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知難》公開發表之後，引起“連鎖反應”———陳伯達的另一篇新作也得以公開發表。這一回，與發表《求知難》一樣，陳伯達在事先毫無所知。
這一回，推薦發表陳伯達新作的，不是周揚，也不是黎澍，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胡喬木細讀了陳伯達新作，認為其中的《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一文，頗有新意，而且適合於公開發表。於是，寫下一段批示，大意是此文可以考慮在外地的黨內刊物上發表，但應保密（包括對作者）。
根據這一批示，陳伯達的這篇文章後來在1983年7月出版的中共遼寧省委黨內刊物《理論與實踐》第二期上發表，署名“程殊”。
由於遵胡喬木的批示，注意保密，所以直到5年之後———1988年，才被香港記者獲悉，當作“中國大陸幕後大新聞”在香港披露，說陳伯達居然公開發表文章云雲，內中提到了那篇《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不過《讀書》雜誌的影響比《理論與實踐》雜誌更大，香港記者卻沒有提到那篇《求知難》。當然，這是由於《讀書》雜誌的“保密”工作做得更好，香港記者不知此事。
在寫作本書初版本之際———1988年至1989年，《求知難》和《認識的漸變和突變—
——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兩文的發表內情，以及周揚和陳伯達的交往，都還屬於保密範圍，不便披露。如今，時間已經過去整整10年，已經到了可以公開披露的時候，所以也就補入本書的修訂本。
與《求知難》相比，《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更具學術性。陳伯達以嶄新的視角，剖析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從這篇文章，既可看出陳伯達的博識和學術造詣，也可以了解晚年陳伯達的思緒。
1982年4月23日，周揚在跟陳伯達談話時，內中有幾句話透露了極為重要的信息：
“這次討論歷史問題決議，有幾位同志為你講了話，我也講了幾句，但主要是那幾位同志講的。現在採取了區別，對你有些優待。”
周揚所說的“歷史問題決議”，是指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周揚說了在討論這一重要決議時，“有幾位同志為你講了話，我也講了幾句，但主要是那幾位同志講的”，但是沒有點明那為陳伯達講話的“有幾位同志”，究竟是哪幾位同志；周揚所說“現在採取了區別，對你有些優待”，但是又沒有具體說明“區別”了什麼，“優待”了什麼。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內中特別有這麼一句：“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這裡，點了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的名字，卻沒有提到“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顯然不是一種疏忽。
陳伯達在“文革”中，犯有嚴重罪行，而且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這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判決書為據，陳伯達本人也是承認這些罪行的。
這就是說，一方面，陳伯達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另一方面，陳伯達又與同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有所區別。
這裡用得著毛澤東的一句名言：“沒有區別，就沒有黨的政策。”
直至周揚跟陳伯達作了簡略的說明，陳伯達才明白是怎麼回事。
在與周揚的談話中，陳伯達曾說：“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交給你看。”
陳伯達所說的“上面”，究竟是誰？為什麼陳伯達的新作，不由陳伯達直接交給周揚，反而要由“上面”交給周揚呢？
在本章前文中，曾寫及：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重視，排印出來，在一定的範圍內分發。這些印出來的文章，除了標明作者陳伯達的名字外，沒有註明什麼單位印的，也沒註明印數和分發範圍。不過，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紙16開，大字仿宋體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機關所印，是在相當高的政治層次中分發。”
這種印刷品的格式，與中共中央文件極為相似，只是沒有“紅頭”而已。可以說，這是一種“無頭文件”！不言而喻，這些“無頭文件”是在排印中共中央文件的印刷廠裡印刷的。筆者問王力才明白其中的內情：
據說，這是鄧小平創議的。在毛澤東時代，凡是被打倒的人，只能呆在那裡寫交代。鄧小平卻認為那些被打倒的高層政治人物，有著豐富的政治經驗，值得充分調動這些人的積極性。特別是這些人在被打倒之後，成了地道的旁觀者。常言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旁觀者倒是有著客觀、清醒的長處。鄧小平鼓勵這些人給中共中央寫文章，談什麼都可以，如果文章有參考價值，就印成“無頭文件”，在高層小範圍分發。
陳伯達、王力都成了這種“無頭文件”的積極撰稿人。也有文章，被用複印機複印，在高層分發。陳伯達的《求知難》、《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等等，送往“上面”，最初就是被複印在“上面”散發。陳伯達在保外初期，有一條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以及中共中央書記處直接聯繫的渠道。陳伯達的文稿，被複印多份，直送胡耀邦、胡喬木以及中共中央書記處有關人員。胡耀邦看了陳伯達的文稿，曾指出：
“陳伯達不要老寫讀書筆記了，可以就中國近代歷史中一些重大的問題寫些可以對後代起教育作用的東西。”首肯陳伯達的《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一文，也是胡耀邦。胡喬木也看了此文。
胡耀邦還對陳伯達晚年的生活、醫療等問題，作了指示。
就個人關係而言，過去陳伯達身居高位時，與胡耀邦並無深交。但是，胡耀邦對於所有的人和事，都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即使是像陳伯達這樣早已被完全打倒的人，他仍從全面的歷史的高度，予以冷靜的分析，做出妥善的處理。
陳伯達之子陳曉農引用了一位他的朋友的一句話，這麼評論胡耀邦：
“胡耀邦是一位在陳伯達已經被推入絕境後仍把陳伯達當人看的中共高級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