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文革”以來，頭一回在公眾場合，當著江青的面，大吹江青。他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江青的勢力正在惡性膨脹！
陳伯達一席話，便使進駐北大不到兩個月的工作組，徹底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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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和江青“點火於基層”，在1966年7月下旬，以“小學生”的姿態活躍於北京許多大學。向來不擅長於演講的陳伯達，這時總是要把王力拉在身邊，讓王力充當他的翻譯。相對而言，王力的蘇北話還算好懂一些。
1966年7月24日，陳伯達、江青、王力來到北京廣播學院。陳伯達在那裡所發表的一段話，曾通過大字報、傳單傳遍全國各地。
這是“文革”以來，頭一回在公眾場合，當著江青的面，大吹江青。此後，吹捧江青的傳單滿天飛，“理論家”帶了一個頭。
以下是當時的陳伯達講話記錄原文：
最後講一講，誹謗中央負責同志的要駁斥。今天遞的一個條子，就是誹謗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變後參加革命的，有35年的鬥爭歷史。江青同志是我黨的好黨員。為黨做了很多工作，從不拋頭露面，全心全意地為黨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戰友，很多敵人都誹謗她……
陳伯達確實擅長投機，他借那麼一張條子大大發揮了一通，把江青著著實實地捧了一通。他並非不知江青的底細，況且多年來他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也深知江青的為人。他如此美言江青一番，說穿了，是為了鞏固自己這個“中央文革”小組長的地位———倘若他得不到“第一副組長”江青的支持，他就寸步難行。他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江青的勢力正在惡性膨脹！
陳伯達其實深知江青的為人。今日，他如此回憶道：
江青毫無原則，卻自充她是最、最、最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她自以為可指揮一切，好像是誰違背她，誰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等等。她就是這樣，陰謀奪中央的領導大權的。
……江青對毛主席並不忠實，有三次對我談過，她要離開毛主席……第一次，在延安棗園……第二次在西柏坡……第三回，解放後，在北京西山。
……江青說的是一回事，自己想做的又是另一回事，她想的就是經過冒充，不擇手段，達到奪中央權力的目的。
陳伯達的這一段話，表明他對江青的底細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當他需要取悅江青的時候，他也“經過冒充，不擇手段”了！
江青正需要“理論家”的捧場。不過，這麼一捧，江青一得意，“唱”得走調了！
7月25日，毛澤東接見了以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全體成員，明確指出，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統統驅逐之”。 7月26日晚，“中央文革”以“強大”的陣營，出現在北京大學。 “組長”陳伯達來了，“顧問”康生來了，“第一副組長”江青來了，“副組長”張春橋來了，“組員”戚本禹來了……
北京大學萬名師生雲集大操場，以熱烈的掌聲迎接這一批“中央首長”。
江青很得意，因為“中央文革”已經決定，在這次大會上猛轟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給劉少奇以沉重的一擊。
聲稱自己是“小學生”的江青，越說越激動，竟然說了一大通令人愕然的話：
“再看看張承先的干部路線，在領導核心中有一個張少華，是中文系五年級學生，她的母親張文秋是一個……她自己說她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我們根本不承認！”
江青這番“走調”的話，使全場萬名聽眾如同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張少華，亦即邵華，1959年與毛澤東的次子毛岸青結婚，怎麼不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江青所說“我們根本不承認”，這“我們”除了包括江青外，還有誰呢？
江青又給張文秋潑了一通污水。張文秋是毛澤東的“雙重親家”，一位飽經風霜的老革命。張文秋名國蘭，又名姍飛，文秋是她的號。 1903年出生於湖北京山縣青樹嶺謝家灣。
192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經惲代英介紹，她與中共黨員劉謙初（1930年曾任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長）相識、相愛。張文秋很早便認識毛澤東，也與楊開慧相熟。張文秋與劉謙初結婚後，生下女兒劉思齊，又名劉松林。在劉謙初不幸犧牲後，張文秋來到延安，與紅軍長征幹部陳振亞結婚，生下女兒張少華。陳振亞後來擔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後方留守處政治部主任。 1939年春，陳振亞被新疆軍閥盛世才害死。張文秋把劉松林和張少華這對異父同母的姐妹撫養長大。後來，劉松林與毛岸英結婚，成為毛澤東的長媳，張少華則成為毛澤東的二媳。自命“第一夫人”的江青，在家中容不得毛澤東前妻楊開慧的兒子，也容不得兒媳和張文秋。這些原本是家事，江青一“走調”，居然在萬人大會上捅出來，邊說邊哭，非常激動。
江青罵了張少華，罵了張文秋，忽然又說起自己的女兒李訥來：
“另外還有一個叫郝斌的，是教師、黨支部書記，他也算是一個積極分子。本來在廣西搞四清，後來不知怎麼到順義來了。他堅決執行前北京市委修正主義路線，實行反攻倒算。
李訥不同意，跟他作鬥爭，他們就圍攻李訥和另一位同志。李訥態度不太好，後來我叫李訥找郝斌去作自我批評。我說你態度不好，你檢查自己。關於郝斌的，你一點也不要說。可是李訥去作自我批評時，他不見。我容忍了好幾年了。這是階級鬥爭，有人要腐蝕我們的子弟，階級鬥爭到我們家裡來了，這就是張承先。
“這幾年，我在文藝界工作，東來一下子，西來一下子，也不知道怎麼鬥爭，受了多少迫害。我本來沒有心髒病，現在我心臟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訴！”
江青的這番話，實在大煞風景。台下議論紛紛，不知江青所云。這時，江青大抵也意識到自己“走調”，趕緊說了一句：“現在請陳伯達同志講話好不好？”
陳伯達言歸正題，點名批判了北京大學的工作組，這才使“走調”的大會撥正了“大方向”。
就這樣，陳伯達一席話，便使進駐北大不到兩個月的工作組，徹底完蛋了。北大工作組曾非常嚴厲地批評過“六·一八”事件，發過《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簡報（第九號）》，在當時受到劉少奇的稱讚，寫下批語“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當時曾贊同過劉少奇批示的陳伯達，這時完全“抹去”了自己在一個多月前說的話，來了180度的大轉彎。
在重重壓力之下，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作出了撤銷大中學校工作組的決定。
翌日，“北京市大專學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岌岌可危的劉少奇，出現在主席台上，言不由衷地發表講話道：
“至於怎麼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