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鄧小平和世界風雲人物

第37章 親密的戰友加同志——鄧小平和金日成(4)

親密的戰友加同志。鄧小平對金日成說:“我們之間相互了解是最深的。” 1987年5月22日。一大早,一場不大不小的雨讓北京的空氣格外清新了許多。雨後的釣魚台國賓館,花兒更燦爛,草木更清翠。 大紅燈籠高懸在藍瓦白牆的賓館的走廊裡。在這座樓房的左側有一株雲杉,這是金日成1959年訪華時親手栽種的,如今快30年了,當時的小樹已經長成了大樹。 當金日成的專車停到門口時,鄧小平高興地迎上前去,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的友誼之手又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非常歡迎您!” 兩人高興地熱情擁抱在一起。 金日成滿面笑容地對鄧小平說:“你身體跟兩年前一樣健康,我們都很高興。” “看見你身體這樣好,我們也都很高興。”鄧小平說。

在會談中,鄧小平說:“我們兩家都有一個統一的問題。你們解決同南朝鮮的關係問題,或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關鍵都是我們自己要發展,自己要搞好。總有一天,要體現出我們社會制度確實優於他們的社會制度,我們的經濟發展速度要超過他們經濟發展的速度。現在世界總的形勢表明,各個爭端問題都不能用軍事力量來解決。世界總的形勢是誰都不想發動戰爭,看來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在比較長的時間裡避免。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要把這個問題看得清楚,要利用這個機會,借助一切力量,把經濟搞好。” 5月24日,鄧小平再次和金日成會談。在話別時,他們談到國際問題時,鄧小平說:“現在國際問題更加複雜化,處理國際問題需要我們用更多的方法和方式,從更加廣泛的角度來觀察問題、回答問題。”鄧小平認為,現實問題非常複雜,而且千變萬化,每個國家、每個國家的黨都只能根據自己的情況處理問題,強求一致是不可能的。鄧小平說:“現在我們搞開放,對問題的認識也要開放,我們要把經濟搞活,也要把政治搞活。”

在談到開放問題時,鄧小平針對深圳高技術產品打入國際市場,覺得這是開放政策的真正的成功,深圳用六七年時間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一個現代化城市的經驗是寶貴的,需要很好地總結。同時,鄧小平也指出他所擔心的———“現在真正的問題是農業問題”。他深刻指出:“很可能整個九十年代我們其他方面都很順利,就是農業不順利,我們正在研究解決這個問題。” 會見結束後,鄧小平和金日成一邊散步,一邊親切交談,來到了流水潺潺、綠蔭如蓋的養源齋。鄧小平在這裡設宴款待金日成一行。 話別時,鄧小平對金日成說:“我們之間相互了解是最深的。” 金日成說:“是的,我們的了解是最深的。” 鄧小平和金日成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89年的11月。金日成是應中共中央的邀請,於這年的11月5日至7日對我國進行非正式訪問。

當金日成的專列抵達北京時,85歲高齡的鄧小平親自前往車站迎接,讓金日成十分感動,他一下車就快步走上前和鄧小平緊緊擁抱。此前鄧小平已於9月4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辭去黨和國家軍委主席這最後一個職務,以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廢除乾部領導職務終身製。 11月6日,鄧小平和金日成舉行了親切的會談。 鄧小平對金日成說:“我們是朋友之間的來往,所以一般的禮儀都可以簡化。” “是的,簡單一點。”金日成回答道。 “我們的關係確實不一般,”鄧小平說,“今年除了一些重要的國家首腦來華時我出來見見面以外,其他一般就不見了,也不出席宴會,也不去機場,也不經常出面談話。” 鄧小平告訴金日成:“我們今天開始開中央全會,有兩項議程,其中一個就是批准我退休的請求。這個事情我做了多年的工作,這次列入了議事日程,已經取得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同志們的同意,在中央委員會中還要做一些工作。這個問題我至少提了七八次,每次大家都不贊成,沒有辦法,所以十三大我來了一個半退,就是不進入中央委員會,只保留一個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現在是我退休的時機了。我在這個時機退下來最好。”

鄧小平還對金日成介紹了新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他說:“第三代領導集體就是江澤民同志當頭頭,以他為核心。”還說:“江澤民同志知識面比較寬,多年來都是地方和部門的重要幹部。這四個多月的中央工作很不錯。他工作紮實,而且比較民主。” 鄧小平還強調說:“總結歷史經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分重要,特別是堅持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決不能放鬆,否則,我們非垮台不可。” 金日成對鄧小平的觀點表示堅決支持。鄧小平也對朝鮮勞動黨、政府和朝鮮人民為爭取祖國自主和平統一、緩和朝鮮半島局勢而進行的鬥爭表示堅決支持。 5年後的1994年7月8日,金日成與世長辭。噩耗傳來,90高齡的鄧小平深為悲痛,立即為這個唇齒相依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老朋友致唁電錶示沉痛哀悼:

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 驚悉金日成主席不幸病逝,深感痛惜。 金日成同志的一生是為朝鮮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獻身的一生,也是為締造和發展中朝友好奮鬥的一生。金日成同志的逝世使朝鮮人民失去了偉大領袖,也使我失去了一位親密的戰友和同志。 我謹向朝鮮勞動黨中央、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全體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鄧小平 1994年7月9日於北京 鄧小平和金日成的偉大友誼,譜寫了中朝人民友誼的新篇章,它將和他們偉大的名字一起載入中朝兩國友好的史冊! 第四部分最早和鄧小平打交道的美國人——鄧小平和卡爾遜(1) 最早和鄧小平打交道的美國人 ———鄧小平和卡爾遜 你知道第一個撰文把鄧小平介紹到海外的是誰嗎?

你知道鄧小平給這個人留下的第一印像是什麼嗎? 這個人名叫埃文斯·福·卡爾遜。 1896年出生於一個公理會牧師的家庭,早年輟學,16歲參軍,曾任羅斯福總統在佐治亞州溫泉公寓的侍衛官。 1927年第一次來到中國的他很快就喜歡上了中國。從1927年2月第一次到上海,到1929年9月回國期間,卡爾遜“開始走上有政治頭腦的道路”,並於1929年6月作為美國海軍上將布里斯多夫的參謀人員參加了孫中山先生的葬禮。 1933年到1935年在北京,是《公使館衛隊新聞》的編輯,後回國。 1937年7月,卡爾遜作為美國海軍的情報官,第三次來到中國。此時正值盧溝橋事變爆發。 毛澤東派一個警衛員提著馬燈把劉白羽找到他鳳凰山下的寓所,對劉白羽說:“現在有一個叫卡爾遜的美國人要到華北游擊區去,你組織幾個人陪同他一道去。”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一聲槍響,震驚了中國,也震驚了世界,揭開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朱德發布命令,宣布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將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紅軍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政治部,任弼時任主任,鄧小平任副主任。 9月6日,朱德總指揮率八路軍總部從雲陽鎮出發,鄧小平與任弼時、左權等一起,與之同行,經陝西蒲城、澄城、全陽,在韓城芝川鎮渡過黃河。 就在八路軍總部經過太原時,周恩來找到鄧小平,要他擔任第二戰區剛剛成立的“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八路軍代表,做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工作。鄧小平受命後,率傅鍾、陸定一、黃鎮等人立即向晉西南的汾陽、孝義一帶開進。不久,太原失守,國民黨中央軍和其他地方部隊紛紛從太原潰退。就在此時,在鄧小平的率領下,一支佩帶藍底白字臂章的八路軍和佩帶紅色“戰地動員”臂章的“戰地總會”的干部隊伍,仍然挺進在太原西南方的大道上。隨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任命鄧小平為八路軍129師政委,與師長劉伯承一起率領這支勁旅馳騁在抗日戰場上。

這年12月,卡爾遜在上海和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一起目睹了淞滬抗戰的悲壯和慘烈。他還從斯諾那裡了解到了許多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抗戰的英雄事蹟,非常嚮往著像斯諾寫《紅星照耀中國》一樣去親自看一看共產黨毛澤東和他的軍隊。 這位勇敢的海軍陸戰隊軍官對斯諾說:“在尼加拉瓜,我到處追擊桑地諾領導的游擊隊,花了兩年的時間,因此,我並不低估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土上打游擊戰的可能性,但是關鍵要有好領導,高昂的士氣。我本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見過像你談到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彭德懷等將領那樣的中國人。他們可能是不同的。如果他們真正是士氣高昂和紀律嚴明,如果他們的領導人像你所說的那樣足智多謀,如果……如果……那麼就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未來可能是屬於他們的。”

“那麼,你為什麼不親自去看看呢?”斯諾說。 卡爾遜眯縫起那雙藍色的眼睛,摸了摸高高的鼻子,然後咧了咧嘴說:“我也想到了這一點。可是如果我出現在朱德的司令部時,他們會怎樣對待我呢?會把我當作老牌帝國主義的間諜嗎?” 斯諾說:“我想不會的。” 據愛潑斯坦在《回憶埃文斯·福·卡爾遜》一文中回憶:“1937年12月,一個瘦高個子的美國人,他有著一雙平靜深陷的眼睛,穿著羊皮襯裡的皮夾克,背上背著一個帆布包,風塵僕僕地走進我在長江盆地都市武漢的美聯社新聞辦公室……來的人介紹他自己:美國海軍陸戰隊卡爾遜上尉,美國駐華使館助理海軍武官。他帶來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諾的一封短信,介紹他是一位思想公正、有強烈抗日要求的軍官,他想親自去看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的抗日鬥爭。斯諾問我,是否能幫助卡爾遜找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斯諾也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我帶他去見了葉劍英和董必武。他們與延安聯繫後,很快安排了他到敵後游擊隊根據地去旅行。”

對這次旅行,劉白羽在《一個崇高的美國人———埃文斯·福·卡爾遜》一文中回憶說:“那是1938年,延安一個春寒料峭的五月之夜,毛澤東同志派一個警衛員提著馬燈把我找到他鳳凰山下的寓所,對我說:'你不是想到敵後去嗎?現在有一個叫卡爾遜的美國人要到華北游擊區去,你組織幾個人陪同他一道去,……於是,被卡爾遜叫做五個'小伙子'的———歐陽山尊、汪洋、金肇野、林山和我,從此,和卡爾遜———美國海軍陸戰隊軍事觀察家這個老兵,結下了不解之緣。”半個世紀後的1988年,回憶與卡爾遜的第一次見面,當時擔任組長的劉白羽仍然清清楚楚感慨萬分:“這個樸實而又聰慧的美國人曾經怎樣用疑問的眼光打量過我們這幾個陌生人,而且問:'你們一天能走30公里嗎?'但是在後來的5月到8月的80多個日夜裡,我們冒著彈火硝煙、急風驟雨,衝過三道日軍封鎖線,我們性命相依,生死與共,幾個中國人和一個美國人心靈之間交織出深厚的戰鬥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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