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9章改革

·職業與業餘 ·節流與開源 ·電視轉播權 ·與阿維蘭熱的衝突 ·《奧林匹克計劃》 1980年曾同薩馬蘭奇一起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的新西蘭人塞西爾·蘭斯洛特·克羅斯去世前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薩馬蘭奇繼承的是一個19世紀的國際奧委會，而他留下的將是一個21世紀的國際奧委會。” 的確，薩馬蘭奇繼任國際奧委會主席時，奧運會正處於低潮時期，有些做法和規定已經不適合當時形勢的發展。正是他面對現實，銳意改革，一舉解決了多年懸而未決的問題，從而使奧林匹克運動發生了喜人的變化。 薩馬蘭奇首先從職業與業餘這個多年來懸而未決的問題上入手。 這個問題今天看來十分簡單，但當年它卻是個遺存多年又極其敏感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涉及奧林匹克運動原則的問題。

何謂職業與業餘、它們之間的區別何在？簡單說就是一句話，業餘運動員另有生計，不因為參加體育比賽而獲得任何報酬或獎勵。職業運動員則以參加比賽為生，取勝後會獲得豐厚的物質獎勵。 1947年通過的《斯德哥爾摩規定》下的定義是：“業餘運動員是指那些僅僅為了歡樂，為了獲益於身心和社會而參加競技運動的人。對他們來說，運動不過是一種娛樂，而不涉及任何直接或間接的物質收益。” 古代林匹克競技會就十分強調業餘原則，獲勝者的獎勵只限於聖橄欖枝做的花環、棕櫚枝及其它精神鼓勵。顧拜旦對此十分讚賞，並把這項原則引進了《奧林匹克憲章》。他還不斷提醒後人，古代奧林匹克競技會的解體，競技者職業化是重要原因之一。 古代奧運會的參加者參賽前必須在一份事先準備好的誓詞上簽名。誓詞是：“我，簽名者，以我的名義宣布，是符合奧林匹克關於業餘主義規定的業餘選手。”

薩馬蘭奇以前的6任國際奧委會主席都很強調奧林匹克運動的業餘原則。就連思想開放的布倫戴奇也一直堅持業餘原則。他在1969年華沙國際奧委會第68次會議的發言中指出： “奧林匹克運動遠不止是一種四年一度的體育盛典。它是教育和生活本身的哲理，是人類智力、生理和道德全面發展的表現。而人類的全面發展也應該充分體現出業餘精神。” 傳記作家漢斯·克萊因也寫道： “布倫戴奇並沒有把體育當成自身的目的，而是把它當作業餘體育愛好者們為了完成生活中其它更重要的任務而進行準備的一個手段。” 布倫戴奇拒絕對這一原則進行任何微小的改革，他把所有與商業有關的東西都拒之門外達20年之久。在他離任之際，仍然堅持說：

“時代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且將繼續發生變化。但是，奧林匹克的理想應該永遠一成不變。” 布倫戴奇的話似乎不無道理，但是理想是建立在現實基礎之上的。完全脫離了實際的所謂理想不僅不可能實現，而且它本身已經不能被稱為理想了，只能被稱為空想。 事實上，絕對業餘的選手從來就不存在。相傳在古希臘，獲得榮譽的競技者們也還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得到了一定的物質獎勵。 有關業餘和職業爭議最著名的冤案是“索普事件”。在1912年的瑞典斯德哥爾摩奧運會上，非凡的美國運動天才索普，以絕對優勢奪得男子五項、十項全能兩枚金牌，成為這屆奧運會的頭號新聞人物。但半年後，美國種族主義分子誣諂索普是“職業”運動員。翌年，國際奧委會追回授予索普的金牌，震驚世界。索普投訴無門，1953年在憂憤和貧困中病逝。他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是：“還我金牌！”。 1982年，國際奧委會為索普冤案平反昭雪，他失去的金牌也在1983年由薩馬蘭奇親自交還給他的女兒。但是索普沉冤事件，在奧運史上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40年代末期，加拿大女選手巴爾巴德·斯科特獲得世界速滑冠軍，她的故鄉渥太華為之振奮，決定贈她一輛汽車。國際奧委會聞訊後，立即警告她不得違反業餘原則，否則將失去參加奧運會的資格。斯科特只好忍痛割愛，第二年，她在第5屆冬季奧運會上又獲得了一塊金牌。賽后，斯科特立即接受了故鄉人贈送的汽車，並且轉為職業運動員。 儘管當時布倫戴奇為薩馬蘭奇進入國際奧委會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布倫戴奇的提挈，薩馬蘭奇可能連國際奧委會的大門都進不去。但薩馬蘭奇並未因此就在這個重要問題上附聲於布倫戴奇。還在布倫戴奇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的時候，薩馬蘭奇就在一些公開講話中指出，體育運動對於某些人來說可以成為目的，而不是他生活的其它內容的輔助手段。

薩馬蘭奇的這番話與布倫戴奇的觀點完全相反，引起了布倫戴奇的不滿。布倫戴奇也曾私下指責薩馬蘭奇“言語不檢”。 但是薩馬蘭奇並沒有因此而駐足不前。他針鋒相對地指出： “奧林匹克運動必須向世界上所有最優秀的運動員開放，即他們在自己的國際體育組織允許的範圍內賺錢。” 職業運動員參加奧運會早已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薩馬蘭奇不過是明確無誤地指出了這一事實。正如1981年德國一家報紙所評論的那樣：“對於布倫戴奇視為神聖教條的業餘原則，薩馬蘭奇認為那隻不過是個性質問題。職業選手已經在奧運會多年。現在我們應該做的就是將真相告訴大家，我們希望把這一切都大白於天下。” 所謂的業餘原則實際上早已名存實亡。社會主義國家的運動員基本上都是職業運動員，他們領取國家發給的工資，專門從事體育訓練和比賽，獲獎後也得到國家的物質獎勵。

不僅是社會主義國家，其它國家參加奧運會的選手也都得到了廠商經濟上的支持。如果沒有企業提供資助，僅靠他們從其它職業中賺取的薪金，恐怕連賽前的系統訓練都不可能實現，更別說參加高強度的奧運角逐。除此，大多數國家的獲獎運動員都能夠得到廠商、社會團體和國家的巨額獎勵。 奧運會的業餘原則不能適應現實情況，因此執行起來就很困難。儘管《奧林匹克憲章》規定，奧運會的比賽只是運動員與運動員之間的比賽，而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比賽，運動員以國家為單位參加奧運會，只表明他們是在自己國家的奧委會組織下參加比賽，並不代表國家。但是新聞記者和各國政府總是以國家為單位，計算獎牌總數，並且視運動員個人的成績為國家的榮譽，並重獎獲得獎牌的運動員。國際奧委會對此也無可奈何，只好聽之任之。

對於一些國家名為學生，實為職業運動員的選手參賽，國際奧委會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如果真的嚴格執行業餘原則，可以想像得到，奧運會恐怕就開不起來了。 其實國際奧委會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70年代初，國際奧委會就非正式同意運動員按照各單項運動協會的規定，在準備正式比賽期間接受協會的資助，接受協會授予的獎金。 1974年，國際奧委會還通過了對“業餘化”的新定義。即規定，允許運動員在參加體育運動期間獲得工資，允許運動員獲得參加學習期間的體育獎學金。但這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並不能最終解決問題，圍繞參賽選手的資格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息，因獲獎運動員接受巨額獎勵而遭到譴責的事例仍時有發生。 薩馬蘭奇順應歷史潮流，於1981年修改了《奧林匹克憲章》的有關條文，去掉了“業餘”一詞，並且委託各國際單項體育協會制定自己的條款準則，由該協會確認參賽選手是否符合業餘原則。只要該協會認可，國際奧委會也予以同意。首先從薩馬蘭奇的改革中受益的就是網球運動員。

網球運動是一項只有職業運動員才能真正達到最高水平的運動。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運動員的歸屬問題上出現了鑑定的困難，它較早被吸收進奧運會中，後又從奧運會的比賽項目中被取消。經過64年的爭論，漢城奧運會上，它又被人們接受，重新登上奧運會的舞台。 職業網球運動重返奧運會賽場是薩馬蘭奇銳意改革的結果。正如國際網球聯合會主席查特里埃爾所說的那樣：“沒有薩馬蘭奇就沒有今天的這一步。” 1990年11月，在東京國際奧委會第96屆會議上，薩馬蘭奇再次主持修改《奧林匹克憲章》，明確規定運動員參賽資格為： 一、尊重公正比賽和非暴力精神，並在運動場上表現出來； 二、不使用國際奧委會或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規則禁用的藥物和方法；

三、尊重並遵守國際奧委會醫務條例； 四、在奧運會期間不允許以本人的名字、圖像或比賽成績用於廣告目的； 五、報名或參加奧運會不應取決於任何經濟上的考慮。 從此，業餘原則完全從《奧林匹克憲章》中消失了。但這並沒有改變奧林匹克運動的性質，現在奧運會依然不對獲獎運動員進行任何物質獎勵，這是區別於其它大賽，特別是大獎賽的一個重要特點。 7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奧委會委員增加，規模擴大，經費預算逐漸顯出了“捉襟見肘”的窘況。布倫戴奇和基拉寧都採取了這樣或那樣限制開支的辦法，而薩馬蘭奇上任伊始，就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以後國際奧委會成員外出開會、考察的機票全部由國際奧委會承擔。以前這些費用都由各委員自行解決，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委員們的工作積極性。他還發給每個委員一個高級索尼收音機，用以了解世界各國的各種動態，因為體育活動並不是獨立存在的，它的發展與政治、經濟形勢有著密切聯繫。當然，薩馬蘭奇這樣做並不是因為他不了解國際奧委會的家底，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對一個組織來說，“節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開源”。

作為一個精明的商業家，薩馬蘭奇對金錢的重要性十分清楚。一項事業要想得到長足發展，就必須有充足的資金。早年他在組建西班牙第一支旱冰球隊時，就已認識到，體育事業的發展更離不開金錢。入主維迪堡後，薩馬蘭奇首先想到的就是充實國際奧委會的金庫，為發展奧林匹克運動爭取到穩定的資金來源，於是就有了“奧林匹克計劃”。 “奧林匹克計劃”是薩馬蘭奇對奧林匹克運動的巨大貢獻，也是他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之後的幾個主要功績之一。 “奧林匹克計劃”於1985年5月27日由國際奧委會同阿迪達斯公司總裁霍斯特·達斯勒簽訂，以後每年續簽一次。可以說，這是奧林匹克運動中第一個把體育同商業聯繫在一起的計劃綱要。根據這個綱要，阿迪達斯公司每年要向國際奧委會提供一筆資助，具體數額因情而異。這完全不同於以往的做法。以往，企業不直接資助國際奧委會，而是向奧運會組委會提供贊助，藉此宣傳自己的產品，國際奧委會只是在奧運會結束後向組委會收取一定比例的商業廣告費。根據“奧林匹克計劃”的規定，阿迪達斯公司每年都要向國際奧委會提供一次資助，使國際奧委會歷史上第一次有了固定的資金來源。 這個設想首先由霍斯特·達斯勒提出。達斯勒是阿迪達斯體育製品有限公司的第二任總裁，前任總裁是其父阿道夫·達斯勒。阿迪達斯的名字就是由“阿道夫（Adolf）”的前兩個字母和“達斯勒（Dasler）的前3個字母，中間再加一個“i”組成。達斯勒提出這個設想並非完全是出於商業目的，更大程度上是出於他同薩馬蘭奇的私人友誼。霍斯特·達斯勒常常說： “薩馬蘭奇不是我們的理事，而是我們的朋友。” 也許是對商業和體育之間的關係的共同見解使他們情趣相投，而他們的友誼又是商業與體育結合的明證和典範。 霍斯特·達斯勒總是在薩馬蘭奇最需要幫助的時刻伸出友誼之手。薩馬蘭奇擔任駐蘇大使期間，霍斯特·達斯勒積極活動，為薩馬蘭奇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爭得了非洲和歐洲國家委員的支持。由於70年代奧運會連連受挫，80年代初奧運會影響降低，國際奧委會面臨經濟危機。霍斯特·達斯勒在得知這一消息後主動提出與國際奧委會簽定“奧林匹克計劃”，定期向國際奧委會提供資助，真可謂是雪中送炭。 奧林匹克運動是一項神聖的運動，因此她歷來反對商業化的做法。布倫戴奇多次宣稱他堅決反對體育商業化。 對於商業化的問題，關鍵在於如何理解。一切有悖於奧林匹克精神的、將運動或運動員濫用於商業目的的做法，都在被反對之列。但實際上對於商業還應當有另一種理解，即體育必須和商業結合起來，在體育運動中要有經濟價值觀念。對於非營利性質而有助於奧林匹克運動發展的商業活動，不僅不應該摒棄，而且應該爭取。在商品社會裡，任何組織或個人如果完全脫離了商業活動，他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奧林匹克運動也是一樣。顧拜旦倡導的“純粹的”、完全沒有“銅臭味”的奧林匹克理想，其實只能存在於紙墨之中。現代奧運會中，即便是無償的資助，要百分之百地排除營利也是不現實的。 資助不同於廣告，可以短期內收到效益，它的作用是在被資助者心中和社會上樹立自己的地位和形象，從長遠的觀點看，仍是有利可圖的。從這個角度講，它又具有了商業化的性質。但它不是赤裸裸地買賣，而且於被資助者有利，有時甚至能挽救和發展被資助者。 當然，國際奧委會的財源是多渠道的。除了阿迪達斯公司的定期資助外，國際奧委會主要從奧運會舉辦期間的電視轉播權、廣告費和資助中提成，其中收入最多的是電視轉播權提成。自1980年以來，國際奧委會規定每屆奧運會的電視轉播費的三分之二留給奧運會組委會，三分之一交給國際奧委會，僅此一項幾乎佔國際奧委會全部收入的一半。 隨著電視的普及和各電視巨頭的激烈競爭，奧運會電視轉播費也水漲船高。對於國際奧委會和奧運會組委會來說，這誠然是好事，但國際奧委會最關心的是自己能夠收入多少。為此，國際奧委會決定從第24屆奧運會開始，直接參與電視轉播費的談判。 作為奧運會組委會，當然希望轉播費越高越好，但國際奧委會卻另有打算。轉播費高固然好，但得讓電視巨頭掏得心甘情願。奧運會組委會反正是一錘子買賣，但國際奧委會每4年還要同他們打一次交道，不能一刀宰了會下金蛋的雞。 漢城奧運會電視轉播費談判順利。巴塞羅那奧運會轉播費談判小有周折。巴塞羅那奧運會組委會成員、巴塞羅那副市長阿瓦德拒絕了國際奧委會以低於漢城奧運會3.09億美元的價格向世界頭號大亨美國出售轉播權，一舉報價3．6億美元。 美國三家電視廣播公司在競爭，但報價普遍與組委會一方持平。組委會不急不溫，繼續拍賣轉播權。談判自從1986年4月巴塞羅那獲得主辦權後不久便開始了。國際奧委會代表迪克·龐德在第一輪談判裡就準備接受美方的價格，可是阿瓦德堅持要再等一輪談判，以便把價格繼續抬高。 談判斷斷續續持續了近兩年。直到1988年底在紐約的談判中，阿瓦德仍然準備繼續抬價。參加談判的國際奧委會執委、韓國人金雲龍只好把龐德和阿瓦德叫出談判廳，要他們接受美國廣播公司的報價。這樣雙方才達成協議：美國廣播公司以4．01億美元，再加上1千萬美元的廣告費購買巴塞羅那奧運會轉播權，創下了電視轉播費之最。而美國廣播公司買斷1960年的奧運會轉播費僅用了5萬美元。 當然，覬覦電視轉播費的還有他人，例如國際業餘田徑聯合會主席內比奧羅。 漢城奧運會上，田徑決賽按照習慣原定在下午舉行。但是由於時差問題，美國人就只能在深夜或凌晨看比賽了。本來田徑比賽比其它項目更加緊張激烈，所以收視率比較高，但是深夜轉播就會降低收視率，美國電視巨頭也必然會壓低轉播費價格，國際奧委會和漢城奧運會組委會的收入也要隨之降低。漢城方面因此想把田徑比賽時間提前到上午，但這必須得到內比奧羅的同意。 內比奧羅一貫以自負固執聞名。他拒絕了這個請求，理由是這會影響到運動員的競技狀態。 薩馬蘭奇聽說此事後，於1984年秋與內比奧羅商量是否可以考慮到奧運會的利益，同意漢城方面的請求。這次內比奧羅倒是同意了，不過提出了個附加條件，就是把國際奧委會轉讓給國際業餘田徑聯合會的電視轉播收入的比例提高。薩馬蘭奇斷然拒絕了內比奧羅的要求。 1985年5月，薩馬蘭奇宣布“漢城奧運會的競賽時間表必須在奧運會組委會和各國際聯合會之間進行磋商”，這等於給內比奧羅發出了警告。於是內比奧羅同漢城方面在羅馬舉行了幾次會談，最後漢城以2千萬美元電視轉播費的代價換取了內比奧羅對改變田徑競賽時間的同意。國際奧委會少收入了2千萬美元，而內比奧羅用這筆錢在摩納哥建立了國際田徑基金會，內比奧羅自己擔任了該基金會的主席。 贊助是僅次於電視轉播費的滾滾財源。以巴塞羅那奧運會為例，12家主要贊助商的讚助金額達2億多美元，其中可口可樂3千萬美元，MAS巧克力公司2．5千萬美元，VISA信用卡2．2千萬美元，3M公司2千萬美元，菲利浦公司2千萬美元，尼康相機公司2千萬美元，三井公司1．8千萬美元，博士倫公司1．5千萬美元等等。顯然資助不是白給的，街頭巷尾，這些公司的標記到處可見。 現代奧運會，不僅是運動員的競技場，而且也成了商業競爭的戰場，明爭暗鬥，不亦樂乎。 沒有人向廠商發金牌，但是人們對於某個廠家在競爭中佔了上風，仍然津津樂道，贊不絕口，有意無意地給他們排了座次。體育的發展離不開商業的支持，商業的發展又需要體育的幫助。巨額獎金吸引著運動員去拼搏，名揚全球誘惑著各大公司紛紛解囊贊助。贊助主要用於修建比賽場館和其他配套設施，但國際奧委會也提取少量資金作為自己的活動經費。 除了電視轉播費和企業贊助，廣告是國際奧委會和奧運會組委會的另一個重要收入來源。 薩馬蘭奇曾於1988年8月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們的方法改變了，這並不是因為我們願意這樣做，而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已經改變，企圖重蹈舊轍是不現實的。但是我們仍然尊重那些有利於發揚奧林匹克精神的觀點。正是出於這一點，我才說，只要我當一年國際奧委會主席，在奧運會比賽場館就不會有廣告牌。這個規則最好能維持到亞特蘭大奧運會，以後的事就屬於我的繼任者了。” 賽場沒有廣告牌不等於沒有廣告。君不見，比賽場內的柯達或富士膠卷難道不是廣告嗎？這兩大公司從來都是把奧運會當成提高自己聲望、打擊對方的重要戰場。有時兩家竟公然在賽場內擺起了擂台：雙方各放一張桌子，擺著自己的膠卷，任記者免費取用。記者拍攝完後，免費為你沖印，然後請你繼續取用自己的膠卷。 其實他們並不虧。記者再多，取用的膠卷再多，對他們來說，也不過是九牛一毛。更何況這些記者的宣傳作用是難以估量的。 賽場內有些贊助的飲料難道不算廣告嗎？而且很多名運動員只要比賽時穿著某個牌子的運動服或運動鞋就可以得到幾百萬、幾千萬美元的收入，難道他們不是在為廠家做廣告嗎？國際奧委會有權力對運動員身著何種牌子的運動服做出限制嗎？ 1936年，美國選手歐文斯在柏林奧運會上連破四項世界紀錄。由於歐文斯使用了阿迪達斯產品，阿迪達斯也從此成了名牌。後起之秀耐克鞋也因為許多優秀運動員穿著它在奧運會取得了好成績而“譽滿全球”。 通過與阿迪達斯公司簽定的“奧林匹克計劃”以及電視轉播、贊助、廣告的提成，國際奧委會的“金庫”日益充實。 1980年薩馬蘭奇當選主席後，國際奧委會的全部資金為200萬美元。 1990年1月1日，國際奧委會的資金增加了50倍，達到了10500萬美元。而國際奧委會的財政預算1980年為580萬瑞士法郎，1990年達到了2443萬瑞士法郎。也就是說，1980年，國際奧委會資金少、預算高；到1990年，預算雖然增加了5倍，資金卻增加了50倍。 《泰晤士報》對此評論說：“倘若布倫戴奇地下有知，也會為之震動，同樣講求實效的顧拜旦也會為之欣慰。” 有了錢，薩馬蘭奇並沒有隨意揮霍。至今國際奧委會使用的汽車、飛機仍是從德國奔馳汽車公司等企業借來的，雖然國際奧委會完全有能力配備自己的現代交通工具。薩馬蘭奇之所以這樣“摳門”，是因為他知道國際奧委會的資金主要來自於奧運會，最終也必須用在發展奧林匹克運動上。奧林匹克團結基金正是基於薩馬蘭奇的這種考慮而建立起來的。 經過修訂的《奧林匹克憲章》規定： “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取得的全部收益必須用於發展奧林匹克運動和體育運動。” “奧林匹克團結基金的目的是對那些被國際奧委會承認的國家奧委會，特別是對最需要幫助的國家奧委會提供幫助。” 有的小國家聲稱無錢參加奧運會，國際奧委會可以支持；有的運動項目尚處於發展階段，國際奧委會可以支持。這些錢都出自於國際奧委會建立的團結基金。 薩馬蘭奇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時，國際奧林匹克組織除了國際奧委會外，還有一個國家奧委會聯合會。從某種意義上講，它的作用同國際奧委會有相近之外。國家奧委會聯合會主席是馬里奧·巴斯克斯·拉尼亞。巴斯克斯是墨西哥的億萬富翁，是墨西哥特萊比薩電視網董事長，在世界各地擁有30多家報紙、雜誌，並且在許多行業的企業或商業機構裡擁有資本。幾年前，他甚至想出資購買美國的合眾國際社。 巴斯克斯在世界體育領域裡擁有極大的權威，甚至可以與薩馬蘭奇匹敵。在拉丁美洲體育界其權威更是至高無上。有傳聞說，他也曾企圖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 為了不使世界體育運動出現兩個中心，也為了使各國奧林匹克運動得到更好的發展，薩馬蘭奇採取了分別治理的辦法。他把國家奧委會聯合會按照五大洲分為五個委員會。每次舉辦奧運會的電視轉播費國際奧委會從中提取三分之一，而又將這三分之一通過國際奧委會的團結基金按照不同的比例直接分配給五大洲委員會，國際奧委會本身只留電視轉播費的百分之七。 以1988年國際奧委會團結基金為例，基金總額為870萬美元，其中用於舉辦各類培訓班的資金為337萬美元，其餘部分的分配數額為： 非洲：101萬美元 亞洲：90萬美元 美洲：78萬美元 歐洲：61萬美元 大洋洲：47萬美元 從上面的數字可以看出，愈不發達地區得到的資金愈多，從而保證了各地區體育運動的均衡發展。同時，各大洲委員會對於國際奧委會的依賴性也增加了，這樣就削弱了國家奧委會聯合會和巴斯克斯的勢力。 對於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薩馬蘭奇採取了同樣的措施。 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的作用和影響要遠比各國家奧委會的作用和影響大得多，而且在自己管理的項目裡，她的權威往往超過國際奧委會，以至有些時候直接同國際奧委會發生衝突。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國際奧委會和國際足聯之間的矛盾。 在奧運史上，足球賽一直處於業餘和職業選手的參賽資格爭議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聯業足球在歐洲、南美絕大多數國家普及，他們派好手參加自1930年起每4年舉辦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賽，而將奧運會足球賽作為年輕業餘選手進入職業隊的跳板。 與此同時，除南斯拉夫以外的東歐國家因未宣布實行職業體製而乘虛而入，佔了便宜。他們實行了名為業餘，實為職業的體制——被西方國家稱為隱蔽的職業體制，在奧運會上與西方的業餘隊競爭中，明顯地佔有優勢。在從1952年至1980年共8屆奧運會上，蘇聯和東歐國家一直在足球賽中佔據壟斷地位，其中有5屆，他們囊括了前3名，甚至前4名。 東歐國家的這種足球體制引起了西方國家的強烈反對，1956年墨爾本奧運會時，大多數西歐國家拒絕參加足球比賽，使奧運會足球比賽陷入危機。 1960年，國際足聯曾作出決定：凡參加過世界杯賽的隊員不得參加奧運會足球賽。這就是說，其他職業球員可以參加。但到1972年，國際足聯又中止了這一決議，蘇聯及東歐國家繼續得益。 1972年，波蘭、匈牙利、民主德國和蘇聯包攬了慕尼黑奧運足球賽的前4名。 1976年，民主德國用1974年參加世界杯賽的原班人馬參加蒙特利爾奧運會足球賽，一舉奪得金牌；波蘭隊以世界杯第3名陣容參賽，獲銀牌；蘇聯也以一批老手參賽，獲銅牌。 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一大批西方國家抵制，足球獎牌理所當然落到東歐國家之手。 1978年，國際足聯又規定：歐洲和南美國家不得讓參加過世界杯賽（包括預選賽）的隊員參加奧運會，但由於確定球員的職業或業餘的資格的權力在各國奧委會，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在國際網球聯合會和國際籃球聯合會先後同意職業選手可以參加奧運會後，1981年，薩馬蘭奇決定繼續擴大戰果，向國際足聯發出了邀請。但是統管世界足球運動的國際足聯憑藉其世界第一大運動的地位和憑藉其幾乎可與奧運會影響並駕齊驅的世界杯賽的資本，不願意看到奧運會足球賽成為另一個世界杯賽，換句話說，它不願意眾多職業明星、名隊因參加奧運會而降低世界杯足球賽的魅力。基於它已經創立了17歲以上、20歲以下和世界杯賽等三大年齡組的世界性比賽，將奧運會足球賽設置成23歲以下的世界比賽，這樣它就完成了從17歲起設4個年齡組都有世界錦標賽的完整計劃。 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斷然拒絕了薩馬蘭奇善意的邀請。 薩馬蘭奇沒有氣餒，在隨後兩年時間裡，他多次派人到國際足聯進行談判，還親自拜訪阿維蘭熱，勸說國際足聯接受國際奧委會的意見。終於阿維蘭熱的口氣稍稍鬆動了一些。 1984年，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宣布，除歐洲和南美參加過世界杯賽的隊員不得參加奧運會的規定外，今後不再區分職業和業餘。這一決定使奧運會足球有了希望。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和1988年漢城奧運會足球賽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觀眾人數也開始上升。 1988年7月，國際足聯作出了一個令國際奧委會和薩馬蘭奇感到十分尷尬的決定，今後奧運會足球賽的球員年齡限制在23歲以下，並成為國際足聯四大年齡組世界賽的一個大賽。將奧運會角逐作為其世界單項系列大賽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有足球，別無先例。 儘管國際奧委會有統轄全球體育的權力，但它得尊重足球這個世界首屈一指的單項國際聯合會的意見。 1989年9月，國際奧委會向國際足聯作出讓步。當時，曾有一位國際奧委會代表說，憑國際足聯的強硬態度，把足球踢出1992年奧運會並非戲言。 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足球比賽備受冷落，門票價格一跌再跌，預賽場地仍然門可羅雀，就連1／4決賽這樣的關鍵場次，門票仍有富餘。欣賞球賽品味極高的歐洲和西班牙球迷深諳：奧運足球無球星，而沒有球星的比賽是沒有什麼看頭的。 阿維蘭熱終於忍受不住了，他怒氣沖沖地說：“如果國際奧委會想對足球進行抵制，那麼我們將考慮舉辦23歲以下的世界杯足球賽。……足球比賽可以從奧運項目中除去！” 儘管如此，薩馬蘭奇仍然沒有放棄努力。至今他還在爭取阿維蘭熱和國際足聯的支持，希望將奧運足球賽辦成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比賽。 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也有一個自己的組織，即國際體育聯合會總會，主席是托馬斯·凱勒，他還兼任國際皮划艇聯合會主席。 對於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的工作，薩馬蘭奇同樣大力支持。每次國際奧委會的團結基金也都有單項聯合會的份額。薩馬蘭奇在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總會中建立了冬季體育運動委員會和夏季體育運動委員會，並向這兩個委員會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助手。通過這兩個委員會將國際奧委會團結基金分配的資金分發給各單項聯合會。 托馬斯·凱勒在國際奧委會中也佔有一席之地，因此不時在國際奧委會內部製造矛盾，但最後都以失敗告終。後來托馬斯·凱勒提起薩馬蘭奇時總是稱他為“拿破崙”。 托馬斯·凱勒去世後，薩馬蘭奇推薦國際奧委會執委、國際奧委會電視廣播委員會主任金雲龍擔任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總會主席。這樣國際奧委會基本上控制住了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總會。 經過薩馬蘭奇的努力，國際奧委會、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總會和國家奧委會聯合會三權鼎立的局面實際上已不復存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錦標賽和世界杯賽的世界三大重要比賽也以奧運會項目多、規模大、水平高而成為全球名副其實的體育盛會。以國際奧委會為中心的世界體育大家庭形成了。正如薩馬蘭奇1992年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所形容的那樣：“國際奧委會已成為世界體育的舵手。” 當然，在薩馬蘭奇改革的道路上，也遇到過乾擾和反對。國際奧委會內部也不總是風平浪靜，尤其是國際奧委會的重要實權人物、總幹事貝弗利歐夫人，總是與薩馬蘭奇針鋒相對，在他改革的道路上設置了重重障礙。但作為一個改革家，薩馬蘭奇沒有被困難嚇倒，更沒有被障礙阻住。 “很多人認為我一意孤行地行使權力，過於突出了我的觀點，這話不確切。……我和我的同事還要使國際奧委會變得更加強大。” 薩馬蘭奇矢志不渝地堅持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變化了的形勢對國際奧委會和奧林匹克運動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最終解決了困擾國際奧委會多年的3個主要問題，即：（一）改變了奧運會參賽者必須是業餘運動員的原則；（二）建立了“奧林匹克計劃”，為國際奧委會爭取到穩定的收入來源；（三）調整了國際奧委會同國家奧委會和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的關係，確立了各自的職能。 薩馬蘭奇擔任主席後，國際奧委會領導機構也發生了許多變化。 1894年舉行第一屆國際體育代表大會時，只有8個國家參加；1988年，國際奧委會的成員已經發展到170多個國家和地區。但是在這近一個世紀的時期裡，英語國家的代表曾長期控制著國際奧委會，例如布倫戴奇和基拉寧都屬於英語國家，這也反映出當時的世界局勢。 隨著國際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國際奧委會的權力分配也出現了變化。美國在國際奧委會的地位不斷被削弱，蘇聯的力量逐漸增強。後來發展到在國際奧委會執委裡竟沒有一名美國人，而且在國際奧委會下屬機構裡擔任要職的美國人也已經寥寥無幾，20多個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主席中幾乎已經沒有美國人了。 中小國家的興起也表現在國際奧委會委員的結構上。薩馬蘭奇1980年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後，委員的分佈也遍及到各大洲，包括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中小國家。 洛杉磯奧運會前夕，有人指責國際體育組織的構成中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拉丁集團”。他們的理由是：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是西班牙人，各國奧委會聯合會主席馬里奧·巴斯克斯·拉尼亞是墨西哥人，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是巴西人，國際田聯主席內比奧羅是意大利人。而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意大利語都屬於拉丁語系。而且其中薩馬蘭奇與馬里奧·巴斯克斯·拉尼亞組成了自布倫戴奇以來的最強有力的權力核心，他們倆人的母語恰恰又都是西班牙語。 事實上，無論是國際奧委會主席還是委員，都是以個人身份在國際奧委會工作，而不代表他們各自的國家，但他們的國籍有時也會或多或少、自覺不自覺地影響到他們對國際奧委會一些事務的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國家的政治也可能影響到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 薩馬蘭奇曾說：“體育與政治無關說起來是很容易的。但政治無所不在，你無法迴避。” 薩馬蘭奇還對國際奧委會機關刊物《奧運之星》的記者發表談話說：“體育不涉及政治，這說起來極為容易。不過在現實中，則完全是兩回事。我認為，體育將不得不與政治保持非常密切的關係。其原因在於，在某些國家裡，就不能沒有政治。” 對於政治影響體育的現象，薩馬蘭奇的態度是：“奧委會的主要方針不是解決問題，而是避免問題。避免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 目前國際體育組織領導集團可能是無意中形成的，也可能像某些人說的那樣，是薩馬蘭奇有心安排的。但無論如何，它對保持奧林匹克運動的純潔性和世界體育運動的發展都是有利的。 西班牙、墨西哥、巴西和意大利有著共同的特點，即都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人民的生活比較穩定，沒有過多地參與國際政治，而且它們又都沒有能力在國際上單獨擔任一個重要角色。因此，國際政局的動盪一般不會對它們產生太大的衝擊，由此也就有可能“避免”政治活動對國際體育組織領導人乃至國際體育運動的影響。如果目前國際體育組織領導機構的組成的確是薩馬蘭奇有意安排的話，那麼這種安排還是巧妙而有遠見的。 回顧一下奧林匹克運動史，奧運會時時遭到不同程度的抵製或干擾。其中有國際政治形勢演變的影響，也有因國際奧委會一些委員把自己國家政府的政治態度塞進了奧林匹克運動，給奧林匹克運動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損失的成分。 往事如煙，但政治給奧林匹克運動投下的陰影卻無法抹去。 1920年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舉行了第7屆奧運會。由於兩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終，同盟國各戰敗國被禁止參加該屆奧運會。儘管顧拜旦極力主張允許同盟國參加，但他的意見最終被國際奧委會否決。 十月革命剛剛勝利不久的蘇聯未被邀請參加本屆奧運會。 1936年第11屆奧運會在德國柏林舉行。由於希特勒瘋狂擴軍備戰，妄圖稱霸世界的罪惡行徑激起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強烈反對，西、英、法、美、捷克、比利時、荷蘭、瑞典等國代表同年6月在巴黎召開了“保衛奧林匹克思想代表大會”，號召世界各國人民“抵制希特勒的奧運會，爭取在巴塞羅那舉辦人民的奧運會。” 一個月後，西班牙爆發了國內戰爭，抵制希特勒奧運會的計劃破產。 國際奧委會1954年在紀念奧林匹克運動開展60週年的活動中公開承認，當時在納粹主義非常猖獗的德國舉辦奧運會是不適宜的。 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第3年，作為同盟國對協約國的報復，戰敗國德國和日本被禁止參加奧運會。 1956年，受美國的影響，當時的國際奧委會對中國採取敵視態度，中國奧委會宣布同國際奧委會斷交，並不參加在澳大利亞墨爾本舉行的第16屆奧運會。 西班牙奧委會宣布，為抗議蘇聯出兵匈牙利，西班牙不參加本屆奧運會。 印尼1962年舉辦第4屆亞運會時，曾拒絕台灣和以色列參加。當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布倫戴奇勃然大怒，決定對印尼實行報復，宣布不定期禁止印尼參加奧運會。 布倫戴奇的無理決定遭到13個阿拉伯國家的抗議。 1964年第18屆東京奧運會前夕，國際奧委會被迫宣布取消對印尼的製裁。但國際奧委會仍然禁止1963年參加過印尼新興力量運動會的運動員參加奧運會。為此，印尼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正式宣布抵制東京奧運會。 1968年第19屆墨西哥奧運會男子200米短跑發獎儀式上，分獲第1名和第3名的美國黑人選手史密斯和卡洛斯悄悄脫下了運動鞋。高奏美國國歌時，他們低著頭，腳蹬黑色襪子，突然舉起了戴著黑色手套的拳頭。頓時全場轟動，主席台上的國際奧委會主席、美國人布倫戴奇更是橫眉豎目，溫色難掩。兩天后，史密斯和卡洛斯被遣送回國。 布倫戴奇當然清楚，這是美國黑人對美國以及國際奧委會個別人對黑人種族歧視的公開抗議。 1962年2月，布倫戴奇領導的國際奧委會決定重新接納南非進入國際奧運大家庭。這一決定立即受到了非洲、中美洲、東歐一些國家以及蘇聯的強烈反對。它們聲明，如果國際奧委會不改變這一錯誤決定，他們將抵制奧運會。 同時，美國黑人大學生也向美國奧委會提出了幾項要求。其中包括必須禁止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參加奧運會，在美國奧運會代表隊中增加一名黑人教練，恢復因拒絕到越南打仗的阿里的拳王稱號等。黑人學生的行動立即擴展到整個美國社會，形成了一次全國范圍的學潮，而且他們的鬥爭要求已經不僅局限於奧運會了。在這期間，卡洛斯還曾作為代表前往紐約會見了黑人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馬丁·路德·金表示對學潮全力支持，但不久，他即在紐約一家旅館遭到暗殺。 美國政府的這一行動並沒有嚇倒黑人學生，反而激起了他們更大的憤怒。他們決心在更大的範圍內抗議種族歧視政策。 在黑人學生運動已經不可能被遏制的情況下，美國奧委會接受了黑人學生的請求，國際奧委會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撤消原來恢復南非參加奧運會資格的決定。 但是美國黑人的社會地位並沒有因此而改變，馬丁·路德·金的冤仇未報。於是史密斯和卡洛斯在奧運會領獎台上舉起了憤怒的拳頭。 此外，非洲國家在奧林匹克運動中爭取民族平等的鬥爭也從未停止過。 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前，國際奧委會邀請了實行種族歧視的羅得西亞。 20多個非洲國家宣布將抵制第20屆奧運會。國際奧委會被迫撤回了對羅得西亞的邀請。 但是，國際奧委會仍然堅持允許以色列選手參加奧運會。許多阿拉伯國家宣布採取抵制行動，國際奧委會聽之任之，結果在奧運會期間發生了“黑九月”流血事件。 在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上，非洲20多個國家因新西蘭曾派橄欖球隊去南非比賽而抗議新西蘭參加奧運會，先後退出了比賽，使本屆奧運會的規模比慕尼黑奧運會的規模大大縮小。 1980年，在美國總統卡特的建議下，62個國家抵制莫斯科奧運會，抗議蘇聯出兵侵略阿富汗。 1984年，蘇聯又帶領東歐一些國家抵制洛杉磯奧運會。 往事不堪回首。這些人為造成的外界因素，對於運動員個人來說，也許就毀了他的體育生命；對於一個國家的體育事業來說，也許會貽誤她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薩馬蘭奇在改革國際奧委會組織機構時，沒有忘記給佔世界人口一半的婦女留下發言權。 古代奧林匹克競技會不僅沒有女選手參賽，而且由於競技者皆赤身裸體，婦女是絕對禁止人場觀看的，敢於違犯這一戒律的婦女將會因此而丟掉性命。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自第二屆開始便有了女選手參加，但是國際奧委會卻一直是男子一統天下的局面。然而這個局面在薩馬蘭奇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以後也被打破了。 薩馬蘭奇對婦女一直是很尊重的。他認為，奧林匹克精神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公平競爭。國際奧委會，不應當有種族的隔閡，不應當受政治觀點的影響，更不應該有性別的歧視。無論男人女人，都應該按照自己的能力，在領導層佔有相應的地位，任何不尊重婦女的表現都應該得以糾正。 “如果說國際奧委會做了一件我為之驕傲的事情，那就是我們在國際奧委會裡增添了女委員。然而這還不夠。婦女的重要地位不能只表現在體育方面，而且應當表現在各個領域。我們將更加堅定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薩馬蘭奇在國際奧委會一次執委會議上情真意切地說。 薩馬蘭奇把國際奧委會的大門向婦女敞開。 1980年到1990年，共有7位婦女成為國際奧委會委員。她們是：委內瑞拉人弗洛爾·伊薩瓦·英塞卡，美國人阿妮塔·德弗蘭茨，瑪麗·艾莉森·格倫—黑格，芬蘭人皮爾喬·海格曼，加拿大人卡羅爾一安妮·萊瑟倫，英國安娜公主和列支敦士登人諾拉。 薩馬蘭奇還積極倡議創立運動家委員會，通過它來聽取各國運動員對國際奧委會的要求和願望。在過去，對奧運會的任何規定和條例都完全由國際奧委會討論決定，很少徵求運動員的意見，運動家委員會的誕生，加強了國際奧委會同各國運動員之間的聯繫。在他的主張下，還對奧林匹克比賽項目做了一些調整，把兩項非常重要的運動項目——乒乓球和網球——列入了漢城奧運會的正式比賽項目。同時人們在此屆奧運會上還首次看到藝術體操、花樣游泳和超重量級別拳擊的表演項目。 對於大眾體育運動，薩馬蘭奇更是積極支持，因為他自己每天都要參加體育鍛煉，年事雖高卻從未懈怠。在他的組織下，1983年，國際奧委會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工作組，由在群眾體育方面具有悠久傳統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體育部長基姆爾擔任組長。該工作組研究制定了國際奧委會大眾體育委員會的組織機構、工作計劃和職能範圍。 1985年，國際奧委會大眾體育委員會正式成立。該委員會的宗旨，就是顧拜旦所追求的奧林匹克的最終目標：“擴大活動範圍，探索新的發展前景和新的平衡，更全面地滿足整體和每一個人的合理願望”。 1986年，國際奧委會大眾體育委員會對一系列群眾性體育競賽活動作出了積極響應。這些活動包括：中國農民籃球聯賽（1000支球隊參加）、丹麥群眾性長跑比賽（10000人參加）、荷蘭青年奧林匹克節（16000人參加）、匈牙利五項比賽（82萬人參加）、聯邦德國中小學生體育比賽（1萬人參加）等等。通過這個委員會，國際奧委會向各國奧委會提供了有關資料。 1986年，國際奧委會大眾體育委員會組織召開了第一屆“大眾體育”國際代表大會，大會提出了“每個人都有參加體育運動的權利”的口號。 198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召開了第二屆“大眾體育”國際代表大會。薩馬蘭奇出席了這次大會並發言。他在講話中指出：“大眾體育”運動在國際上的地位已得到鞏固，國際奧委會絕不會對這一運動袖手旁觀”。 正是因為有了薩馬蘭奇這樣銳意改革的舵手，國際奧委會才得以由弱到強，成為世界體育事業的旗艦；奧林匹克運動才得以迅速走出70年代衰敗的陰影，步入健康發展的光明大道。但薩馬蘭奇沒有滿足現有的成績，他還要沿著自己選擇的改革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