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深秋季節，我從上海專程趕往那裡進行採訪。因為我從有關部門得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滿之日。我等待著這一天，以便能夠直接訪問他，使傳記能夠更加翔實、準確……
這一天終於到來。
他畢竟已是耄耋老翁，體弱多病，在刑滿前已經保外就醫多年。
1988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又一次住進醫院。
於是，到了1988年10月17日，他的獲釋儀式，便在醫院裡舉行。
上午10時，醫院裡來了許多身穿便服的公安人員，病房里頓時變得擁擠起來。負責拍照、錄音、錄像的公安人員在忙碌著。
公安部副部長於桑鄭重其事地向陳伯達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滿之日……”
85歲的陳伯達坐在病床上面對著錄音話筒，只是低聲喃喃幾句，似乎並未對刑期的結束表現出過分的高興。
接著，宣布把陳伯達分配到北京市某單位工作。
簡短的儀式，就這樣結束了。
陳伯達，這個久經滄桑的老人，不論誰都無法迴避———他是研究中國當代史必須涉及的人物。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
組長；他還曾是毛澤東多年的政治秘書、中共中央的一支筆、《紅旗》雜誌主編。
為了使讀者在進入正題之前，能對陳伯達有一個簡要的了解，下面全文引述《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ConciseEncy—clopdiaBritannica）中文版第二卷第262頁《陳伯達》條目：
陳伯達ChenBoda（1904—）福建惠安人。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30年從蘇聯回國，在北平中國大學任教。 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教書，並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軍委、中央秘書處、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機構工作。在此期間寫過《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政治論著，成為在黨內有影響的理論宣傳家之一。 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七屆二中全會遞補為中央委員。中共八大後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及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總編輯等職。著有《毛澤東論中國革命》等書，並協助毛澤東起草過一些黨的文件。 “文化大革命”（1966—
1976）期間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積極參與林彪、江青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197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開除出黨。
1976年9月被捕。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18年。
這一條目基本是準確的，但有一處明顯的錯誤：陳伯達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嚴格地說，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補辦了逮捕手續。
且把時間倒撥到1970年8月。
毛澤東主席第二次選擇了廬山作為中共中央全會開會的地方。從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成為陳伯達一生政治生涯的終點。他一下子成了全黨批判的對象。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號召全黨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毛澤東的這段話，是針對陳伯達說的。陳伯達頓時從政治的峰巔，跌入峽谷之中。
毛澤東在廬山發動了一場新的運動———名曰“批陳整風”，迅速推向全國。 “批陳”，也就是批陳伯達。
陳伯達怏怏地從廬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門大街米糧庫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寬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上將住的。陳伯達怕冷，搬進去時修了個玻璃走廊。這位“大秀才”嗜書如命，乃“萬卷戶”，秘書“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為他修了個書庫。書庫裡，放滿陳伯達個人的藏書：三萬多冊自然科學書籍，三萬多冊社會科學書籍。另外，還有一間房子專放線裝古書。陳伯達不抽煙，不喝酒，像樣的衣服也沒幾件。他的一些稿費，都花在買書上。此刻，原本門庭若市的陳宅，冷冷落落，門可羅雀。他躲進了書房。平素與書為友的他如今竟怎麼也看不進書。陳伯達產生一種強烈的願望：見一見毛澤東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陳伯達一次次給主席那小個子秘書徐業夫掛電話，求見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經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見，工作時也不能見。顯然，毛澤東婉拒了他的求見。
就連他的秘書也接到通知，不許往外走，不許往外打電話。不言而喻，陳伯達失去了行動的自由。
這一天畢竟來臨了———1970年10月18日。
這一天，陳宅原先的警衛調走了，新來的8341部隊不再是“保衛中央首長安全”，卻是對他實行就地監禁。後來，他的刑期就從這一天算起，他被判處18年徒刑，刑滿之日為本書一開頭便提到的1988年10月17日，不多1天，不少1日。
在1970年10月18日這一天，他的兩位秘書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們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學院，隔離起來。
也就在這一天，陳伯達不再配有轎車：黑色的“紅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爾加”，他的司機於子云也被拘押。就連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製藥廠女工陳順意，也在這一天被關押。
他在1966年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他名列第5。1967年初，在陶鑄被打倒之後，他成為“第四號人物”，如今，他這個“第四號人物”，被一筆勾銷了。
波詭雲譎的中國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