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權重一時，組長陳伯達“管得寬”，不僅支持湖北造反派揪王任重，而且過問云南省的“文革”。
閻紅彥當時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第一政治委員，雲南的第一把手。 1955年被授予將軍銜。
閻紅彥在“文革”中的慘死，陳伯達負有一定的責任……閻紅彥是陝西安定（今子長）
縣人，生於1909年。他16歲便加入中國共產黨。
據陳伯達說，1933年，閻紅彥在張家口察哈爾抗日同盟工作時，便與他相識。 1934年7月，閻紅彥受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遣，前往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七大，並在蘇聯學習軍事。
翌年回國，擔任中國工農紅軍黃河游擊師師長，第三十軍軍長。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三團團長。
解放戰爭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副司令。
解放後，擔任過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四川省副省長兼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有兩件事：
一件事是關於高崗。
閻紅彥早在30年代初，便曾與高崗共事。那時，在陝北臨直鎮的戰鬥中，高崗臨陣逃脫。作為游擊隊的總指揮，閻紅彥曾給過高崗以留黨察看的處分。這樣，高崗記仇於閻紅彥。
1942年，在延安進行西北歷史經驗教訓總結時，高崗藉機整了閻紅彥。從此，閻紅彥被整得抬不起頭來。
1945年，在中共七大，閻紅彥向劉少奇反映了高崗的問題，劉少奇把閻紅彥的意見記錄在案。
這樣，當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對高崗進行批判時，劉少奇說起閻紅彥早在9年前就已向中共中央反映了高崗的問題，並從檔案中調出閻紅彥當年的談話記錄，表明閻紅彥的意見完全正確。閻紅彥從此在政治上翻身。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見到閻紅彥，表揚了閻紅彥對高崗進行鬥爭的精神。
1958年冬，閻紅彥奉命調往雲南，成為那裡的第一把手。
閻紅彥到雲南工作後，又一次受到了毛澤東的讚揚。
那是在1961年5月16日，毛澤東在閻紅彥《關於雲南彌渡縣解散公共食堂的調查報告》上，作了批示：
“閻紅彥同志此信寫得好。他的調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與個別相結合。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供參考。”
經毛澤東指示，閻紅彥的調查報告印發全國。
“文革”風浪驟起，閻紅彥卻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
那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由陳伯達起草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亦即“十六條”）閻紅彥對“文化大革命”表示“不理解”。閻紅彥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說起了自己的“不理解”，廖志高也深有同感。於是，他倆在小組會上，都談了自己對於“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
這消息很快傳到毛澤東的耳朵裡。
毛澤東見到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李井泉時，問道：“聽說，閻紅彥、廖志高的思想到現在還不通呢？”
李井泉連忙遮掩道：“他們想通了，想通了！”
這消息又很快傳到雲南，閻紅彥馬上成了造反派“炮打”的頭號目標。
緊接著，1967年10月閻紅彥又去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的矛頭指向劉少奇、鄧小平。江青、陳伯達召集一些軍隊高級幹部揭發鄧小平，閻紅彥卻站出來為鄧小平說話。
於是，康生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點名閻紅彥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使閻紅彥的處境變得異常艱難。
※ ※ ※
陳伯達一席惡語，傷透了閻紅彥的心。
“殺我者，陳伯達、江青也！”閻紅彥恨恨地說出了這句話。
閻紅彥之死，本來要登在當時給政治局常委看的內部刊物《要事簡報》上，陳伯達把消息刪去了，說用不著登，算不上是“要事”！
回到雲南，閻紅彥便處於造反派的猛烈“炮轟”之中。
1967年1月4日，雲南省造反派頭目黃兆麒準備在昆明檢閱台廣場召開批判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勒令閻紅彥到會接受批鬥。
為了保護閻紅彥，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在當天下午5時，把閻紅彥和夫人王騰波秘密送往昆明市郊一個軍事要地———小麥峪。
小麥峪離昆明大約20裡，那里山勢險峻，是一個秘密的軍事重地。雲南造反派找不到閻紅彥，急急上告“中央文革”。
1月8日凌晨1時，中共雲南省委辦公廳響起北京長途電話。接電話的是中共雲南省委副秘書長王甸，一聽電話，啊，來頭不小：“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要找閻紅彥！
王甸當然知道閻紅彥的秘密行踪，便給小麥峪掛電話。
閻紅彥的秘書曹賢楨聽說陳伯達來長途電話，不敢怠慢，叫醒了閻紅彥，問他接不接電話？
“把電話接過來！”閻紅彥翻身下床，拿起了電話耳機。
不一會兒，電話耳機裡響起了難懂的福建話。閻紅彥實在聽不懂。汪東興正在陳伯達那裡，臨時由汪東興充任“翻譯”。
陳伯達的話非常刻薄：
“你不要像老鼠一樣躲在洞裡，去見見革命群眾嘛！你的命就那麼值錢？你沒有了命我負責賠你一條命！我可以給立個字據，你不要膽小，不要養尊處優，當老爺當慣了，見不得風雨。鬥個一次兩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這就是中央的意見！”
閻紅彥一聽，肺都氣炸了，激動地大聲道：
“我就不承認你是代表中央講話！'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高興？你們坐在北京，只知道亂發號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況？你們對雲南的經濟建設怎麼看？對邊疆怎麼看？你們究竟想什麼？把地方領導機關搞成這個樣子，怎麼領導？你們這樣幹下去，是要出亂子的！”
陳伯達大罵閻紅彥“頑固”，他說：
“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寫得明明白白的嘛，你還怕出亂子？要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澤東思想領導。你這麼害怕群眾，難道要毛主席出來為你保命……”
陳伯達說罷，掛斷了電話。
陳伯達一席惡語，傷透了閻紅彥的心。
閻紅彥無法再入眠，到隔壁房間裡，對雲南省長周興訴說了剛才陳伯達打來的電話。
“我要進城，去見那些造反派！”閻紅彥氣呼呼地對周興說。
“到天亮再說吧。”周興勸慰他。
“殺我者，陳伯達、江青也！”閻紅彥恨恨地說出了這句話。當時，周興未聽出他話中的特殊含義。
清晨4點多，小麥峪響起汽車轟鳴聲。一大批造反派得知閻紅彥在小麥峪，從昆明趕來捉拿。
秘書曹賢楨風風火火跑去報告閻紅彥。閻紅彥大約太累了，秘書大聲喊他，沒有應聲。
秘書開燈一看，大吃一驚：閻紅彥自殺身亡！
閻紅彥在臨死前，寫下了一張字條：“我是被陳伯達、江青逼死的。”
事後才查明，閻紅彥是吞服了幾十片“眠爾通”而死的。
閻紅彥之死，本來要登在當時給政治局常委看的內部刊物《要事簡報》上，陳伯達把消息刪去了，說用不著登，算不上是“要事”！
閻紅彥之子閻澤群是筆者北大校友。 1991年4月，他從北京給筆者來信說：“後來，在1967年3月反擊'二月逆流'中，陳伯達曾在兩次重要會議上談到閻紅彥之死（可惜這些材料因我當了十年'反革命'而被抄走），記得他的講話的大意是說：有些人未被敵人的槍所擊中，但抵禦不住敵人的糖衣砲彈，說閻紅彥害怕群眾。另外，就是表白他與閻紅彥過去並無多少來往，等等。”直到漫漫長夜過去，閻紅彥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1978年1月24日，閻紅彥的骨灰被迎放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鄧小平、胡耀邦參加了閻紅彥骨灰安放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