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六章岳飛必須死
公元1127年，岳飛二十四歲，時任東京留守司七品統制，用現代語言描述，大約相當於帝國首都留守軍事管制委員會下屬部隊的團職軍官。十五年後，公元1142年初，岳飛被殺死在帝國臨時首都臨安，就是今天的杭州，時年三十九歲。死前，他剛剛被解除帝國最大一支部隊的統帥職務不久，時任樞密副使。
說岳飛必須死，並不意味著趙構與秦檜合謀冤殺岳飛是可以原諒的，這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寒心的一樁罪行。事實上，從世界範圍來看，任何一個民族的歷史上，只要曾經發生過一次這樣的罪惡，就值得這個民族永遠反省自己所擁有過的那份政治遺產。
岳飛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軍事統帥。他的故事，成為後代中國人許多民間傳奇中經久不衰的主題。唯一能夠與他相提並論的武士，大概只有一位三國時代的關羽。如果說在武藝高強、忠肝義膽上二人不相上下的話，在文化素養上，岳飛可能就要高出一籌了。今天杭州西湖邊上的岳王廟裡，那一幅“還我河山”，據說就是出自岳飛的手筆。那四個字所表現出來的氣勢、功底和代表的意思，讓人覺得只有岳飛才配得上寫它。而那首壯懷激烈的《滿江紅》詞，人們也普遍願意相信是岳飛所填。八百年後，在面臨亡國滅種的歲月裡，許多中國青年就是吟唱著這首詞，走上抗擊倭寇的戰場的。直到今天，它仍然會在許多場合，讓那些具有正直信念的人們熱淚盈眶熱血沸騰。
據說，有一本以岳飛的名義撰寫的軍事著作，名叫《武穆遺書》，是一本可以讓人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軍事聖經。在中國的傳奇文學中，為了得到這本書，江湖上的各種人物展開了令人眼花繚亂的爭鬥，掀起一陣陣血雨腥風。最後，終於由代表正義的一方得到了它，並通過學習它，將邪惡勢力一網打盡。
這是典型的中國式思維。這種美好的想像，常常會在現實面前被擊打得粉碎。
我們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別容易看到一個景象：年長的人們，時常用他們閱盡滄桑所悟出的人生智慧與政治智慧，滿懷憂慮地告誡那些初出茅廬血氣方剛的年輕一代人。代表這些智慧的古老格言在中國特別多，雅緻一些的比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行高於眾，眾必毀之等等之類。市井氣息濃厚一些的比如：人怕出名豬怕壯，出頭的椽子先爛等等。假如不怕武斷的話，大約沒有哪個中國人在自己成長的過程中沒有接受過這樣的勸告。
可以肯定，這種文化現像是中國人所獨有的。許多來自其他民族與文化背景的人們，完全無法理解中國人特別是漢族人的這種智慧。在他們看來，這種所謂人生智慧恰恰剛好是反人生的。在這種智慧指導下的生活，不太可能是明朗的健康的有活力的；結出的果實，必定壓抑而鬱悶，陰冷柔滑，帶有濃厚的陰謀氣息。事實上，即便是在現代，中國人許多陰鬱的挫折感和煩悶不安，都與此干係甚深。奇怪的是，這個優秀的民族很少有人去探究，事情何以竟會如此？
與此相關，中國人以很高的頻率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然而，在長達四千年的漫長歲月裡，始終沒有能夠建立起一套實現它的機制。於是，這個民族中那些最優秀的人物，便常常面臨極端悲慘的命運。
岳飛和秦檜的命運，典型地表現了上述文化與社會機制，是如何實現善有惡報、惡有善報的。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種獨特的文化現象。
在南宋初年的“中興四將”裡，岳飛出身農家，年紀最輕，資歷最淺。他比張俊小十七歲，比劉光世和韓世忠小十四歲。 1129年，就是建炎三年，平定護衛親軍叛亂時，韓世忠與張俊已經官拜節度使，成為相當於大軍區司令一級的人物；岳飛則是正七品的東京留守司統制。如果硬要比喻的話，那麼大體相當於正團級軍官。而且，張俊還曾經是岳飛的老領導，多次重用、提拔、獎勵過岳飛。劉光世則是將門之後，其家世背景、資歷和經歷都是岳飛所不能比擬的。
到紹興六年，即公元1137年時，八年左右時間，岳飛已經官拜太尉，擔任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太尉是宋代武將的最高頭銜，宣撫使則是僅次於宰相的執政級實職差事，一般情況下，要由現任執政官充當。至此，岳飛成為與韓世忠、張俊、劉光世並駕齊驅的高官。
而且，由於在一系列軍事行動中，岳飛藝高膽大、敢打會拼，且治軍嚴謹、身先士卒，富有軍事洞察力，從而數次創下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輝煌戰例。因此，他的聲望後來居上，已經遠遠超過了其他幾位。
這一切，大約使上述幾位的心頭相當不舒服。
為此，岳飛曾經給他們寫了數十封信，殷勤致意，聯絡感情，均沒有得到響應。平定楊么之後，岳飛特別將繳獲的大型戰船配備好全套人員和裝備，贈送給韓世忠和張俊。韓世忠畢竟是一個坦蕩磊落的人，他相當高興，與岳飛盡釋前嫌；而張俊則認為岳飛是在向自己炫耀，反而更加嫌惡起來。
假如用今天人的語言形容，很有可能人們會說岳飛是個性情中人。若用民間的說法形容，大概會說他相當“一根兒筋”。
倘不是至情至性之人，斷然寫不出如此壯懷激烈之詞。而縱觀岳飛一生為人行事，又與這首詞驚人地吻合。因此，儘管學術界對這首詞是否為岳飛所作尚有爭議，學術界之外的人們卻大多不由分說地願意相信這首詞就是出自他的手筆。
公元1127年，也就是建炎元年，趙構稱帝不久，岳飛前去投效。當時，岳飛二十四歲，只是一個低級軍官，相當於如今的營連長之類。他滿懷熱情地給皇帝寫了一封信，指名道姓地建議這位時年二十一歲的皇帝，不要受黃潛善、汪伯彥之流的影響，要銳意恢復，不辜負中原人民的希望，等等。這裡提到的兩個人，正是剛剛幫助趙構當上皇帝的兩位宰相。若干年後，在二十四史的《宋史》中，這兩位宰相都被列進了奸臣的行列。不過在當時，他們還算寬大，沒有滅掉岳飛，只是下令把這個年輕人遣送回老家。
岳飛很鬱悶。他轉了一圈，又去投奔河北招討使張所。這一次，張所相當欣賞他，讓他以中軍統領的名義，隸屬王彥領導，渡河抗金。
這位王彥很有可能是建炎初年最了不起的將領。此人素有名將之稱，並且也確有名將之實。他在金國騎兵圍攻首都汴京之際，慨然棄家從戎，奔赴戰場。河北招討使張所“異其才”，就是驚異於他的才華，委任他為都統制，擔任當時的前敵總指揮。他出手不凡，率領岳飛等十一員將領和七千士兵，屢破大敵，威震當時。致使金兵把他們當成了宋軍主力部隊，調動大軍前來對決。當時，金兵重金懸賞要王彥的腦袋，搞得他很難受，連晚上睡覺都要一夜換好幾個地方。他的部下們了解了這種情形後，相率在臉頰刺上了“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個大字，表示願意不留退路地追隨他，決無異心。這就是當時極其有名的八字軍的來歷。沒有多久，中原地區各義軍首領紛紛歸附，一時間，八字軍達十餘萬人眾，綿延數百里，“皆受王彥約束”。為此，王彥成為金兵的心頭大患。金軍專門召開軍事會議，準備集大兵攻打王彥的營壘。結果，一位剽悍的金兵首領居然跪在地上哭泣著說：“王都統的營壘堅如鐵石，實在是不太好辦。”
遺憾的是，岳飛與這位王彥對不上眼，二人發生衝突。而且一氣之下，岳飛拂袖而去。按照大宋軍法，凡部屬擅自離開主將，均以逃兵論處，罪當斬首。岳飛不可能不知道這條軍律。但是寧願頂著如此重大的罪名離去，很有可能是這兩個人同性相斥、實在是互不相容的結果。
他們都自視甚高，個性都很倔強，軍事才華不相上下，同樣是堅定的主戰抗金派，兩個人對當朝的兩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同樣不以為然，同樣當面言辭激憤地忤逆過兩位宰相。王彥領導八字軍抗金，威震河朔，並屢屢冒犯當朝權貴，於是，很早就犯了忌諱，被剝奪兵權轉成文職官員，成為治理一方的地方大吏。當時的輿論相當為他不平和惋惜。但是王彥卻由於事親以孝、居官清廉兼才幹出眾而很快在文官的職位上也享有了很高的聲望。就這樣，他們本來應該是相當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同志和戰友。結果，極其可惜地卻反目成仇。我們只能用一句俗不可耐的成語來形容，就是一山難容二虎。而且，二人之間的嫌惡如此之深，以至於七八年以後，岳飛成為方面大軍統帥，駐屯在襄陽；王彥也成為聲名卓著的文職大吏，被委派為知襄陽府、京西南路安撫使。這時，已經年屆知命的王彥，寧肯辭職，也不願和岳飛同處一地共事。這真的令人十分惋惜。
就這樣，岳飛離開王彥的八字軍，輾轉來到京城開封。結果，在開封街頭，真的被人認出，當作逃兵給抓了起來。就在即將被砍頭的危急時刻，岳飛碰上了當時京城的最高負責人——開封府尹兼東京留守宗澤，這個職位大致相當於首都的市長兼軍管會主任。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一眼看出這個小伙子不是凡俗之輩，喝令刀下留人。交談之下，宗澤認定這是個有出息的年輕人，將他收留在自己帳下。當時，正值金兵來犯。宗澤令岳飛率五百名士兵出戰。岳飛勇猛善戰，以少勝多，大捷而返。從此深得老人的喜愛，被破格提拔為正七品的東京留守司統制，大約相當於現在的團級幹部。岳飛一戰成名，就此進入人們的視野。
宗澤當時年屆七十，威望極高，連金兵都很敬畏，每每提到他時，必定稱呼他為“宗爺爺”。老人家愛人以德，正確地指出，岳飛雖然具備了不亞於任何古代良將的優秀資質，但自恃勇力武藝過人，太喜歡野戰，忽略行軍布陣，缺乏兵法造詣。因此，傾己所學，教授岳飛陣圖兵法，為他成為一代名將打下基礎。
不久，宗澤老人在憂憤之中去世。臨死時連呼三聲“過河！過河！過河！”意思是，打過黃河，收復失地。可惜，這個願望歷南宋一百五十二年都沒能實現。
接手宗澤職位，成為岳飛頂頭上司的是杜充。此人特別地殘暴，特別喜歡以微小的過失殺人立威。誰知，在趙構眼中，居然認為這一點表明此人果決有為，擁有大才。於是，連連委以重任。最後，拜他為宰相，將十餘萬大軍交給他，令其負責南宋長江防線中最緊要的建康一線的防守。建炎三年六月，金兵大舉，直下江南。在杜充的指揮下，宋軍長江防線全線崩潰。趙構君臣被追殺得在茫茫大海上奔逃飄蕩了四個多月。而杜充也成了南宋第一位叛國投敵的宰相。現在，這位宰相終於有機會用自己的無恥，來證實趙構皇帝的嘴上無毛，辦事不牢了。
直到這時，岳飛終於獲得了一個獨當一面、施展才華的機會。他收攏潰散的兵馬，帶領他們轉戰於宜興、常州一帶。黃天蕩一戰，是韓世忠創下的雖敗猶榮的輝煌戰例。倘若不是幾個小漢奸見利忘義，這一仗很有可能會使後來的歷史重新寫過。令人迴腸蕩氣的巾幗英雄梁紅玉“擊鼓戰金山”的故事，講的就是這次戰役。岳飛配合韓世忠，設伏於牛頭山，也參與了是次大戰。這一年，岳飛二十六歲。
建炎四年，即公元1130年春天，金兵北撤。他們錯過了消滅南宋政權的最佳時機，從此再也沒能渡過長江。南宋帝國利用這寶貴的喘息機會，下力氣平息疆域內幾股叛亂、割據巨患，穩定政權，渡過了風雨飄搖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在張俊的推薦、重用下，岳飛在一連串惡仗、硬仗中，以少勝多，連戰連捷，迅速脫穎而出，成為整個帝國最為耀眼的一顆將星。 1133年秋天，皇帝趙構將他召到首都，親自書寫“精忠岳飛”四個大字，製成錦旗賞賜給他。同時，要在京城為他建造府第。岳飛辭謝說：“敵未滅，何以家為？”——大敵未滅，要家幹什麼？這情形，很像漢代名將霍去病的故事——“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為此，皇帝趙構相當喜悅，很親切地徵求岳飛的意見：“你覺得天下什麼時候可以太平？”岳飛回答道：“文臣不愛錢，武將不怕死，就可以天下太平。”據說，趙構很吃驚，沒有想到一介武夫能說出這麼有水平的話。不久，剛過三十而立之年的岳飛便被授清遠軍節度使，封武昌縣開國子，成為整個長江中游的最高軍事指揮官。
節度使，是北周到隋朝時期開始設置的官職，唐朝沿襲下來，是鎮守地方的最高官職，常常總攬一個大地區內的軍政、民政與財政，轄二、三州到十數州不等，所轄區域內的各州刺史均為其下屬。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之後，變成一種針對將相與皇室成員的榮譽和待遇，受封者並不赴任，或者赴任後沒有實權。 “武昌縣開國子”則是一個貴族稱號，子爵是五等貴族封號中的第四等，低於侯爵，一般用來封賞那些立有出色軍功的軍人和皇室成員。這個稱號表明，岳飛一家從此進入了帝國的貴族行列。事實上，到此時，已經開始有人稱呼岳飛為“岳侯”或“侯爺”了，這可能是當時一種略帶恭維性質的叫法，和今天我們稱呼副首長時常常略去那個“副”字的作用一樣。
公元1137年，即紹興七年二月，岳飛奉命進京述職。在此之前，曾經發生了一件對趙構影響不小的事情：稍早一點，正月裡，皇帝兩年前派到金國去的一位使者返回，帶來了發自金國最高決策層的信件通知：趙構被掠到金國的父親宋徽宗，已經在兩年前即1135年去世；寧德皇后則是在九年前即1128年，就已經去世。得此兇問，趙構“號慟擗踴”，搥胸頓足號啕痛哭，連續幾天不吃不喝，表現得相當悲痛。平心而論，金國的做法的確挺野蠻，即便是敵對雙方，也不必在親生父子的骨肉之情上如此不通人性。這常常可能激起人們的同仇敵愾。事實上，先皇帝慘死異鄉，怎麼說也是這個國家的奇恥大辱。
這件事情很有可能給趙構的刺激很深。於是，他召岳飛進京，除多次討論北伐中原恢復故土的各種可能外，還為岳飛加官晉爵，在職權上做出了一系列安排。
就在這一次，趙構對岳飛褒獎有加，授予了岳飛太尉的頭銜。太尉是個很古老的官銜，大約自秦漢時期開始設置，為全國的軍政首腦，與丞相、御史大夫並稱三公，地位尊崇，權力很大。漢武帝時改稱大司馬。東漢時與司徒、司空並稱三公。從此以後歷朝歷代大多都曾設置，但漸漸虛化，變成榮譽性的加官，沒有實際權力。從宋徽宗的時代起，太尉並不是實職官銜，卻是軍人官職級別中的最高一級，“同二府之列”，“崇以輔臣之禮”。就是說，官拜太尉，就已經可以享受與宰相同樣崇高的待遇了。同時，趙構將岳飛的實職晉升為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成為僅次於宰相，與執政同級，與韓世忠、張俊平行的大將。這一年，岳飛還不滿三十五歲。
隨後，趙構前往建康府，命岳飛扈從。三月初到達丹陽縣，韓世忠率親兵朝見。四日，趙構在鎮江府單獨召見岳飛。九日到達建康府後，趙構又一次單獨召見岳飛，而且是在皇帝的“寢閣”就是臥室裡召見的。皇帝對岳飛說：“光復國土，中興大宋這項事業，我就託付給你了。從今以後，除了韓世忠、張俊之外，其餘的軍隊都交給你節制。”古代漢語中，“節制”一詞帶有約束、指揮、管轄的意義，相當於今天歸岳飛領導的意思。這相當不尋常，其意味深長之處在於：這個作法與宋朝的帝國傳統相去甚遠。與皇帝素無淵源的岳飛，得到了皇帝的高度信任。大宋開國一百七十多年，對軍人深切忌諱與防範，還沒有哪一個將領得到過這樣的信任與權力。這道命令一下，岳飛就將是全國大部分軍隊的實際統帥。以岳飛所表現出來的軍事才能，統領這樣一支稱得上強大的軍隊，大舉北伐，其成功的可能性並非沒有。如果真的能夠這樣，很可能將深刻地改寫中國歷史；趙構也將以雄才大略的一代偉大君主的形象，出現在史冊之中。可惜，假設對歷史毫無意義。事情畢竟發生了變化，而且變化得一塌糊塗。
從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亂”開始，各地的節度使們逐漸演變成軍閥藩鎮，成了一群不受節制的驕兵悍將，叛亂、割據、混戰層出不窮，導致大唐帝國的衰微與滅亡。其後的五代十國，是典型的有奶便是娘，有槍就是草頭王的時代。弱肉強食是為時代規則。在這個規則之下，兵連禍結，上演了不少“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的悲喜劇，成為一個個短命帝國。宋太祖趙匡胤以此黃袍加身奪得帝位之後，為了避免重蹈覆轍，立即執行了罷功臣、釋兵權、制將帥、立兵制等一整套政策，從而形成有宋一朝根深蒂固的帝國傳統。
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如今已經演變成為中國人政治智慧的一部分。解除節度使的行政權、財權與兵權，使之成為一種崇高的榮譽和待遇，是趙匡胤一項意義深遠的設計。為了從體制上限制軍人武夫有可能造成的危害，使兵權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宋朝開國之初就確立了樞密院——三衙——皇帝的統兵體制。
樞密院與中書省“對持文武二柄”，就是說，樞密院是全國主管軍政事務的最高機關，中書省是主管全國行政事務的最高機關，並稱東西二府。其長官有樞密使、副使、簽書樞密院事和同簽書樞密院事。大約相當於今天的首長、副手、助理等等。有時以知樞密院事代替樞密使和副使。樞密院的職責是掌管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及侍衛諸班直、內外禁兵的招募、閱視、遷補、屯戍、賞罰等等。尚書省設有一個兵部，在理論上講，兵部的權力很大，差不多相當於國防部的樣子，掌管兵衛、儀仗、鹵簿、武舉、民兵、廂軍、土軍、蕃軍、輿馬、器械等等。但實際上，宋代的兵部形同虛設，頂多是個文書轉移上通下達的文牘機關而已，大權掌握在樞密院。
三衙的全稱是殿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和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其職能是“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實際上，是負責管理全國軍隊。
而全國軍隊中各部隊的統兵首長，並不是由固定的將領擔任，而是由皇帝臨時委派，稱“率臣”。率臣無定制，品級高低不同，管轄地區大小不同，所轄兵力的多少也不同。通常情況下，是有事時委派率臣，事畢後率臣則要離開部隊，交出兵權。
對於完全不懂軍事的人，想必也能看出，這套縱橫交錯的指揮系統和統轄體制，事實上是把兵權一分為三：樞密院有調兵權，沒有管轄權；三衙有管轄權，沒有調兵權；最後，對部隊有實際指揮權的統兵官由皇帝臨時任命。於是，實現了“發兵之權”、“握兵之重”與“統兵之威”的徹底分離。在這種體制之下，如果還有哪位將軍想要不聽招呼擁兵自重的話，他所需要克服的困難就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大宋帝國執行得相當徹底的重文輕武、偃武修文基本國策。直到岳飛生活的時代，重文輕武早就已經成為帝國社會生活的一個風尚，從歐陽修、蘇東坡、辛棄疾、陸游、李清照這些名字裡，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這種時尚的魅力。可以說，宋朝經濟文化的輝煌燦爛，絲毫不遜色於漢唐明清任何一個偉大帝國，甚至可能還要更好。
仔細觀察趙匡胤開創的帝國傳統，真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情。這位純粹赳赳武夫出身的皇帝，為自己的整個朝代，建立起來一個偃武修文的堅定信念，那就是：必須徹底地防範、裁抑、限制軍人武夫們的權勢，否則，他們就會驕橫跋扈，尾大不掉，為害國家。為此，他的做法稱得上是不惜代價。比如，北宋一百七十年間，樞密院長官基本是由文臣擔任的。個別武將出掌樞密院，很快就會受到猜疑而去職。最有名的當數宋仁宗朝的一代名將狄青。此人出身行伍，擔任執政後，遭到文官普遍的、極力的反對，曾經為此掀起過一場真正的軒然大波。而其中反對最力者，就是今天中國人最崇拜、最敬愛的包拯包公包青天。儘管這位狄青人品正直高尚，幾乎是一位無可挑剔的名將。但是不行！武將們耀武揚威為非作歹的時日太久了，給人們留下的惡劣印象太深了。他們必須受到裁抑。他們不但在皇帝面前要俯首帖耳，就是在文臣面前也必須保持恭敬。
於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時，繼續貫徹以文制武的方針。 “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聽指揮。”就是說，全國各部隊的第一把手都由文臣出任，武將的出入戰守必須在文臣的督率節制之下行事。這一制度立即成為帝國傳統與慣例，這就相當令人不安了。冷兵器時代的戰爭，畢竟是要伐謀伐智也要伐勇伐力的。不習戰陣的文臣甚至要來指揮一場戰役乃至戰鬥，這就未免有點過分了。
這還不算。大宋帝國的趙家天子沿著真理的道路繼續前進，使真理不止走過了一步，而且是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謬誤。如宦官督責監軍與陣圖箝制既是。
宋代宦官監軍的陋習，始於宋太宗趙光義。他任用的宦官王繼恩，在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時，胡作非為，陷害先鋒官馬知節的事蹟，已經成為歷史上相當醜陋的一樁公案。到童貫封王時，宦官監軍達到中國歷史上的登峰造極。如前面已經敘述的，我們這裡所講到的一切，幾乎都肇始於這位宦官。
陣圖箝制則是一種相當令人無法理解的做法，其具體做法是：“圖陣形，規廟勝，盡授紀律，遙制便宜，主帥遵行，貴臣督視”。意思是，打仗時，由皇帝和幾位大臣，在皇宮中製定好作戰陣圖和戰略戰術，前線將領不許更改地遵照執行，宦官在旁監視。於是，領兵將領萬分痛苦：戰爭時期瞬息萬變，依從陣圖可能有違實際，不從則是違抗上命。即便是徹底的外行，也能看出此做法的愚蠢。這大約是我們翻遍宋代史書，在太祖趙匡胤之後，很少看到宋軍打什麼漂亮勝仗的重要原因。
宋太祖趙匡胤文韜武略，與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齊名，開創了大宋基業。他手下有一位很厲害的將領，名叫曹彬。此人在太祖手下，從來沒有打過敗仗，立下過許多極為顯赫的戰功。深受信任與器重。當代學者考證，認為這位曹彬是曹雪芹的嫡系先祖。到太宗趙光義時，應用這套戰法節制武將，結果，同樣還是這位曹彬，便被打得七葷八素，差點把命都丟在戰場上。
但是，不管怎樣，這套東西好壞雜糅，形成了我們大宋帝國深入人心堅不可摧的帝國傳統。其最大功效，在於從內部使皇家權威不受侵犯的安全係數最大化。對於帝國與皇家來說，這就足夠了。與此比較起來，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了什麼。沒有人意識到，這樣一來，這個曾經強大的帝國就變得不再強大了；在外部的打擊面前，已經不堪一擊。
為了增強軍隊的戰鬥力，宋朝甚至規定：軍隊中的士兵，身高體重者比個矮體輕者吃的軍糧、拿的軍餉要多，意思是鼓勵身高力壯的人當兵，以提高士兵的身體素質。我們能夠想像：在上述帝國傳統之下，如果僅僅因為士兵身強力壯，軍隊就能夠不“積弱”，倒實在是不可思議了。
就這樣，到公元1127年，金國騎兵打擊宋朝軍隊時，確實可以使用“摧枯拉朽”這個詞來形容。事實上，這一時期前後，宋朝的正規軍已經土崩瓦解。中興四將所領導的四支大軍加上吳玠率領的川陝部隊，是在後來近十年的抗金戰爭中逐步發展起來的。這十年，整個是一個大動盪、大分化、大重組的十年。南宋政權在生死線上苦苦支撐，沒有必要沒有能力也沒有可能實行以文制武這一套。一切都在適應戰爭的需要而自然成長。於是，這五員大將對他們所領導的軍隊，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極大的權威。因此，民間自發地稱呼韓世忠部隊為“韓家軍”、張俊部隊為“張家軍”、劉光世部隊為“劉家軍”、岳飛部隊為“岳家軍”、吳玠部隊為“吳家軍”。
公元1135年，即紹興五年，幾經變化後，南宋軍隊形成了以這五支部隊為核心的行營護軍建制：
韓世忠部為行營前護軍，兵力八萬人，以淮東楚州就是今天的江蘇淮安為大本營；
張俊部為行營中護軍，兵力八萬人，以建康即今日南京為大本營；
劉光世部為行營左護軍，兵力五萬二千人，先後以池州即今日安徽貴池和廬州即合肥為大本營；
岳飛部為行營後護軍，兵力十萬人，以鄂州即今日武昌為大本營；
吳玠部為行營右護軍，兵力七萬人，以興州即今日陝西略陽仙人關為大本營。
如今，按照皇帝趙構的內定安排，岳飛接管劉光世的行營左護軍，同時節制吳玠的行營右護軍，讓他統帥全國五分之三左右的兵力，在淮西、川陝、荊襄三個主要正面戰場上，對金兵形成全面反攻的戰略態勢。這無疑是一個相當具有戰略眼光和魄力的安排。其激動人心之處自不待言。岳飛感奮不已。如果這一切順利實現，這位青年將軍與對他有知遇之恩的青年皇帝，君臣二人的人生事業將可能達到一個令人目眩的光輝頂峰。
於是，公元1137年，就是南宋紹興七年三月十一日，即皇帝在寢閣親切召見的兩天之後，岳飛給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可以看出，岳飛寫這份奏疏時感情相當激盪，以至於八百年之後讀起來，仍然會令人感慨，嘆息造化弄人之殘酷。
岳飛寫道：
“臣伏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實懷捐軀報國、雪复讎恥之心。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崇榮超躐，有逾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則劉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复。至於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
從後來岳飛取得一連串大捷，一再重創金兵主力，一直所向披靡地打到距開封只有四十五里路的朱仙鎮來看，岳飛的確不是在這兒說大話。
岳飛最後說：
“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歸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還田裡，此臣夙昔所自許者。”
趙構讀了岳飛的奏疏後，當即批示道：
“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製。惟敕諸將廣布寬恩，無或輕殺，拂朕至意。”意思是說，有這樣的臣子，我還有什麼可憂慮的？在收復故土的戰鬥中，我不會束縛你的手腳。只是你要告誡將軍們，不要濫殺無辜，這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云云。
這裡表現出來的君臣風雲際會與默契，相當動人。
至此，岳飛迎來了自己生命中的黃金歲月。
揣度此時岳飛的心情，他的自我感覺肯定非常好。這很正常，沒有什麼不對。畢竟，這一切榮譽、地位、權力、威望，都是他在槍林箭雨中真刀真槍打出來的，他完全受之無愧。但是，另一方面，這一切，很有可能也造成了他對皇帝趙構的錯覺，使他把適用於普通人之間的那種“士為知己者死”的崇高感情與信條，應用到了皇帝身上，這就大錯特錯、錯盡錯絕了。
原因很簡單，在中國的帝製文化之下，任何將普通人的感情加諸皇帝的行為，都會被視為對皇家權威的冒犯，從而形成對於行為者本人的絕大殺傷力。不管這種感情多麼真摯、多麼可貴。從歷史記載上判斷，岳飛很有可能為了報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就是犯了這種錯誤，而且錯得至矣盡矣！
大約就在這段時間裡，有一天，岳飛與皇帝趙構談話。君臣二人十分投機。可能是談得興起，岳飛突然相當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決皇位繼承人的問題。此言一出，談話的氣氛立即急轉直下。儘管當時正值岳飛的聲望如日中天、最受信任最受寵愛之際，趙構仍然絲毫也不假以辭色地呵斥道：“你雖然出於忠心，但是，手握重兵在外，這種事情不是你所應當乾預的。”岳飛的臉色當時就變了，十分尷尬。他退出去後，皇帝立刻接見了岳飛的參謀官薛弼，趙構對他講了這件事情，並關照這位參謀長說：“看樣子岳飛不太高興，你可以去開導開導他。”
幾年前，在金兵的追殺下，趙構由於驚怖導致陽痿，並喪失了生殖能力；如今正在想盡一切辦法醫治。他剛剛三十出頭，畢竟還存著很大的希望。前些時候，他又遭遇了一個更加慘痛的事件：唯一的兒子，因為宮女不小心踢翻一個銅鼎，而被驚嚇抽搐致死。這兩件最深的隱痛，如今被岳飛的一句話都給鉤了起來，其心情之灰惡惱怒可以想見。
問題的嚴重還不僅僅在於岳飛哪壺不開提哪壺。最要命的是，岳飛觸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諱：手握重兵的武將對皇位繼承感興趣。我們知道，皇權繼承問題，在歷朝歷代都是一個絕對核心的敏感問題，為此所導致的皇家骨肉相殘比比皆是，為此形成臣僚或飛黃騰達或家破人亡的故事也史不絕書。人們歷來特別容易把這個問題和那些手握重權、重兵的文臣武將們的政治野心聯繫起來。
誰知，後來，岳飛在一封密奏中，又一次談到這個問題，希望皇帝盡快確定過繼皇子的繼承名分。這就表明他並不是談得高興一時口滑所致。事實上，這件事情確實是岳飛的一塊心病。當時，金國人扣住宋徽宗宋欽宗不放，有著相當重要的政治原因。趙構稱帝以後，金人就曾經考慮將宋徽宗放回去，用以削弱趙構的影響。後來一直存在著一種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一個宋欽宗嫡系的傀儡皇帝，這位傀儡皇帝具有趙宋帝國先天的大宗正統地位，將使南宋政權相當難堪、被動，甚至對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可能形成挑戰。當時，部分地為了對抗這種可能，趙構從太祖趙匡胤一系挑選了兩位皇室子孫，過繼到自己名下，但還沒有確定究竟由哪一位繼承皇位。岳飛的提議，從抗金斗爭的現實出發，顯然是好意。而且是那種忠心耿耿地把皇帝當成自己人、不見外的那種好意。但是，這種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愉快地接受，卻大成疑問。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認為：住在茅棚裡的人和住在皇宮裡的人，想的不可能一樣。誠哉斯言。趙構對岳飛的呵斥明白地說明了這一點。
隨後，就發生了對岳飛命運產生重大影響的“淮西事變”。
劉光世是南宋初年的“中興四將”之一。此人出身於名將之後。他的父親是戰死沙場的著名將領。到紹興年間，南宋政權穩定下來之後，這位將軍厭倦了刀頭舔血的戎馬生涯，陶醉於酒色之中，對於什麼光復國土抵禦外侮之類毫無興趣。於是，他統帥的五萬大軍便成了“軍律不整”的驕兵悍將。打起仗來不行，欺侮百姓、騷擾地方很兇。因此，朝野上下頗有煩言。聽到風聲之後，正中這位仁兄下懷。他倒是不貪戀權位，馬上上書，稱自己身體不好，希望能安排一個閑職。趙構賞賜給他了一些珍寶古玩，劉光世大喜，津津有味地把玩到了後半夜四更時分，就是賞玩了一夜，天都快亮了。這種表現，令皇帝相當滿意。在中國，這種人政治上的安全係數一般都會很高，而且生活幸福。趙構的此次安排，主要就是讓岳飛接管他的部隊。
皇帝為了岳飛能夠順利接收劉光世的部隊，專門為岳飛寫了一道下達給劉光世及其主要將領的手詔。手詔中要求這些人，聽從岳飛的號令，就像皇帝親自在場下令一樣；如果有人膽敢違反，“邦有常憲”，就是依法嚴懲不貸的意思。
誰知，皇帝的這個安排，遭到了時任宰相張浚和剛剛出任樞密使的秦檜的反對。而且，反對的理由極其強有力，那就是我們已經十分熟悉的大宋防範與裁抑武將的帝國傳統和祖宗家法。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年裡，已經有不少文臣陸續談到了應該防止武將坐大的問題。但是，戰爭的需要，使南宋君臣很明白，他們不可能一邊限制和得罪這些將軍，告訴這些正在出生入死的人們：你們是靠不住的，是一些潛在的壞蛋；一邊要求他們奮力保衛自己的家國。因此，儘管皇帝和他重要的文臣們為此相當焦慮，但是，他們不能也不敢在這麼敏感的問題上輕舉妄動。
如今，活著還是死去似乎已經不成問題了，那麼，君臣議論過不止一次的恢復以文制武政策，就理所當然地提上議事日程了。張浚與秦檜認為，委託岳飛統領大軍北伐，可能是在生身父親宋徽宗去世噩耗的刺激下，皇帝短暫地發生心智失常所致。因此，作為臣子有責任提醒皇帝，這是違背帝國傳統與祖宗家法的。於是，宰相張浚忠告皇帝：讓一員武將掌握過大的兵權，一旦此人功蓋天下，威震人主，便悔之莫及了。所謂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之謂也。
趙構聽了張浚和秦檜關於“以合兵為疑”的陳述後，深以為然，當即給岳飛另外寫了一份手詔，告訴他：合軍一事，“頗有曲折”，委婉地取消了成命。然後，讓張浚想辦法處理善後。
翻閱當時與後代的史書，對這位張浚的評價都不算低。在像我們這種普通中國人一般會肅然面對的“二十四史”《宋史》中，甚至將這位南宋初年的宰相，與諸葛亮作過一番比較，認為他對王事的忠誠，很像這位極受中國人敬愛的諸葛孔明。
史書記載，張浚出身儒臣，為人豪爽有大志。他是唐朝宰相張九齡的弟弟張九皋的嫡係後代。四歲失怙，但“行直視端”，從來不說假話，認識他的人都認為這孩子將來必成大器。南宋朝廷被迫遷到東南之後，上下一度混亂不堪，曾經發生過韓世忠的部下把一位諫臣逼到水里淹死的惡性事件。張浚堅決要求將手握軍隊、立有擁立大功的韓世忠撤職查辦，結果真的把韓世忠觀察使的職務給罷免了。史書說：從此“上下始知有國法在”。建炎三年護衛親軍兵變時，正是這位張浚居中調度，使韓世忠、張俊協調起來，方才平息叛亂，由此大功，得到了趙構的信任與重用。趙構回憶說：兵變發生後，自己被隔絕在宮中。有一天正在吃粥羹，忽然聽說張浚就要被貶到湖南郴州去了，大吃一驚之下，把一碗粥都打翻在手上了。當時想，完了，張浚要是被貶走，還有誰能平息得了這場叛亂呢？據說，叛亂平息後，趙構曾經極為親熱地將張浚引入內殿，對他說：皇太后知道你忠義非常，想要見見你。隨後，解下自己佩帶的玉帶賜給張浚，並且當時就要拜張浚為宰相，張浚以自己是後生晚輩，資歷不夠而推辭了。
張浚做的事情裡，可圈可點的確實不少。平息護衛親軍兵變時，他把韓世忠、張俊手下的軍官們召集起來，厲聲對他們說：叛賊懸重賞，要我這顆腦袋。你們要是覺得我該殺，就取了這顆頭去領賞；不然，就跟著我去殺賊，任何人膽敢退縮，我都將嚴懲不貸。結果，眾人感憤，都願服從他的領導，拼死殺賊。有一天深夜，一個不速之客突然出現在戒備森嚴的張浚面前，從懷裡掏出一張紙說：這是重金懸賞要您腦袋的文書。張浚說：既然如此，你幹嗎不拿了走呢？這個人回答說：我雖然是個粗人，卻也知道好壞，怎麼會為賊所用？我來只是想提醒您，我走後，恐怕還會有人來，而您的安全警衛是有漏洞的。說完，此人飛身上房，飄然而去。張浚也很絕，他馬上殺掉一個人，對外放風，將被殺者說成是捉到的刺客，用來嚇阻後來者。
建炎年間，一個叫薛慶的江洋巨盜，在江淮地區嘯聚數万之眾。當時，張浚擔任樞密使，害怕這股勢力蔓延開來不可收拾，於是，自己一個人徑直來到薛慶的巢穴，居然憑三寸不爛之舌和凜然正氣，使這位薛慶“感服下拜”，願意為朝廷效力，對抗金兵。此時，朝中盛傳張浚已經被盜賊扣押了。不久，張浚安然返回，令趙構驚嘆不已。
據說，作為堅定的主戰派領袖，張浚在當時享有極其崇高的威望。紹興初年，由於在川陝地區主持工作時的一些做法引起非議，張浚曾經被罷免樞密使職務，貶到福州居住。到紹興四年時，金國元帥兀術率領十萬大軍打到揚州，下戰書，約宋軍決戰。此時，趙構緊急將張浚召回，官复樞密使。結果，韓世忠接到兀術的戰書後，派人去見兀術應戰，並且告訴這位金兵統帥，張浚已經來到鎮江。兀術不信，說：張樞密不是被貶到嶺南去了嗎？怎麼可能到了鎮江！韓世忠派去的人拿出張浚所下的文書給兀術看。據說，兀術的反應是“色變，夕遁。”就是說，這位金兵統帥當時臉色就變了，連夜撤兵走掉。
到紹興六年，張浚已經擔任右宰相、兼知樞密院事，都督各路軍馬。這一年，金國扶持下的傀儡偽齊軍南侵。當時，金兵不肯配合這次軍事行動，於是，偽齊軍號稱七十萬之眾，化裝成金兵大舉南下。南宋朝廷嚇壞了，紛紛準備退保長江。張浚堅決主張頂住了打。他說服趙構後，星夜急馳到採石，嚴令正在後撤的劉光世部：“若有一人渡江，則殺無赦。”意思可能是說，若有一個人撤退過了長江，就要砍下部隊最高長官的腦袋。所以，才有了一個記載：據說，劉光世相當惶恐，對部下說：“弟兄們往前打，救救我的腦袋。”結果，在張浚的指揮下，偽齊軍被打得全線潰敗，宋軍大獲全勝。
至此，張浚“總攬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皇帝趙構，事無鉅細，必定徵求張浚的意見；凡是發給諸將的詔書，大都由張浚起草。他的人生事業達到頂峰。
在這種情勢下，公元1137年，即紹興七年的晚春時節，張浚以帝國傳統和祖宗家法的名義，勸阻趙構不要讓一個武將兵權過大，無疑具有巨大的說服力量。
就張浚本人的動機而言，下列三種考慮應該是可能的：其一，他十分清楚本朝對武將尾大不掉的傳統恐懼，作為宰相，他有責任幫助皇帝避免此種局面的出現；其二，此時的張浚，自信或者自負，在內心深處，他很有可能覺得只有自己——張浚，才是統帥各路大軍北伐，實現中興大業的唯一人選。事實上，在此次偽齊軍發動進攻之前，張浚已經在皇帝的支持下，對北伐作出了相當全面的軍事規劃和佈置，甚至各路大軍已經按照佈置，進入了指定的位置。因此，這個統帥人選不應該是任何別人，包括岳飛；其三，南宋帝國政權設置中，有一個都督府。在理論上講，樞密院是全國最高軍事決策機關，都督府則是全國軍隊的最高管理協調機構。張浚兼任都督。我們知道，此時的各路大軍都是在戰爭中自己衝殺出來的，因此，這個都督府的實權相當有限。顯然，張浚非常希望都督府有一支直屬部隊。按照趙構的安排，岳飛接管劉光世部隊，節制川陝部隊，就在相當程度上“宣撫諸路”，取代了都督的職權。這肯定是張浚所不願意的。這些，可能是張浚準備用都督府參軍呂祉取代岳飛，統領這支部隊的真實動機。
於是，張浚將岳飛召到都督府，在這兩位堅定的、實際上志同道合的主戰派戰友之間，發生了一次給歷史留下深刻遺憾的談話。
這時，如果張浚能以一種豪爽磊落的方式，坦誠地把事情攤開來談的話，結果可能會很不一樣。可惜，張浚這一次既不豪爽，也不磊落，他採取了一種最不高明、卻是直到今天心中有鬼有愧的人仍然慣常採用的做法——揣著明白裝糊塗，拿別人當傻瓜。結果，既侮辱了對方，也侮辱了自己，使事情出現了最糟的一種情形：
他裝作根本沒有發生過讓岳飛統領這支部隊的樣子，裝模作樣地徵求岳飛的意見：“淮西這支部隊很服氣王德，現在準備任命他擔任總管，酈瓊擔任副總管，再讓呂祉以都督府參謀的名義統領。太尉你以為如何？”
這其實等於是通知岳飛，事情變化了，以前的安排不算數。岳飛不可能愉快地接受這種變化和這種方式，但還是相當克製而客觀地回答說：“王德和酈瓊素來不相上下，而且互不服氣。這種安排必然導致二虎相爭。呂祉雖然是位通才，可是畢竟是位書生，不習軍旅，恐怕難以服眾。”
張浚又問：“張俊怎麼樣？”
岳飛回答：“張宣撫是我的老領導，我本來不敢說三道四，但是為國家利益考慮，恐怕張宣撫性子太暴躁，缺少謀略，尤其是酈瓊會不服。”
張浚陰沉著臉，沉默片刻，又問：“楊沂中應該高出這二人了？”
岳飛搖頭道：“沂中雖勇，和王德差不多，怎麼駕馭得了這支部隊？一旦處置不當，變亂可能在彈指間就會發生。”
張浚終於忍不住了，說出了一句相當傷人的蠢話：“我就知道非太尉你來不可。”
岳飛也忍不住了，憤慨地說道：“都督您正兒八經地問我，我不敢不據實回答。難道我是為了圖謀這支部隊嗎？”
雙方把話說到這個份上，已經全然沒有了迴旋餘地。從這件事情中，我們唯一能夠得出的結論，只是一句不相干的廢話：但凡採用此種方式行事的人，十有八九或者大抵是由於心中不干淨所致。
岳飛離開都督府，立即上了一道奏章請求辭職。然後未等批复，就把軍中事務委託給助手張憲代管，自己徑直回到廬山，給母親掃墓守孝去了。
結果，不該生氣的人——宰相張浚和皇帝趙構絲毫沒有反省自己的意思，他們比該生氣的人生的氣還大：
《宋史》記載，此後，張浚多次上奏皇帝，堅決彈劾岳飛說：“岳飛處心積慮一門心思地就想兼併別人的部隊，此次辭職，真實的意圖是要挾皇帝。”這種顯然不負責任的彈劾，具有極其可怕的殺傷力，岳飛立即陷入險惡的渦旋之中。
由此向前推十年，張浚曾經以同樣決絕的態度，堅定地彈劾過李剛。
事情發生在公元1127年，也就是北宋靖康二年與南宋建炎元年。在此一年多以前，即宣和七年年底到靖康元年年初，金兵第一次圍攻京城時，李剛臨危授命，組織了京都保衛戰，使汴梁終於堅持到各路勤王兵馬趕到，沒有被金兵攻破。
在與金兵議和時，李剛慷慨請行，宋欽宗怕他過於強硬剛烈，改派了一位名叫李棁的大臣前往。史載，這位仁兄見到金兵統帥後，嚇得說不出話來，從營門開始，就只知道磕頭，跪在地上用膝蓋“膝行”進談判的帳房。金兵提出的退兵條件是：索要黃金五百萬兩，白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割讓真定、太原、河間給金國，並以親王和宰相為人質。這位大宋的談判代表全部諾諾。宋欽宗在二十萬勤王兵馬雲集京都城外，金兵一方只有六萬兵馬的情況下，同意了金兵的條件。於是，當時還是康王的趙構主動請命，前往金營充當人質。當天夜裡，發生勤王兵馬為爭功而偷襲金營事件。為了平息金人的憤怒，宋朝君臣把責任推到了強硬主戰派領袖李剛身上，將其撤職罷官。
此後，發生過兩次數万京都太學生與市民伏闕請命，就是到皇宮門前集體請願，要求罷黜求和派，讓李剛主持工作的群眾運動。據說，李剛與發動請願的群眾領袖們素不相識，但是皇帝與主和派大臣們則大都傾向於認為是李剛暗中操縱了這些請願運動，意在要挾，居心叵測。
後來，趙構登極之後的第六天，召請李剛擔任右宰相。七十七天之後，在李剛強硬的主戰主張與求和派發生激烈衝突時，同樣是主戰派的張浚，突然劍走偏鋒，上書皇帝，措辭激烈地彈劾李剛排斥異己，濫殺無辜，結果導致李剛被罷黜出京城。從此，這位與岳飛同樣忠誠，同樣富有才華，同樣耿直，同樣威望素著的人物再也沒能回到朝廷發揮作用。若干年後，趙構談起李剛時，仍然不能原諒李剛，認為是李剛挑起的那些請願運動。而張浚則投合皇帝的心理，其實是將李剛長期排斥在朝政之外的真正重要的力量。
由此，從李剛、張浚、岳飛這三位位高權重、影響巨大的主戰派人士的命運中，我們可以部分地理解了，何以南宋政權只能偏安於東南一隅。
這次事件，對岳飛和張浚二人的命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岳飛的做法，顯然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這位天才的軍事統帥，富有軍事上的洞察力；在政治上卻表現出了十足的幼稚。一個可能的推測是：此時，岳飛仍然心懷對趙構知遇之恩的感激，潛意識里希望用這種賭氣式的方式，喚起皇帝的覺悟。畢竟，就在不久前，君臣二人之間還有著高度的默契與信任。但是，他錯了。他不知道，皇帝的心理活動，是不能用普通人的標準來度量的。
事實上，此時的皇帝對岳飛極為惱怒。他將岳飛的舉動，理解為居功自傲、驕橫跋扈和對自己——帝國皇帝大不敬。
從後來的發展看，趙構基本上接受了張浚的說法，在心理上關閉了對岳飛理解與信任的大門，從此只剩下利用。利用完後，則是無情的誅殺。中國歷史上，失去信任之後，皇帝誅殺功臣的事例舉不勝舉。這可能是中國“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兔死狗烹”之類格言諺語比其他國家和民族多得多的主要原因。
趙構採取了一個很少見、很絕的方法來處理岳飛的辭職事件：他給岳飛最主要的助手參謀官李若虛和統制官王貴二人下了一道嚴厲的命令，讓這兩個人前往廬山，必要時在岳飛的住室旁搭一間房子住下來，敦請岳飛復職工作。如違抗此令，或者做不到，就把李若虛等並行軍法。於是，李若虛二人只好來到廬山東林寺勸說岳飛出山。岳飛很惱火，堅持不肯。就這樣，一直僵持到第六天，李若虛對岳飛說出了一番極其嚴厲的話，致使岳飛不得不接受詔旨，下山復出：
李若虛說：
“難道你是想造反嗎？難道讓你出來工作不是好事嗎？你堅持不干，朝廷怎麼會不懷疑你？想想看，你不過是一個農夫出身，受天子委託，掌握這麼大的兵權，你是不是覺得可以和朝廷抗衡了？如果你堅持不再复出，我們二人受刑死掉，應該算是沒有什麼對不起你了吧？可你難道一點都不覺得有愧于我們嗎？”
這一番話，很有可能將此時趙構深藏在心底，想說而沒有說的話說了出來，魔鬼般地預示出岳飛的命運。
岳飛下山後，三次向趙構謝罪。趙構說了一番看似不軟不硬，實則殺機四伏的話：
“對於你這一次的輕率舉動，我並沒有生氣；要不然，必有懲處。這就是太祖所說的：犯吾法者，唯有劍耳。之所以還讓你統領部隊，把中興大業託付給你，就是因為我沒有生你氣的意思。”
一般說來，中國皇帝以三尺寶劍對付他們心中的異己時，很少有手軟的。後來發生的一切表明，趙構也是如此。
岳飛回到鄂州大本營後，給皇帝上了一份奏章，在並統諸軍北伐的計劃夭折後，請求率領本部兵馬出兵北伐。趙構以手詔回复，表示欣賞岳飛的忠誠，“恢復之事，朕未嚐一日敢忘於心”，同意岳飛單獨北伐。於是，岳飛提起精神，厲兵秣馬，準備出擊。
然而，正在此時，淮西兵變爆發了。岳飛預言的一切，全部發生，而且情況更加糟糕。屬於可能發生的所有情況中最壞的那一種。
從此，一切都無從談起了。
五月間，南宋朝廷發表王德擔任該軍都統制，相當於方面軍司令，酈瓊為副；都督府參軍呂祉兼兵部尚書“節制”該軍。三人之間的關係類似今天董事長和總裁、副總裁的關係。只是呂祉這位“董事長”握有實權。
此人紙上談兵是一把好手，聲稱如果交給他一支部隊的話，他就能生擒偽齊政權的劉豫父子，然後光復所有失去的國土。言外之意是，現在的統兵大將都是些笨蛋。
現在，手裡有了一支大軍，他卻只會沿用以文制武的舊習，對諸將傲慢無禮，試圖以勢壓人。根本不知道如何收服、治理這支軍隊。殊不知這幫子武夫也根本就沒把一個書生放在眼裡。酈瓊拉攏了大部分將領，先和王德死掐，兩人一直打到御史台。朝廷一看不好，趕快派幾位大員前去安撫、彈壓；呂祉也密奏朝廷，請求光是派大員還不夠，必須派大軍進駐才行。結果，他的奏章居然叫機要秘書洩露給了酈瓊。八月八日，酈瓊生擒呂祉，隨即殺之。然後率領除王德八千人之外的全軍四萬多人投降了偽齊。
相當於全國軍隊至少百分之十以上的一支方面大軍，居然集體叛變，投降了敵人。其影響之巨大可以想見。
岳飛很快收到了來自趙構的手詔，下令立即停止北伐行動。
張浚則受到連珠炮似的彈劾，有人認為，這個傢伙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令人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皇帝趙構也切齒痛恨，預備把他貶到嶺南去。按照宋太祖趙匡胤的密約，宋朝一般不輕易誅殺大臣，“遠竄嶺表”炎荒之地已經是最重的懲罰。接任的宰相一再求情，才將他放到永州閒住，就是今天的湖南零陵。從此，這位顯赫一時的宰相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二十多年。後來，有人試圖為他說情，想要重新把他弄回朝中時，趙構發狠說：“我寧願亡國，也絕不再用此人。”
二十五年後，紹興三十二年，即公元1162年，宋高宗趙構退位為太上皇，新皇帝宋孝宗準備重用張浚。趙構不以為然地對宋孝宗說：“別相信張浚的虛名，將來他肯定會誤你大事。他專門喜歡拿國家的名器財物做人情。”宋孝宗談到重用張浚是為了恢復大計，趙構使用了一種開玩笑的口吻，實則很認真地說：“小哥，等我老人家百年以後，你再來談論這個事情吧。”
淮西之變對宋高宗趙構的影響十分明顯。我們無法知道他是否認真地反省過自己，但從此他堅定地開始了對武將的防範、猜疑與裁抑，則確實是毋庸置疑的。
事實上，我們或許更應該把淮西之變看成是一個意義重大而深遠的轉折點：
轉折點之前，儘管有許多三反四复，畢竟趙構還是從臨安，也就是杭州來到建康，帶有御駕親征的含義，表明了北望中原、收復失地的銳意進取。
轉折點之後，幾個月內，紹興八年二月，趙構就相當決絕地離開建康，將“行在”，也就是臨時首都放回到臨安，從此再也沒有回過建康。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或者象徵，此後發生的一切，揭示了這一象徵背後的意義，那就是，南宋政權已經相當穩固，趙構從此將徹底放棄收復中原失地的念頭；他很清醒很明白，既不糊塗也不庸懦，他寧願偏安於東南一隅，也不願意再冒武將們功高蓋主、尾大不掉、擁兵自重的風險了。因此，才能解釋為什麼紹興八年以後，趙構放棄金國內亂和岳飛屢屢重創金兵精銳、打到開封邊上等等機會，一心一意地只做兩件事：裁抑武將與屈己求和。
趙構與他的祖先趙匡胤的確很不一樣：趙匡胤有大智慧，很少耍小聰明；在衝鋒陷陣中形成了威望、自信與才幹，對再能幹的文臣武將基本能夠收發如意、擺佈自如；或者換句話說，他本人就是一個大軍閥，具有超人的軍事才幹，因此並不懼怕那些小軍閥，不怕他們功高蓋主。趙構則只有小聰明，沒有大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是憑著皇家正宗子孫的血脈登上的皇位，意志與毅力都相當脆弱，遠遠說不上強悍；特別是由於缺少軍事才幹，沒有在戰場上真刀真槍廝殺的經驗與閱歷，沒有由此建立起來的威望與自信，於是，在內心深處，對軍人可能的尾大不掉、擁兵自重充滿恐懼。這樣一個二流角色，能夠維持住南宋偏安的局面已經很不容易了，他的人品、才幹、意志力等等，實在都不足以談論中興與恢復大業。由此，我們知道，在帝制傳統下的中國，帝王本人的素質對這個國家前途的影響，實在是太巨大了。或許有人不願意承認，但事實上，這確實是中國兩千多年帝制社會裡，一切跌宕起伏下面，最強力的那一根槓桿。
淮西兵變之前幾年，在一次討論中興大計時，趙構曾經雄心勃勃地對大臣說：“大家都認為不適宜再給諸大將增兵，我看不盡然。漢高祖打天下時，諸將帶兵多達十幾萬，高祖並沒有疑神疑鬼的，所以他才能成功。”
趙構非常清楚兵合則強、兵分則弱的道理。這應該是他準備合兵幾路歸岳飛指揮的原始動機。
在漢高祖劉邦與韓信的那次著名談話中，韓信對劉邦的評價是：不善將兵，卻善將將，這是高祖成功的關鍵。遂成為千古定論。在趙構的上述表示中，他很有可能也是以漢高祖劉邦的“善將將”來定位自己的。可惜，他不是劉邦。 “淮西兵變”可能使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否善將兵還是個未知數，大約永遠不會有機會證實了；而自己並不善將將，則是已經可以肯定的了。這是他徹底改弦易轍的唯一解釋。
淮西兵變後幾個月，趙構心思大變。紹興八年二月，岳飛上奏，希望能夠給他的部隊增加一些兵馬。原因是他所負責的長江中上游地區面積實在過於廣闊，一旦發生緊急狀態，現有兵力很難照顧得過來。
趙構看過奏章後，對左右說：駐防面積過大，寧願削減地方，也不可增兵。現在諸將這麼難分合，已經夠頭痛的了。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自古所戒。現在雖然還沒那麼嚴重，但與其增加大將的實力，還不如另外增加幾支部隊，緩急之際，分合之間，倒更容易調度指揮一些。
不久，當年五月，趙構與監察御史張戒發生了一次意味深長的談話：
張戒對趙構說：現在諸將的權力太重了。
趙構說：他們還不至於驕橫跋扈。兵雖多，可是聚則強，分則弱，分也不可行。
張戒說：去年為了一個劉光世，發生了淮西之變。現在就是有好主意，陛下您肯定也不信了。要做這件事，關鍵是要有策略。
趙構說：我有辦法，就是要安撫重用大將們手下的那些將領。
張戒說：您說到根兒上了。收服這些人，大將們就沒那麼大的勢力了。
趙構告訴張戒：也就是一兩年的事兒。
隨著趙構心思的轉變，一張大網冷冷地張開，罩在了這些領兵將領的頭上，什麼時候撒下來，他們都在劫難逃。
隨後幾年發生的事情很戲劇化，撲朔迷離，經常讓人一頭霧水。生活在當時的人們，可能動不動就要一驚一乍地體驗那種大喜大悲的感覺。
先是金國發生內訌，掌握大權的幾位重臣之間相互傾軋，導致早期南侵中最著名的金兵統帥粘罕恚悶而死。 《金史》對這位粘罕的評價相當高，稱他：“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就連當時南宋的士大夫們也認為此人乃一代雄傑。當年帶兵打到山東時，有些士兵要挖孔子墓，他問：“孔子是什麼人？”答曰：“古代的大聖人。”他說：“大聖人的墓怎麼可以挖？”於是，孔子墓得以保留下來。粘罕是偽齊政權的最主要支持者。據說偽齊的傀儡皇帝劉豫，天生一副小人肚腸，是個很勢利眼的人，本來並不是粘罕扶持他坐上兒皇帝寶座的，但是，他看粘罕的權勢最大，於是就只買他的賬。把支持過沒支持過他的其他人都晾在了一邊。這些金國文武自然恨得牙根癢癢的。如今，粘罕死了，在金國決策層里分裂成了對宋主和與主戰兩派。誰知，這兩派的人們對偽齊政權的態度卻很一致，都認為這個政權太爛，應該廢掉。恰在此時，岳飛又玩了一個小花樣，結果導致金國三下五除二地廢掉了偽齊政權。
岳飛軍中俘獲了一名金國統帥兀術的間諜，岳飛假裝醉酒把他錯當成了劉豫的人，大聲訓斥說：“你家主子說要誘殺金邦四太子，為什麼現在還不動手？我今天饒了你，給我帶封信回去，告訴劉豫，不能再拖了。”那間諜將錯就錯地答應了。於是，岳飛寫好蠟書，再三囑咐他小心，千萬不可洩露，壞了大事。
四太子兀術拿到這封蠟書，其惱怒可想而知。隨後，以起兵南下的名義來到開封，將劉豫父子一一擒獲，輕輕地就把一個傀儡國家變成了行省。據說，金國主和派領袖撻懶到達開封時，劉豫對他說：“我父子盡心竭力，沒做對不起上國的事情，請元帥可憐可憐我們。”撻懶回答說：“劉豫呀劉豫，你還不知罪。當年趙家少主子出京，開封百姓夾道痛哭十幾里。現在廢了你，你看看，京城裡沒有一個人為你煩惱。做人做到你這個份上，咳！朝廷給你奴婢，還你骨肉，給你和你兒子一人一庫錢物，太不錯了。知足吧。”
消息傳到南宋，人們歡欣鼓舞。趙構相當興奮，也挺遺憾，覺得在這種時候，國家剛好像是得了重病偏偏又吃錯藥，弄得衰弱不堪，否則真的可以有所作為。他甚至表示今後要好好經營中原。
然而，隨著金國主和派領袖撻懶的得勢，趙構再也不提經營中原的話題了。韓世忠、岳飛等人一再建議他，趁金國內訌之際，應立即興兵北伐。趙構對此的回答，基本是一邊稱讚他們的忠心，一邊將其建議束之高閣。
就在這波詭雲譎的時刻，紹興八年三月，被罷相六年的秦檜再次登上相位，為右宰相兼樞密使，從此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待就是十八年。據說，宰相任命下達時，朝野上下一派喜氣洋洋，群臣爭相道賀，並且普遍認為，從此國家有希望了。只有一個人沒有參加進道賀的人群，就是吏部侍郎晏敦复。此人是婉約派大詞人晏殊的曾孫子。他聽到這項任命後，油然想起一句曾祖父膾炙人口的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一位同僚問他：“秦相公復相，是天下之福。唯獨您老先生悶悶不樂，為什麼？”他長嘆一聲：“奸人相矣，恢復無望啦。”同僚們很不理解，認為他言過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