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英國“鐵娘子”碰到中國“鋼鐵公司”——鄧小平和撒切爾夫(1)

瑪格麗特·撒切爾，也就是我們經常從新聞報導上知道的撒切爾夫人。她是２０世紀下半葉英國社會中的一個傳奇人物，是“二戰”以後英國的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擔任英國首相職務時間最長的政治家，是國際政壇上影響深遠的人物之一。她出生於安普敦郡的一個小鎮，曾在牛津大學獲得化學學士學位，後改學法律。 １９５９年當選為英國國會議員，１９７５年成為英國保守黨領袖，１９７９年率保守黨競選成功後入主唐寧街，成為英國首相。因其受邱吉爾影響極深，堅持“鮮明的傳統保守主義哲學和強硬的經濟政策”，而且堅持一貫的意志堅強、決策果斷、鋒芒畢露、獨斷專行的作風，素有“鐵娘子”美稱。她之所以在英國政壇備受好評，還因其具有十分強烈的民族意識，並且力圖以個人之力成為日漸沉淪的“日不落帝國”的救世主。在上個世紀７０年代中期，她還是冷戰的急先鋒，蘇聯媒體曾稱其為“冷戰鬥士”，還有“西方制度的衛道士”之稱。

“鐵娘子”往談判桌上一坐，才發現自己是“一廂情願”。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跟鄧小平一打交道，才發現鄧小平是一個態度堅決非常執著的人。 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的交往，讓人們難忘的自然是關於香港回歸中國的談判。當這個英國的“鐵娘子”來到中國的時候，她怎麼也沒有想到，在毛澤東譽為“鋼鐵公司”的鄧小平面前“跌了一跤”，嚐到了失敗者的無奈。 因此，在本文一開始，請先看從撒切爾夫人的回憶錄《唐寧街的歲月》中摘錄的幾段文字，看看她是怎樣追憶和描述在中英談判過程中她和鄧小平的交往的———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２日早晨，我在從東京飛赴北京時，一再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根本不承認英國與清政府１８４２年就香港島簽訂的《南京條約》，這是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先決條件。我們事先也商量過了，決定把談判立場建立在英國至少對一部分香港領土擁有主權的基礎上，如果中國承認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在此立下腳，然後把主權讓出，以換取對香港繼續管治的權利。我曾經多次與政界和商界人士討論過，覺得這是一個大家比較滿意的解決辦法。但往談判桌上一坐，我才發現，那不過是我們的一廂情願。

“９月２３日上午抵達北京，第二天正式會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我發表了一篇事先已準備好的聲明，闡述英國的立場。我指出，中國關注的核心點既然是香港的主權與繼續保持繁榮，那麼如果我們突然宣布對香港的行政管理作重大改變，大量資金肯定會外流，香港的崩潰不可避免。所以，我們兩國應把保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放在首位，就未來的管治安排達成協議，如果這些安排能贏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如果英國國會滿意這些安排，我們再開始考慮主權問題。 “我滿以為這篇務實的言論會有很強的說服力，所以我在最後試圖說服中國政府同意我們發表一篇內容不涉及承擔責任的聯合聲明，宣布我們的共同目標是維護香港的繁榮，然後再舉行實質性會談。 “但我很快發現，我所有原來的估計都開始泡湯了。

“我早就听說鄧小平是實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還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執著的人，他的態度很堅決。他說，香港主權根本不在討論之列，稍後中國會正式公佈收回香港的決定。這一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和鄧小平的談判進行得相當艱難，我連最初的基本目標都沒有能夠達到，但也不能算徹底失敗。我畢竟說服鄧小平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宣布兩國正在共同本著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目標展開談判。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８日早上，我們獲悉中國建議在６月份單方面宣布他們對香港前途的方案。我認為如果談判沒有進展，不如儘早在香港推進民主進程，讓香港人民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選定他們能接受的製度等等。但是，當時我的同事們對此都不感興趣，我也一籌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這件事了又於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３月以私人名義寫了一封信給中國政府，信的內容比先前作了重大的讓步。

“儘管作了這次讓步，卻仍然沒能動搖中國的立場，夏季的３輪會談沒有絲毫進展，９月２２日和２３日的會談再次陷入僵局，這個信號導致了香港人心不穩，大量資金外流，港幣匯價大跌。至此，我不得不決定向中國交還主權和治權，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由此可見，撒切爾夫人的無奈之情溢於言表，對鄧小平的欽佩之情亦真心中肯。 那麼他們之間的故事到底如何呢？那還得從香港說起。 香港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 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新界三個部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 １８４０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強迫清政府於１８４２年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永久割讓香港島。 １８５６年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１８６０年英國迫使清政府締結《北京條約》，永久割讓九龍半島尖端。 １８９８年英國人趁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之機，逼迫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九龍半島大片土地以及附近２００多個島嶼（後統稱“新界”）租期９９年，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期滿。

因這三個條約均為侵略戰爭的產物，在國際法上是無效的，所以中國人民和歷屆中國政府從來都不承認這些強加的不平等條約。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曾向英國提出收回香港的問題。 １９４３年，中英雙方達成協議，在戰胜日本後重新考慮新界的租借問題。但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因忙於打內戰，協議又被擱置。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此前暫時維持現狀。 到了７０年代末，隨著“新界”租期屆滿日益臨近，國際上投資者日益持觀望態度。這種觀望態度在地產業投資上最為突出。因為地產業的投資受租借期的很大限制。而租借期日趨迫近就使投資者愈來愈裹足不前。這種情況不僅使港英政府的財政收入大為減少，而且對香港整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英國政府做出了這樣的一種估計：“若不設法採取步驟去減低１９９７年這個期限所帶來的不明朗情況，在８０年代初期至８０年代中期，便會開始出現信心迅速崩潰的現象。”

因此，１９７９年出任英國首相兼首席財政大臣的撒切爾夫人，在香港問題上受到的壓力很大。隨著１９９７年的日益臨近，英國政府不斷派代表來試探中國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立場和態度。於是，解決香港問題歷史性地落在了鄧小平和撒切爾夫人的肩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