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家”的最高任務，無非是要使最高領袖滿意。 “理論家”最擅長的，是揣測毛澤東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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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了“王、關、林”，丟了寫社論的三支筆。戚本禹雖說也是一支筆，不過，毛澤東已經顯露出對這位“戚大帥”的不滿情緒。在王力、關鋒倒台之後，戚本禹的倒台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一般的《紅旗》雜誌或《人民日報》社論，無須“理論家”親自出馬。眼看著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節要到來了，而1967年的11月7日非同一般，是蘇聯十月革命勝利整整50週年紀念日。毛澤東囑咐要寫一篇社論。這一回，“理論家”責無旁貸，與姚文元合作，共同寫作這一篇“大文章”。
各式各樣的紀念文章，說穿了，無非是“借題發揮”罷了。借蘇聯十月革命勝利50週年這個“大題目”，陳伯達和姚文元要“發揮”什麼呢？
“理論家”的最高任務，無非是要使最高領袖滿意。
“理論家”最擅長的，是揣測毛澤東的意圖。
王力在倒台前曾向陳伯達透露過毛澤東的重要意圖：1967年2月，毛澤東曾交給王力一個任務，即“文化大革命”是怎樣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毛澤東對王力說：“要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道理，歸納歸納，看有些什麼理論根據？”
毛澤東以為他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另一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理論，便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王力根據毛澤東的意圖，借《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20週年之際，寫了《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的理論武器》一文。此文送陳伯達審閱時，陳伯達知道王力文章的“來頭”，一字不改，便以《紅旗》雜誌社論的名義，醒目地發表在1967年第10期《紅旗》雜誌上。
就在這篇社論發表兩個月後，王力被打倒了。
陳伯達重讀王力寫的社論，覺得意猶未盡，於是和姚文元一起研究，又一次總結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陳伯達和姚文元寫出了《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週年》一文，署“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名義。
陳伯達和姚文元寫好之後，生怕再遭《紅旗》雜誌“八·一”社論的命運，先在“中央文革”內討論，作了修改，然後呈送毛澤東審閱。
謝天謝地，毛澤東很快就審閱了社論，並在陳伯達、姚文元送審社論的那個信封上寫了一句話：“內件已閱，修改得好，可用。”
這一句“最高指示”，使這幾個月經受一系列風波折磨的陳伯達鬆了一口氣。於是，這篇社論便在1967年11月5日由新華社播發，翌日全國各報都全文刊載，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學習文件。
社論的核心，就是陳伯達、姚文元“整理”的“主席思想六條”：
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闢的危險性，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闢，為了防止“和平演變”，必須把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
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