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五、救世主還是掘墓人
皇帝陛下謙卑地跪在了米蘭主教的面前。
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場面。頭戴高冠，身穿一級大禮服和豪華披風的主教，莊嚴肅穆地來到一身素衣的皇帝面前，沉穩地問道：你知罪嗎？
皇帝答：知罪。
主教又問：願意懺悔嗎？
皇帝又答：我懺悔。
得到虔誠的回答後，主教帶領在門外等候許久的皇帝進入教堂，並在祭壇前賜給他一小片麵包。
帝國的臣民們目睹了全部過程，因為此君的懺悔被要求公開進行。這當然讓皇帝陛下尊嚴盡失，卻使基督教會的權威和聲望直上雲霄。
這是公元390年的事，當時中國是東晉，懺悔的羅馬皇帝叫狄奧多西。這位被教會贈予“大帝”稱號的君王堪稱劃時代人物：在他死後，羅馬分裂為東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在他生前，基督教被定為國教。
兩件事都意義重大。
基督教被定為國教，是在狄奧多西懺悔兩年後，即公元392年。這時，距離相傳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時間是三百六十多年。這在歷史上雖然不過彈指一揮，對於基督教來說卻是天上人間。
變成“執政黨”的基督教會迅速舉起了大刀。第二年（公元393年），被教會控制的羅馬元老院宣判天神朱庇特有罪，同時立法全面禁止奧林匹克運動會，因為它是當年希臘人獻給眾神之王宙斯的。
此後，帝國境內數量繁多的圖書館被陸續關閉，屬於所謂“異教世界”的藏書不斷流失，或被焚燒。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明成果被打入冷宮，直到四五百年後才因為阿拉伯人重見天日，儘管他們信奉伊斯蘭教。
因此，西方史學界把公元393年稱為“希臘與羅馬文明正式終結的一年”。
八十多年後，西羅馬帝國也滅亡了。
其實帝國早就該亡。這一點，從遷都拜占庭的君士坦丁發布《米蘭敕令》那天起，就已命中註定。
表面上看，《米蘭敕令》只是堅持和重申了信仰自由的原則，承認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樣享有合法地位。然而君士坦丁的傾向性卻顯而易見，那就是要建立基督教的獨尊地位。為此，他不惜動用國庫為上帝大興土木，他的新首都也只有基督教堂，沒有羅馬神殿。
這是一神教的首都，不是多神教的首都。
偏袒是明顯的，動機卻相當可疑。因為當時的基督徒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君士坦丁有什麼必要把自己從羅馬人的皇帝變成基督徒的皇帝呢？
也許，目的在於改變授權主體。
前面說過，羅馬，無論共和國還是帝國，權力都屬於元老院和羅馬人民，執政官和皇帝只是代理人。政權既然是他人授予的，也就可以被他人奪去。羅馬皇帝走馬燈似的輪番上陣，不少還死於非命，道理就在這裡。
所以，要想一人獨裁又長治久安，就只能將授權主體從人變成神，即由“君權人授”變成“君權神授”。而且，多神教的神還不行，那會弄出眾多的皇帝。猶太教也不行，他們的上帝只屬於猶太人，羅馬卻是多民族的帝國。
基督教，成為唯一選擇。
毫無疑問，基督教會也十分歡迎這樣一個皇帝。他們很清楚，上帝的旨意只有通過羅馬皇帝，才能在人間得到實現，正如皇帝只有通過教會才能獲得神的授權。
皇帝和教會，一拍即合。
只不過，這筆買賣從君士坦丁談到狄奧多西，用了八十年左右才算達成。雙方的願望和交易，則十分類似於中國漢代的獨尊儒術：你許我獨尊，我許你獨裁。
然而結果卻不相同。儒家當真效忠了帝國，帝國卻未必獨尊儒術，而是儒法並用。相反，狄奧多西當真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卻並不許他獨裁，反倒要他懺悔。
買賣，也並不總是公平的。
原因在於供求關係。要知道，羅馬皇帝並不能直接跟上帝對話。按照當時的教規，神意只能通過主教來傳達。皇帝以為籠絡了主教就能靠攏上帝，哪曉得自己反倒從君主變成了奴僕？這可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儒家則不一樣。首先，儒家沒有組織（教會），也就沒有領袖（主教），宗師則是不頂用的。其次，皇帝自己就是天之驕子，哪裡用得著儒家來代為授權？第三，儒家主張君為臣綱，又豈敢讓皇帝隨便下跪？
奉天承運與君權神授，大不一樣。
羅馬分裂為東西兩半，也不足為奇。
分裂是從遷都和分治開始的，後者因為狄奧多西，前者因為君士坦丁。由於沒有留下只言片語，誰都不能確切知道遷都的真實原因。也許，他是要打造一個新羅馬，這就需要新政體，也需要新宗教，還需要新首都。
羅馬不再適合做首都，這在戴克里先的眼裡就已經如此了。它因循守舊，腐朽沒落，一潭死水，暮氣沉沉。但在君士坦丁這裡，卻可能還有一個原因：羅馬城是傳統文化的大本營，多神崇拜的勢力太強也太頑固。
多神教夕陽西下，一神教旭日東昇，你選哪個？
傻子也能得出結論。
但，有得就有失，有利就有弊，反過來也一樣。希臘和羅馬的多神崇拜也許不合時宜，卻有可貴的精神。
這個精神就是寬容。
寬容並不奇怪，多神即意味著多元和多樣。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相安無事。
所以，在多神崇拜的國家比如中國和羅馬，雖然也有戰爭，卻從不因為宗教而戰爭；雖然也有滅佛或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但都是因為政治，不是因為信仰。
就連猶太教，由於堅信自己才是上帝的選民，也不會把教義強加於人。只有基督教，不但唯我獨尊，還要征服世界，儘管動機也許神聖或者善良。
基督教學會寬容，要到文藝復興以後。
寬容是羅馬文明的精髓，也與共和、法治相匹配。沒有共和與法治，就沒有羅馬；沒有寬容和開放，就沒有羅馬文明。因此，基督教只能改變羅馬，不能拯救羅馬。它不是羅馬的救世主，而是羅馬的掘墓人。
毫無疑問，基督教未必不好，不好的是動用公權力把它定為國教。這就正如儒學未必不對，不對的是定於一尊。不過，中華帝國顯然比後來的羅馬更寬容，道家思想從來不曾被視為異端邪說，佛教幾經起伏也站穩了腳跟。
唯其如此，羅馬帝國亡，中華帝國存。
這個道理，西方人後來總算明白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確規定，聯邦議會不得立法設立國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儘管當時的美國人多為基督徒。
信仰的自由，比信仰更重要。
如果一定要有信仰，那就信仰“自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