領袖陳嘉庚、司徒美堂等致電蔣介石，稱在大敵當前之時，圍攻新四軍是自毀長城，自促亡國。連華北毗鄰八路軍的閻錫山與衛立煌都沒有對皖南事變表示贊同。國際間對皖南事變的反應很強烈，不僅蘇聯向中國政府提出了質問，英、美等國的反應也出乎蔣介石的意料。美國政府通知蔣介石，在中國內戰危險消除、國內團結恢復前，美國暫停對中國的財政援助。

國共關係經歷皖南事變以後，跌落到谷底，這種內耗造成了抗戰陣營力量的削弱。這在軍事上，就已經有所表現。 1941年的戰事，仍然是拉鋸戰，但戰事明顯是有利於日軍的。敵後的抗日根據地從1941年開始進入到嚴重困難時期，土地與人口嚴重萎縮，財政非常拮据，這段時期延續了兩年半之久。山西戰場的中國軍隊在中條山遭遇了重創。 1941年五六月間，日軍6個師團向中國軍隊長期堅守的山西中條山地區發起大規模進攻，將守軍分成左、右兩部。守軍在激戰後不支，分別向黃河南岸及其他地方突圍，但由於先失去了垣曲等黃河渡口，退路被截斷。準備渡黃河南撤的中國軍隊在突圍途中受到日軍截擊，而黃河中也無充足的渡船，劉茂恩的第十四集團軍總部和第十五軍軍部就是靠僅有的兩隻小船才脫險南渡的。每隻小船僅能坐7人，往返一次需要數小時。這次戰役後，第一戰區失去了中條山的掩護，日軍強渡黃河，佔領了中牟與黃河鐵橋橋頭堡。在中條山作戰中，中條山守軍損失嚴重，戰死4萬多人，包括軍長唐淮源，師長石作衡，寸性奇、王峻等多位高級軍官，官兵3萬多人被日軍俘虜。日方聲稱，中條山會戰的戰果在戰爭開始以來是少有的。這年秋天，圍繞長沙的攻防，第九戰區與日軍第十一軍再次交手，第二次長沙會戰發生，雙方都稱這次戰役是對手的大敗。但從事實來判斷，這次戰役基本上是打了個平手，而第九戰區的損失稍大。

除了軍事上遭遇挫折，從這一年起，通貨膨脹也成為在抗戰之中僅次於日軍的兇惡敵人，而且這一個無形的敵人比有形的日軍更難對付。一個普通百姓未必能夠有機會走上戰場與日軍搏鬥，但他在日常生活中必須要和通貨膨脹天天搏鬥。通貨膨脹在1937年戰事開始以後初露端倪，但還不足以讓人驚慌恐懼，但從1941年起，通貨膨脹變得可怕起來。前線官兵的生活待遇以1941年為界，在此之前，士兵的薪金雖遠比不上軍官，但是比起其他行業尚好；一般士兵每日三餐，菜雖不多，但飯還能吃飽。 1941年後通貨膨脹日趨嚴重以後，在大後方受衝擊最重的是軍人、公務員和教師，而在這三者中又以下級軍官與士兵的生活水平下降最為嚴重。通貨膨脹加劇後，士兵的伙食遠不及一般的工人和農民，軍隊中的普遍現像是：三餐改為兩餐，三菜一湯並為一缽大鍋菜，最後只是一缽不見油花的菜葉鹽水湯。

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軍民困難更大，毛澤東在延安發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動員令。 1941年，中國在年初失去了一個物資與武器的供應者——蘇聯。這年的4月13日，蘇聯和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在納粹德國的威脅面前，蘇聯政府不願意在遠東惹惱日本，而試圖和日本緩和關係。兩國政府隨即聲明：蘇聯尊重日本對東北的佔領，而日本尊重蘇聯對蒙古的控制；蘇聯對華的軍火輸入宣告中斷。這對中國的抗戰從物質上到心理上都蒙上了一層陰影。 3個月以後，德蘇戰爭爆發。日本把精力轉移到南邊，9個月以後，日、美戰爭爆發。中國又得到了最強大的同盟者——美國的援助，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