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寫信要求“假釋陳伯達”，實際上是很難辦到的。然而，在王力發出此信之後10天，中共中央派人向正在住院的陳伯達口頭傳達了中央精神：
“現在先找個地方住下來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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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全中國以至全世界都關注著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審判的那些日子裡，在北京秦城監獄關押著一位“大秀才”，他只是風聞這一舉世矚目的審判，卻不知其詳。
他極為關注這一審判，曾經多次要求看《人民日報》，卻遭拒絕。
這位“大秀才”，便是當年“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王力。
王力比陳伯達小17歲。所以，平常王力總是稱陳伯達為“老夫子”。王力本來跟陳伯達沒有什麼交往。解放初期，王力在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宣傳處處長兼秘書長。
1953年，王力被派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領導下的越南勞動黨的宣傳文教顧問組長。 1955年10月回國後，擔任中共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副秘書長。
王力開始與陳伯達共事，是在1958年。毛澤東提議創辦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陳伯達被任命為總編輯，而王力被任命為編委（後來升為副總編輯）。從此，王力成為“老夫子”手下的一員文將。王力的筆頭快，陳伯達起草文件時，喜歡找他合作，陳伯達出主意，出提綱，而王力則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圖完成文稿。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 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自1964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當“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的時候，陳伯達擔任組長，王力成為組員。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項“任務”陳伯達在群眾場合發表演說時，總是說：“請王力同志為我'翻譯'。”於是，王力便成了陳伯達的特殊“翻譯”。
王力的倒台比陳伯達早。
1967年第12期《紅旗》雜誌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週年》，提出“揪軍內一小撮”，亦即揪出“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閱罷大怒，斥責社論為“大毒草”！因為“揪軍內一小撮”，勢必會使鬥爭的矛頭指向軍隊。
本來，首先對此事負責的應是《紅旗》總編輯陳伯達。但是，陳伯達把責任推到了王力、關鋒頭上。
1967年8月30日，王力與關鋒同時下台———先是隔離審查，然後被押往秦城監獄……
王力在秦城監獄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達十幾年之久。儘管如此，憑著他敏感的政治神經，他關注著特別法庭的審判，關注著陳伯達的命運。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監獄就陳伯達問題，上書“鄧力群同志並黨中央耀邦、小平、彭真、喬木、克誠同志”。王力寫道：
“《歷史決議》沒有點陳伯達的名，是科學態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說的《歷史決議》，是指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這一決議在報上發表之後，普通的讀者誰都沒有註意內中極為細微的變化，即“沒有點陳伯達的名”。然而，關押在秦城監獄的王力，憑藉著他靈敏的政治嗅覺，馬上註意到這一點。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陳伯達：
“陳伯達長期有教條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對毛澤東同志晚年的左傾錯誤思想起助長作用。'文革'頭一年，我和他朝夕相處，才知道他品質不好，極端個人主義，看風使舵，左右逢源，投機取巧。我當面和在會上都這樣批評過他。'文革'頭一年陳伯達干的壞事，我早已向黨中央作了揭露。”
王力說：“對陳伯達判刑問題，我沒有發言權，因為（審判前後）那四個月不給我報紙看，至今不知道怎麼判的，而且把我關起來以後，他又乾了三年的'革命'，壞事不會少。
這方面我就不說了，只提供他有關'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況，供中央參考。 ”
王力在信中詳盡地列舉了他所親知的八點陳伯達的“另一方面的情況”，以事實來說明“《歷史決議》沒有點陳伯達的名，是科學態度，是英明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議：
以上這些，我過去雖陸續向領導反映過幾點，但未系統講，更沒有寫過。如調查證實，我建議黨中央考慮這些因素。陳伯達的壽命不會太長了。如他不堅持錯誤，還是以給他贖罪的機會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麼刑？只知他沒有被判處死刑，又已經關了十年以上，那末，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釋的條件了。 “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這是個千古名言，不幸，毛澤東同志晚年沒有做到。今後，仍然值得警戒。
王力長期在黨內高層工作，應當說是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儘管他寫這封信，是在得知“《歷史決議》沒有點陳伯達的名”的前提下寫的，但是畢竟還是有一定見解的。何況他自己當時也是在囹圄之中，能夠寫這封信，是不容易的。
就個人關係而言，王力與陳伯達過去有合作，也有諸多矛盾。特別是王力下台，跟陳伯達朝他身上推卸責任不無關係。
不過，就法律語言來說，假釋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認為假釋之日亦即釋放之日。
陳伯達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的，要對他“假釋”是要經過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這封信要求“假釋陳伯達”，實際上是很難辦到的。
然而，在王力發出此信之後10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兩人前往公安部所屬北京復興醫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裡住院的陳伯達口頭傳達了中央精神。據陳伯達回憶，大意是：
“這幾年陳本人寫的東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為自己辯解的，以後不要再在細節問題上糾纏了。對於'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數他是不知道的，這些情況中央是了解的。他過去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與那幾個人是不同的……現在先找個地方住下來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其中所說的陳伯達“與那幾個人是不同的”，這“那幾個人”顯然是指江青、康生、張春橋。至於“現在先找個地方住下來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則顯然透露了保外就醫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