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12章圓夢：巴塞羅那奧運會(2)

1983年，馬拉加爾在巴塞羅那商會邀請各大企業家和社會名流聚會。他向來賓們回憶起1888和1929年舉辦博覽會為巴塞羅那城市建設帶來的突飛猛進的發展，談到了巴塞羅那人舉辦奧運會的宿願。而且投商人所好，透露說舉辦一屆奧運會一般至少可淨掙2億美元。他時而慷慨陳詞，時而娓娓而談，可以說聲情並茂，最後幾乎是聲淚俱下，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當場就捐贈了5千萬比塞塔。 然而5千萬比塞塔對於申辦奧運會來說，無異於杯水車薪，離需要的數目相距甚遠。馬拉加爾又委託西班牙奧委會主席費雷爾·薩拉特和大企業家萊奧波爾多·巴德斯建立了“巴塞羅那92奧運企業聯合會”，作為長期接納捐款的機構。費雷爾·薩拉特和萊奧波爾多·巴德斯倆人精明強幹，交際廣，在巴塞羅那有一定影響。據後來統計，整個申辦共耗資16．74億比塞塔，其中大約一半來源於巴塞羅那市政府，另一半就是由巴塞羅那92奧運企業聯合會提供的。

為申辦所籌集的資金最後還有1．23億的餘款，加上約1千萬比塞塔的利息。為了讓人們永遠記住這次偉大的行動，馬拉加爾決定將一部分餘款捐贈給洛桑奧林匹克紀念館，另一部分準備用於在巴塞羅那建立一座申辦1992奧運會紀念碑。 薩拉特和巴德斯同時還擔負起公關宣傳的任務。為此他們組織了一個包括外交官、公關官員和西班牙奧委會領導人之一維基·伊瓦拉小姐在內的公關委員會。伊瓦拉小姐的父親佩德羅·伊瓦拉榮任國際奧委會委員33年，1985年轉為榮譽委員。他同國際奧委會其他成員很熟，這次也鼎力相助。 全體人員齊心協力，積極活動。短短一年半的時間裡，他們利用每次召開會議、舉行體育比賽或表演的機會接觸國際奧委會成員，平均每位國際奧委會成員與這個公關委員會成員有過7次接觸。共有72位國際奧委會成員訪問過巴塞羅那，僅巴德斯一人就曾在自己的家裡宴請國際奧委會委員69次。公關委員會成員一共跑了56個國家，有時甚至在國際奧委會成員家裡拜訪，真可謂把工作做到了家。整個活動費用高達3億至3．5億比塞塔。

成功的訣竅不在費用高，而在安排巧。每次宴請前，主人都詳細了解客人的職業和習慣。如果客人是銀行家，就邀請當地的銀行家做陪；如果客人是政治家，就有外交家在場；如果客人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禮品一般是紅色的，而且席間少談政治，以免因觀點不同而產生不快；最主要的是席間不談論巴塞羅那，以免客人有“吃人家嘴短”之慮。 為了使客人能夠對巴塞羅那留下深刻印象，公關委員會還專門配備了直升飛機。每次客人造訪，都安排他們乘坐飛機鳥瞰巴塞羅那。這樣巴城城建佈局的合理性就可以一覽無遺，飛塵也不至染臟客人潔白的襯衣和錚亮的皮鞋。 所有的客人都會受到市長接見，而且客人有求，市長必應。有位委員詢問自己當醫生的兒子可否在巴塞羅那實習，沒問題；尼日利亞將軍尼德費佩嗜好收集種子，於是他得到了巴塞羅那所有各種珍奇的種子；巴基斯坦的瓦吉赫·阿里家產百萬，他只是認為如果不受到國王的接見就是對他的不尊重，皇室立刻滿足了他的要求。客人們乘興而來，滿意而歸。對巴塞羅那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但是有一點馬拉加爾注意到了，即不過多地給薩馬蘭奇添麻煩。薩馬蘭奇也從未對國際奧委會其他成員談論巴塞羅那，並且公開表示不參加投票，以保証投票的公正性。 薩拉特不孚眾望，集資和公關宣傳都成績斐然。西班牙首相岡薩雷斯、馬拉加爾和薩馬蘭奇都對他的表現十分滿意。正值佩德羅·伊瓦拉轉為國際奧委會榮譽會員之際，實際上就是從國際奧委會退休，薩拉特被增選為國際奧委會成員。 1985年6月，國際奧委會第90屆全體委員大會在柏林舉行。雖然第25屆奧運會主辦城市的確定在1986年10月瑞士洛桑第91屆大會上討論決定，申辦的6個城市中，除了印度新德里外，巴黎、阿姆斯特丹、希里斯班、貝爾格萊德和巴塞羅那都派出了以市長為首的代表團，他們將在國際奧委會最後投票決定第二十五屆奧運會的主辦城市前，像運動員一樣展開最後的角逐。

所有的代表團都同國際奧委會成員們一起住在柏林最豪華、消費水平最高的皇宮飯店裡。他們在柏林中心舉辦展覽會，向國際奧委會成員宣傳自己城市的有利條件，輪流為委員們洗塵餞行。 各代表團都對自己的經費預算守口如瓶，唯有馬拉加爾一副財大氣粗的樣子，公開向記者宣布，巴塞羅那的競選經費高達1千萬美元，令記者咋舌。 此後不久，馬拉加爾又宣布向每位國際奧委會成員贈送一幅西班牙畫家複製的版畫《擲鐵餅者》。 《擲鐵餅者》原是古希臘藝術家米開朗其羅為奧林匹克競技會製作的雕塑。馬拉加爾借用這件展現古代競技者健壯體魄和搏擊雄姿的藝術珍品，寓含了巴塞羅那爭辦奧運會的決心和信心。 贈送儀式分別在各委員所在國舉行。剛剛當選執委不久的何振樑自然在受饋之列。對於此次活動，西班牙駐華使館一反以往的矜持，主動邀請了北京幾家主要新聞單位的記者。文化處號稱中國通的伊瑪小姐更是跑前跑後，為大使翻譯，為記者講解，忙得不亦樂乎。儀式結束後，西班牙大使又宴請了何振梁。

1986年10月17日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也許只是一個普通的日子，但是薩馬蘭奇、馬拉加爾以及無數巴塞羅那人不會忘記它。這一天，在洛桑國際奧委會第91次全體委員大會上，薩馬蘭奇鄭重宣布：第25屆奧運會將於1992年7月在巴塞羅那舉行。 消息傳來，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立即召見馬拉加爾，親自向他表示祝賀。後來，西班牙政府成立了奧運會政府代表委員會，以集中力量幫助巴塞羅那搞好奧運會籌建工作。 為了籌辦工作的順利進行，馬拉加爾親自擔任了奧運會組委會主席，他切實感到，一副更重的擔子已經壓在了他的肩上。他已經沒有時間顧及其它，籌辦工作千頭萬緒，很多事情不得不由他親自過問，必須把幾乎全部精力都投放在這件事上。也許這就是他擔任市長期間所做的唯一的大事，但它卻很偉大。至於成功與否，只能任世人去評說。

馬拉加爾是這次籌辦的總指揮，他用5個月的時間籌建了組委會。而薩馬蘭奇作為國際奧委會主席，則希望在他任期內舉辦的奧運會一屆比一屆好；作為巴塞羅那的故鄉人，他對這次奧運會更是寄予了一種特別的期望。他希望這屆奧運會能夠成為奧運歷史上的一座豐碑，這將是巴塞羅那名垂青史的榮譽。所以薩馬蘭奇通過薩拉特和羅德斯給予巴塞羅那奧運會以特別的關心。 作為奧運會主辦國，必須有一個能夠容納80000人的主會場供奧運會開幕式和閉幕式之用。薩馬蘭奇建議馬拉加爾新建一個體育場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個體育場也將是第25屆奧運會的紀念物。 但是馬拉加爾另有考慮。如果條件允許，能夠建設一個新的大型體育場固然是件好事，但是籌辦奧運會資金、時間和人力都很有限。建設一個大型體育場，將牽涉大量的人力物力，弄不好，會影響整個奧運會基本建設。馬拉加爾決定將現有的蒙錐克山體育場加以擴建作為此屆奧運會的主會場。

薩馬蘭奇對此表示異議，蒙錐克山體育場是1929年為舉行巴塞羅那國際博覽會而修建的，至今已半個多世紀。雖然1936年曾進行過翻修，但畢竟已年代太久，況且當初的設計容量僅為35000人，離80000人的要求相距甚遠。 馬拉加爾召集以奧里奧爾·博伊加斯為首的工程設計人員進行研究，尋找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最後決定將原有的觀眾看台徹底拆除，僅保持體育場的四壁，同時把原有的中央場向下挖11米，重新安排觀眾席的座位，縮小座位之間的距離。這樣作的結果是，雖然比賽場地小了些，跑道短了些，但觀眾的容納量卻增加了，由原來的35000人增加至65000人。 這座體育場1989年曾用來舉行第5屆世界杯田徑賽。不巧在舉行開幕式時，傾盆大雨從天而降，主席台頂面嚴重漏雨，賓客嘩然。雖然這是個意外事件，但卻暴露了建設工程的質量問題。

薩馬蘭奇本來就對將蒙錐克山體育場作為主會場感到不滿意，這次漏雨事件使他疑慮更增。 薩馬蘭奇再次要求修建一個體育場，可馬拉加爾表示心有餘而力不足，況且時間顯然已經不允許再對主會場做什麼新的打算。 薩馬蘭奇不禁忿然。不久，他在視察巴塞羅那奧運會基建工程時，公開對記者表示了他的不滿，新聞界為之震動，紛紛對薩馬蘭奇的態度予以披露。 但是馬拉加爾已經無暇顧及主會場的問題了，他還得考慮奧運村的選址問題。從地理角度講，奧運村建立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區最合適。普埃夫洛·努埃沃區瀕臨地中海，離海邊只有2公里，同時距離市中心也只有2公里，交通方便，空氣宜人。 從城建角度講，這裡原是老工業區，大部分是小型紡織業工廠，西班牙近代工業的第一座紡織工廠就建在那裡。這個區的廠房陳舊，煙囪林立，空氣混濁，是巴塞羅那一個亟待改建的地區。

早在70年代，巴塞羅那就掀起了改變城市面貌的熱潮。前市長納西斯·塞拉上任不久就明確表示：“我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們必須像補襪子一樣改造我們這座城市。” 塞拉的想法使大部分紛亂的工廠和破舊的住房一個區一個區地得到了改造，而普埃夫洛·努埃沃區和其它幾個為數不多的老區一樣，仍然在那裡影響市容，污染空氣。馬拉加爾有意將奧運會基本建設同城市規劃改造結合起來，把工業區遷至遠離城市的自由貿易區內，而在原工業區的土地上建立奧運村。奧運村的建立不僅將改變這個區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這個地區居民的生活水平。 但是這個計劃立即遭到了普拉特城建公司的反對。普埃夫洛·努埃沃區位於普拉特大區內，如果奧運村建立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區內，普拉特地區的整個建設規劃就會受到影響。

普拉特城建公司成立於1966年1月7日，註冊資金有1億比塞塔，其中薩馬蘭奇投入270萬。到1989年，其註冊資金已達14億7千萬比塞塔。該公司雄心不減，決定按照自己的計劃包攬普拉特地區所有樓房、服務配套設施、官方組織和事業機構的全部建築業務，並且還要承擔在普拉特建設賓館、餐廳、酒吧、咖啡廳、游泳場等建設工程。 1990年，該公司註冊資金已達100億比塞塔，薩馬蘭奇擁有其中3千萬比塞塔的股份。 早在1972年，薩馬蘭奇就宣布“普拉特是巴塞羅那的度假海灘”，並且向新聞界透露了他要將普拉特地區建成“度假區”的打算。 普拉特地區的確適合用於建立一個“度假區”，其中有個面積約75公頃的略夫雷加特三角洲，用於開展遊艇活動頗為適宜。但是三角洲大部分為沼澤地帶，普拉特公司為此抽乾了一個湖的水，填上土，造出一塊約十幾公頃的卡拉戈戈高級野營地。 普拉特城建公司的下一步計劃就是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區建立一個度假村，將整個普拉特地區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度假區”。 但是普拉特公司的計劃提交巴塞羅那市政府後，在市政府內部引起了爭論，一直到1976年，市政府通過了《城市建設總體規劃》之後，這個計劃才得到批准。於是普拉特公司著手全面實施自己的計劃。 納西斯·塞拉作為第一任民主選舉的市長上任之後，否定了前政府的《城市建設總體規劃》，而且普拉特公司重新提交的計劃也被鎖進市政府的文件櫃擱置起來，普拉特公司的修建工程也只好停止下來了。 現在，修建奧運村的計劃提了出來，薩馬蘭奇也不能不為普拉特公司著想了。一旦在這裡建立了奧運村，普拉特公司的規劃就只能付諸東流了。 其實，把奧運村建在普埃夫洛·努埃沃也不是馬拉加爾的最後想法。 1966年巴塞羅那爭辦1972年奧運會時，就決定把奧運村建在這裡。後來奧運會主辦權被慕尼黑奪走後，建立奧運村的計劃也就自然被放棄了。這一次選擇普埃夫洛·努埃沃用來建奧運村，實在是意料之中的事。 反對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建設奧運村的還有費雷爾·薩拉特，他在這個區有個藥品加工廠。如果奧運村建在這裡，他的工廠也只能搬遷了。他曾為巴塞羅那爭得奧運會主辦權立下了汗馬功勞，現在仍然在為奧運會的籌備工作緊張忙碌著，但他沒有想到，爭來了奧運會，卻擠走了自己的藥廠。薩拉特公開反對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建設奧運村，而堅持要把奧運村建到離蒙錐克山體育場25公里的聖特·庫加特區去。 馬拉加爾寸步不讓。薩拉特不得已搬出了薩馬蘭奇，但巴塞羅那市政府堅持一定要在普埃夫洛建設奧運村，並明確指出，絕不能允許某些個人的利益影響到奧運會的全局，影響到巴塞羅那的總體建設規劃。薩拉特暫時讓步了。 但是薩拉特並沒有就此罷休。 1988年冬天，他在帶隊參加卡爾加里冬季奧運會期間仍然與同行的巴塞羅那奧運會組委會代表討論改變奧運村建址的可能性，並且建議像漢城奧運會那樣建立一個記者村。如果能在普埃夫洛建立記者村，奧運會結束後，這些小樓可以讓一些退休老人或者到巴塞羅那度週末的人來住。巴塞羅那市政府拒絕了薩拉特的建議。薩拉特知道，儘管自己對奧運會的籌備工作有一定的發言權，但是對這件事他實在無能為力。最後薩拉特只好宣布準備把自己在普拉特公司的那小部分股份抽出，退出普拉特公司。 由於組委會的堅持，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建設奧運村的工作終於開始了。大量的舊建築物被拆除，工廠被遷移，然後對整個地區進行了清理。許多破舊的倉庫無人負責，只有由建築工人自己動手了。其中一個肉食加工廠留下了80噸變質豬肉及內臟，工人們只能穿著防護服去清除。有個工人說：“那裡面爬的蛆足有手指頭那麼粗。” 不僅如此，還要對附近的海灘進行清理，對海底的雜物予以清除，對海水也要進行淨化。 奧運村佔地面積12萬平方米，其中大多是6層樓房，能夠容納15000名運動員。奧運村內保留了一座上世紀末修建的大煙囪，作為原有舊工廠和簡陋房屋的象徵。在設計奧運村時，就考慮到了一些設施將來的用途，如一個容量為6萬立方米的水塔，待奧運會結束後就將為巴塞羅那市供水。 與選擇奧運村址遇到同樣問題的是選址建設奧林匹克港的問題。 巴塞羅那的東南方瀕臨地中海，是西班牙的重要進出港口。但在巴塞羅那，還沒有一個專門的體育港口。因此，水上運動在西班牙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早在1966年申辦奧運會時，當局就曾設想在巴塞羅那修建一個體育港。當時《民族團結報》對此進行了報導： “另外一個計劃就是在普拉特略夫雷加特河的河口建一座體育港口，這個港口以後可供遊艇俱樂部使用。為此要疏浚略夫軒加特河的三公里河道，為賽船建立必要的場地，並且還要在奧運村旁建一座大型游泳場。這個計劃足以把巴塞羅那南部城市化，並且把略夫雷加特三角洲的沼澤地帶變成一個具有現代化體育設施、環境宜人、美麗繁榮的奧運村。” 現在，舉辦奧運會已經成為一個現實，那麼建立一個體育港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組委會建設奧林匹克港的計劃與普拉特城建公司的計劃不盡吻合，所以普拉特城建公司對此也採取不支持的態度。組委會沒有受外界的影響，按照自己的討劃如期完成了奧林匹克港的建設計劃，使奧運會水上運動競賽準備工作順利完成。 薩馬蘭奇對於巴塞羅那奧運會的準備工作有著一種特別的關心。從組委會的人選到工程建設、比賽項目等方面都有所考慮。馬拉加爾知道薩馬蘭奇作為國際奧委會主席，有很多事情要操心，所以盡力不讓薩馬蘭奇為巴塞羅那奧運會的具體籌辦工作分心。倆人配合默契，籌辦工作基本順利。 薩馬蘭奇對巴塞羅那奧運會太關心了，以至於容不得在籌辦中出現差錯。 1989年蒙錐克山體育場舉行世界杯田徑賽時，主席台出現了漏雨現象，同時在比賽中暴露出了巴塞羅那在組織工作方面的偏差。更令人火上燒油的是，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應邀參加世界杯田徑賽開幕式，不料一些巴斯克獨立分子得知這一消息後，在半路截住了國王的汽車，呼口號，吹口哨，警方出動了大批警察才驅散了圍困國王的人。但是國王到達體育場時還是遲到了不少時間。國王被困事件使薩馬蘭奇大為惱火，它不僅影響了世界杯田徑賽的開幕式時間，更重要的是讓人們對巴塞羅那的安全保衛能力產生了嚴重懷疑。 薩馬蘭奇嚴厲批評了馬拉加爾。為了敦促巴塞羅那奧運會籌備工作的順利進行，薩馬蘭奇公開向外國記者披露了組委會工作的某些缺點。組委會非常重視薩馬蘭奇的意見，很快就改進了存在問題的一些工作方式。 薩馬蘭奇對此非常高興。幾個月後，他在洛桑同奧運會組委會代表進行了會談。會談後，薩馬蘭奇在電視上發表了講話，對巴塞羅那的籌辦工作表示十分滿意，並且對巴塞羅那奧運會的成功流露出明顯的樂觀態度。人們注意到，這是薩馬蘭奇第一次對未來奧運會持樂觀態度。 薩馬蘭奇認為，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依賴於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而完善的籌備工作是奧運會成功的保證，一屆成功的奧運會必然將對後來幾屆奧運會產生有利的影響。當薩馬蘭奇對巴塞羅那奧運會表現出樂觀情緒的同時，也對未來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充滿了信心。 同樣，馬拉加爾對巴塞羅那的奧運會的成功從來沒有懷疑過。馬拉加爾是個自信的人，對於認定的目標，他相信，只要自己付出極大的努力，同時適應客觀條件，就沒有辦不成的事情。 馬拉加爾對目標的信心從來沒有動搖，而且對具體事物同樣認真對待，一絲不苟。僅以建奧運村為例，為建奧運村，就需要對市改規劃做出調整，其中包括鋪設新的鐵路線、建立隧道，而且普埃夫洛·努埃沃區的排水系統需要進行改建，使城市排水管道遠離未來奧運村的沙灘。此外還有奧運村的建築規劃、結構設計，包括協調各部門之間的關係等等，所有這些，馬拉加爾都一一過問，認真處理，真可謂日理萬機。有時他不得不接見一些外國的記者，只好把採訪時間壓縮到3分鐘。 當然，巴塞羅那奧運會的成功不能完全歸功於薩馬蘭奇或馬拉加爾個人。在他們身後，還有其他許多工作人員，還有300萬巴塞羅那人，其中逾10萬人報名充當奧運會誌願服務人員。 1989年8月，正當巴塞羅那緊張地籌備第二十五屆奧運會時，從遠在加納比海的波多黎各傳來了一個令組委會和巴塞羅那人感到欣喜和驕傲的消息：在8月30日舉行的國際奧委會執委會議上，薩馬蘭奇以絕對優勢再度當選為國際奧委會主席，任期4年。馬拉加爾第一個發去了賀信，一方面對薩馬蘭奇再度當選表示祝賀，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他對薩馬蘭奇為家鄉巴塞羅那申辦和籌備第：二十五屆奧運會所付出的積極努力的誠摯謝意。薩馬蘭奇在回信中高度讚揚了馬拉加爾為巴塞羅那奧運會的召開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同時表示要一如既往地支持組委會的工作，把第二十五屆奧運會辦成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遠、“真正體現奧林匹克大同精神的”體壇盛會。薩馬蘭奇和巴塞羅那對即將到來的7月25日充滿了信心。 1992年6月9日，第25屆奧運會開幕前夕，薩馬蘭奇在百忙中回答了中國《新體育》雜誌社總編輯何慧嫻的提問，從他的回答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薩馬蘭奇對巴塞羅那奧運會所寄予的厚望和對奧林匹克主義的深刻理解。 問：主席先生，依您看本屆奧運會具有哪些新的特點？ 答：國際奧委會現在比過去有更多經濟來源，並以此來幫助各國奧委會發展體育運動，弘揚奧林匹克主義和選送運動員參加奧運會。這些引發了一個重要爭議，即奧運會的形式、範圍和計劃問題。奧運會要讓全世界最優秀的運動員聚集到一起，同時我們必須保證運動會的全球性範圍，而參賽運動員的總人數應該不超過一萬。這是我們面臨的嚴重的挑戰之一。 在婦女的作用方面，她們所要參賽的項目比過去增加了。 新的國家奧委會將中請加入國際奧委會。我們現在最重要的責任是幫助全世界的每一個地區發展奧林匹克運動。國際奧委會與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和各國家奧委會之間的相互合作將有所增強。 我們還將繼續對服用興奮劑及各種各樣的欺騙行為作堅決鬥爭。 我們將更關心奧林匹克運動的歷史以及奧林匹克主義的道德和哲學方面的問題。 奧林匹克運動在環境保護方面將起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在奧運會的所在地。 我們將同那些把運動會政治化的行為作更堅決的鬥爭。 體育商業化由於它能夠也應該為體育發展和奧林匹克運動作出貢獻而將繼續下去。只是它將受到國際奧委會、各國際體育單項聯合會以及各國奧委會的製約。為運動員參加奧運會和發展奧林匹克運動的需要而爭取一部分由體育運動本身帶來的金錢是我們的責任。但奧林匹克運動必須尊重我們的理想，即尊重對手、誠實、超越自我以及體現“公平競爭”一詞“所能表達的全部含義。 問：您在弘揚奧林匹克精神方面有何新的計劃？ 答：弘揚奧林匹克精神的唯一途徑是堅持不懈地、採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向年輕的一代——觀眾和人民大眾宣傳奧林匹克精神。其中一種方法就是貴雜誌正在做的，即出版奧運會特刊，讓讀者了解奧林匹克主義的基本原則。 問：請您談談對奧運會前景的看法。 答：近年來，奧林匹克運動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其影響——不僅在體育上而且在社會生活中——和國際威望達到了一種過去從未達到過的高度。它比過去更團結、更民主、具有堅實的經濟和組織基礎。由於它具有適應目前世界巨大變化的能力，它完全能夠應付我們所面臨的諸如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挑戰和困難，幫助貧困地區的體育界人士發展他們的奧林匹克運動，召集不同信仰、不同政見、不同種族和國籍的人們，在目前經受危險的政治動蕩的地區發展奧林匹克運動。 當今世界的特點不僅在於機械化科學技術的盛行，而且還有社會和種族歧視以及政治和宗教鬥爭。正因為如此，這個世界比以往更需要奧林匹克主義和它調停種族矛盾的能力。 胡安·安東尼奧·薩馬蘭奇（簽字） 1992年7月25日，來自172個國家和地區的7108名男選手和2851名女選手匯集到巴塞羅那蒙錐克山體育場。西班牙首相岡薩雷斯宣布第二十五屆奧運會開幕，薩馬蘭奇隨後致辭，高度讚揚了巴塞羅那為本屆奧運會的召開所作出的一切'回顧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走過的艱難歷程，並預祝各國運動員取得最好成績。 經過15天緊張的角逐，美國代表團獲得108枚獎牌（其中金牌37枚），位居獎牌榜首，獨聯體獲102枚獎牌（45金），位居第二，緊隨其後的是德國（獎牌82枚，33金）、中國（獎牌54枚，16金）、古巴（獎牌31枚，14金）。東道主西班牙代表團獲得13枚金牌（總共22枚獎牌），大大超過了以往歷屆奧運會金牌總數（4枚），令薩馬蘭奇和家鄉父老感到無比的驕傲。 40年來，夏季奧運會第一次在東西方沒有敵意的氣氛下進行，也是20年來第一次沒有出現抵制行動。 南非這個在世界上一度被遺棄的國家由於推翻了種族隔離制度，而在32年後重新回到奧林匹克的大家庭裡。南非的回歸，薩馬蘭奇傾注了大量心血。可以說，南非的回歸是薩馬蘭奇為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所做的最大的貢獻之一。 1948年，剛剛執政的南非國民黨在原有的種族隔離體制基礎上，實行了種族隔離政策、這種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體育上。很多體育場館的門外都貼出了“不准黑人入內”的牌子，使很多有才華的黑人運動員失去了必須的訓練條件，失去了在運動場上爭奪名次的機會。 1960年羅馬奧運會，南非運動員清一色全是白人，引起了很多與會者的不滿。考慮到他們已經出現在奧運會上，拒之門外為時已晚，世界輿論只能一致予以強烈的譴責，向南非政府施加壓力。 1964年東京奧運會前夕。由於南非政府頑固地推行種族隔離政策，尤其在運動員選拔上，不是以運動員比賽成績的高低，而是以其膚色來決定是否有資格代表南非參賽。國際奧委會因此取消了南非運動員的參賽資格，以示對其破壞奧林匹克神聖精神的懲罰。 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上，種族歧視問題再次出現。該年年初，本著促進人類團結和互相理解的原則，國際奧委會作出決定，允許南非參加本屆奧運會。這個決定立即遭到許多國家奧委會的反對，非洲最高體育理事會宣布，如果同意南非參加奧運會，非洲將堅決進行抵制。國際奧委會迫於各界壓力，經過執委會多次激烈的爭論，宣布改變最初決定。於是，南非再次被拒於奧運會的大門之外。 此後，南非參加奧運會問題成為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一經提出，便遭到非洲國家的激烈反對。一直發展到1976年第二十一屆奧運會時，終於爆發了非洲國家集體抵制的嚴重事件。 這次事件的起因是新西蘭與南非間進行的體育互訪。 新西蘭政府代表曾在聯合國特別委員會上表示，新西蘭不允許任何來自南非的體育代表隊參加在新西蘭舉行的體育比賽，除非南非隊員的選拔不是在種族歧視的條件下確定，而是以其真正的運動專長為唯一標準。但是1975年，新西蘭宣布了一條與此規定相矛盾的消息：新西蘭將派出一支橄欖球隊赴南非與該國運動員進行“友誼”比賽。年底，新西蘭總統大選開始。參加競選的馬爾登為爭取更多的選民，四處遊說並向選民保證：著自己獲勝，將重開與南非的體育交往。而且，他還會與新西蘭橄欖球隊一起去南非。於是一些橄欖球明星走上街頭，努力為他拉取選票。 1976年初，獲勝當選的馬爾登的新政府批准了新西蘭運動員與南非運動員的體育比賽，同時還向南非國家壘球隊發出了邀請，希望他們參加該年年初在新西蘭舉行的國際壘球錦標賽。南非方面置聯合國和幾乎世界所有國家的抗議於不顧，接受了邀請。非洲體育理事會立即在內羅畢開會並決定，如果新西蘭橄欖球隊堅持去南非進行訪問比賽，他們將抵制所有新西蘭參加的奧運會項目。非洲體育理事會主席火速飛赴新西蘭，敦促馬爾登政府取消橄欖球隊的南非之行。結果他吃了個“閉門羹”。在他到達的當天，新西蘭“黑衫橄欖球隊”即啟程飛往開普敦參加“友誼”賽。 7月7日，蒙特利爾奧運會開幕前10天，非洲統一組織國家首腦集會毛里求斯，會議通過的決議要求非洲國家在新西蘭參加奧運會的情況下，重新考慮他們是否參加本屆奧運會的問題。離開幕還剩兩天，非洲體育最高理事會主席和秘書長在蒙特利爾奧運村召開非洲國家代表團團長會議，通報非統組織的決議內容。隨後，代表團團長會議也作出決議，非洲各國代表團團長聯名致函國際奧委會，希望國際奧委會取消新西蘭參加本屆奧運會的資格。開幕前一天，國際奧委會作出答复：駁回非洲國家的請求。 7月17日，奧運會如期舉行，與此同時，一些非洲國家的運動員則登上從蒙特利爾飛往內羅畢和其他非洲城市的飛機。 面對非洲國家的抵制和來自其他各界的壓力，國際奧委會一方面向南非政府施加壓力，另一方面，又積極努力，爭取南非早日回到國際奧林匹克的大家庭裡。 真正雷厲風行開展這項艱苦工作是在薩馬蘭奇就任國際奧委會主席之後。 1981年，薩馬蘭奇在東京開始了解決南非問題的長途跋涉。當時在薩馬蘭奇的幫助下，非洲各國的奧委會代表們聚集一堂，建立起與其它各大洲一樣的非洲國家奧委會委員會。 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和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美蘇集團的互相抵製成為國際奧委會面臨的頭等大事，即便這樣，薩馬蘭奇也沒有忘記南非問題，他認為，隨著國際政治形式的緩和，說服非洲各國放棄前嫌，接納南非回到奧林匹克大家庭的時機正逐步成熟。 1985年10月24日至11月4日，薩馬蘭奇對非洲12國進行了一次“旋風式的訪問”。每到一國，他都要宣傳奧林匹克精神的宗旨，呼籲非洲國家匯集到奧林匹克這面和平的旗幟下。通過這次訪問，薩馬蘭奇對非洲國家參加漢城奧運會充滿了信心。雖然抵制奧運會的可能並非絕對消失，可他對避免這一局面的出現已胸有成竹。 1988年4月，國際奧委會在洛桑請來了非洲體育官員，召開一次討論取消體育上種族歧視問題的會議。其目的在於使國際體育界建立起共同的原則和對策。會後，薩馬蘭奇在國際奧委會中設立了“種族隔離委員會”，這是他開始著手解決南非問題的又一措施。 這些工作很快收到了成效，非洲國家沒有對漢城奧運會進行抵制，更重要的是，這些工作為以後南非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基礎。 經過薩馬蘭奇不斷地做工作，非洲體育界一些領導人開始接受他的思想。即在一個真正平等的體育比賽中，承認南非，可能會對南非社會逐步轉變和開放產生強有力的影響。 1988年，解決南非問題的具體安排被提上議事日程。當南非國家奧委會的代表提出要見薩馬蘭奇時，薩馬蘭奇的回答非常簡單，他們必須首先與隔離委員會的負責人、國際奧委會委員姆拜厄會談。這一年年底，在維也納召開了隔離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 薩馬蘭奇在1989年9月在洛桑會見了來訪的南非國家奧委會代表。通過與他們的交談，他更加認識到，選擇一個合適的人選，就等於問題解決了一半。按照他的一貫作風，對任何復雜問題，即使他已有深思熟慮的看法，也不第一個表示出來。因為薩馬蘭奇清楚，來自第一線的人最有發言權，他們的意見更加符合實際。於是，他總是在下面與最廣解實際情況的人交流，將自己的想法傳達給他們，然後從他們的角度將此看法提出來。薩馬蘭奇經過長時間的物色，最終任命來自塞內加爾的姆拜厄為隔離委員會主席，由他負責解決南非問題。 10月，在姆拜厄的安排下，南非國家奧委會主席和總秘書第一次與非洲黑人體育組織進行了正式接觸、雙方在洛桑的會面，標誌著非洲體育中長期對立的兩方開始了有積極意義的接觸。 11月，哈拉雷，種族融合南非體育團體與國際體育反種族隔離運動的領導人薩姆拉姆薩米及費克著基丹恩會面。非洲其他國家與南非體育官員的交往日益頻繁，雙方在很多問題上開始聽取對方的意見一出現了良好的氣氛，為進一步打破幾十年的堅冰奠定了基礎。 1990年9月，第四次國際體育反種族隔離會議在挪威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會議要求或說希望有一種力量，能夠強迫南非在政治上取消種族隔離政策。南非體育界也在尋求一種暫時的解決方法，即建立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南非國家奧委會也派出了代表參加這次會議，並在會議上表達了非洲人對在體育大家庭中解決南非問題的良好願望。 這一年，薩馬蘭奇使國際奧委會與南非體育界的接觸多起來，取得的成果日益明顯，令非洲各界人士的心裡升起新的希望之帆。 1991年1月，薩馬蘭奇和拉姆薩米在巴黎會見了南非國家奧委會的代表。此後，拉姆薩米又單獨與南非國家奧委會官員進行了會談。 2月，南非的代表們又與姆拜厄舉行了會談，所有這些會議，國際奧委會從組織到財政都予以大力支持。 11月，5個非洲體育組織在哈拉雷組成了一個非洲體育協商委員會。同月，薩馬蘭奇在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建議：國際奧委會將止武派出代表訪問南非。 12月，國際奧委會先行人員非正式地訪問了南非首都約翰內斯堡。 1991年2月，應非洲國家奧委會委員會的要求，在博茨瓦納成立了由5個南非體育團體組成的南非臨時國家奧委會。 3月，國際奧委會派出的特別代表團來到南非，先後會見了南非總統德克拉克、南非黑人運動領袖曼德拉、因卡塔自由黨領導人布特萊齊。在此期間，代表團還與南非的5個體育團體進行了富有成果的討論。 約翰內斯堡，國際奧委會特別代表團離開前的新聞發布會上，團長姆拜厄宣布了這次訪問的實質性結果。基於下述6項條件，他代表國際奧委會和非洲國家奧委會委員會通告，暫時承認南非國家奧委會為國際奧委會成員。 這6項條件為： 一、按照南非總統德克拉克的允諾，在南非廢除種族隔離法； 二、南非臨時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在組織上和行動上遵守奧林匹克憲章； 三、南非臨時國家奧委會制定相應的章程，鼓勵南非體育運動委員會與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關係的正常化； 四、在不分種族的基礎上尋求體育界的統一； 五、使南非臨時國家奧委會與非洲國家奧委會委員會的關係正常化； 六、直至暫停參加國際比賽的執行時間生效。 姆拜厄語驚四座，醒悟過來的記者們紛紛搶發新聞。 6月，南非國內廢除種族隔離法。時隔不久，在伯明翰舉行的國際奧委會全體委員會議上原則通過了這一臨時承認。 7月，國際奧委會洛桑特別會議上，由薩馬蘭奇和最高執委會簽署一項決議：永久性地接納南非國家奧委會為國際奧委會成員。 經過薩馬蘭奇和國際奧委會11年的努力，南非終於回到了奧林匹克的大家庭裡。多少南非運動員在得知這一消息時不禁流下了激動的熱淚。 1992年7月25日，當南非體育代表團進入巴塞羅那蒙錐克山體育場時，全體觀眾都報以熱烈的掌聲。他們知道，南非重返奧林匹克大家庭，不僅是奧林匹克運動的勝利，也是人類戰勝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巨大勝利。 8月9日，巴塞羅那奧運會在一片輝煌中降下了帷幕。薩馬蘭奇在把五環旗交給亞特蘭大市長時，心中百感交集，巴塞羅那奧運會可以說是他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以來最成功的一部傑作，他為之傾注了無數的心血；他的改革理想經過實踐的檢驗最終被證明光大了顧拜旦首創的奧林匹克主義，推動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現在他已屆高年，在到達了一生輝煌的頂點後，是不是應該考慮激流勇退，將身上的重任移交給後來者。 …… 事實上，在巴塞羅那奧運會舉辦期間，薩馬蘭奇就意識到自己似乎已完成了歷史所付與的使命，該告老還鄉了。但是這副擔子交給誰，他一直在找，但一直沒有找到一個理想的人選。況且，奧林匹克運動要發展，就得不斷地進行改革，而這個改革的總體設計彷彿非他莫屬。 薩馬蘭奇也知道，有好幾個人正在覬覦他的位子。對於這個位子所帶來的榮譽，薩馬蘭奇從來沒有放在心上，該得到的東西都已經得到了；繼續在這個位置上乾下去，恐怕也不會再得到什麼新的東西。 然而，他就像一位藝術家對待自己一件極其優秀的作品，就像一位年輕的母親對待自己的嬰兒一樣，對國際奧委會產生了一種難捨難分、欲罷不能的感情。他總覺得他離不開國際奧委會，而且國際奧委會也離不開他。為奧林匹克運動工作已經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 當他為奧林匹克運動而奔波勞累，常常感到心力交瘁的時候，他多想休息休息，哪怕是一個小憩。可是當他面臨退休年齡的時候，又不可避免地感到了一種隱隱的失落。 的確，他已經做了退休的打算，並且已經開始了回憶錄的寫作。但是同前6任主席相比，他的年齡尚屬中等，仍有餘力繼續工作。 薩馬蘭奇又仔細地算了一下前6任主席的退休年齡。 第1任主席維凱拉斯退休時61歲； 第2任主席顧拜旦退休時62歲； 第3任主席巴耶·拉圖爾在65歲高齡時長眠於他的工作崗位上； 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退休時已81歲； 第5任主席布倫戴奇在84歲的高齡退休； 第6任主席基拉寧1980年退休時，年齡已達66歲。 薩馬蘭奇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至今才12年，他仍然有充沛的精力在這個位置上工作下去。作為國際體育界的領袖，他深深懂得激流勇退的含義。回想起自己過去的工作，他不能不感到欣喜。在他擔任主席期間，奧運會一屆比一屆辦得好，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欣喜之餘，他又不能不有所擔憂。國際奧委會同其它國際體育組織之間的微妙關係究竟能夠維持多久？如果有一天電視媒介拒絕轉播奧運會，那奧運會以及奧運會的經費不足的問題如何解決呢？假如有人組織一場國際性友誼賽，把國際奧委會完全排斥在外，那國際奧委會又應當怎麼辦呢？ 他也知道，他的成績已經引起了某些嫉恨，而這些嫉恨又轉成了某種惡意的攻擊。也許他做得越多，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得越遠，受到的攻擊也就越多。 1992年4月，兩個英國記者出版了一本名為《五環的老爺們》的書。這本書把國際奧委會描繪為貪婪受賄的俱樂部。書中攻擊薩馬蘭奇主席獨裁專橫，攻擊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國際田聯主席內比奧羅、國家奧委會聯合會主席巴斯克斯·拉尼亞耍弄權術，說是有個拉丁幫“黑手黨”控制了國際體壇。此書出版的同時，英國報界一片鼓譟，提出應“撤換教皇”；呼籲要英國籍國際奧委會委員安妮公主出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吹捧她從來拒受各申辦城市的禮物，是國際奧委會中最清白的委員；說英國最有民主傳統，等等。英國的電視台也推波助瀾'放映了一個攻擊國際奧委會的節目。 《五環的老爺們》這本書有約90處與事實不符，又廣泛惡毒攻擊，自然引起國際奧委會的強烈反感。國外一些輿論認為這場喧嘩代表了盎格魯·撒克遜體育界一些人的想法。因為在很長時期內許多國際體育組織都是英、美人任主席，他們對近十幾年來大權旁落、影響削弱的現狀耿耿於懷，想藉攻擊國際奧委會奪回國際體育組織的領導權。 5月上旬國際奧委會塞維利亞執委會上討論了對這本書應如何反應，決定要在瑞士法院向作者提出控告。 7月21日，奧運會召開前夕，安妮公主向英國報界聲稱她不可能有時間去擔任需要專職的國際奧委會主席，也沒有人正式向她提出過，表白了她沒有打算爭當國際奧委會主席。 安妮公主的申明無疑向英國新聞界迎頭澆了一盆涼水，《五環的老爺們》攪起的風波也逐漸趨於平靜。但薩馬蘭奇的心情卻久久難以平靜下來，他為了奧林匹克事業的發展，披肝瀝膽、嘔心瀝血，結果仍遭到無中生有的攻擊，怎能不讓他感到傷心和苦惱呢？ 在他感情苦惱的時候，國際奧委會執委、中國代表何振梁給了他鼓勵。何振梁在國際奧委會塞維利亞執委會上指出：“十多年來，國際奧委會的工作在薩馬蘭奇主席的領導下取得了重大成績，大部分人高興，小部分則不願看到。” 何振梁還引用了中國的一句古詩：“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 薩馬蘭奇對“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句話十分欣賞，並且把它寫進了他1992年7月20日在國際奧委會第99次全體會議開幕式上的發言。他說：“一位來自於一個具有幾千年光輝歷史並且令我尊敬和熱愛的國家的同事對我說，國際奧委會的大樹秀於世界體育之林，因此必然要受到從四面八方刮來的狂風的摧殘。我可以向各位保證，我們這棵大樹根深葉茂，不僅能夠經受住狂風的吹襲，而且還會茁壯成長。” 面對眾多的期望和外界一些攻擊的挑戰，7月23日，薩馬蘭奇在國際奧委會全體委員會議上明確宣布，在1993年他第二次任滿之際，將繼續競選三度連任，並且將率領國際奧委會跨入21世紀。 這是他對挑戰的回擊，也是他對攻擊的挑戰。權力有時是一項事業成就的關鍵。他要把握住權力，要把握住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發展的航向。一時的失誤，也許會貽誤世界歷史幾十年。 這裡沒有個人的權欲，有的只是責任感、義務感。國際奧委會的領導位置也曾被某些地區的大國所控制，奧運會也幾度被用來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薩馬蘭奇希望奧林匹克運動從此少走些彎路，少受些干擾，按照奧林匹克運動的宗旨向前發展。 1993年9月23日國際奧委會第101次全體委員會議在蒙特卡洛召開，會議除了要投票選舉2000年奧運會的主辦城市外，還要投票選舉新的國際奧委會主席。 24日經過人會的89名國際奧委會委員秘密投票，薩馬蘭奇以絕對多數三度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任期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