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氣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處已架好六條電話專線。上山之後，兩架雲雀式直升飛機在山上待命。這位“副統帥”彷彿隨時預防不測。廬山上的嚴峻形勢，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準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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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鎖群嶂，雲漫眾峰。廬山，浮雲遮望眼，難識真面目。匆匆11載，彈指一揮間。
1970年8月20日，陳伯達從北京飛抵江西九江機場，又從那裡上廬山，不勝感慨。 11年前，在那次廬山會議———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他先是跟彭德懷站在一起，然後隨機應變，倒打一耙，化險為夷。眼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即將在廬山召開，故地重遊，11年前的餘驚不時襲上陳伯達心頭。
這次會議，按照事先通知的議程，共三項：討論修改憲法問題；國民經濟計劃問題；戰備問題。
成串的小轎車沿著盤山公路上行。 155名中共中央委員、100名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帶著秘書、工作人員，雲集廬山。
中央委員們當然知道上廬山幹什麼。在工作人員之中，也有毫無所知的。
筆者曾訪問過當年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秘書史敬棠。據他回憶，陳伯達秘書王保春打電話來，要他準備出發，到哪裡去，幹什麼，一概不知。
史敬棠在50年代，曾幫助陳伯達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在陳伯達那里工作過，後來，他調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當秘書，而研究室的主任便是陳伯達。
史敬棠接到緊急通知，趕往中共中央辦公廳，那裡的工作人員把他送到機場。這時，他仍不知飛往哪裡。
上了大飛機，看見機艙裡坐著朱老總和董必武，史敬棠這才意識此行非同小可，更不敢隨便打聽。
大飛機離開北京之後，飛了好久，在一個機場著陸。這時，乘客改乘幾架小飛機。越過一條大江（長江），降落在一個不大的機場上（九江機場，當時還不能起降大型飛機）。
換坐小轎車，直至上山時，史敬棠才明白到了廬山。
在廬山，史敬棠得到通知：“是伯達同志要你來。他住在半山。有事，會議秘書找你。”
另外，中共中央辦公廳還告訴他：“你在你住的地方休息，看書。沒有電話找你，不要外出。不要到處走。”
沒多久陳伯達來電話，交給史敬棠一個奇特而緊急的任務：“馬上查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天才的語錄，查到越多越好！”
史敬棠毫無思想準備。倘若他事先知道上廬山是完成這個“任務”，他必定會從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帶一整套馬、恩、列、斯全集來。
他身邊除了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沒有別的書。去附近的九江或者南昌圖書館去查吧，上了山就不准下山。
他寄希望於廬山圖書館。跑到那裡一看，那是一個小型的圖書館，藏書不多。史敬棠把那裡所有的馬、恩、列、斯著作全抱了回來，在住處查找。查到一條，就用紙條夾好，再用鉛筆在書上畫好記號。
借來的書很有限。史敬棠只得掛長途電話給北京，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幫助查找有關“天才”的語錄，通過電話一條條傳上山。怕電話中會念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還把查到的語錄密封，直送中共中央辦公廳，托飛往廬山的飛機捎來。
史敬棠告訴筆者，他當時只知道執行公務，一點也不知道陳伯達為什麼急於要尋找這些關於“天才”的語錄。
雖然史敬棠20來歲就前往延安，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畢竟只是做秘書工作，高層的政治風雲對於他來說如同廬山迷霧一樣難知真諦……
8月21日上午，林彪、葉群飛抵九江機場。
與林彪、葉群一起上山的，還有一位“軍委秘書”。這位“軍委秘書”酷肖林彪。他不是別人，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
林彪氣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處已架好六條電話專線。上山之後，兩架雲雀式直升飛機在山上待命。這位“副統帥”彷彿隨時預防不測。廬山上的嚴峻形勢，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準備了。
往常，陳伯達總往毛澤東那邊跑。如今他已改從新主，朝林彪這邊跑。林彪抵達廬山的當天下午，“理論家”去林彪那裡，談了一個多小時。他們商量瞭如何對“陸定一式的人物”發動攻擊。
陸定一早在1966年5月被打倒了。眼下，他們所說的“陸定一式的人物”是有著特殊的含義———指的便是張春橋。因為直接與毛澤東沖突，他們不敢；與江青、康生交鋒，還不是時候；最合適的攻擊目標，便是張春橋。在他們看來，張春橋的腰桿還不算太硬。 “先打弱小之敵”，兵家歷來如此。
“相”來了，“將”也來了，除了黃永勝留守北京之外，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也都前來林彪下榻之處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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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閃電式的攻擊戰，在一個多小時後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展開了……大抵是把“出奇制勝”之類軍事韜略搬到政治舞台的緣故，林彪的長篇講話顯然是經過精心準備、思索的。有礙於昨天毛澤東已當面否決了設國家主席，林彪不便於正面衝鋒，來了個“迂迴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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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吳法憲交代：
“1970年8月21日在廬山，黃昏前葉群邀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去遊仙人洞。葉群說：設國家主席還要堅持。我根據林彪、葉群的交代，8月23、24、25日先後同王秉璋、王維國、陳勵雲等人講過堅持設國家主席問題，對其中有些人還講過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
據陳伯達晚年回憶，他一上廬山，就與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來往密切：“到廬山下飛機時，我告訴吳法憲，這次憲法草案修改後，主席如果批發，就很好，不要再提什麼意見了。記得，後來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幾個人到過我那住處一次，我又再重複這個話。”
翌日———8月22日，已處於暴風雨的前夜。
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廬山召開常委會。毛、林、週、陳、康相聚。常委會上似乎風平浪靜。毛澤東重複他在中共九大召開時說過的話：“希望這次大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毛澤東又一次強調“團結”，顯然是針對著存在不團結的現象而說的。
周恩來則對明日大會開幕式怎麼開，三項議程怎麼安排，談了具體的意見。林彪又一次提出在憲法中要有國家主席的條文，遭到毛澤東當面否定。林彪很不高興，沒有表示要在明天的開幕式上講話。
政治局常委會議結束之後，陳伯達又去林彪那裡。因為許多機密要事在電話中談甚為不便，陳伯達與林彪的私下接觸變得異常頻繁。
政治局常委會決定，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定於23日下午3時舉行開幕式。上午，陳伯達又去林彪那裡。
中午，正準備午睡的史敬棠，突然接到陳伯達的電話，要他立即去一下。據史敬棠對筆者說，他到了陳伯達那裡，見陳伯達桌子上放著一本1954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陳伯達指著第二章第二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口授了若干修改意見，要史敬棠當場按他的意思寫成新的條文。寫完後，陳伯達看了一遍，又作了一些修改。前後大約花了一個小時。改畢，陳伯達讓史敬棠回去。史敬棠如同被蒙在鼓裡一般，不知陳伯達為什麼如此著急要擬定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新條文。一場閃電式的攻擊戰，在一個多小時後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展開了……23日下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霧中廬山拉開帷幕，原定3時開會，但直到3時45分才正式開始。
周恩來根據昨日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在會上宣布三項議程，談了會議時間的安排，傳達了毛澤東關於“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意見。
就在周恩來講畢之後，林彪突然在大會上講話，一講就講了一大篇，完全出人意料。
大抵是把“出奇制勝”之類軍事韜略搬到政治舞台的緣故，林彪的長篇講話顯然是經過精心準備、思索的。那天上午，他就和葉群仔細研究了一番。
林彪在講了一番堂而皇之的開場白之後，像往常一樣，擺出“親密的戰友”、“最好的學生”的姿態，頌揚毛澤東，頌揚“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說著，說著，漸入“正題”。
林彪說：“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學問，他的實際經驗，不斷地發展出新的東西來。”
林彪鼓吹了一番天才論之後，很含蓄地談及了國家主席問題。有礙於昨天毛澤東已當面否決了設國家主席，林彪不便於正面衝鋒，來了個“迂迴進攻”。他說：“這次我研究了這個憲法，表現出這樣的一個情況的特點，一個是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師的這種地位，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憲法的靈魂。”
林彪所說的“國家元首”，也就是“國家主席”的另一種提法罷了。他的這段話，婉轉地重申了設國家主席的主張。
林彪的這一席話，向毛澤東公開挑戰。用“文革”的慣用語言來說，叫做打著“紅旗”反紅旗。林彪的講話，打的是頌揚毛澤東的旗號，骨子裡卻在那裡反毛澤東。毛、林從“親密戰友”到反目成仇，雖然有一個發展、漸進的過程，而林彪的這一突然襲擊式的講話，卻是一個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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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陳伯達發言的同時，按照林彪的統一部署，林彪集團的成員們在各個小組裡也紛紛發言，傾巢出動。
比起幾員武將來，陳伯達終究是“宣傳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發言記錄稿，作為華北組的二號簡報付印。
24日這一天，是陳伯達最為忙碌、興奮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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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的黎明，悄然來臨，林彪的“將”和“相”們雖然忙了一夜，卻早早起床了，他們處於亢奮之中。 “副統帥”昨日一馬當先，今日他們便要上陣廝殺了。
一早，葉群便把林彪的意思，轉告“將”和“相”。她說：“今天下午要分組討論，你們要在各組發言。如果你們不發言，林副主席的講話就沒有根據了。”
葉群談了以下“注意事項”：
一、要表態擁護林副主席講話，堅持天才觀點；
二、要堅持設國家主席。但是，因為常委會已作了決定，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暫時不要提了，以免被動；
三、林副主席在講話中沒有點名，你們在發言中也不要點名；
四、集中火力攻“陸定一式人物”，不要講康生反對“四個偉大”的提法，打擊面寬了，主席那里通不過，雖然張春橋的後台就是江青，但在發言中半個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則就要碰壁，問題暴露了，什麼也搞不成。
五、你們在發言時，要用眼淚表示自己的感情。
“導演”如此詳細規定了“演員”們的台詞以至表情，到了下午分組討論的時候，“演員”們一齊動作起來了。那份連夜趕印的論“天才”的語錄，出現在各小組會會場。
“陳伯達回憶說：
“我是屬於華北小組的，在會上，我發言除了會上記錄外，我也預先簡單寫幾句，內容已不完全記得，但天才問題是說了的……”
陳伯達當時是跳得最高的一個。他先是以“理論家”的架勢，談論了一通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和馬列主義的貢獻，毛澤東思想是如何光輝，然後話鋒一轉，指向了張春橋：
但是，竟然有個別的人把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話說成“是一種諷刺”。
多麼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興，像跳舞一樣高興。
就在陳伯達發言的同時，按照林彪的統一部署，林彪集團的成員們在各個小組裡也紛紛發言，傾巢出動。
葉群在中南組，用很氣憤的神情說：“林彪同志在很多會議上都講了毛主席是最偉大的天才，說毛主席比馬克思、列寧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難道這些都要收回嗎？堅決不收回，刀擱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吳法憲這位空軍司令，在西南組以猛烈的砲火攻擊張春橋：“這次討論修改憲法中有人對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說法，說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抖。如果這樣，就是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偉大的毛澤東思想。”
李作鵬在中南組，提出一系列的“有人”、“有人”，暗指張春橋：“本來林副主席一貫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有偉大功績的，黨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憲法上反對林副主席。所以黨內有股風，是什麼風？是反馬列主義的風，是反毛主席的風，是反林副主席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有的想往下吹，有人連'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他都反對，說不符合歷史。”
邱會作在西北組，同樣來了個“不點名的點名”：“對毛主席思想態度問題，林副主席說'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繼承、捍衛……'這次說仍然堅持這樣觀點，為什麼在文化革命勝利、（九屆）二中全會上還講這問題，一定有人反對這種說法，有人說天才、創造性發展……是一種諷刺，就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由於“副統帥”事先統一過口徑，所以“相”和“將”們步調是那麼的整齊，全線出擊。
不過，比起幾員武將來，陳伯達終究是“宣傳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發言記錄稿，作為華北組的二號簡報付印（總號為六號）。這樣他在華北組上的一席話，化為鉛字，馬上會使所有出席會議的中共中央委員看到。這期簡報由華北組組長李雪峰在24日晚10時多簽發付印，25日晨向與會者分發。
24日晚，陳伯達還乾了一件重要的事：林彪23日下午在開幕式上的講話，已由工作人員根據錄音整理出來。
林彪的講話記錄稿共24頁，上萬字，陳伯達作了精心修改。陳伯達把林彪原話中“因為他那個中央不同”之類太刺眼的詞句刪去了，把“最高的一聲號令”改為“上層一些同志的一聲號令”等等。
24日這一天，是陳伯達最為忙碌、興奮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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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把毛澤東推擁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他的“最高指示”意味著“終審判決”。
毛澤東嚴肅地作出三項指示。
毛澤東的話，使陳伯達丟魂喪膽，使林彪極為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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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個黎明到來了。
25日清早，散發著油墨氣味的華北組二號簡報在廬山上分發，廬山震動了！
簡報稱讚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非常重要，非常好，語重心長”，代表了全黨的心願，代表了全軍的心願，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心願。
簡報強烈要求：毛澤東同志當國家主席，林彪同志當國家副主席（注：這是用特殊的語言和方式堅持設國家主席）。
簡報對陳伯達在講話中提到的所謂“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表示對這種人，應該“揪出來”，“應該鬥倒鬥臭，應該千刀萬剮”！
這份簡報，一下子使廬山的政治氣溫驟然上升。
林彪聽了秘書念簡報，笑了。林彪說：“聽了那麼多簡報，數這份有分量，講到了實質問題。比較起來，陳伯達講得更好些。”
吳法憲一看簡報，後悔讓陳伯達搶了頭功。他急令西南組也出簡報，吳法憲在自己的發言記錄裡補加了許多“尖端性”的詞語，諸如“篡黨奪權的野心家、陰謀家”、“定時炸彈”、“罪該萬死”、“全國共討之，全黨共誅之”。
李作鵬一看簡報，也著急了。他對邱會作說：“你看人家登出來了，你們西北組溫度不夠。”邱會作贊同道：“要加溫，要加溫！”
林彪的頭腦熱了。林彪的“相”和'將”們忙於加溫。可是，毛澤東卻說自己的手涼了！
那是毛澤東把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上將找去，毛澤東把自己的手放在許世友的手上，對他說：“你摸摸，我手是涼的。我只能當導演，不能當演員。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選我做國家主席！”
廬山的氣候瞬息萬變，25日上午，葉群獲知重要情報：“十一樓”帶著張春橋、姚文元去找毛澤東告狀了！
據云，江青一見到毛澤東，就尖聲大叫：“主席，不得了哇！他們要揪人！”又據云，毛澤東讓江青回去，只見張、姚……
毛澤東跟張、姚說些什麼呢？葉群不得而知。不過，她猜得出來，張春橋是被“揪”的人，顯然向毛澤東求救！
毛澤東如何“裁決”，將決定廬山會議的鬥爭方向：只要毛澤東說一聲“張春橋該揪”，那麼廬山會議將是批判張春橋的會議，林彪和陳伯達將大獲全勝；倘若毛澤東支持張春橋，那……
下午，按原定日程，仍是分組討論。不過，毛澤東臨時通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組組長會議。各組照舊討論。
毛、林、週、陳、康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從毛澤東臉上消失，預示著會議的氣氛是沉重的。 “文革”把毛澤東推擁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他的“最高指示”意味著“終審判決”。
毛澤東嚴肅地作出三項指示：第一，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第二，收回華北組二號簡報；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是違背“九大”方針的。
毛澤東的目光射向陳伯達，十分嚴肅地說：“你們繼續這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
毛澤東的話，使陳伯達丟魂喪膽，使林彪極為難堪。大約為了給林彪留點面子，毛澤東對林彪說：“我勸你也別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去當！”
毛澤東的一席話，使廬山的政治氣溫驟降。林彪和陳伯達都意識到，這一回他們輸了！
倘若從23日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發動突然襲擊，到25日下午毛澤東下令收回華北組二號簡報，連頭帶尾，不過兩天半時間，一下子便兵敗廬山。
林彪集團丟盔卸甲，一蹶不振：
林彪———悶悶不樂回到住所，一聲不吭，臉色刷白。
葉群———吩咐秘書道：“要降溫了！我的書面發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給我。”林立果———“翻車了，倒大霉了！”
陳伯達———如今回憶道：“'揪'到我頭上，始料不及！”
吳法憲———後來回憶道：“我聽了之後，情緒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緊張，心冷了半截，後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錯誤了！”
李作鵬———懊惱地說：“這下子麻煩了！”邱會作———從會議記錄中撕下自己的發言記錄。
剛剛還氣壯如牛，轉眼間潰不成軍，一敗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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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只是“一點意見”，卻“一句頂一萬句”，從政治上宣布了陳伯達的死刑。陳伯達的政治生命，從此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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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檔案所載，25日之後的日程大致如下：
2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今天不開分組會，各省自己談，也可以參觀廬山。晚上看電影。”
26、27日，周恩來、康生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追查他們在會上的發言情況，並要求吳法憲作檢討。
28日晚，林彪對吳法憲說：“我們這些人搞不過他們。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你沒有錯，不要作檢討。”
葉群打電話安慰吳法憲說：“你犯錯誤不要緊張，還有林副主席、黃永勝在嘛！只要不牽涉到他們二人就好辦，'大鍋裡有飯，小鍋裡好辦'。”陳伯達自從25日之後，從未去過毛澤東那裡，變得消息閉塞。他不知道毛澤東那裡的動向。毛澤東這幾日“沉寂”著。其實，毛澤東找了許多人個別談話，在了解陳伯達的幕後活動，在考慮著如何“分割”林彪和陳伯達。林彪畢竟是“副統帥”、“接班人”、“第二號人物”，他的名字是寫入黨章的。
倘若在廬山發動一場批林運動，震動太大了，全黨、全國都一下子轉不過彎子來。雖然毛澤東明白陳依附林，林利用陳，林是頭子，陳是軍師，而林、陳不能一鍋端，只可分而擊之。
8月31日，毛澤東終於對陳伯達來了個總清算、總攻擊。毛澤東針對陳伯達所編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寫下那篇著名的《我的一點意見》。雖說只是“一點意見”，卻“一句頂一萬句”，從政治上宣布了陳伯達的死刑。陳伯達的政治生命，從此終結。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改變了議程，轉入批判陳伯達。只是因為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中加了“我們兩人一致認為”，保護了林彪，使林彪依然保持“副統帥”的地位。
後來，事隔一年，在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即“九·一三事件”爆發前夕，毛澤東曾多次談及廬山的九屆二中全會，談得就更加明朗化了，批了林彪，也批了陳伯達。
面對毛澤東的嚴厲、尖銳的批評，陳伯達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陳伯達把最後的一點希望，寄託在毛澤東身上。
陳伯達求見毛澤東，渴望毛澤東能夠寬恕他。在廬山，唯一能夠拯救陳伯達的是毛澤東。陳伯達的回憶，透露了1970年9月5日上午他平生與毛澤東最後一次見面的情景——
—這是迄今從未披露過的：
我請求見毛主席。等了一會，毛主席那裡來電話要我去。我很高興去了。這是最後得見毛主席。
見面握手以後，他說：“這兩年你都不見我看我了。”
的確，這兩年除了開會外，我很少單獨去見毛主席，這是違反以前多年的習慣的。
毛主席說我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來見了。還說我文章也不寫了，總是動動嘴巴，叫別人去寫……
毛主席批評我參加“軍事俱樂部”。我說，我願做自我檢討。毛主席說，這樣很好，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我感激毛主席這個寬大的盛意，但是一下子，說不了很多話。毛主席談話很簡短。告別時，毛主席同我親切地握手，說：“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隨後，組織上通知我，由周恩來同志、康生幫助我寫反省。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終於閉幕。在閉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毛澤東在閉幕式上作了講話。
毛澤東在講到廬山會議這場鬥爭時，批評林彪一夥“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毛澤東說：“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極而言之，無非是有那個味道。我說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
正式發表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公報沒有真實透露霧中廬山那場驚心動魄的鬥爭。直到一年以後發生“九·一三”事件，人們重讀公報，才明白是暗示著批判了“天才”論和林彪、陳伯達的分裂主義。
1989年9月20日，已經刑滿的85歲的陳伯達離開了這個世界。在他生前筆者採訪他時，他一次又一次提到：“我的罪惡是重大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