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從未對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那樣一個高傲而獨立的天才，在此輕佻浮華、為瓦格納所痛惡的都城裡是不得人心的。瓦格納在一八七○年所著的《貝多芬評傳》中有言：“維也納，這不就說明了一切？——全部的德國新教痕跡都已消失，連民族的口音也失掉而變成意大利化。德國的精神，德國的態度和風俗，全經意大利與西班牙輸入的指南冊代為解釋……這是一個歷史、學術、宗教都被篡改的地方……輕浮的懷疑主義，毀壞而且埋葬了真理之愛，榮譽之愛，自由獨立之愛！
A按布魯克納（１８２４—１８９６）與雨果·沃爾夫（１８６０—１９０３）皆為近代德國家大音樂家。勃拉姆斯在當時為反動派音樂之代表。他抓住可以離開維也納的每個機會；一八○八年，他很想脫離奧國，到威斯特伐利亞王熱羅姆·波拿巴的宮廷裡去。熱羅姆王願致送貝多芬終身俸每年六百杜加（ A按每杜加約合九先令），外加旅費津貼一百五十銀幣，惟一的條件是不時在他面前演奏，並指揮室內音樂會，那些音樂會是歷時很短而且不常舉行的。貝多芬差不多決定動身了。 A按熱羅姆王為拿破崙之弟，被封為威斯特伐利亞王。但維也納的音樂泉源是那麼豐富，我們也不該抹煞那邊常有一般高貴的鑑賞家，感到貝多芬之偉大，不肯使國家蒙受喪失這天才之羞。一八○九年，維也納三個富有的貴族：貝多芬的學生魯道夫太子，洛布科維茲親王，金斯基親王，答應致送他四千弗洛令的年俸，只要他肯留在奧國。 A弗洛令為奧國銀幣名，每單位約合一先令又半。他們說：“顯然一個人只在沒有經濟煩慮的時候才能整個地獻身於藝術，才能產生這些崇高的作品為藝術增光，所以我們決意使路德維希·凡·貝多芬獲得物質的保障，避免一切足以妨害他天才發展的阻礙。”
不幸結果與諾言不符。這筆津貼並未付足；不久又完全停止。且從一八一四年維也納會議起，維也納的性格也轉變了。社會的目光從藝術移到政治方面，音樂口味被意大利作風破壞了，時尚所趨的是羅西尼，把貝多芬視為迂腐。羅西尼的歌劇《唐克雷迪》足以撼動整個的德國音樂。一八一六年時維也納沙龍里的意見，據鮑恩費爾德的日記所載是：“莫扎特和貝多芬是老學究，只有荒謬的上一代贊成他們；但直到羅西尼出現，大家方知何謂旋律。《菲岱里奧》是一堆垃圾，真不懂人們怎會不怕厭煩地去聽它。”——貝多芬舉行的最後一次鋼琴演奏會是一八一四年。貝多芬的朋友和保護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金斯基親王死於一八一二，李希諾夫斯基親王死於一八一四，洛布科維茲死於一八一六。受貝多芬題贈作品第五十九號的美麗的四重奏的拉蘇莫夫斯基，在一八一五年舉辦了最後的一次音樂會。同年，貝多芬和童年的朋友，埃萊奧諾雷的哥哥，斯特凡·馮·布羅伊寧失和。同年，貝多芬的兄弟卡爾死。他寫信給安東尼·布倫塔諾說：“他如此地執著生命，我卻如此地願意捨棄生命。”從此他孤獨了。此時惟一的朋友，是瑪麗亞·馮·埃爾德迪，他和她維持著動人的友誼，但她和他一樣有著不治之症，一八一六年，她的獨子又暴卒。貝多芬題贈給她的作品，有一八○九年作品第七十號的兩支三重奏，一八一五至一七年間作品第一○二號的兩支大提琴奏鳴曲。在一八一六年的筆記上，他寫道：“沒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耳朵完全聾了。丟開耳聾不談，他的健康也一天不如一天。從一八一六年十月起，他患著重傷風。一八一七年夏天，醫生說他是肺玻一八一七至一八年間的冬季，他老是為這場所謂的肺病擔心著。一八二○至二一年間他患著劇烈的關節炎。一八二一年患黃熱玻一八二三年又患結膜炎。從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人們只有筆上的往還。最早的談話手冊是一八一六年的。值得注意的是，同年起他的音樂作風改變了，表示這轉折點的是作品第一○一號的奏鳴曲。貝多芬的談話冊，共有一一○○○頁的手寫稿，今日全部保存於柏林國家圖書館。一九二三年諾爾開始印行他一八一九年三月至一八二○年三月的談話冊，可惜以後未曾續櫻關於一八二二年《菲岱里奧》預奏會的經過，有申德勒的一段慘痛的記述可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