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３９屆總統吉米·卡特?熏因為任職期間毅然決然地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而轟動世界，成為繼尼克松之後，最受中國人民歡迎的美國總統。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日，卡特出生在佐治亞州普蘭斯小鎮的懷斯醫院，其祖父、父親和外祖父都是內戰時期的軍人，堪稱軍人世家。在２０歲的時候，卡特服役於美國太平洋艦隊常規潛艇“鯧魚”號，曾到過中國青島。 ２９歲時，因為父親去世，他退役回到農村繼承父業，種植花生，開始了艱苦的“折磨”人的農場生活。但十幾年的辛苦沒有白費，在母親、妻子和弟弟的幫助下，他們擁有了３１００英畝的土地、３處房產和公司股票，資產總值５００多萬美元。卡特成了被人們稱許的了不起的“普蘭斯鎮的卡特”。競選總統之前，卡特在３８歲時當選為參議員，４６歲時就當選為佐治亞州州長。在１９７６年的總統競選中，美國一家有名的報紙稱亞特蘭大之所以出名有以下五個原因：一是已經不存在的三Ｋ黨，二是可口可樂，三是善於做成大滿貫的橋牌名家鮑比瓊斯，四是瑪格麗特·米切爾寫的名著和大名星蓋博與費雯麗主演的經典電影，第五個就是種花生的“鄉巴佬”卡特競選美國總統。卡特在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４日獲得民主黨提名，１１月２日在大選中獲勝，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０日就職。卡特還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用步行的方式走進白宮就職的美國總統。

鄧小平選擇大年初一飛赴美國。一個國家的總統舉行正式儀式，如此隆重地歡迎另一個國家的副總理，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１９７８年的１２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時（華盛頓時間１２月１５日晚上９時），對於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時刻。中美這兩個東方與西方的大國在長達３０年的隔絕之後，終於在一份《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中走到了一起：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這是一個影響世界和未來的重大消息。而比這個消息更加驚人的消息是，鄧小平還將訪問美國。 剛剛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１９７８年“世界新聞人物”的鄧小平訪問美國的消息一公佈，暗殺的警報就從大洋的那一邊不斷傳來。台灣的、美國的特務組織聲稱要“給一點顏色看看”，還揚言已經收買“意大利槍手”，“要做一些使鄧永遠難忘的事情”。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領導人出訪上中國是有過成功的經驗和像“克什米爾公主號”總理專機爆炸的慘痛教訓的。為了鄧小平的安全，中美雙方進行了周密的佈置和安排，美方甚至還派出了“空軍一號”總統專機進行前期的專門考察。而此時作為美國總統的吉米·卡特在聽說中方只派７名安全人員到美國來時，不禁吃了一驚。後來他又聽到中方同意把鄧小平訪美的安全責任問題交由美方負責，更令他受寵若驚。他感到這是中國對美國最大的信任，既受感動又感責任重大。他明確指示聯邦安全局負責鄧小平的安全，要動用各方力量採取一切措施，確保鄧小平的安全“萬無一失”。

這天晚上，正下著雪。還從未與鄧小平見過面的卡特，夜不能寐，儘管中美建交的談判一直是由他和鄧小平兩人親自全程掌握的，但那感覺似乎有“遙控”的味道。雖然在北京任職的伍德科克（後來的第一任美國駐中國大使）曾建議他訪問中國，但卡特已經做出決定：“在中國的一位最高領導人對尼克松總統和福特總統的正式訪問進行回訪之前，我不准備去（中國）。”眼看著鄧小平就要來了，但鄧小平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夜深人靜，卡特仍在仔細閱讀美國情報專家們為他準備的厚厚的一份對這個能在政壇上奇蹟般再生的政治家的分析材料。他知道鄧身高４英尺１１英寸，在中國也只算是一個小矮個。其中一份材料上說，在１９７５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當討論到毛澤東的幾個提議時，毛澤東要求不同意的人站起來。鄧小平真的站起來了。據說當時毛冷冷地瞟了鄧一眼，開口說：“因為我沒有看見有人站起來，提議全體通過。”而鄧這樣的一個政治家在三次打倒後又三次重新站起來，這種大起大落在許多西方評論家的眼裡簡直是不可思議。不僅如此，卡特在３個星期前就詳細審閱了所有接待計劃的細節，甚至包括國宴的菜單也不放過。美國國務院則發出了多達２０００餘張的特別記者證，以使兩國關係史上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能夠最充分地為世人所知曉。

鄧小平訪美，這是新中國成立３０年來第一個訪問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級領導人。而且鄧小平把這個日子選擇在一個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春節。大年初一（北京時間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按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人的生活習慣，這一天可是吉日良辰，新年的第一天嘛！萬象更新。或許鄧小平是有意這麼選擇的吧。 因此，在歡迎儀式的致辭上，卡特又特地加上了一句頗有宗教意味的話：“新年之際，你們向慈善的神靈打開了所有的門窗。”他甚至為加上這句話而感到滿心歡喜。為了準備和鄧小平會談，卡特還對電視記者發表了專題談話，為的是在中國廣播。後來他在回憶錄中說，他的這個電視講話曾經在中國反複播放，因此他在後來訪問中國時，街上的人們一見面就認出了他。他為此感到很高興。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上午，下雪的天氣突然放晴了。湛藍的天空，明媚的陽光，白宮南草坪旁的樹叢上還掛著雪花。第一次在有著一百七十九年曆史的白宮門前與美國星條旗並排飄揚的五星紅旗顯得格外鮮豔奪目。而在７年前的這片土地上，竟然連五星紅旗的印刷品都很難找到。 令人難以忘記的是，就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聯合國大會第２６屆會議以壓倒多數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的提案（即２７５８號決議）之後，代表蔣介石政權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在當天降旗之後，聯合國大廈門前第２３根懸掛中國國旗的旗桿，卻整整空置了６天，因為聯合國秘書處在紐約全城四處尋找，竟然找不到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後來有的說是從印度駐聯合國使團的一本印度出版的《世界知識手冊》裡，有的說是從聯合國的某個華裔職員貢獻出的自己在法國巴黎旅行時購買並秘藏的一本北京出版物上，才找到了五星紅旗的印刷樣品。這樣直到１１月１日，一面和其他成員國國旗一樣尺寸的長１．８米、寬１．２米，用尼龍材料做成的五星紅旗，終於在聯合國升起來了。但據說這面五星紅旗做得仍然很不標準，旗幟上的那顆大五角星和四個小五角星的比例和排列位置不是我們的比例，很不規範。但這已經是很不容易了。據美聯社常駐聯合國總部記者威廉·奧蒂斯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文章說：“共產主義中國的五星紅旗，今天（１１月１日）第一次在聯合國總部升起。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頗有意思的是升旗的是兩個美國黑人：２４歲的威拉德·博迪和２８歲的喬治·鮑德溫。”１１月８日，新華社記者高梁以代表團秘書的身份率領中國先遣小組到達紐約後，把從北京帶來的標準的五星紅旗交給了聯合國禮賓司官員，此後，中國人自己製作的五星紅旗在聯合國高高飄揚。

由此可見，在鄧小平訪問美國之前，中美這兩個國家的“敵對”隔絕狀態是個什麼樣子。中國在美國被“妖魔化”，中國的出版物被美國當局當成“敵國宣傳品”。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上午１０點整，白宮迎來了它來自東方的最尊貴的客人。美國總統卡特和夫人陪同鄧小平和夫人登上了舖有紅地毯的賓禮台。軍樂隊奏響了中美兩國的國歌，鳴禮炮１９響。接著，鄧小平和卡特並肩走過長長的紅地毯，一起檢閱三軍儀仗隊。顯然，鄧小平享受著政府首腦的禮遇。由於當時鄧小平擔任的職務是中國的副總理，因此美國的記者大發感慨說：一個國家的總統舉行正式儀式，如此隆重地歡迎另一個國家的副總理，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輿論普遍認為，在鄧小平訪美之前，還沒有一個外國貴賓受到過美國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 １９４６年，丘吉爾訪美時受到了美國朝野的空前歡迎，但隆重程度遠不及此次鄧小平訪美。其原因在於，美國人把丘吉爾當作英雄崇拜，但在“二戰”已經結束、丘吉爾已經卸任首相的情況下，他並不代表什麼。 １９５９年，赫魯曉夫訪美時也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當時，美國政府為他安排了訪問節目，其高潮是遊覽迪斯尼樂園，鳥瞰公路上密如蟻群的私人轎車，以及享受一天純粹美國式的農村生活。但在美國人看來，赫魯曉夫只不過是一個鄉巴佬。但鄧小平的情況卻與此截然不同———他富有傳奇般的政治經歷，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大國代表和雄心勃勃的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開拓者和領導人。

其實，訪問美國，一直是中國領導人的一個夙願，毛澤東曾多次表示希望到“美國一遊”。在抗日戰爭時期的１９４４年，毛澤東就曾對當時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組長戴維·包瑞德上校和他最喜歡的外交官約翰·謝偉思談過，他願意為促使美國在中國抗戰後的和平民主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飛赴華盛頓拜訪羅斯福總統。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羅斯福沒有下定決心。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在會見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時，也表示願意到美國密西西比河裡游泳。據說，毛澤東在會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絲夫婦時，也都曾半認真半玩笑地表達過類似的想法。 對鄧小平來說亦是如此。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９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公明黨第７次訪華團時，就對竹入義勝說：“我現在還有一個願望，就是想到華盛頓去，不曉得能否實現。美國人總是說我為什麼不到華盛頓去？那裡有台灣的大使館，我怎麼去。只有中美關係實現正常化了，我們中國領導人就可以去。在國際事務上，我只要完成這件事就可以見馬克思了。”鄧小平認為，這關鍵取決於美國政府和卡特總統的決心了。還說：“中日關係正常化一秒鐘就解決了，中美關係正常化加一倍，兩秒鐘就可以解決。”

而對鄧小平來說，這也是他第二次到美國。第一次到美國是在１９７４年４月，當時他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了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會第６次特別大會，首次向世界介紹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引起了全場轟動。整整兩年之後，他再次蒙受冤屈，被撤銷職務，中國也隨之陷入了深深的危機之中。 而這次訪美，是鄧小平復出後推進中國走上現代化建設道路的一項重大舉措。在國內，他要大力推行改革開放，實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在國外，他在尋求和平友誼之外，還要尋求資金、人才、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而更為重要的是國家安全。在１９７９年前後，蘇聯這個超級大國不僅通過本土、而且還利用蒙古和越南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構成“Ｃ”形包圍圈，嚴重威脅著中國的安全。鄧小平知道，要遏制蘇聯的霸權主義，靠自身和廣大第三世界人民的力量是不夠的，也要藉助西歐、日本，還有美國的力量。這或許正是鄧小平選擇大年初一飛越太平洋的真正目的。

據說，大年初一這天，北京的天氣很冷，一大早就下起了小雨。早上８點，鄧小平和夫人卓琳與前來送行的李先念、王震、余秋裡、耿飚等一一握手告別，並在擁抱了他的小孫女後，登上了波音７０７飛機。按預定時間，飛機將於８點３０分起飛。送行儀式結束後，飛機在跑道上徐徐滑行。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氣象部門傳來上海虹橋機場有大風大雨天氣的預報，能見度下降到１公里以內，根本不符合飛行起降的１．５公里能見度標準。飛機不能起飛，而李先念等領導人仍站在那裡向已經滑行的飛機揮手。怎麼辦？有人建議讓李先念等領導人回屋內與鄧小平一起休息，等起飛條件符合了再搞一次送行。看著窗外風雨中送行的老戰友們，鄧小平覺得不能讓他們一起在這裡等下去了，就說：“我們的飛機先滑行出去，讓他們都離開後，我們在跑道上轉一圈，再回停機坪來等候。”等送行的人們走後，鄧小平說：“我們就不下飛機了。”等了半個多小時後，上海方面的消息說，氣象條件還不夠。但如果再長時間這樣等下去就會影響既定的訪美行程。怎麼辦？一方面是領導人的安全，一方面是第一次訪美的計劃安排不能取消。就在大家猶豫不決的時候，鄧小平斬釘截鐵地下了命令：“起飛！”

專機飛臨上海後，能見度仍然只有１公里。而上海是必須要降落加油的地方，要不然就沒法飛越太平洋。再說，還有兩個美方派來的空軍飛行員要在上海登機領航。飛機在經驗豐富的徐柏齡機長穩健地操作下徐徐降落了。可就在輪子放下快接近跑道的時候，徐柏齡發現有一隻輪子偏出了跑道之外，如果這只輪子落到草地上，飛機就會出現事故，後果不堪設想。就在即將著地的一瞬間，徐柏齡迅速將飛機拉了起來。第一次降落失敗了。大家更為小平同志擔心。但小平同志繫著安全帶，非常沉著。飛機在機場上空盤旋了一圈後，徐柏齡鎮靜自如地操作著第二次降落。這一次，終於成功了！飛機原定在上海停留１個小時，但由於天氣原因耽誤了時間，飛機加滿油後，鄧小平就要求機組抓緊起飛趕路。經過１５個小時的飛行（中途在阿拉斯加的安科雷奇空軍基地停留１個小時），於２９日凌晨４時半（美國當地時間２８日下午３時半）飛抵華盛頓安德魯斯空軍基地。

窗外，白雪皚皚，彩旗獵獵，五星紅旗和星條旗在歡迎的人群中隨風飄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