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王安石荊公之新法，則包括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方田法、免役法、保甲法及保馬法等。
中國古時有鄉村自治，漢代即有，長官稱“三老”，地方如有重要事情便諮詢三老，三老可貢獻意見，且可見皇帝。
三老之下有兩種官員：一是嗇夫，助政府收取錢糧；另一是遊徼，助政府治安。
三老管教化，代表民意，漢時已有此制，後來至隋唐時失去此法。在晚唐時則到處有打仗，但該地區須供應軍隊之食宿諸問題，今日亦是同樣情形。而在唐末至宋時，不是由地方自治，而是成為政府的當差，由衙前辦事，在地方上舉一有錢人當差，一當三年，便可破產，實很妨害社會。衙前之下有里正幫助收租，如收不足則由自己賠足填數。
尚有地方耆長，是專治盜賊之人員，這些均由鄉間人民產生，是從漢代的鄉村自治變來。
鄉官來管，是地方自治。
講說中國古代製度的有兩本書：一本是唐代杜佑的《通典》，一本是宋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
馬端臨稱衙前、裡正、耆長為“役”即當差。他又說漢代的三老、嗇夫、遊徼，是官，是自治，與役不同。故役與官不同。有人將漢之官當成職役，也是根據《文獻通考》，這是抄錯了書。
王荊公就不要民間當差，稱免役，叫民間出免役錢，由政府自己辦事，使官民兩利。
漢代已全國皆兵。西洋之全國皆兵，自普魯士開始，未足二百年，而中國早有此制了。但中國人口太多，不必全國皆兵，故唐代改為府兵制，只從部分地區挑選出精壯的才當兵。全國設若干府，謂之兵府，府兵是國民的義務兵，是榮譽的。
至宋代成為募兵，即成為僱傭的職業兵，這種兵的缺點是國家要出養兵費。這種兵不認為榮譽，故不能打仗。
宋有大敵遼當前，義務兵有兵役年齡，過了時間就不用，故一直是精兵；但職業兵不然，老了仍在軍中當兵，成了老弱殘兵。王荊公想改，故定為保甲制，鄉村中十家為一保，每家報出壯丁，二丁出一，四丁出二，編成隊伍，每年冬季訓練打仗，練後回家，國家要用時就召集。 “保”即保護，“甲”是武裝。
當時打仗非馬不可，馬有戰馬，要有種，宋代無法之原因：
（一）出馬地不在宋國境內，而在西夏、在遼。馬必出於冷的高地，低濕之地不出馬，馬要用棧，用小木片搭成，免馬腳受潮氣，且要有跑馬場，養一匹馬之經費可養二十五人，可見其費用之昂。牛油與砲彈，其價孰輕孰重，不問可知矣。
（二）買了馬後，因地盤小，黃河以南無養馬地，王荊公將馬分配到農村，要用時再集合。但保馬法可說是最壞之法，因農兵領得了馬，不懂養馬，食住不好，還要馬工作，因此老了，瘦了，死了要賠，且不死之馬已無用矣！
故此乃兩害之策，書生不懂，其用心是好的。
這些政策均好，但當時反對者卻很多。
歐陽修是王安石前輩，有一天他對王說：“你可做韓文公。”王答說：“我想做孟子。”王推出的新政，歐陽修都反對，我想歐陽修說他可做韓愈，主要是說他文章寫得好，但搞政治變革則不妥當。與王安石同時的是司馬光山西人，與王齊名。司馬光亦反對王安石變法，他在洛陽編，用了十九年才完成，十分偉大。仁宗不能留他。一日，蘇軾去看司馬光，開門老頭說：“相公沒有。”原來是司馬君實不在家，後來司馬光對蘇說：“我這老傭人幾十年來給你一句話教壞了。”本來老傭人只知他叫君實，不知相公。可見司馬光之偉大，今日落野部長仍自誇大。司馬光的人格是從中國文化中陶冶出來的。司馬光童年時有破石缸出水的故事，可見他有智有勇。
梁任公把王安石看得太高，把司馬光壓低了，造成後輩要打倒孔家店，實無民主風度。
程顥先幫王安石，做八特派員之一，後來亦反對王安石了。至少當時之君子均反對王之新法。梁任公認為法是好的，君子不來幫忙，卻用小人而失敗。其實不能如此說。何以歐陽修、司馬光、程顥他們都不幫王安石？我們應平心靜氣地說，不可一筆抹殺。其理由是：“徒法不能以自行。”必須有行法的人，這是人治，即法治也要人去推行。
當時推行青苗法的人，光借錢給富人，不借給窮人，王安石並不知道。
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是：
（一）反對與民爭利。
（二）社會上聖人、惡人少，多的是中間人，故由政府放債收利易生流弊，當時光靠聽君子是不夠的。歐陽修、司馬光、程顥等不主張由政府來經營這事，因易生流弊也。
王安石變法之根本毛病是易有流弊，因為這是與民爭利。王安石只在法上想，而歐陽修、司馬光等人連推行的人也想進去了。總之，政府不應權太大。
按照傳統的政治思想說，王安石這種做法是越職，不應去經商與民爭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