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那段戰爭歲月，母親經常被問及同一個問題：你是否真的幫助過反德的抵抗組織？你的父親真的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嗎？母親總是用她一貫謙遜而又直接的方式回答第一個問題：是的。和其他每個人一樣，她盡了一個孩子能盡的最大努力來幫助那些抵抗組織。她曾經把秘密消息放在鞋子里傳遞給游擊隊員，因為孩子不容易被懷疑，納粹士兵很少攔住他們仔細盤查。我記得她曾經告訴我們，她親眼看到成群結隊的猶太人被押上了火車送往集中營，她永遠不會忘記一個穿著紅大衣的小女孩被納粹軍隊塞進一輛牛車中帶走。很多年以後，當她看到《辛德勒名單》時，斯皮爾伯格用他的想像讓她重新回憶起那個殘酷的現實世界。 （《辛德勒名單》是一部黑白影片，但是全片有一個穿著一件紅色大衣的小女孩，這也是整部電影惟一的彩色。）對第二個問題，她同樣會回答：是的。不僅她的父親是一名法西斯主義者，她的母親也同樣如此，不過那都是在戰爭開始之前。法西斯主義之所以能夠如此迅速地攀上權力頂峰，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作為一種新誕生的政府形式，騙取了大量社會精英的信任。當時法西斯主義作為一種新的強勢政治主張，比當時軟弱無能的魏瑪政府更加能激勵民心。同時一戰後德國經濟衰退，人民渴望變革的呼聲高漲，法西斯主義藉此機會贏得了支持。不過戰爭剛剛打響，我的外祖父就前往英國，然後他被軟禁在一棟房子裡，獲准自由行動之後他去了愛爾蘭，而不是回到法西斯橫行的德國。他從來沒有支持過希特勒推行的戰爭政策和種族大屠殺，我的外祖母也一樣。也許他們只是支持法西斯的政治主張，因此加入了相關的政黨，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傷害任何人。
不過這些政治上的差別足以成為我母親對她的父母產生憤恨的理由，她放棄了那個家庭所擁有的全部尊貴頭銜，搬到她的外祖父家居住。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外曾祖父，在我出生前三年他就去世了。我母親很少提起她以前的生活，不過她總是說，外祖父在很大程度上充當了父親的角色，因為父親很早就離開了她，在她的童年生活中對父親的印像很淡。 20年後當她與父親重逢時，兩人之間也沒有流露出父女間那種深厚的感情。
我的父親梅爾·費雷一直通過紅十字組織尋找我的外祖父。我的父母經常談起我的外祖父。儘管她並沒有流露出很明顯的想念之情，但是我父親明白，對我母親而言，這是一樁巨大的未了心願。最後紅十字組織通知我父親說我的外祖父在愛爾蘭。我父親立刻給他打了電話，父親很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景：當我外祖父接到電話時，他很快就感覺到我父親是誰。這麼多年來，他一直通過報紙來了解他女兒的生活和演藝生涯。我父親說也許父女倆應該見一次面，把多年來的一些問題徹底解決。約瑟夫·維克多·安東尼·赫本·魯斯頓，我的外祖父，欣然應允，他說“他很高興可以再次見到奧黛麗”（在英文表達中，這是一句極沒有感情的禮貌用語）。於是他和我父親在電話中約定了會面的時間和地點:都柏林謝爾伯恩酒店的大堂。我的父母從瑞士飛赴愛爾蘭，驅車前往謝爾伯恩酒店，兩人入住後不久屋裡的電話就響了，和約定的一樣，時間恰好在午餐前。
在此之前，我母親最後一次見到她的父親還是在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 她在英格蘭的一個農場裡度過了一個夏天。當英國正式對德國宣戰後，他把我的母親送上一架飛機，那是最後一批從英國起飛前往歐洲大陸的民用飛機。我母親記得那架飛機是橙色的，荷蘭的民族顏色。飛機超低空飛越英吉利海峽，而在幼小的奧黛麗心中，父親也變得越來越疏遠。當時的荷蘭是中立國，大家都覺得這裡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但不幸的是，在奧黛麗抵達荷蘭後的第三天，德國軍隊未經宣戰就直接開進了荷蘭。
接到電話之後，我的父親母親就下樓了，我的外祖父就站在大堂裡，他穿著一身破舊的粗花呢大衣，顯得有些蒼老，不過老頭兒仍然氣宇軒昂一臉的驕傲。我母親等待了幾秒鐘，但是外祖父沒有任何反應，他就像座雕像一樣站在那裡，沒有走上前來，也沒有張開雙臂，他根本沒有擁抱我母親的打算。這並不是因為他太過激動而忘記了這一切，而是他根本不會表達自己的愛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有這種愛，更糟的是，他一生中絕大多數時間都處在這種狀態。
這個我母親整個童年時代都在渴望見到、撲進他的懷抱、享受甜蜜愛撫的人，情感交流上卻存在著難以彌補的缺陷。終於，我母親主動走上前去，擁抱了他，就像其他那些幸福的女兒擁抱自己慈祥的父親一樣。這就是結果，我母親選擇了寬恕他，她並不需要親生父親的道歉，她想要的只是一份如願以償。我母親說，在這次與外祖父的團聚中所有人都沒有流下喜悅的淚水，因為她擔心那樣會讓他覺得內疚，因此我母親一直努力忍住眼淚。在那天隨後的時間裡，他們一起吃了午餐，整個下午都在“過於輕鬆”的氣氛中度過。我父親找了個藉口說自己想去逛逛附近別具風格的商店，這樣可以給我母親和外祖父單獨聊天的機會。
當我父親回到酒店的時候，只有我母親獨自在大堂，我的外祖父已經離去。母親對父親說：“現在我們可以回家了。”母親一直沉默不語，關於這次見面她隻字不提。在回家的飛機上，母親突然對父親說，她很感謝他所做的一切，無論如何這次愛爾蘭之行解開了她的一個心結。最後母親還說，她不再需要與自己的父親會面了。這個在整個二戰時期都被她母親抱怨的男人，被最怨毒的詞語攻擊，抱怨他的不告而別，抱怨他沒有盡到一絲一毫男人的責任。所以，母親覺得她必須要親自看看這個男人。當她真的見到自己的父親時，她明白自己的心願了結了，至於父親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已經沒有意義了。
以我對母親的了解，她應該從來沒有為這件事痛哭過，她善於控制自己的情緒，我不了解的是，在她的職業生涯中，當拍到那些需要流淚的鏡頭時，她是否會想到這段往事。
儘管此後母親不再與外祖父見面，但是我母親一直在經濟上支持外祖父，直到他生命的最後階段。儘管在我母親最需要照顧的時候，外祖父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但是母親並沒有因此而拒絕贍養她的父親。母親有她自己的原則，並且一生都在堅持：每個人都要做到自己應該做的，不論她曾經被傷害到什麼程度也不能例外。
這樣的生活過了好幾年，當我母親與羅伯特·沃爾德斯開始交往後不久，就傳來了外祖父患上重病的消息，醫生說他已經堅持不了太長時間。自從他們在都柏林的那次會面之後，我母親只見過外祖父一次，那次他來到我們在瑞士拉佩西堡的家，在這裡住了一兩天。我相信是我母親邀請外祖父來度假的，她有一種願望，希望外祖父能與我相見，希望他來看看我們的生活。不過我當時實在太小了，對外祖父幾乎沒有任何的印象，只記得他是個很嚴厲的老頭兒。
於是我母親第二次去了都柏林，這一次羅伯特陪著她。從醫生那裡母親知道外祖父的健康狀況惡化得很快，因此她決定留在那裡多陪伴一下自己的父親，看看外祖父住的地方。然而那個時候的外祖父已經神誌不清，他不斷談自己的馬，實際上他已經一匹馬都沒有了。在我母親的很多傳記中，外祖父都被描寫成一個出色的銀行家，然而事實上他從來沒有在任何工作上努力過，這也許是最可悲的一點。除了工作，在其他的方面，不可否認，他是十分出色的。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愛好者，且有天賦。他是一個出色的馴馬師，也通曉駕駛滑翔機的所有技巧，掌握了很多“不實用”的科學知識，並且具有很強的創新精神。然而儘管外祖父能夠說13種語言，他卻始終無法與自己的女兒很好地交流。他只是告訴羅伯特，母親對他而言是多麼的重要，他為自己當年沒有能夠更好地扮演父親的角色而感到多麼的後悔，而如今，他為自己的女兒感到非常驕傲。
在外祖父去世前幾天，母親和羅伯特離開了愛爾蘭。她沒有留下來等待參加外祖父的葬禮，因為他們當時不知道外祖父還能夠堅持多久，而且也不希望引來媒體的關注而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在母親找到她的父親之前，許多媒體為了增加母親身世的傳奇色彩，就已經以確鑿的證據報導她的父親早在她幼年時期去世。母親也藉機把這段歷史深深地埋了起來。
從很多角度來看，我母親的兩次婚姻似乎源自於同一種動力，第一次和我的父親梅爾·費雷，第二次和盧卡的父親安德烈·多蒂，看起來就像是一種延續。這兩個人在情感上都有童年時代留下的傷疤，他們都有一個強勢的母親，充滿才華並且控制力極強，但是卻都不善於和孩子交流，在那個年代，這直接影響到了他們的生活、教育和社會角色的認知。 “情感上的飢餓”是食物無法緩解的，在母親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的那些年，她總是這樣形容那些需要幫助的孩子們。總體而言，費雷和多蒂是同一類人。也許是因為母親有過相同的遭遇，出於一種本能的渴望，她希望與自己的丈夫分擔這種遭遇，同時希望能夠合力彌補這種斷裂的血緣紐帶。當她發現自己無力去幫助這些男人的時候，她一定非常失望。
我們都看到過這樣的事:就像生長在陰暗處的樹木，儘管見不到陽光，它們的樹枝還是會千方百計地向陽光的方向生長。來自我母親童年心靈深處的那種渴望被擁抱的聲音總是環繞在她身旁，她總是無法理解別人對情感為何會有不同的態度。母親浪漫的天性讓她做不到主動去要求得到什麼，雖然她內心深處是如此的渴望。她希望所有的一切都發生得那麼自然，就像她非常喜歡收到鮮花，但是從來不主動要求別人送給她。
我相信，一個孩子與他的父母最初建立起的互相信賴和親密的關係，將會決定他此後一生中情感世界的色彩。我們是否能夠與父母做到坦誠相見，將很可能影響到今後我們選擇什麼樣的愛人。如果這種最初的情感交流並不完整，那麼我們此後都將生活在一種情感匱乏的狀態中，這種匱乏是他人無法填補的，當我們和他人在一起時，我們就會忍不住心生抱怨。我的外祖母和外祖父在母親很小的時候就封閉了對她的感情，外祖父甚至拋棄了母親和外祖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麼說，當母親尚年幼，尚還需要父母的愛時，卻面臨著這種感情問題，所以母親一度變得內向而自閉，我的外祖母不得不送她去學芭蕾，期望在那種集體生活中，她能變得開朗活潑一些。這些幼年的經歷對母親後來的情感生活也造成了潛在的危害，正如母親所說：從來沒有人教過我們如何去處理我們的情感，也沒有人教我們如何去辨別那些潛在的可能會危害到相互之間親密關係的危險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我們看到的是抱怨的轉嫁，痛苦的轉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