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陳伯達的“大名”。雖然他一再遜稱自己是“小小老百姓”，當年卻是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組長，號稱：“理論家”、“中共一枝筆”、“中國輿論總管”。 本書是關於陳伯達的長篇傳記。 陳伯達在接受本書作者的獨家採訪時，回顧一生，不勝感慨： 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極，負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年已久遠，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記憶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護短。如果說我的回憶能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談一些。不過，我要再三說明，人的記憶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憶跟別人的回憶加以核對，特別是要跟當時的記錄、文章、檔案核對。我的記憶如有欠實之處，請以當時的文字記載為準。

我是一個罪人。我的回憶，只是一個罪人的回憶。 古人云：“能補過者，君子也。”但我不過是一個不足齒數的小小的“小人”之輩，我仍願永遠地批評自己，以求能夠稍稍彌補我的罪過…… ※ ※ ※ 1989年9月17日傍晚開始，北京驟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氣溫劇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遠郊一幢六層樓房的最頂層，85歲的陳伯達正在吃飯。他的兒媳小張當時在場：“父親突然頭一歪，碰到牆上，食物吐出……” 兒媳趕緊敲響隔壁老蕭的門。老蕭馬上撥電話到某醫院。 20分鐘之內，醫生就趕到了。可是，陳伯達的心臟已停止跳動，搶救無效。經醫生診斷，陳伯達因天氣驟涼，死於心肌梗塞。 陳伯達死前和他的兒子陳曉農、兒媳小張以及小孫子生活在一起。突然發病之際，陳曉農卻不在家，而在北京駛往河北石家莊的列車上———去看望他的母親余文菲。余文菲是陳伯達的第二個妻子，已經離婚多年。陳曉農是陳伯達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據陳曉農事後告訴筆者： “前幾年父親住院已檢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電圖一向較好，又從未有過明顯的心絞痛，僅是超聲波檢查有冠狀動脈硬化，所以醫生和我們都缺乏足夠的重視。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氣很冷，早上剛下過雨。我9時多臨走時，看父親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給他加了條毯子，又把毛褲放到床前椅上。我愛人說父親起來後，說天冷。現在想來，天氣驟冷易使血管收縮，老人血管已脆，經受不住，這可能是發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當天下午，陳伯達所在單位負責人徐主任等趕來，和陳伯達的親屬商議處理後事。親屬明確表示：“聽從組織意見，而且父親生前也一再說過，他去世後一切從簡。” 根據領導意見，陳伯達以他原名陳建相，送往北京八寶山火化。

儘管八寶山不知舉行過多少回遺體告別儀式，但是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與眾不同：沒有訃告，沒有悼詞。前來與他作最後訣別的，都是聞訊而來，沒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組織名義發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時20分，陳伯達的遺體出現在八寶山第一告別室。這些年來他總是躲著照相機的鏡頭，連家中都找不到他現成的遺像。陳曉農記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為他拍過一次照片，趕緊請攝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張遺像。 在哀樂聲中，40多人向他的遺體投注了最後一瞥。這些人有的是陳伯達的親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書，有的是他的舊部下，有的是他的學生。陳伯達的遺體旁，放著許多花圈。花圈上寫著：“陳建相先生千古”。由於一般人並不知道陳伯達的原名，所以沒有引起注意。有一個花圈署名“劉叔宴”送。劉叔宴是陳伯達分居多年的妻子。

她沒有參加陳伯達的追悼會。陳的遺體告別儀式雖然只在很小的範圍內舉行，但是很快驚動了那些豎著耳朵的新聞記者。 最早披露陳伯達去世消息的是“美國之音”和英國的“BBC”電台。他們在9月29日播出了陳伯達在北京病逝的新聞，介紹了陳伯達的生平。 同時，香港《大公報》在第二版下部，刊載了兩則報導，內中提及在北京八寶山舉行的陳伯達遺體告別儀式。 9月30日，新華社從北京發出電訊，電文如下： 本報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陳伯達已於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 85歲的陳伯達於去年10月刑滿釋放。 海外記者不了解“八寶山第一告別室”的具體情況，曾在報導中稱陳伯達死後享受“高級官員待遇”。 1995年10月30日，陳伯達之子陳曉農給筆者的信中，對此作出了解釋：

“將八寶山第一告別室說成高級官員待遇，是搞錯了。八寶山有兩部分，一為革命公墓，是領導幹部治喪處所；一為八寶山殯儀館，是老百姓和普通幹部治喪處所。二者之間有牆隔斷。骨灰安放地也不同，領導人在革命公墓，老百姓在老山骨灰堂。第一告別室並非高級官員治喪處所，其場地條件也遠比革命公墓禮堂簡陋。”陳伯達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寶山老山骨灰堂。 1991年2月，由陳曉農和妻子小張護送到福建惠安老家。這樣，陳伯達從生命的起點，走過漫長而又起伏的85個春秋的人生之路，最後又回到了那裡。從陳伯達刑滿釋放，到他遽然病逝，這一年間我多次在北京訪問過他。就在他去世前一星期———9月13日，他還跟我談了一下午。不料，一個星期之後，他的漫長的生命便畫上了終止符。

我給他拍的那些彩照，成為他一生中最後的照片。 他凝固在我的錄音磁帶上的聲音，成為他留在人世的最後的聲音。 他題寫的《楚狂接輿歌》，成為他一生的絕筆。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別辭”。 他離世之後，我在錄音機旁重聽他的聲音，思緒飛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