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第八章歷史的訴說
歷史不能重演。歷史學家並不因此而停止假設、推論等工作。歷史學的許多意義就在其中。
我在研究鴉片戰爭史時，很快便得出結論：清朝迎戰必敗，應當儘早與英國締結一項對其相對有利的和約。這當然是一種假設。可是，這麼一來，我就遇到來自內心的兩項駁難：
一、按照這一判斷，清朝就不應當抵抗，英國軍艦一開到中國海馬上就投降？
二、按照這一判斷，在戰場上英勇抵抗的清軍將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作為一中國人，我不能迴避這些駁難。於是，我思考了很久……
由中國海東望，迎著太陽，是東亞的另一重要國家——日本。在這個中國人眼中位於日出之地的民族，對他們視為日落之地的文明，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一千多年來，他們向中國學習了許多，以致被公認為屬於漢文化圈之內的國家。
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日本也遇上了與清朝同樣的麻煩。 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裡（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軍艦4艘由上海駛入東京灣。其在日本引起的震動，不亞於13年前英國軍艦開抵大沽口。掌權的德川幕府面對著培里送來的國書，其神態猶如道光帝手捧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他們不知所策，採取了軟弱的姿態，約定次年再給予答复。由於這些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蒸汽動力美國戰艦被油漆為黑色，時人稱之為“黑船事件”。
第二年，培裡又來了。這次帶來了7艘軍艦，裝備更為精良。德川幕府在此武力的逼迫下，接受了美方的條件，簽訂條約，被迫開國。
缺口由此被打開，西方的洪水洶湧直入。至1858年，日本與美國、英國、俄國、法國、荷蘭簽訂了十多項不平等條約。西方列強由此獲得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設置租界（居留地）等不平等權益。除了割地賠款外，日本“享受”著與中國同等的待遇。
所有這一切，都起源於那4艘“黑船”。在此5年間，日本沒有絲毫的抵抗。以對方的條件簽訂條約，可以認定為投降。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積弱，反過來說，即使進行抵抗，也將遭到與中國同樣的慘敗。然開國之後的種種刺激，又轉為另一種催化劑。以蒸汽機的日文諧音“上喜選”作的狂歌，對此有著形象的概括：
戰艦在此化作濃茶，引起神經中樞的高度興奮，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覺的奮鬥，引起日本歷史上的重大轉折——明治維新。
日本成功了。今天的日本史學家幾乎無人否認，“安政五國條約”的失敗是今日日本成功之母。
就如一個人一生中不可能不栽跟頭一樣，一個民族在歷史上會有許多次失敗。失敗並不可怕。日本最初的失敗，雖給其帶來種種災難，但到秋後算總賬，真正的失敗者是德川幕府及其“鎖國”政策，而對今日日本民族說來，當時的痛苦並不比嬰兒接種牛痘疫苗時的不適更為強猛。以時間為主軸的歷史，給世界上任何民族以東山再起的機會。中國歷史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故事還少嗎？視野的放寬，距離的拉長，會給歷史學家另一種價值觀念。
我在第三章中提到，對於列強的入侵，武力抵抗無疑是正確的；但這種抵抗注定要失敗，另作選擇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層面的，後者是政治層面的。負責任的政治家可以選擇對其民族更為有利的策略。對此不能簡單地以“愛國”或“賣國”的道德觀念概括之。
日本的事例已經證明：避免交戰，減少損失，也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即使訂立了不平等條約，也不見得必然一味沉淪。失敗的民族仍有機會再度輝煌，關鍵在於戰後的奮發。
可是，清朝與德川幕府不同。它是一個自信的“天朝”，儘管事實上已百病纏身。它不相信自己竟然不敵區區島“夷”，因而在當時不可能不以武力相拒。有許多材料證明，清朝在鴉片戰爭中的敗北，對德川幕府的不抵抗決策大有關聯。而清朝除了親自嘗受滋味外，並無前車可鑑。琦善也罷、伊里布也罷，其和平計劃不可能被英方接受，其避戰策略更不能為“天朝”容忍。戰爭不可避免。清軍將士注定要在戰場上流血。
由此而論，我的假設，即放棄武力抵抗，儘早與英方締約，只是“事後諸葛亮”的一種策略選擇，在當時不具有現實可行性。它的意義僅僅在於，為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們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價值標準。
問題由此而轉入下一層面，清軍將士在戰場上付出的鮮血，怎樣才不會白流。
以鮮血而贏得勝利，自是其價值的充分體現。以鮮血而換來失敗，也可能不是無謂的，即所謂“血的教訓”。一個失敗的民族在戰後認真思過，幡然變計，是對殉國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紀念。清軍將士流淌的鮮血，價值就在於此。
可是，清朝呢？它似乎仍未從“天朝”的迷夢中醒來，勇敢地進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發生。
讓我們按照本書人物的出場先後，依次看看這些本應作深刻反省的重要角色在戰後的表現。
琦善於1841年8月被定為斬監候，秋後勾決。但到了秋天，道光帝加恩釋放，發往浙江軍營效力贖罪。由於奕經的反對，改往張家口軍台充當苦差。 1842年3月，張喜曾見過他，而他對張喜的局勢判斷，“深以為是”。
至戰爭結束，琦善被控罪名亦被事實推翻。穆彰阿等人設計援救，授意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召對時說項，道光帝意允。 1843年1月，旨命琦善為四等侍衛（從五品），任葉爾羌參贊大臣（治所在今莎車）。未及到任，又於4月授二品頂戴，調熱河都統。御史陳慶鏞直言上諫，指出英人之所以猖狂，是因為琦善“示弱”。道光帝由此收回成命，罷斥琦善，令其“閉門思過”。陳慶鏞對剛剛結束的戰爭之分析，仍是裕謙的“人心論”。他的奏摺代表著眾多儒吏士子的認識水平。
沒過多久，1843年11月，道光帝授琦善為二等侍衛（正四品），充駐藏辦事大臣。 1846年授二品頂戴，遷四川總督。 1848年發還頭品頂戴，遷協辦大學士。 1849年調陝甘總督。琦善終於官復原職，道光帝也曾言及對他的評價：
“何事未曾辦過”一語，似乎包含著對其鴉片戰爭中表現的理解。
道光帝死後不久，琦善又倒運了。 1851年因為青海濫殺無辜而革職拿問，發往吉林效力贖罪。沒過多久，因太平軍興，以三品頂戴署河南巡撫，繼以都統銜授欽差大臣，主掌江北大營。 1854年，卒於軍中。
從1843年復出到1854年病故，我們從琦善這11年的經歷中，看不出任何由於這場戰爭而發生的旨趣變化。除了在駐藏大臣任上因英國窺測有過一次小小的交手外，他的主要氣力仍放在傳統事務上，最關心如何再邀聖恩。我們雖不知他內心中是否毫無反省，但他未為中國的變革作任何有益的事，卻是無可爭辯的真實。
從琦善戰後的表現，我們又可以認定，他在戰時的避戰策略，只是一種苟安，並無長久的打算和通盤的思考。而在19世紀險象環生的世道中，如此苟安只會將中國一次次帶入厄難，是不值得欣賞的。
林則徐於1841年6月旨命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因黃河決口，8月改往河南祥符，襄辦河工（與琦善定讞同時）。堵口合攏後，仍發往伊犁，至1842年12月來到惠遠城。他在這裡住了兩年多，其具體差使，據伊犁將軍布彥泰的奏摺，為“派在糧餉處當差”，又據林則徐書信，實為“終日蕭閒，一無所事”。西陲的生活很艱難，據林的書信和日記，他似乎一直在生病。
未到伊犁之前，即1841年6月至1842年12月，林則徐對戰局的發展十分關心。雖說其“水軍”建策不切實際（詳見第六章），但對雙方在軍事上的差別，有切膚感受：
在此分析上，他提出了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這雖談不上是完整的救國方案，但也表現出值得肯定的積極進取精神。 1841年8月，他在鎮江與魏源的一日相會，又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留下值得記載的一頁。
到了伊犁之後，林則徐變得消沉起來，最關心的是京城的人事變動和自己復出的可能。這本是當時官場的職業病，無足厚非。 1843年4月和10月寫給陝西巡撫李星沅的兩封信，可以看出明顯的情緒變化。前信稱：
後信謂：
這或許是林覺得李不夠貼心，未吐心語，但1843年1月給鄭夫人及長子的一信，大概是心裡話：
較之他人的命運，林似為自己的“雪窖冰堂”而慶幸。當然，這也可以解釋為說給焦慮的家人聽聽的寬心話。我們不能說林在伊犁無心傾聽來自東南的消息，恰恰相反，他非常珍視這些消息，但他卻再也沒有對此發表評論。被罪之身，需小心謹慎，或許林認為自己的身份和作用，不便多言吧。
1845年初，林則徐得到一個機會，即往新疆各地查勘墾荒情況。這一轉機出自伊犁將軍布彥泰的保舉，也表明道光帝對林的態度開始變化。是年10月，道光帝召林進京，以四五品京堂補用。 12月，又命不要來京，以三品頂戴署理陝甘總督。 1846年4月，又命接替病故的鄧廷楨，出任陝西巡撫。 1847年5月，再遷雲貴總督。 1849年9月，林獲准因病開缺。 1850年4月，他回到家鄉福州。
從遣戍到總督，林則徐在政治上翻了身。特別有意思的是，林幾次遷轉，道光帝都不依慣例召其進京請訓。是自覺有負于林，或尚不肯原諒林，仍不可得知。但林則徐一複出即獲奏事權，至今仍留下這一時期的大量奏摺，君臣之間有著筆墨交流。
最近幾十年的研究，普遍認定林則徐具有改革中國現狀（主要是軍事方面）的進步思想。依照這一思路，他復出後應當有所建言，應當有所行動。可是，很遺憾，我找不到這方面的證據。其辦事細密的作風一如從前，但主要圍繞著平叛等傳統事務，當時中國最急迫的任務被放在一旁，他只是順著當時的政治方向走。作為一名一品大員，已有充分的權力和能力，他為什麼不說，為什麼不做？
蔣廷黻先生認為林則徐是知道了不說，知道了不做，對此提出了道德上的指控。實際上還有一種可能，即林則徐的思想被今人誇張了。
我在第二章中提到，林則徐在廣東了解外部世界的種種舉措都不事聲張的，今人得以知情，全憑歷史學家的史料鉤沉。然而，他並沒有正面回答其對外部世界的看法，因此對其開眼看世界的廣度和深度難作準確評估。從他對戰爭判斷失誤來看，似未有透徹的了解。
今人稱林則徐具有改革中國的思想，主要源於魏源《海國圖誌》中“師夷之長技以製夷”這一著名命題（後將介紹）。但這一思想是否出自林，尚無直接證據。至於他在廣東購買西洋船炮，似也不能拿來作為證明。在林之前，虎門砲台上就架有行商購買的洋砲，在林之後，奕山主粵時期，行商捐建西式戰船、仿製西式兵器的規模又大大超過林。
由此，我們可以認定林則徐有著可貴且有限的開眼看世界的事實，但還不能推導出他有著改革中國的思想。這可舉神光寺事件為例加以說明。
由於南京條約中英文本歧意，外國人能否入各通商口岸的城，各地做法不一。 1845年，英國外交官進入福州城，但英國民人被拒之城外。 1849年廣州反入城鬥爭的勝利，使清朝上下大為振奮。 1850年2月，咸豐帝繼位，在對外事務上表現出不同於前的強硬姿態。 6月，兩名英國人來到福州，托英國代理領事金執爾（William Raymond Gingell）代租城內神光寺房屋，租契並交侯官縣令蓋印。此為英國民人首次進入福州城。剛剛回鄉不久的林則徐，聞訊組織士紳，書寫公啟質問侯官縣令，並上書福建巡撫徐繼畬，要求效法廣州，驅逐英人。徐繼畬主張從緩設法，避免釀起事端。林再次上書，一連串提出十二個問題，表明他不惜為兩名英人入城而引發一場大戰。為此，他還向徐繼畬表示：“如須紳民守助相資，以成犄角之勢，亦必恭候切諭，自當迅速遵行。”此外，他又聯絡閩籍言官上奏，釀成一時大案。
如何看待外國人入城，當時的價值觀念與今天迥然不同。可作為戰後林則徐唯一插手的與西方有關的事件，我們又看不出他有高於當時中國社會的思想和手段。就組織方法而言，仍是一年前徐廣縉、葉名琛的再現，而不惜用武的輕率姿態，又說明他並沒有吸取上次戰爭的教訓。歷史已經證明，用這種方法不能“制夷”，只能製於“夷”。
神光寺事件之前，咸豐帝便欲召林則徐入京，委以重用。神光寺事件之後，廣西“會匪”大作（時清政府尚不知洪秀全事），咸豐帝於1850年10月命林為欽差大臣，前往廣西，“蕩平群醜”。 11月5日，他由福州啟程，22日至廣東普寧，便病逝了。民間傳說為行商派人下毒謀害，未能證實。林則徐病危中口授、其子林聰彝筆錄的遺折，仍是臣子對君主的一片忠誠，看不到我們所希望的新氣象。
道光帝得到英軍退出長江的消息，長長地鬆了一口氣。兩年多的戰爭終於結束了，天下終於太平了。他對此的第一反應頗合其禀性：立即下令沿海各省撤軍，以節省浩繁的軍費。
由林則徐輯錄京中來信而編的《軟塵私議》，其中一則描繪了戰後北京景象：
這些自然與君主的好惡相關。儘管戰爭的結局是殘酷的，但道光帝並沒有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仍是一如既往地將一切責任卸於下屬。牛鑑逮問後，他又將奕山、奕經、文蔚等前敵主將送上刑部大堂，統統定為斬監候。他在內心中認定，戰敗的原因在於這批奴才未能實心實力辦事，“天朝”的厄運在於缺乏忠賢智良之臣。 1842年10月2日，李星沅在日記中寫道：
儘管悔恨至“握拳槌心”，但他只承認一條錯誤，“用人不明”。一年多後，鄧廷楨由伊犁釋放回京，道光帝召見時仍稱“用錯了人”（指用林則徐）。基於這種檢討，他在戰爭中得到的教訓僅僅是慎選良臣。耆英即是他此期發現的人才之一。
戰爭結束後，道光帝曾下令各省修築海防工事，但因未有軍事學上的檢討，各地竟然舊樣複製，全無改進。奕山於1842年10月奏報廣東仿造西式戰艦一艘，並提議停造舊式師船，經費改用於建造西式戰艦。道光帝頗為欣賞，命奕山將圖樣交閩、浙、蘇三省官員參考。然造西式戰艦有材料、技術諸難，更有經費之艱，各地官員假詞推託，他便不再追問。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