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附錄岳飛之死與暴力均衡

“岳飛必須死。”李亞平說。在《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實錄》這本書裡，作者用五分之一的篇幅推演出這個結論。 這是一本堅持講故事的歷史書，讀來很有的味道，娓娓道來，雋永通達，讓我們感應到古人的心跳。但在一連串的精彩故事中，我讀出了一道關於暴力均衡的殘酷方程式：自身暴力＝異己暴力，這是維持既有秩序的常規條件。一個國家政權要維持既定的利益格局，必須擁有足夠強大的暴力，抵禦異己暴力的侵犯，讓侵犯者得不償失。在中國歷史上，只要別人的暴力比我們強大，別人就可以擴張利益邊界，就可以稱霸，就可以讓我們稱臣納貢，甚至可以踩著我們坐江山。反之亦然。岳飛之死，便是由這道方程式決定的。秦檜等人的忠奸正邪，反倒可以忽略不計。

整個推算過程，正如該書的結構一樣，需要從宋朝的創建開始。這是一篇一波三折的故事。 宋太祖趙匡胤是篡位武將。在部屬的擁戴下，他取代了他負責保衛的皇帝。這件事讓大家看到了“太阿倒持”的結果：武裝力量本來是皇帝用來削平外患、鎮壓內亂的寶劍，不過，這柄利劍握在部下手裡，極易形成“太阿倒持”之勢，反過來威脅皇帝自身。趙匡胤篡位並非特例。從安史之亂開始，一個又一個君王倒在了自身保衛者的劍下。於是，生活在宋初的人們，難免在前朝興亡中得出結論：內憂大於外患，內部的異己力量比外部的異己力量更危險。 宋朝的軍事制度就是在這種歷史經驗的背景下建立的，其主題便是抑制內部的異己力量。至於具體方法，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武將，他的持劍之臂與另外兩位銬在一起，形成三方掣肘之勢。同時，這位武將的脖子上騎著文官或宦官，轉動腦袋必須事先請示。這還不算完。武將平時不准碰那柄劍，不知其輕重利鈍，劍也不大跟手。此外，這位武將身邊還有其他武將，構成彼此防範之勢。最後，在所有武將之上，還有一支皇帝直接控制的御林軍，就好比皇帝親手持劍，雖然不那麼膀大腰圓，但足以對付小漏洞和小兵變，至少可以拖延時間，等待眾劍趕來勤王。

這套制度，可以保證稍微大點的軍事行動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保證每個將領反叛的勝算很低，確保槍桿子永遠聽皇帝指揮。但是，這樣的軍隊還能打勝仗嗎？ 《孫子兵法》之《謀攻篇》談到預測勝負的五條標準，其中一條說：“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且不論才能如何，僅憑這套駕御體系，就可以猜到宋朝的將領不能真正負責，容易推卸責任，進而還可以預測宋朝對外的戰績不佳。 《孫子兵法》名列宋朝彙編的《武經七書》之首，屬於軍事教育的必讀書，宋代君臣不會不懂這個道理。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斷言：宋朝對遼、金、西夏和蒙元的弱勢，其實是自找的。更準確地說，這是皇帝深思熟慮後的選擇——在內憂大於外患的基本判斷之下，兩害相權取其輕。外患，即遼金之類的異國暴力集團。內憂，指帝國內部的大小軍閥或暴力集團的高級代理人。

如果把皇帝比作官軍這個合法暴力集團的老闆，他委託了一些將領代他管理軍隊，在監督不力的情況下，代理人很可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化公為私，實行內部人控制，甚至變成軍閥，推翻皇帝。監督力度不同，這些代理人便擁有不同濃度的異己色彩。一旦異己的濃度與敵國近似了，內部與外部之間的界限也就模糊不清了。李亞平說，宋朝傳統的軍事體制以降低效率的代價換取內部安全。這是可以理解的。對皇帝來說，被遼金推翻與被部下推翻是一樣的，他只管避害，不分內外。 事後看來，宋朝皇帝的掌握分寸似乎有點問題。他們對武將的重重節制，固然防止了軍閥的產生，但自身的軍事力量被過度削弱，破壞了與遼國、西夏和金國的暴力均勢，結果不得不每年向“夷狄”進貢，以歲幣補償對手的強勢。這未免有點虧，至少有些丟臉。當然，李亞平說，以宋朝每年六七千萬兩銀子的財政收入而論，這筆七十五點五萬兩銀匹絹的歲幣不算沉重，比軍費便宜多了。更何況這筆銀子最終出在老百姓身上，並不是皇帝和大臣的血汗。

總之，以歲幣補償強者之後，宋朝與遼國和西夏的暴力均衡便達成了。這種甘居人下的均衡就是整個故事的起點。 經過一百多年的潛移默化，局勢漸變，忽然間均衡大壞。 按照歷史常規，宋朝的軍政官僚體係將日漸腐敗，原來的弱勢將越變越弱。同樣，根據官僚體制欺下瞞上的老傳統，宋朝君臣對自身的弱勢也缺乏自知之明。事實上，他們甚至感到自己很強大。看到新崛起的金國把遼國打得落花流水，宋朝君臣覺得自己比遼國強，便做出錯誤決定：本來應該聯弱抗強，他們卻聯強滅弱，聯金滅遼。留下一個弱宋，面對一個比遼國更強大的金國。在這個過程中，自以為強大的宋朝軍隊又被衰敗的遼國打得落花流水，宋朝的軍事實力在更強大的對手面前露餡，引發了金國的覬覦之心。

宋、金之間暴力失衡的結果，就是金國攻陷皇都汴梁，一老一少兩位宋朝皇帝被俘，北宋滅亡。僥倖逃到南方的皇子趙構建立南宋政權。 這時候，主要危險是外患，而不是內憂。北宋官軍基本崩潰，想憂也沒多少可憂了。在戰亂中，一些官吏、軍官、軍卒和強盜脫穎而出，主要憑藉自己的才幹組建擴充軍隊，發展壯大。以當代企業比喻，這些創業者只用少量官家資本，甚至白手起家，招兵買馬，兼併重組，創出可觀的家業。雖然戴了趙家皇帝的“紅帽子”，真論起產權來，趙家並不能夠控股。有些私營企業連紅帽子也沒戴。 面對這種形勢，帝國在邊境地區部分恢復封建制度，建立藩鎮，任命39個鎮撫使，授予軍政人財各項大權，甚至准許世襲。繼續用企業比喻，趙氏壟斷集團衰落之後，被迫承認原壟斷領域裡殺出來的部分小老闆合法，同時將他們拉入商會，皇帝兼任會長。岳飛就是這39位小老闆之一。和他並列鎮撫使的，有12位出身官吏，還有11位出身盜賊。數年之後，這批小老闆有的戰死，有的投敵，有的被殺，半數以上改任宋朝官員，被官家體系收編了。儘管如此，官軍中還是有許多將領近似軍閥，他們的軍隊更像家兵，而不是官軍。其中著名的五支武裝力量，也確實被當時的百姓稱為岳家軍、韓家軍、張家軍、劉家軍和吳家軍。 “家軍”的異己色彩比較濃厚，但皇帝不得不暫時容忍，這也是無奈的選擇——在外害大於內患的格局中，兩害相權取其輕。

在繼續推算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一個問題：宋太祖對內部異己力量是否過度敏感？該不會趙家天子做賊心虛，以己度人，把二三分異心看作五六分吧？ 宋朝第十任皇帝趙構的親身經驗證明，祖先並非神經過敏。從1127年趙構登基，到1141年處死岳飛，短短十四年間，小的不說，大規模的叛變，趙構就經歷了三次。 第一次是1129年年初，護衛親軍統制苗傅和劉正彥發動兵變，殺掉以王淵和康履為首的一批民憤很大的宦官，逼趙構退位，立不足三歲的皇子為帝，讓皇太后垂簾聽政。要不是韓家軍趕跑叛軍，趙構就算被推翻了。 第二次是1129年年底，戴宰相銜主持長江下游防線的杜充率直轄部隊投敵。李亞平說，趙構聞訊後整天不吃不喝，嘮叨說：我對杜充這麼好，從普通官員一直提拔他當了宰相，他怎麼可以這樣做？這種遭人背叛的痛苦經驗，想必引起趙構對人類良心的可靠性的疑慮。

第三次是1137年夏曆8月的淮西兵變。皇帝和宰相設法解除劉光世兵柄之後，宰相張浚人事安排失誤，劉家軍的高級將領酈瓊率四萬官兵（南宋總兵力的十分之一）投敵。可見，一個武將的變心可以給帝國造成多麼巨大的損失，而影響一個武將變心的因素又多麼複雜。皇帝自己不犯錯還不夠，宰相也不能犯錯。 總之，內部的異己力量不能不防。傳統的暴力分權與製衡體係不僅是重要的，簡直就是性命攸關的。問題是，節制和分權導致暴力機器運行效率下降，這個代價朝廷是否承受得起？ 局勢基本穩定之後，皇帝經常權衡分解兵權的利弊。紹興八年正月下旬，岳飛預測金人南犯，申請增添兵馬。趙構對左右大臣說：岳飛所防守的上流地方誠然闊遠，但寧可把他的防區縮小，也不可以再增加他的人馬。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近來的事勢雖還沒有發展到那樣嚴重，但與其增添大將的實力，倒不如再另外添置幾支部隊，庶幾緩急之際易為分合。

這次談話發生在紹興八年（1138）二月初六，淮西兵變半年之後。五月，監察御史張戒對皇帝說：現在諸將的權力太重了。趙構答道：他們還不至於驕橫跋扈。兵雖多，聚則強，分則弱，分也不可行。 當時南宋建立不過十二年，並無抵禦強敵的自信。兩年後，金國統帥兀術的拐子馬和鐵浮圖才敗於劉錡，再敗於岳家軍，大失威風。此時此刻，朝廷不敢自毀長城——哪怕只毀一段。於是，體制得以維護，原狀得以持續，岳飛沒有得到補充，但也未被削弱。 本國兵力究竟應該強到什麼程度，還取決於皇帝趙構到底想要什麼。如果他想收復失地，甚至統一中國，就要比敵國更強大，建立高效率的軍事運行機制。這是保證優勢的均衡。如果他想守成，兵力便無須那麼強大，讓敵國開戰得不償失即可。這是維持守勢的均衡。如果他兼顧內外平衡，既想恢復傳統，滿足於一支容易控制的弱兵，又不想繼續喪師失地，那麼，最好先維持現狀，等待敵國的主和派佔上風，對手裁軍後，再削弱自身力量。只要發動戰爭得不償失，敵國的主和派早晚要佔上風。

趙構當然想收復失地。他未必像趙匡胤那樣善於“將兵”，但他一度以劉邦為榜樣，希望自己成為善於“將將”——統帥眾將——的皇帝。淮西兵變似乎潑了他一瓢冷水。如果他發現自己缺乏劉邦式的雄才大略，自然也不該懷抱收復失地的宏圖大志。再說，劉邦的雄才大略其實也不可靠。當年蒯通勸韓信反叛，形成三分天下之勢，韓信表示不忍心，這才成就了劉邦的統一大業。後來韓信又後悔不聽蒯通的勸告。假如韓信的良心當時稍弱幾分，劉邦便不會有善於“將將”的聲譽，也未必能夠完成統一大業。可見，把統一大業建立在某人的良心之上，這是風險極高的賭博。劉邦僥倖賭贏了一把，隨後罷黜王侯，大殺功臣。趙構不想賭，不求僥倖，並不意味著頭腦糊塗或道德敗壞。

真要收復失地，還會遭遇一個難題：金國扣押著趙構的長兄，前任皇帝宋欽宗。這是一張王牌。試想，金國若在南宋旁邊建立一個國家，扶宋欽宗或他的兒子為帝，就像他們扶植劉豫建立齊國一樣，天下會出現什麼局面？宋徽宗之長子，趙構之長兄，本人又是前任皇帝，競爭者的合法性如此之強，南宋恐怕將成為強磁鐵旁邊的一網兜鐵釘。不得志的人，堅持傳統道德的人，企圖獲得更高待遇的人，都是潛在的倒戈者。那將是趙構的噩夢。事實上，就在皇帝和御史張戒討論兵權分聚的時候，“金人欲立淵聖（宋欽宗）於南京”的說法已經開始流傳。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說，傳言“以和定而止”。如果南宋沒有及時與金國議和，如果以秦檜為代表的主和派沒有佔上風，趙構可能碰上大麻煩。 其實，別說金國扶植宋欽宗建立政權，只要把趙構的這位大哥送回來，從趙構的角度說，威脅之大已經不亞於冒出一個敵國。數百年後的明朝，蒙古人就把俘獲的明英宗送回來了，不久就發生了英宗復辟。歷史事實表明，前任皇帝政變相當容易，就像鬧一場家庭糾紛。 總之，對手有許多王牌，而且本來就很強大。自己則有很多弱點。要扭轉這種基本局勢，需要過人的勇氣和才幹。 當趙構企圖收復失地的時候，他答應給岳飛更大的權力，更多的兵力，也就是說，他準備冒“太阿倒持”或“尾大不掉”的更大風險。後來趙構改了主意，大概是發現收復失地的風險大到他承擔不起，或者說，收復失地的誘惑沒有大到值得賭命的程度。從邊際分析的角度看，收復失地的新增收益主要是榮耀和威勢，屬於錦上添花；新增成本卻是內外交織的致命危險，屬於雪中失炭。皇帝不願用雪中炭換取錦上花。那麼，在維持守勢的暴力均衡格局中，就無須建立超過金國的軍事力量。此意一定，岳家軍的前途便暗淡下來。 關於這種計算，《宋史紀事本末》的作者說：“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趙構決心放棄中原了，就捨得殺岳飛了。這是國際關係決定國內關係的觀點。李亞平揣摩趙構的心思，提出了國內關係決定國際關係的看法：“與其用朝廷的兵馬錢糧，養大功高蓋主、尾大不掉的武將，還不如與金國講和更划算。”兩位作者的看法都有道理，但都缺少一個過渡環節或中間狀態：放棄中原，並不等於立即殺岳飛；殺掉岳飛，並不能保證金國講和，更不能保證金國遵守和約。岳飛暫時還是有用的，所以岳飛還會活幾年。 紹興八年（1138）歲末，宋金兩國議和成功。前邊提到，這年二月趙構曾經拒絕擴大岳飛的權力，但五月又拒絕削弱岳飛，不敢自毀長城。現在兩國簽定了和約，是否意味著內憂大於外患了？為時尚早。首先，和約所劃定的邊界尚未交割設防完畢。其次，兩國之間還沒有好好打一場，作為和約基礎的暴力均衡並未得到確認。儘管南宋對金國稱臣納貢，但金人總覺得便宜沒佔夠，以兀術為代表的金國主戰派還想“贏者通吃”。敵人在磨刀，我們自然也要磨刀，自毀長城的條件並不成熟。 紹興十年（1140）夏曆五月，金國叛盟，四路大軍進攻南宋。都元帥兀術一路，在順昌（今阜陽）被劉錡以少勝多打敗。西邊的岳家軍一路捷報，孤軍打到開封附近，苦戰得勝後奉詔班師。這一年，趙構對金國的實力有了清晰的判斷。趙構說，兀術雖然強大，卻專門以殺戮殘忍為能事，不顧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會有什麼大作為了。 反過來，金國連連受挫，也逐漸認清了形勢。紹興十一年（1141）夏曆正月，金國再次南侵，三個月打了兩次大仗，一勝一負，岳家軍並未參戰。儘管金強宋弱的局勢依舊，但誰也吃不掉誰的戰略均勢得到確認。主戰派兀術也有了講和的意思。 紹興十一年（1141）夏曆11月，趙構與金國簽訂紹興和議，宋朝皇帝接受金國冊封，每年向金國進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數量不變。兩國以淮河為界。 如前所述，一旦敵國真不想打了，準備裁軍了，本國裁軍或曰自毀長城的條件就成熟了。這時，趙構終於有了選擇空間：他可以恢復傳統，改革“家軍”體制了。換句話說，國際的暴力均衡確立之後，金國的致命威脅下降之後，內部的異己之患便升格為頭號大患。 宰相秦檜的養子秦熺留下的一段記載，可以印證上述計算：“主上聖明，察見兵柄之分，無所統一，乃密與檜謀，消尾大之勢，以革積歲倒持之患。”可見，“太阿倒持”之患已在皇帝心中鬱積多年。按照主和派的說法，這種危險隨著金人威脅下降而更加突出：“有識之士方懼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輩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測者。” “叵測”二字用得極其精確。岳飛會反叛嗎？不一定。那麼，岳飛不會反叛嗎？也不一定。即使岳飛不想反，他的部下也可能反。當年趙匡胤就未必想反，但他的部下追求富貴，非擁戴他當皇帝不可。鬧到沒有退路的地步，不想反也得反。更何況，岳飛對皇帝的議和政策是有意見的，對不增加自己的兵權早有不滿的表示，一再衝皇帝撂挑子。南宋初期的軍事體制缺乏節製手段，主要依賴部下的忠心，岳飛的心中有了不滿的影子，這讓皇帝如何安心？ 最要緊的是，岳飛擁有反叛的實力。岳家軍有十萬兵馬，佔全國兵力的四分之一強。而且，這支軍隊的戰鬥力極強，民間聲望極高。敵人說：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岳飛本人熟悉經史，禮賢下士，溫和有禮，為人清廉，賞賜一概分給部下。這簡直就是活聖人。岳飛死後多年，他的眾多部下還聚在一起，聯合起來為他申冤，並且哭聲震天，場面感人——可見岳家軍多麼團結。這支軍隊的口號是：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聯想一下趙構對兀術的評價——雖然強大，專以殺戮殘忍為能事，不顧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會有什麼大作為了——岳飛該有多大的作為？這樣的暴力集團不反則已，一反就可能天塌地陷。 此時此地，對皇帝來說，選擇變得很簡明：或者廢掉岳飛，或者不廢岳飛。對岳飛來說，選擇也很簡明：或者服從，或者反抗。對皇帝來說，岳飛將採取什麼策略是不可測的——“叵測”。但是歷史經驗和親身經歷告訴他，歷代武將在“叵測”的選項中填空時，只要勝算較大，往往要選“反”。不反的還要後悔。 那麼，對皇帝來說，究竟是把自己和帝國的命運寄託在“叵測”之上呢，還是讓秦檜出面乾一次臟活兒呢？在皇帝眼中，一個好人可能的冤屈，與趙家江山的安全穩定相比，孰輕孰重？這還用問嗎？ 追問這種問題的恐怕只有“純儒”。皇帝不會問，法家不會問。按照孟子的說法，“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然而，我們的帝國傳統，總是儒表法裡、王霸道雜，以“行詐使力”為看家本領，實際決策所依據的是利害計算而不是道德信條。即使考慮道德，按照普列漢諾夫的說法，道德里總是包含算術的。用我們熟悉的話說，就是“要顧全大局”。比起“天下蒼生”來，個人的一點冤屈算得了什麼？ 哪種老虎最安全？死老虎最安全。是老虎就該死。在這個意義上，岳飛得到的“莫須有”罪名是一個非常貼切的罪名。宋太祖說，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酣睡。更何況酣睡的是一隻猛虎。至於具體手段，究竟是“杯酒釋兵權”好，還是流血殺人好，也不是可以自由選擇的。面對弱者，皇帝不妨大度一些，贏得仁慈之名。面對岳飛這種級別的強者，皇帝缺少表現大度的實力和自信。他們不敢給對方留下還手反擊的機會，不得不採用讓皇帝聲譽蒙羞的手段。當然，皇帝也有遮羞的辦法：一是蒙蔽視聽，硬說人家要反；二是轉嫁惡名，讓秦檜替他背黑鍋。 趙構對岳家軍的畏懼非同一般。他必須把不仁不義擴充到岳飛之子岳雲和親信將領張憲身上。李亞平寫道：1141年農曆12月29日，皇帝批准賜岳飛死，同時將張憲和判刑兩年的岳雲一同處死。 趙構的選擇對不對？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看，岳飛死後，和局維持了二十年。 1161年，企圖一統天下的金國皇帝完顏亮（海陵王）背盟南侵，在長江防線受挫，引發內亂。再次議和，邊界依舊。 1206年，金國在蒙古的打擊下國力衰弱，宋乘機伐金，失利之後議和，邊界依舊。 1217年，金國為躲避蒙古大軍南遷，與宋開戰，互有勝負。宋對金的弱勢均衡維持了九十多年，直到1234年，蒙宋聯手滅金。趙構對兩國均勢的判斷並無大錯。 從內部關係的角度看，1207年正月，吳家軍的世襲將領吳曦反叛，在宋金戰爭中投敵，向金國求封蜀王，一個月後，被幾個奇人矯詔闖宮殺死。 1230年，宋朝任命的京東路鎮撫使、京東路20餘萬忠義軍首領李全反叛，圍困揚州，被守城將士襲殺。宋朝對自家將領的嚴厲防範，並非無病自灸。 總體說來，南宋存在了一百五十二年，比金國的壽命更長，最後亡於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鐵騎，也不算太丟人了。從年頭來看，南宋也比滅掉自己的元朝的壽命長。趙構建立了一個比金國和元朝更長壽的體制，而這個體制的存在與穩定又建立在內外暴力均衡的基礎之上。無論暴力均衡的邏輯是否殘忍，趙構不過按理出牌罷了。 本文談論的與其說是岳飛，不如說是“家軍”的代表，岳飛只是其人格化身。放眼望去，官軍與家軍、朝廷與藩鎮、流官與土司、統一與割據，直至先秦的郡縣制與封建制，官家暴力與私家暴力或地方暴力的關係，始終是中國歷史的主題。 在其他條件相同時，作為暴力集團，私家軍的效率一般比較高，地方武裝其次，官軍更次，就好像民營企業的效率通常高於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又高於官辦企業一樣。大一統帝國建立之後，官家追求朝廷安全，收權嚴管，就難免損害效率；追求效率，又難免損害朝廷安全。內部安全了，外部又不安全。於是，我們看到了南宋統治者在這些要求之間尋求均衡，追求安全最大化的努力。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紹興十六年（1146）九月乙丑引用《中興聖政》的話說：“紹興以來，所以為國者有二：金欲戰，則分江淮之鎮，以援將帥；金慾和，則收將帥之權，以歸朝廷。”換成條件加結果的一般格式表達：外患加重，則放權讓利，封建藩鎮之類具有大包乾色彩的暴力激勵機制出現；外患減輕，則收權削藩，官家代理人重返主導地位。岳飛的命運，顯示出私家軍隊、地方武裝乃至封建藩鎮在官家體制下的興衰規律，尤其是衰亡規律。這種規律，可稱“岳飛通則”——雖有例外，慣例如此，通常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