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本年大勢

1936年是鐵青著臉來臨的，渴望和平生活的人們因為它的到來而膽戰心驚。早就傳說，世界大戰將在這一年爆發，無數的人將失去最寶貴的生命。 1936年1月2日，新年的第二天，中國開始對意大利實行經濟制裁，斷絕貿易關係。理由是意大利入侵了阿比西尼亞，也就是現在的埃塞俄比亞。 20萬意大利軍隊，配備著新式的裝備——坦克、飛機、毒氣、重砲，正式向草昧未開的阿比西尼亞開戰。阿比西尼亞像中國一樣緊急尋求國際聯盟的支持。配備最新式武器的意大利軍隊對只有刀、箭、火槍的阿比西尼亞人動武，阿比西尼亞的外交代表在國聯說了一句最傷心的話：“這不是戰爭，而是屠殺。”信奉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者墨索里尼則洋洋得意地向他的追隨者許願：“我們要回復古代羅馬的光榮”，“意大利需要殖民地”。

1936年5月5日，是中國立法機構公佈憲法草案的日子，阿比西尼亞京城淪陷，皇帝流亡英國。歐洲集體安全體制首先被墨索里尼鑽了個窟窿，而希特勒最後惡狠狠地摧毀了它。當1936年德國與日本簽訂防共協定，希特勒壓抑不住戰爭的慾望時，中國的愛國者才逐漸清醒過來，原來納粹的鐵十字閃耀著陰冷的光。法西斯不僅不是中國愛國者的朋友，而且終究會成為自己的死敵。 阿比西尼亞的命運讓國人不免兔死狐悲，中國人正在拋棄幻想，國聯指望不上，英國、美國也無法指望。國民政府把目光轉向了蘇聯，但尋求國內和解才是最重要的。自己沒有犧牲的決心，沒有統一的步伐，沒有內部的團結，外援就如海市蜃樓般可望而不可即。 1936年是五國海軍公約到期的日子，沒有人指望野心膨脹的日本人還願意再受美國、英國的束縛，它執意要摧毀“5∶5∶3”的海軍艦艇的噸位限制。面對周圍鄰國越來越重的戒心，日本感到了四面楚歌，所有的周邊大國都成了日本國防計劃中的假想敵，如北方的蘇聯、西方的美國、英國。東方的中國一向為日本瞧不起，但在1936年，也鄭重其事地將中國作為一個開始值得重視的戰爭對手，首次列入國防作戰計劃中。

《中外月刊》在這一年的元旦發行了新一期，它的主編馬星野提醒國人：“1936年的世界大戰，第一個火花會發生於太平洋。”“我們已踏進了1936年，我們應該有什麼準備與決心？” 胡漢民在海外住了半年多後回國，他給國人一個新的忠告：抵抗日本要自力更生。蔣介石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收斂好勇鬥狠之心。毛澤東意識到了這一點，整整一年他和周恩來一道致力於化敵為友。許多人不約而同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在大難快要臨頭的時候，中國靠不了別人。他們這樣做有很多自身的特別理由，但毫無疑問，日本可怕的魔影正在他們的腦海裡張牙舞爪地晃動著。 過去的1935年，留在人們記憶裡的是一片灰暗。經濟的蕭條讓工廠主和工人垂頭喪氣，白銀外流困擾著金融家和南京政府的財政官員。痛恨日本的作家、記者們無法用文字發洩心中的鬱悶，同情蘇維埃運動的人為紅軍的命運擔憂。那年年底學生們在北平空曠街道上的吶喊刺激了國人麻木已久的神經。人們是背負著巨大的心理壓力邁進1936年的。 1936年是個充滿奇妙、刺激的年份，眾多影響深遠的大轉變就是在這一年完成的。

國人還在熟悉著法幣，但對普通民眾來說，感受最深的還是經濟的複蘇。 法幣實行兩三個月以後，中國的國際貿易連續出超。有人歡呼出現了產業復興的前兆，但兩個月後又恢復入超局面。農民的購買力增強，到1936年秋收以後更加明顯。 1936年的6月生產指數達到105.7％。 1936年9月、10月，棉紗、棉花、小麥、稻米的價格在上海、天津、青島各處都一致上漲。 交通不便妨礙著經濟發展。從美國中部運1噸小麥到上海，一切稅捐在內，只須30元，而從陝西中部運麥1噸到上海卻需要140～150元的巨大費用。漢口商人自美國採辦麵粉，反比從川黔採辦麵粉便宜。運價差額達到1比4。外貨暢銷到中國有其內在的原因。 在上海，1936年申新各廠獲得了穩定的盈餘，多年來為債務困擾而惶惶不安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就是在這一年還清了欠債的，包括欠匯豐銀行的債務也提前償還了。歷經了持續數年的經濟大蕭條，經歷了日本走私物品洪水猛獸般的無情襲擊，中國的經濟依舊頑強地呈現出新的生機。

那時的中國畢竟還是農業國，經濟回升最初是從農村的複蘇開始的，而且也是它帶動起來的。 1936年，農民得到了喜出望外的好收成，許多報刊登載了農民笑瞇瞇地捧著飯碗的照片。 農民最開心的是，不論在產量上或者價格上都欣逢良機。農民在連年灰色黯淡的生活中透了一口氣，產品價格的上漲都在秋季以後。以前農產品豐收以後，就會供過於求，價格狂跌，豐年成為豐災，1932年豐收的結果就是價格大跌，造成“豐收成災”的奇聞。 1933年小麥價格大幅下跌，出現了10多年未有的低價記錄。 1934年繼續下跌，特別是大豆遭遇厄運，價格跌到了1931年的54％。而1936年的價格卻在飛漲，棉紗、棉花、小麥、稻米在各大商埠齊齊上漲，以致政府未雨綢繆地防止穀賤傷農的辦法成了杞人憂天。以小麥論，收穫不久，外國商人就來大批收購，日本麵粉廠以前向來是到澳大利亞購買洋麥，但因為考慮到中國小麥價格低廉，轉向中國購買，在蕪湖、漢口和上海3處購買，並在天津大量收購。此種現象引發了國內小麥是否應該禁止出口的問題。主張禁止出口的是擔心小麥價格低廉，賣到國外不利於本國的麵粉業；擔憂日本的訂購會影響中國糧食的自給自足。而主張促進出口的則擔憂麵粉工業消費有限，大量小麥在農民手上，應該鼓勵出口，防止小麥價格下跌。直到這年的9月中旬，財政、實業兩部才商定暫時不禁止小麥出口。根據上海和漢口的統計，全年的小麥價格每百斤在5元左右，高出上一年度30％左右。

農產品的豐收增加了鄉村的購買力，秋季開始，上海貨物銷往內地的數量增加。僅僅10月間，就有70班江輪，船隻上無不裝滿了客貨，價值在3000萬元以上。從上海裝運各埠的貨物刺激了物價上漲，帶動了城市工商業的複蘇，紡織業率先出現欣欣向榮的跡象，申新企業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扭虧為盈的。工業化是孫中山留下的最偉大的夢想之一，但是日本嚴峻的戰爭威脅總是使國民黨的官員們和商界人士在發展經濟方面猶豫不定、意見分歧。認為建設時機未到的人有自己的看法：國際環境惡劣，國際經濟侵略日甚一日；外交緊迫，國家處境危險，沒有精力從事建設。還有人稱資本、技術兩方面缺乏，不足以建設。而認為需要排除一切干擾，專心從事建設的人則強調：只有建設好才能應付現代化的戰爭。就是對經濟並不內行的行政院院長蔣介石也在這一年發起了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現代化途中的中國就是這樣的可憐與左右為難。既然日本不能接受一個統一的強大的中國，既然它掌握著戰爭的時間表，中國人就得永遠繃緊自己的神經，隨時準備犧牲建設、和平與安寧。 是什麼讓這些鐵石心腸的將軍們走到一起，是對漫長內戰的厭倦。廣東的空軍、陸軍厭倦了，他們投奔南京政府，而讓陳濟棠成了光桿司令並逃到香港當寓公。東北軍厭倦了，他們在剿共的前線與紅軍互通有無。輿論厭倦了，不管是誰挑起內戰，他們都要譴責。是誰讓這些政見迥異的仇敵化干戈為玉帛，是日本沒完沒了的武力威脅和精神折磨。日本的雙重外交是有名的，但對中國是一樣的。不過是一個外務省（霞關）主緩進，力求不戰而勝；軍部（三宅坂）主急進，用武力壓迫，扶植傀儡政府，分離地方與國家。在1936年初，日本軍人到處活動，日本的外交官們已經追隨在後面了。外務省專門找中國中央政府“商量”，軍部的對手是中國的地方政府，而且是各不相關地分頭進行。

日本依然用高壓手段對付中國，威脅中國接受廣田三原則，大規模增兵天津和華北，裝備德王的蒙古族軍隊騷擾綏遠省，利用冀東、沿海等地帶走私貨物，將數量龐大的走私物品偷運到沿海各地。個別日本僑民在中國的安全問題總是讓日本政府喧囂一陣，每發生一起外交糾紛，日本政府都小題大做。懸案多得叫人吃不消。日本外交官卻樂此不疲，他們滿心指望拿著一把芝麻，從中國政府那裡訛詐到一車皮的西瓜。而中國與日本之間馬拉鬆的外交談判逐漸走入了死胡同。幾年來，中國政府對日本肆無忌憚的侵略表現得十分軟弱，令人羞愧。等到這年年底，日本首先驚恐地發現，中國人不僅開始拒絕忍受他們的訛詐，而且迅速完成著對日戰爭的心理準備和政治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