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歡樂的主題初次出現時，樂隊忽然中止；出其不意地一片靜默；這使歌唱的開始帶著一種神秘與神明的氣概。而這是不錯的：這個主題的確是一個神明。 “歡樂”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現實的寧靜中間：它用柔和的氣息撫慰著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癒的人的心坎中時，第一下的撫摩又是那麼溫柔，令人如貝多芬的那個朋友一樣，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為之下淚”。當主題接著過渡到人聲上去時，先由低音表現，帶著一種嚴肅而受壓迫的情調。慢慢地，“歡樂”抓住了生命。這是一種征服，一場對痛苦的鬥爭。然後是進行曲的節奏，浩浩蕩蕩的軍隊，男高音熱烈急促的歌，在這些沸騰的樂章內，我們可以聽到貝多芬的氣息，他的呼吸，與他受著感應的呼喊的節奏，活現出他在田野間奔馳，作著他的樂曲，受著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動，宛如大雷雨中的李爾老王。在戰爭的歡樂之後，是宗教的醉意；隨後又是神聖的宴會，又是愛的興奮。整個的人類向天張著手臂，大聲疾呼著撲向“歡樂”，把它緊緊地摟在懷裡。
巨人的巨著終於戰勝了群眾的庸俗。維也納輕浮的風氣，被它震撼了一剎那，這都城當時是完全在羅西尼與意大利歌劇的勢力之下的。貝多芬頹喪憂鬱之餘，正想移居倫敦，到那邊去演奏《第九交響曲》。像一八○九年一樣，幾個高貴的朋友又來求他不要離開祖國。他們說：“我們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聖樂，A按係指《Ｄ調彌撒曲》。表現著您深邃的信心感應給您的情操。滲透著您的心靈的超現實的光明，照耀著這件作品。我們也知道您的偉大的交響曲的王冠上，又添了一朵不朽的鮮花……您近幾年來的沉默，使一切關注您的人為之淒然。貝多芬為瑣碎的煩惱，貧窮，以及各種的憂患所困，在一八一六至一八二一的五年中間，只寫了三支鋼琴曲（作品第一○一、一○二、一○六號）。他的敵人說他才力已荊一八二一年起他才重新工作。大家都悲哀地想到，正當外國音樂移植到我們的土地上，令人遺忘德國藝術的產物之時，我們的天才，在人類中佔有那麼崇高的地位的，竟默無一言。……惟有在您身上，整個的民族期待著新生命，新光榮，不顧時下的風氣而建立起真與美的新時代……但願您能使我們的希望不久即實現……但願靠了您的天才，將來的春天，對於我們，對於人類，加倍的繁榮！”這是一八二四年的事，署名的有Ｃ．李希諾夫斯基親王等二十餘人。這封慷慨陳辭的信，證明貝多芬在德國優秀階級中所享有的聲威，不但是藝術方面的，而且是道德方面的。他的崇拜者稱頌他的天才時，所想到的第一個字既非學術，亦非藝術，而是“信仰”。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貝多芬要求對侄子的監護權時，在維也納市政府高傲地宣稱：“我的道德的品格是大家公認的。”
貝多芬被這些言辭感動了，決意留下。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維也納舉行《Ｄ調彌撒曲》和《第九交響曲》的第一次演奏會，獲得空前的成功。情況之熱烈，幾乎含有暴動的性質。當貝多芬出場時，受到群眾五次鼓掌的歡迎；在此講究禮節的國家，對皇族的出場，習慣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禮。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乾涉。交響曲引起狂熱的騷動。許多人哭起來。貝多芬在終場以後感動得暈去；大家把他抬到申德勒家，他朦朦朧朧地和衣睡著，不飲不食，直到次日早上。可是勝利是暫時的，對貝多芬毫無盈利。音樂會不曾給他掙什麼錢。物質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貧病交迫，孤獨無依，可是戰勝了：——戰勝了人類的平庸，戰勝了他自己的命運，戰勝了他的痛苦。一八二四年秋，他很擔心要在一場暴病中送命。 “像我親愛的祖父一樣，我和他有多少地方相似。”他胃病很厲害。一八二四——二五年間的冬天，他又重玻一八二五年五月，他吐血，流鼻血。同年六月九日他寫信給侄兒說：“我衰弱到了極點，長眠不起的日子快要臨到了。”德國首次演奏《第九交響曲》，是一八二五年四月一日在法蘭克福；倫敦是一八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巴黎是一八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國立音樂院。十七歲的門德爾松，在柏林獵人大廳於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用鋼琴演奏。瓦格納在萊比錫大學教書時，全部手抄過；且在一八三○年十月六日致書出版商肖特，提議由他把交響曲改成鋼琴曲。可說《第九交響曲》決定了瓦格納的生涯。
“犧牲，永遠把一切人生的愚昧為你的藝術去犧牲！藝術，這是高於一切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