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四、再說諸葛亮

諸葛亮是累死的。 這並不奇怪。他要處理的事務太多，頭緒也太多。偏偏他又是一個認真負責的人，事無鉅細皆親力親為，唯恐辜負先帝厚望。可以說，他是要豁出命來完成使命，決心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責任和擔當已不堪重負，何況自己還有理想。 麻煩也由此而生。 真正的麻煩還不在興復漢室，而在於興復一個什麼樣的漢室。如果姓劉就行，何不輔佐劉表？如果仍然要走東漢的老路，又何不追隨袁紹？要知道，官渡之戰時諸葛亮已經二十歲，早就把自己看作管仲和樂毅了。 選定劉備，諸葛亮必有想法。 其實，跟曹操一樣，諸葛亮既是新秩序的建設者，又是舊制度的改革者。他在蜀漢執行的，實際上是一條“沒有曹操的曹操路線”，甚至還可能走得更遠。

比如“以法治國”。 這是曹操和諸葛亮都主張的，也是他們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人治和法治，在曹操那裡是四六開，甚至五五開。他殺孔融，殺崔琰，殺楊修，就毫無法治可言，儘管他一貫賞罰分明，也曾“法辦”過自己。 諸葛亮則做到了三七開，甚至二八開。他也縱容過法正的行為不端，冤殺過益州大族，但那或者是不得已，或者有政治需要。只要有可能，他總是盡量公正。 結果怎麼樣呢？ 貴賤賢愚無不嘆服，也無不怨恨。嘆服是因為執法公平，怨恨則因為立法嚴峻。事實上，公平不等於不嚴峻，只不過對所有人都同樣苛嚴。所以，一方面是“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另一方面是“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 那麼，諸葛亮的法，是嚴刑峻法嗎？

當然。因為他的政府是軍政府，他的政治和經濟管理也都是戰時體制。這樣看，就連彭羕一案，恐怕也是出於政治需要，儘管諸葛亮極其厭惡此人。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允許有人在戰爭年代胡說八道。言論自由？休想！ 就連諸葛亮自己，也謹小慎微。 謹慎也是政治需要。要知道，諸葛亮在蜀漢的權力和權威遠遠超過了劉禪，北伐曹魏又連連失利、勞民傷財，誤用馬謖壓制魏延也不算英明。高處原本不勝寒，何況處處是風口是浪尖，就不怕別人說三道四嗎？ 也怕的。 在這種情況下，要做到“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就只有嚴格要求自己。至少，諸葛亮內無餘帛外無贏財，確實做到了兩袖清風。正是這種高風亮節，讓他贏得了人民群眾由衷的敬佩和懷念。

問題是，他有必要那麼累嗎？ 也沒有。 事實上，所謂劉禪無能的說法並不成立。諸葛亮去世以後，劉禪不再任命丞相，而是由大司馬蔣琬主管行政兼管軍事，大將軍費禕主管軍事兼管行政。這樣一種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和權力分配，豈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 劉禪也不糊塗。司馬懿征討遼東時，蜀人都認為是北伐曹魏的大好時機，劉禪卻很沉著冷靜。他下令蔣琬進駐漢中，同時指示一定要等到吳軍也開始行動，東西兩方相互呼應，魏國內部又出現問題時，才發動進攻。 弱智嗎？否！ 那麼，諸葛亮為什麼要大權獨攬，不肯還政於君？ 也許，他是要政改。 或者說，他要興復的其實是理想中的西漢。 西漢初年國家製度中隱含的政治理想，就是區分宮廷與朝廷、皇權與相權、宮中與府中。皇帝是國家元首，主要起象徵國家統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腦，帶領官員具體管理國家，並負政治上一切實際之責任。

這種制度，就叫“虛君實相”。 虛君實相，好嗎？ 不算最好，但也不壞。因為按照這種制度，皇帝授權而不負責，宰相負責而無主權。一旦國家有事，並未行政的元首就能以授權人的名義責問實際負責的宰相，後者也就有可能成為“責任內閣”或“可以問責之政府”。 諸葛亮主政時的蜀漢就是這樣。 《出師表》說：“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這就是既有授權又有問責，其實比皇帝親政更好。 但，這裡面問題很多。 首先，如何保證擁有實權的宰相不會趁機政變，變成既篡位又親政的新皇帝？諸葛亮的辦法是用自己的人格做擔保，可惜道德的擔保從來就是靠不住的。諸葛亮本人不是王莽，不等於別的什麼人不是曹丕。

其次，在既無憲法又無國會的情況下，我們也不知道那擁有實權又永不政變的宰相如何產生。劉備當然運氣很好，劉禪就不敢賭這一把。蔣琬去世後，他乾脆“自攝國事”，結果成為亡國之君，只能到洛陽去裝瘋賣傻。 諸葛亮的政改終於失敗，如果他確有此意的話。 如果。 政改失敗的諸葛亮只能去做道德楷模，甚至呂洞賓的師兄。人們為他的“出師未捷”唏噓不已，對他的“三顧乃見”羨慕有加，甚至讓他穿上八卦衣，搖著鵝毛扇，從袖子裡掏出錦囊妙計，並美其名曰“智慧的象徵”。 虛君實相，以法治國，無人提及。 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想都別想。 也許這就是歷史。歷史並非總是能夠真實地呈現自己的本來面目，歷史形像也總是不如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影響深遠，而庸眾們的偶像則是不容批評和討論的。

諸葛亮的在天之靈，只能去咀嚼自己的孤獨。 那麼，曹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