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五、新政治

貞觀八年（634），帝國發生了一件怪事。一個名叫皇甫德參的中牟縣丞上書朝廷，歷數皇帝的三大錯誤：修宮殿勞民傷財，收地租與民爭利，宮女梳高髻帶壞了社會風氣。縣丞只是從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參的話也未免過分，於是太宗勃然大怒：這傢伙什麼意思！難道要朕一個人都不用，一分錢都不收，宮女都剃光頭，他才稱心如意嗎？ 據此，皇甫德參該按譏諷和誹謗定罪。 出來說話的又是魏徵。 魏徵說，自古以來，上書都是言過其實的，因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馬上明白過來。他說，朕如果治這個人的罪，以後誰還再敢說話？ 於是，賜皇甫德參絹二十匹。 魏徵卻說：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夠開闊。 唐太宗又明白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將皇甫德參提拔為監察御史。監察御史正七品，而且是專職監察官員，享有不必請示匯報就可以直接進行彈劾的獨立監察權。任命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表明皇帝是真心願意聽取意見。

門窗一開，清新的空氣便吹進朝廷。 這其實並不容易。畢竟，皇權的使用沒有法律限制，輿論的監督也沒有製度保障。在這樣一種前提下，要造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環境和風氣，為君者固然需要氣度和雅量，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氣，還需要技巧和智慧。 對此，魏徵有著清醒的認識。 貞觀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報告：魏徵為人處世不拘小節，影響不好。魏徵卻說：君臣應該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跡。如果都拘泥於小節，國家是興是亡就不好說了。 唐太宗馬上回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機說：願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驚異。 他問：忠與良，有區別嗎？ 魏徵說：當然。忠臣是只管提意見，不考慮對方能不能接受，結果自己丟了性命，人君也背上惡名，並不可取。正確的做法，是讓君主成為明君，自己成為良臣。

太宗說：很好！ 接著他又問：怎樣才能成為明君？ 魏徵答：偏聽則暗，兼聽則明。 太宗點頭稱是，於是兩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則是：所有的批評和建議都出於公心。技巧和智慧則是：所有正確的決定都歸功於皇帝，包括貞觀年間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和政治局面。他曾當眾回答太宗的表揚說：臣等暢所欲言，全由陛下引導。否則，魏徵又豈敢屢犯龍鱗？ 這不是拍馬屁，反倒實事求是。 畢竟，在皇權時代，帝王才是決定性因素。 但即便如此，魏徵也差點就掉腦袋。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宮，氣呼呼地對長孫皇后說：魏徵這傢伙老是當面給朕難看，總有一天朕要殺了這鄉巴佬。 皇后聽了一言不發，換了朝服向太宗禮拜。 太宗大吃一驚，問：皇后這是乾什麼？

長孫皇后回答：臣妾聽說，主明則臣直。如今魏徵這樣耿直，豈非因為陛下是明君，臣妾又豈敢不賀？ 這件事當然未必屬實。但長孫皇后在他們兩人之間曾經起著調和作用，是事實。太宗耿耿於懷，魏徵擔著風險，也是事實。於是我們要問：魏徵這樣置生死於度外，除了報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還要幹什麼？ 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魏徵的抱負又是什麼？ 建立理想的君主政治，它包括以下內容： 首先，承認人民是君主存在的前提和理由。用唐太宗的話來說，就是“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因此，可以“以一人治天下”，不能“以天下奉一人”。 其次，強調君主必須有道德，尤其要尊重民眾的生命權和生存權。同樣用太宗的話說，就是“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損害人民利益滿足個人慾望，那是自殺政策。

第三，主張君臣一體，共治天下。唐太宗說，沒有人真能日理萬機。而且就算能，也不能保證不犯錯誤。如果所有的決定都出自一人，那麼，只要一天犯一個錯誤，十天就是十個。日積月累，不亡國又更待何時？ 所以，只有君臣同心，天下才可望有治。 民為邦本，君道有德，共治天下，這就叫“理想的君主政治”，是魏徵和太宗的共同追求。 實際上，這也是當時的最佳選擇，甚至是唯一選擇。在我們這樣一個古老而又早熟的農業民族中，以及在這片廣袤而又開闊的農耕土地上，不可能自發地產生民主政治，也不可能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我們只能選擇君主制，並從“三級分權”的邦國製（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權”的帝國製。 在此前提下，開明專制便是理想。

但這絕不能寄希望於某個開明的君主。君主的個人魅力和道德品質都是不可靠的，人治也從來就不是中國傳統政治的主旋律。個人政治的特點是人亡政息，根本不能保證長治久安。因此它只適用於動亂時代（如三國）和雄主時期（如漢武帝），承平之世卻只能靠制度。 卷199，《通典》卷84 卷208，《唐會要》卷84 卷213，《唐會要》卷84 卷213 卷214，《新唐書》卷37 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訓，在國內厲行節約，百姓休養生息，社會秩序穩定，唐的經濟和人口逐步增長。 站在這個立場，我們就得重新評價貞觀之治。 事實上，貞觀之治是典型的人治，它的成功主要由於太宗和魏徵。如果魏徵遇到的是隋煬帝，早就人頭落地；如果太宗身邊都是封德彝，也難免重蹈覆轍。玄武門之變前，封德彝向李世民大表忠心，卻又暗中充當李建成的鷹犬。這事直到他死後才暴露出來，讓唐太宗大吃一驚。

人，又怎麼靠得住？ 太宗自己也靠不住。貞觀初年，他確實謙虛謹慎。到了中期，就開始驕傲自滿。就連他表揚和推崇魏徵，也未嘗沒有自鳴得意的成分。貞觀十二年（638）三月，唐太宗在五品以上官員的宴會上將佩刀賜給魏徵，然後又問了一句話：朕這些年的政務跟以前相比，怎麼樣啊？ 顯然，他是想听到吹捧。 魏徵卻說：威德所加今非昔比，人心所向今不如昔。 唐太宗目瞪口呆。 他說：怎麼會呢？ 魏徵回答：貞觀初年，陛下唯恐聽不到忠言，總是千方百計地引導，興高采烈地聽從。現在雖然也能聽取意見，卻總是勉勉強強，面有難色，當然比不上從前了。 唐太宗悵然若失：人真是難得自知之明啊！ 難怪魏徵去世後，唐太宗會這麼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撒手人寰，朕失去一面鏡子了。

但，這樣的鏡子，豈非可遇不可求？ 因此，靠得住的還是製度。 事實上，隋唐正是一個制度創新的時代。這一創新始於開皇年間，成於貞觀之治，是幾代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它的豐富內容，是我們馬上就要講到的。 現在則不妨先做小結：壯麗輝煌的隋唐，是許多人共同締造的。隋煬帝打通了南北，唐太宗融合了胡漢，魏徵等人建立了新政治，他們一起創造了新文明。這個新文明可以概括為三個關鍵詞：官僚政治，混血王朝，世界帝國。 那就讓我們一一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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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卷一百九十四。 卷一百九十二，但只有《新唐書·魏徵傳》將忠良之辨和兼聽則明記載在同一時間，則將兼聽則明記在貞觀二年。 卷一百九十二。 卷一《君道》。 卷一《政體》。

卷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八。 卷一百九十五。 卷一百九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