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二琦善賣國罪名之否定
辨明琦善沒有賣國動機之後，還須一一分析琦善的賣國罪名。
在當時人的描述和後來研究者的論著中，琦善被控罪名大約有四：
一、主張弛禁，成為清王朝內部弛禁派的首領，破壞禁煙。
二、英艦隊到達大沽口外時，乘機打擊禁煙領袖林則徐，主張投降。
三、主持廣東中英談判期間，不事戰守，虎門危急時又拒不派援，致使戰事失敗，關天培戰死。
四、私自割讓香港予英國。
以上罪名是否屬實呢？
先看第一項，關於禁煙。 弛禁的主張，醞釀於鴉片走私最為嚴重的廣東。一些見鴉片屢禁不止的官僚士子，為遏制白銀外流，企圖以合法進口徵稅、內地種植替代的方法，對付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動。 1834年，兩廣總督盧坤上奏試探，未果。 1836年，曾任廣東按察使的太常寺少卿許乃濟正式出奏，又未行。 除此兩起外，我們在清官方文書中找不到其他主張弛禁的言論，可見持此論者，只是少數憂慮時政的官員，並未形成清王朝內部的所謂“弛禁派”。 時下流行的許多鴉片戰爭史的論著認為，大量侵吞鴉片賄賂的官僚集團是弛禁論的鼓動者和支持者。我以為，此說既缺乏史料依據，又與事理相悖。因為，一旦實行弛禁，鴉片便成為合法商品，販賣者即可不必行賄。對這些貪官說來，保持現狀，即明禁暗不禁，才是最為有利的。弛禁論有利於國內外大大小小的鴉片販子，但對貪官的利益卻是一種衝擊。 從各類史料來看，我們找不到琦善有關弛禁的言論；又因為清王朝內部似無“弛禁派”，稱琦善是弛禁派首領，也無從談起。 1838年，鴻臚寺卿黃爵滋上奏，主張嚴禁，道光帝下令各省將軍督撫議奏。琦善表示同意嚴禁。此後，根據道光帝的諭令，他在天津進行了雷厲風行的查煙活動，1838年8月至11月，共起獲煙土15萬餘兩。這一數字僅低於由鄧廷楨主政的廣東（26萬餘兩），而高於林則徐主政的湖北（2萬餘兩），居全國第二位。最近的研究也已證明，促使道光帝下令嚴禁鴉片的，不是林則徐，而是琦善。 由此可見，琦善在禁煙活動中有著出眾的表現。這雖然不能證明他是強烈主張嚴禁的官員，但足以否認其弛禁的罪名。 再看第二項罪名，關於打擊林則徐，主張投降。 稱琦善乘英軍北上天津之機，攻訐林則徐的唯一可以看到的材料是，1840年8月11日，琦善奏稱，向清方投遞文書的英軍“守備馬他崙”，“其詞只謂疊遭廣東攻擊，負屈之由，無從上達天聽，懇求轉奏”。馬他崙（Maitland）是英艦威厘士厘號（Wellesley）的艦長，前往接收文書的是督標後營游擊羅應鰲，他們的對話今已無從查考。但據此時遞交的英方文件的內容來看，“疊遭廣東攻擊”一語，似非琦善為誣林而自行編造。 至於懲辦林則徐、另派欽差大臣前往廣東一事，本為道光帝所為，與琦善無涉。但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的編纂官們，將原本應附於琦善1840年9月2日奏摺之後的照會，誤植於其8月17日奏摺之後。這就給人一種誤解，以為是琦善首先向道光帝提議懲林的。我們若將佐佐木正哉所輯錄的英國檔案館中的中英往來文件相對照，不難發現此中的錯誤。可以說，琦善完全是遵旨辦事，並無羼雜個人的意見。 這裡還有必要簡述一下琦善與林則徐的私人關係。 據《林則徐日記》，琦、林之交始於1825年6月。是時，林以丁憂在籍的前江蘇按察使的身份，被“奪情”而監督江蘇高家堰河工。琦善以山東巡撫的身份前來巡視。未久，琦善遷兩江總督，陶澍調江蘇巡撫，為南漕海運，命林則徐總其事。林以病辭歸，琦為之代奏。此後，各官一方，並未同事。 又據《林則徐日記》，鴉片戰爭前，琦善與林則徐見過兩次面。第一次是在1837年3月，林則徐遷湖廣總督離京赴任，琦善遣弁迎於直隸與順天府交界的高碑店。林行至省城保定，琦又率文武官員出城迎接。在公所寒暄之後，琦即赴林寓所“長談”。爾後，林又回拜，“談至傍晚”。次日，林則徐離保定，琦善因“值丁祭，未得來，差省酬應”。迎來送往，自是官場風氣，但兩次長談，似又屬私誼。第二次在1838年12月，林則徐奉旨進京，行至直隸安肅（今河北徐水），適遇琦善由京返回，兩人“談至傍晚”。 後來的論者稱琦、林交惡，多指兩事。 其一謂，林則徐在道光帝召對時，倡言畿輔水利，後又奉旨上奏。琦善妒恨林則徐越俎代庖，從此結怨。查林著有《畿輔水利議》，後又有《复議遵旨體察漕務情形通盤籌畫折》，其中心意思是，為了革除漕米、漕運、河工諸弊，只需在直隸，尤其是東部的天津、河間、永平、遵化四州府，改種高產的水稻，即可一勞永逸地解決京師缺糧的難題，而不再需要南漕。一百多年前的華北，雖不似今日之乾旱，但在直隸種稻即可解決每年四百萬石的南漕，今日看來，仍似為大膽之言。更何況，林則徐還疏言，無須先治水（當時潮河、白河、永定河常發大水），後營田，僅需行“溝洫之法，似皆為作上腴”。在這裡，我們不必細究林的建策是否可行果效，身為直隸總督且須新負京米之責的琦善，自然不願不會也不敢用此奇策，他本來就為治水而吃過虧；但謂琦善為此妒恨林，以致後來要設計陷害之，也似無必要。因為林的提議，早已有之，琦只需奏明即可，更何況當時此類事件頗多，若事事記恨，則記不勝記。 其二謂，林則徐於1838年12月路遇琦善，琦告之“勿啟邊釁”。後有論者據此稱琦威脅林，迫其放棄嚴禁鴉片的立場。查“勿啟邊釁”一語，出自民國年間雷瑨所編《蓉城閒話》一書引用的戴蓮芳所著《鸝砭軒質言》。然琦、林私語由何人何時傳出，聞者得自何處，皆無說明。又檢視此文，錯誤頗多，讓人感到不太可靠。即便真有“勿啟邊釁”一語，究系勸誡還屬威脅，又可再作分析。從後來發生的戰爭來看，琦善若有此語，似又有一定的預見性。 綜上所述，我以為，鴉片戰爭前，琦善與林則徐自然不是意氣相投的朋友，但若稱之為勢如水火、積不相能的政敵，也缺乏必要的史料依據。稱琦善乘英軍至津而誣林的罪名，似不能成立。
指控琦善的第三項罪名，即他在廣東的所作所為，是本書第三章敘說的重點之一，這裡只是簡要地提一下拒絕增兵虎門的問題。 據琦善奏摺，他於1840年11月29日到廣州，12月4日接印視事。從11月29日至12月26日，他仍迷醉於通過“開導”解決中英爭端。 12月26日，接到義律的最後通牒，次日起4次增兵虎門。由此至1841年2月22日，琦善共向虎門派兵3150名，另僱勇5800名，且有調撥火砲等情事。稱琦善拒不派援，致使關天培孤軍困守以致失敗的說法，不能成立。
最後，看一下第四項罪名，關於私許香港，這是道光帝革拿琦善的主要原因。 1841年1月7日，英軍攻占虎門口端的大角、沙角。義律隨之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軍的強勁攻勢面前，趨於軟弱，復照稱，英軍若退還定海、沙角等處，可上奏道光帝，請於珠江口外給予“寄寓一所”。 1月14日，義律提出割佔尖沙咀（即今九龍）、香港兩地。琦善答以只能選擇一處“寄寓泊船”，俟英方選定後，由他上奏請旨。 可是，義律歪曲了琦善的意思，於1月16日照會琦善，聲稱將“以香港一島接收”。在這份照會後面還附有另一照會，以“私情致請”釋放兩名外國商人。 1月18日，琦善照會義律，含混其詞，全文為： ，所請釋放港腳黑人那密及法蘭西國人單亞泥二人，本大臣爵閣部堂即飭去員，帶交貴公使大臣釋放可也。為此照會。 （重點為引者標） 同日，琦善上奏道光帝，請求仿照澳門先例，准許英人在香港“泊舟寄居”，並稱已派人前往“勘丈”，待道光帝批准後，再與英人“酌定限制”。 從琦善照會內容來看，明顯是對義律請求放人的照會的回复。而義律不顧琦善上下文的本意，捉住“現在諸事既經說定”一語，於1月20日宣布，他已與琦善達成了共有四條內容的“初步協定”，其中第一條是“香港島及港口割讓予英王……”1月26日英軍在沒有任何條約依據的情況下，擅佔香港。 1月28日，英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James John Gordon Bremer），照會清大鵬協副將賴恩爵，要求駐守該島的清軍撤回。英方的這些行動，說明了殖民主義者的強橫。 廣東巡撫怡良根據伯麥致賴恩爵的照會，上奏彈劾琦善“私許”香港。這說明怡良未知真情。 近人的研究也證明，琦善未與英方達成任何有關香港內容的條約或協定。 綜上所述，可以確認，琦善實有允英人“寄居”香港之意，而無“割讓”之舉；且非為“私許”，實有請旨奏摺。 核准歷史事實，有關琦善賣國的四項罪名，無一可以成立。 然而，我們若放開那些對琦善的具體指責，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問題，不難看出，琦善賣國說的根由在於： 於是，“妥協”即被目為“投降”，而“投降”又被提升至“賣國”。帽子正是如此一頂頂地戴到了琦善的頭上。 如果我們再細心地核查琦善在鴉片戰爭中的所作所為，不難發現，除在一些細小之處，琦善有蒙混道光帝的舉動外，在根本問題上，他大體上是按照道光帝的決策行事的，儘管在廣東談判的後期他過於執著而不惜於抗旨。琦善的確主張妥協，但妥協一策，非琦善所提出，卻出自道光帝的欽定。因此，妥協的責任，本應更多地由道光帝來承擔，而不是由琦善來承擔。若如此，按照妥協即投降、投降即賣國的邏輯，身為“天朝”大皇帝的旻寧，豈非自己也要“賣國”予“島夷”？這實乃匪夷所思。
先看第一項，關於禁煙。 弛禁的主張，醞釀於鴉片走私最為嚴重的廣東。一些見鴉片屢禁不止的官僚士子，為遏制白銀外流，企圖以合法進口徵稅、內地種植替代的方法，對付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動。 1834年，兩廣總督盧坤上奏試探，未果。 1836年，曾任廣東按察使的太常寺少卿許乃濟正式出奏，又未行。 除此兩起外，我們在清官方文書中找不到其他主張弛禁的言論，可見持此論者，只是少數憂慮時政的官員，並未形成清王朝內部的所謂“弛禁派”。 時下流行的許多鴉片戰爭史的論著認為，大量侵吞鴉片賄賂的官僚集團是弛禁論的鼓動者和支持者。我以為，此說既缺乏史料依據，又與事理相悖。因為，一旦實行弛禁，鴉片便成為合法商品，販賣者即可不必行賄。對這些貪官說來，保持現狀，即明禁暗不禁，才是最為有利的。弛禁論有利於國內外大大小小的鴉片販子，但對貪官的利益卻是一種衝擊。 從各類史料來看，我們找不到琦善有關弛禁的言論；又因為清王朝內部似無“弛禁派”，稱琦善是弛禁派首領，也無從談起。 1838年，鴻臚寺卿黃爵滋上奏，主張嚴禁，道光帝下令各省將軍督撫議奏。琦善表示同意嚴禁。此後，根據道光帝的諭令，他在天津進行了雷厲風行的查煙活動，1838年8月至11月，共起獲煙土15萬餘兩。這一數字僅低於由鄧廷楨主政的廣東（26萬餘兩），而高於林則徐主政的湖北（2萬餘兩），居全國第二位。最近的研究也已證明，促使道光帝下令嚴禁鴉片的，不是林則徐，而是琦善。 由此可見，琦善在禁煙活動中有著出眾的表現。這雖然不能證明他是強烈主張嚴禁的官員，但足以否認其弛禁的罪名。 再看第二項罪名，關於打擊林則徐，主張投降。 稱琦善乘英軍北上天津之機，攻訐林則徐的唯一可以看到的材料是，1840年8月11日，琦善奏稱，向清方投遞文書的英軍“守備馬他崙”，“其詞只謂疊遭廣東攻擊，負屈之由，無從上達天聽，懇求轉奏”。馬他崙（Maitland）是英艦威厘士厘號（Wellesley）的艦長，前往接收文書的是督標後營游擊羅應鰲，他們的對話今已無從查考。但據此時遞交的英方文件的內容來看，“疊遭廣東攻擊”一語，似非琦善為誣林而自行編造。 至於懲辦林則徐、另派欽差大臣前往廣東一事，本為道光帝所為，與琦善無涉。但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的編纂官們，將原本應附於琦善1840年9月2日奏摺之後的照會，誤植於其8月17日奏摺之後。這就給人一種誤解，以為是琦善首先向道光帝提議懲林的。我們若將佐佐木正哉所輯錄的英國檔案館中的中英往來文件相對照，不難發現此中的錯誤。可以說，琦善完全是遵旨辦事，並無羼雜個人的意見。 這裡還有必要簡述一下琦善與林則徐的私人關係。 據《林則徐日記》，琦、林之交始於1825年6月。是時，林以丁憂在籍的前江蘇按察使的身份，被“奪情”而監督江蘇高家堰河工。琦善以山東巡撫的身份前來巡視。未久，琦善遷兩江總督，陶澍調江蘇巡撫，為南漕海運，命林則徐總其事。林以病辭歸，琦為之代奏。此後，各官一方，並未同事。 又據《林則徐日記》，鴉片戰爭前，琦善與林則徐見過兩次面。第一次是在1837年3月，林則徐遷湖廣總督離京赴任，琦善遣弁迎於直隸與順天府交界的高碑店。林行至省城保定，琦又率文武官員出城迎接。在公所寒暄之後，琦即赴林寓所“長談”。爾後，林又回拜，“談至傍晚”。次日，林則徐離保定，琦善因“值丁祭，未得來，差省酬應”。迎來送往，自是官場風氣，但兩次長談，似又屬私誼。第二次在1838年12月，林則徐奉旨進京，行至直隸安肅（今河北徐水），適遇琦善由京返回，兩人“談至傍晚”。 後來的論者稱琦、林交惡，多指兩事。 其一謂，林則徐在道光帝召對時，倡言畿輔水利，後又奉旨上奏。琦善妒恨林則徐越俎代庖，從此結怨。查林著有《畿輔水利議》，後又有《复議遵旨體察漕務情形通盤籌畫折》，其中心意思是，為了革除漕米、漕運、河工諸弊，只需在直隸，尤其是東部的天津、河間、永平、遵化四州府，改種高產的水稻，即可一勞永逸地解決京師缺糧的難題，而不再需要南漕。一百多年前的華北，雖不似今日之乾旱，但在直隸種稻即可解決每年四百萬石的南漕，今日看來，仍似為大膽之言。更何況，林則徐還疏言，無須先治水（當時潮河、白河、永定河常發大水），後營田，僅需行“溝洫之法，似皆為作上腴”。在這裡，我們不必細究林的建策是否可行果效，身為直隸總督且須新負京米之責的琦善，自然不願不會也不敢用此奇策，他本來就為治水而吃過虧；但謂琦善為此妒恨林，以致後來要設計陷害之，也似無必要。因為林的提議，早已有之，琦只需奏明即可，更何況當時此類事件頗多，若事事記恨，則記不勝記。 其二謂，林則徐於1838年12月路遇琦善，琦告之“勿啟邊釁”。後有論者據此稱琦威脅林，迫其放棄嚴禁鴉片的立場。查“勿啟邊釁”一語，出自民國年間雷瑨所編《蓉城閒話》一書引用的戴蓮芳所著《鸝砭軒質言》。然琦、林私語由何人何時傳出，聞者得自何處，皆無說明。又檢視此文，錯誤頗多，讓人感到不太可靠。即便真有“勿啟邊釁”一語，究系勸誡還屬威脅，又可再作分析。從後來發生的戰爭來看，琦善若有此語，似又有一定的預見性。 綜上所述，我以為，鴉片戰爭前，琦善與林則徐自然不是意氣相投的朋友，但若稱之為勢如水火、積不相能的政敵，也缺乏必要的史料依據。稱琦善乘英軍至津而誣林的罪名，似不能成立。
指控琦善的第三項罪名，即他在廣東的所作所為，是本書第三章敘說的重點之一，這裡只是簡要地提一下拒絕增兵虎門的問題。 據琦善奏摺，他於1840年11月29日到廣州，12月4日接印視事。從11月29日至12月26日，他仍迷醉於通過“開導”解決中英爭端。 12月26日，接到義律的最後通牒，次日起4次增兵虎門。由此至1841年2月22日，琦善共向虎門派兵3150名，另僱勇5800名，且有調撥火砲等情事。稱琦善拒不派援，致使關天培孤軍困守以致失敗的說法，不能成立。
最後，看一下第四項罪名，關於私許香港，這是道光帝革拿琦善的主要原因。 1841年1月7日，英軍攻占虎門口端的大角、沙角。義律隨之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軍的強勁攻勢面前，趨於軟弱，復照稱，英軍若退還定海、沙角等處，可上奏道光帝，請於珠江口外給予“寄寓一所”。 1月14日，義律提出割佔尖沙咀（即今九龍）、香港兩地。琦善答以只能選擇一處“寄寓泊船”，俟英方選定後，由他上奏請旨。 可是，義律歪曲了琦善的意思，於1月16日照會琦善，聲稱將“以香港一島接收”。在這份照會後面還附有另一照會，以“私情致請”釋放兩名外國商人。 1月18日，琦善照會義律，含混其詞，全文為： ，所請釋放港腳黑人那密及法蘭西國人單亞泥二人，本大臣爵閣部堂即飭去員，帶交貴公使大臣釋放可也。為此照會。 （重點為引者標） 同日，琦善上奏道光帝，請求仿照澳門先例，准許英人在香港“泊舟寄居”，並稱已派人前往“勘丈”，待道光帝批准後，再與英人“酌定限制”。 從琦善照會內容來看，明顯是對義律請求放人的照會的回复。而義律不顧琦善上下文的本意，捉住“現在諸事既經說定”一語，於1月20日宣布，他已與琦善達成了共有四條內容的“初步協定”，其中第一條是“香港島及港口割讓予英王……”1月26日英軍在沒有任何條約依據的情況下，擅佔香港。 1月28日，英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James John Gordon Bremer），照會清大鵬協副將賴恩爵，要求駐守該島的清軍撤回。英方的這些行動，說明了殖民主義者的強橫。 廣東巡撫怡良根據伯麥致賴恩爵的照會，上奏彈劾琦善“私許”香港。這說明怡良未知真情。 近人的研究也證明，琦善未與英方達成任何有關香港內容的條約或協定。 綜上所述，可以確認，琦善實有允英人“寄居”香港之意，而無“割讓”之舉；且非為“私許”，實有請旨奏摺。 核准歷史事實，有關琦善賣國的四項罪名，無一可以成立。 然而，我們若放開那些對琦善的具體指責，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問題，不難看出，琦善賣國說的根由在於： 於是，“妥協”即被目為“投降”，而“投降”又被提升至“賣國”。帽子正是如此一頂頂地戴到了琦善的頭上。 如果我們再細心地核查琦善在鴉片戰爭中的所作所為，不難發現，除在一些細小之處，琦善有蒙混道光帝的舉動外，在根本問題上，他大體上是按照道光帝的決策行事的，儘管在廣東談判的後期他過於執著而不惜於抗旨。琦善的確主張妥協，但妥協一策，非琦善所提出，卻出自道光帝的欽定。因此，妥協的責任，本應更多地由道光帝來承擔，而不是由琦善來承擔。若如此，按照妥協即投降、投降即賣國的邏輯，身為“天朝”大皇帝的旻寧，豈非自己也要“賣國”予“島夷”？這實乃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