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一個真實的戴安娜

第19章 二、出格的王妃

一個真實的戴安娜 苏菲 4664 2018-03-16
30歲尚未成婚的查爾斯王子,當務之急是為王室找到一位出身足夠好,風度美貌都無可挑剔的處女做王妃,生出王室繼承人。自然戴安娜進入王室後,第一任務便是為王室生育出健康的繼承人。正當年的她出色地完成了任務,生育出了威廉和亨利兩位健康活潑的小王子,雖然在這過程中她遭受了嚴重的妊娠反應與產後抑鬱症的折磨。 在完成這一任務後,戴安娜作為王妃的職責便轉向了兩位小王子的母親和公共場合下的王室形象了。作為可愛小王子的母親,戴安娜的確盡其所能地給予了小王子最大的關愛與照顧。這在後面將專章提到。但是作為王妃,戴安娜則在努力探索出一個適合她自己的新形象,一個全新的王室成員形象。在這過程中,她走過彎路,招致非議及查爾斯等王室成員的不滿。但她最終找到了。

她的第一次改變緣於莎拉王妃的出現。 1986年,一年一度的皇家賽馬周臨近了,女王在草擬一份賓客名單,邀請他們參加在溫莎堡舉行的富有傳統色彩的家庭聚會。王妃被召見,問她能否推薦兩名具有良好教養,並能為王室所接受的未婚女子。她稍加思索說出兩位女友的名字:蘇西婭·芬威克和莎拉·弗格森。 莎拉·弗格森是查爾斯馬球場經理梅森·諾雷·弗格森的女兒,一個紅頭髮的、令人愉快的姑娘。她和戴安娜是在考德里馬球場相識的。馬球場距莎拉母親家非常近。而戴安娜在與查爾斯談戀愛時前來觀看查爾斯打馬球。 姑娘們不久便相互熟識,彼此成為朋友。戴安娜邀請薩拉參加了她的婚禮,薩拉則在倫敦南部她的寓所請了這位來自王室的朋友。

在戴安娜懷孕期間,給莎拉·弗格森打電話成了她消愁解悶的方法。 莎拉當時正在倫敦為一個藝術商工作。這位紅發姑娘總是忍不住在上班時間驅車來到白金漢宮,安慰這位即將做母親的王太子妃。 那次宴會上,莎拉被安排在安德魯王子的身邊,兩人談得十分投機。這是一場一帆風順的戀愛。 1986年7月23日,兩人結婚了,莎拉·弗格森成為了約克公爵夫人。 新婚的公爵夫人懷著激動和好奇的心情進入王宮。她與女王並肩騎馬,與愛登堡公爵同坐馬車遊覽。她很注意經常與女王在一起。莎拉的到來,似乎為王宮帶來了一股新風氣。王宮裡,王妃沮喪、沉悶、多病;公爵夫人則熱情、快活、精力充沛。在王宮裡,公爵夫人是寵兒、紅人,戴安娜則是煢煢孑立、讓人敬而遠之的陌生人。查爾斯很快作出了比較。他把公爵夫人同他敬愛的王太后相提並論,並問戴安娜:“為什麼你不能像她那樣?”

戴安娜正處於困惑中。她在公眾面前所受到的稱讚與她在王室中間備受冷落的強烈對比,使她自己也懷疑自己的價值觀和處世方式。自愧弗如的她不知不覺中接受了應效仿她的弟媳的觀點。 可惜的是,莎拉的熱情活潑甚至輕佻絕對不是大家心目中英國未來王后的形象。戴安娜的仿效也只是效顰之舉,為她帶來了負面的作用。 她的行為的確發生了變化。 一天夜裡,身著女警服的威爾士王妃和莎拉·弗格森企圖闖入安德魯王子在某地舉辦的男性聚會,但沒有成功。兩人便到安內伯爾夜總會,喝了香檳酒和桔子汁。回到白金漢宮時,在門口恰好截住了安德魯的車,他也剛剛回宮。根據法律,裝扮警察是一種犯罪行為。事後,好幾個苛求的國會議員曾為此事大作文章,要追究她們的法律責任。

在溫莎堡舉行的一種迪斯科舞會上,薩拉還慫恿戴安娜和她一起跳她自編的“康康舞”。這種撩起裙子、向前踏腿的活潑舞蹈又一次遭到了王室的不滿。 戴安娜輕佻的幽默一閃即逝,而背後仍是她的羞怯、軟弱、不自信和孤獨。 一天下午,一群攝影記者還意外地在克洛斯特咖啡館裡遇到了戴安娜。在他們面前,她指著夾克衫上別著的那個特大號的紀念章戲謔地說:“這是我授予自己的勳章,因為沒人會授予我。”這雖是一句離題的玩笑話,但卻昭示了她下意識裡的自卑與落魄。 查爾斯並不會欣賞這種勉為其難的幽默與快活。 兩對王子夫婦一同到克洛斯特滑雪。在第一天,他們照例規規矩矩地站在攝像機前等待拍攝傳統的“點名”照時,足有90名各種攝影記者,忙不迭地拖著梯子,找著攝像器材,爭先恐後地在雪地上尋找各自的最佳角度,準備拍攝下王室成員的休閒場面。

這種情況下,最應該表演夫婦在滑雪中互相扶持的場面,製造出相親相愛的氛圍。莎拉和戴安娜似乎毫無顧忌地在雪地上推推搡搡,鬧成一團。這種天真浪漫如女學生的行為令查爾斯大為窩火,厲聲喝止了。 繼那次滑雪時的輕佻舉動後,4月份,戴安娜又因為在桑赫斯特檢閱年輕軍官們的遊行隊伍時發出“吃吃”的笑聲而受到報界批評。她後來解釋說,是由於當時有個指揮官開了個小玩笑,以及自己致詞前的情緒緊張所致。 兩個月後的皇家賽馬周上,王妃又一次受到譴責。攝影師搶拍下一張照片,照片上的戴安娜和莎拉正用傘把戳朋友魯魯·布萊克的後背。 不用說王室成員,媒體和公眾對此也普遍不滿,認為太輕浮,如同鬧劇中的演員。還有一次,戴安娜竟然穿著一條皮褲子參加音樂會,這是她又一次模仿公爵夫人莎拉。但是白金漢宮的廷臣認為,她這副裝束與她未來王后的身份格格不入。

面對這種弄巧成拙的局面,戴安娜不得不反思一下自己的行為與自己的地位中如何尋找她自己的位置了。 長期以來,人們對王室男性總是以言談行為舉止為根據,但對女性的要求則只是美麗的容貌。戴安娜天生麗質,她的清純也不是那些美豔的影星所具備的,因此她總是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但她的悲劇又在於這種美貌帶來的榮耀蓋過了一切。 正像她的占星家費利克斯·萊爾所說:“發生在她身上最壞的事情之一,就是她被放在一個雕像的基座上,不允許她朝著她願意的方向發展,而只是強迫她,只需注重自己公眾形象的完美。” 同樣,在王室方面,他們所要求的也只是她的美麗儀表。她的非正式顧問,查爾斯的前任私人秘書斯托弗·艾雷評價說王室要的只是一個完美的衣架,一個溫順賢良的妻子。除了她的服飾審美觀,大家不會稱讚她別的什麼。

在她試圖改變形象失敗之後,她曾經獨自駕車到她喜愛的海灘上寂寞行車。在那裡,她領悟到,如果她要真正的生活,就必須挖掘出真實的戴安娜·斯賓塞。她不再是王室、丈夫和新聞界的漂亮玩偶。 她這一次改變的成功來自於她天生的愛心與平民的形象。但這同樣招致了王室成員的不滿,但戴安娜才不管呢。 1991年,她第一次沒有屈從王室的壓力,沒有要求女王批准,擅自離開巴爾莫勒爾宮去護理朋友———艾滋病患者艾德里安。王室認為對患者進行一次象徵性訪問就已足矣,他們為戴安娜對病人表現出的忠實和獻身行為感到不快,認為她的行為明顯超越傳統的王室職責範圍。而戴安娜則認為忠於朋友與忠於王室職責同等重要。 在艾德里安的追悼會上,作為王妃,她無法和悲傷的安吉拉坐在一起,安慰這個需要一個可供哭泣的肩膀的朋友。因為在聖·保羅教堂舉行追悼會是很正式的場合,王室成員應該坐在教堂右面的長凳上,死者的朋友坐在左面。戴安娜一生中有許多如此悲哀的時刻,但王室的清規戒律卻使她難以用自己希望的方式悼念死者。

威爾士王妃的苦悶宮廷生活,也得到了她的朋友們的同情和理解。她的尊號頭銜是“威爾士王妃殿下”(Princess of Wales),而朋友們則戲稱她為“戰爭囚犯”(Prison of War)。王宮裡幽閉苦悶的生活使王妃逐漸患上了禁閉空間恐懼症,對於任何封閉的空間都感到無法克制的害怕。 1991年,她的醫生們懷疑她可能患有頸脈腫瘤,雖是個良性腫瘤,但它的增大會壓迫肩胛下的神經。為此,她到醫院接受全身掃描檢查。一站到那四周封閉的掃描儀器裡,她心跳加劇,緊張萬分。醫生只好用鎮靜劑來平穩她的恐慌。本來15分鐘的檢查她卻用了2個小時。 在王宮這個讓她無法信任的環境裡,特別是電話竊聽事件後,保密謹慎成為了戴安娜的行動準則。在肯辛頓宮,她的私人房間中,有一架碎紙機,用來銷毀她的信件。還有一部電話防竊聽器,用來改變她打私人電話時講話的聲音。 1991年夏天,她讓人用一架電子儀器秘密地把她的房間“掃”了一遍,尋找可能暗設的偷聽裝置,雖然什麼也沒有,但她的懷疑並未消除。她甚至對她丟進廢紙箱中的東西也極為小心。任何人,任何事情她都不敢相信。

為了謹慎起見,她開始給那些為她提供服務和幫助支持過她的朋友們改寄香蠟燭,而不再用寫感謝信的辦法,目的是避免那些善意的信箋或其他禮物落入他人手中,節外生枝。 如果說戴安娜是溫莎星光大道上的超級明星,那些高級王室人員就是表情冷漠鐵石心腸的製片人,他們在幕後兜來逛去,等著捉她的痛腳,鞭撻她的每一次疏忽。任何對王室行為準則最小的突破,都會招致喋喋不休的議論;而任何履行王室使命的出色表現,只能引來吹毛求疵的挑剔。 一次,她和母親去意大利旅行。在那3天裡,主人家的一位英俊的小伙子安東尼奧·佩佐熱情地為她們開車,帶她們母女參觀遊覽。臨別時,戴安娜感激地吻了他的面頰。為此,她受到了指責。 另一次,她稱讚了梅傑首相在海灣戰爭危機中的表現,同樣受到了指責。她考慮到的是鼓勵一下新上任的首相,而女王的私人秘書,王妃的姐夫羅伯特·弗洛斯爵士則認為她的表態太政治化。

王室成員的尊貴身份同樣要注意保持。這也是戴安娜受批評的原因之一。 一部新電影上映後,王妃參加了一個聚會,與一位好萊塢影星交談許久,頗為投機。第二天,王妃就受到責難,說是王室成員在這種場合出現不合時宜。事實上,這次聚會對戴安娜觸動很大。這位影星向王妃暢談作為一名女演員的艱辛,並告訴王妃,每當她對生活失去信心時,她就想起戴安娜,有了戰勝困難的勇氣。兩位命運多舛的女性同病相憐,開始了她們良好的友誼。 在這種動則處咎的境地中,王妃不敢信任王室的工作人員。 每天早上,她從白金漢宮游泳池游泳回來,便親自拆閱自己的信件,既免去了工作人員為她篩選,還可以得到關於民情的第一手資料。這種做法有幾次產生了令人滿意的效果。一位艾滋病患者的父親給戴安娜寫了封信,說他的孩子在臨終前的最後願望就是能見王妃一面。讀了這位父親的懇求信後,戴安娜深為感動。她親自過問,她將老人的孩子介紹到倫敦一家由“萊特豪斯基金會”辦的專門接收艾滋病人的招待所,隨後,戴安娜又視察了該所。由於她的親切關懷使這位青年的臨終願望終成現實。假如讓秘書們拆閱這封信,這家人很可能只收到一封由女侍打印的,只表示同情但不做任何承諾的慰問信。患者的父親也表示,他給戴安娜寫過信後,一點也不抱成功的希望。 對於她周圍的工作人員,戴安娜同樣難以信任。她與自己的幾位女侍發生了衝突。她認為她們同樣囿於王室的清規戒律,把她當孩子一樣嚴密地看護。 為此,戴安娜經常向一些對王室制度有自己的看法、遠離王室的人請教。 她經常打電話給住在德文郡的擔任少將的克斯托弗·艾雷爵士,向他請教。他曾任查爾斯的私人秘書,後來突然被解職。他對王室的那一套做法看得很透,因此,常為戴安娜指點迷津。有一段時間,吉米·薩維爾為維護她的公眾形像也做了不少工作。特倫斯·斯坦普則在發表演說方面給她以原則性指導。 她與外界這些人相處融洽,正是因為她與王室的格格不入。她覺得王室工作只是在拼命保護那些過時迂腐的東西,他們只是王室這座監獄的看守者。在他們竭力把城門關緊時,她卻在千方百計地衝出高牆。她的確是王室人員中的異類。 在王室環境長大的人,一貫重視傳統的做法,即自我克制、冷淡疏遠、注重形式。而戴安娜卻感情豐富、平易近人、不拘禮節。假如這是一場牌局,戴安娜無疑沒有按照王室的規則出牌。所以,戴安娜過著令她困惑的生活。 她受到公眾的歡迎,卻遭到丈夫和其他王室成員的否定、嫉妒和冷落。公眾們認為她刷新了溫莎王朝的陳腐形象,但在王室內,戴安娜被認為是一個局外人,是個問題人物。在王室成員眼裡,她膚淺、無禮、易激動、感情用事。對於自己的邊緣化地位,戴安娜在碰過釘子後只有小心地封閉自己,避免衝突。她與王室家人的關係也只能是盡力地維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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