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愛情，這痛苦，這意志，這時而頹喪時而驕傲的轉換，這些內心的悲劇，都反映在一八○二年的大作品裡：附有葬禮進行曲的奏鳴曲（作品第二十六號）；俗稱為《月光曲》的《幻想奏鳴曲》（作品第二十七號之二）；作品第三十一號之二的奏鳴曲，——其中戲劇式的吟誦體恍如一場偉大而淒婉的獨白；——題獻亞歷山大皇的提琴奏鳴曲（作品第三十號）；《克勒策奏鳴曲》（作品第四十七號）；依著格勒特的詞句所譜著鬢腳，四周的頭髮剪得同樣長，堅決的神情頗像拜崙式的英雄，同時表示一種拿破崙式的永不屈服的意志。 A按此處小像係指面積極小之釉繪像，通常至大不過數英寸，多數畫於琺瑯質之飾物上，為西洋畫中一種特殊的肖像畫。
這些作品裡有好幾部，進行曲和戰鬥的節奏特別強烈。這在《第二交響曲》的Ａｌｌｅｇｒｏ（快板）與終局內已很顯著，但尤其是獻給亞歷山大皇的奏鳴曲的第一章，更富於英武壯烈的氣概。這種音樂所特有的戰鬥性，令人想起產生它的時代。大革命已經到了維也納。 A按拿破崙於一七九三、一七九七、一八○○年數次戰敗奧國，兵臨維也納城下。貝多芬被它煽動了。騎士賽弗里德說：“他在親密的友人中間，很高興地談論政局，用著非常的聰明下判斷，目光犀利而且明確。”他所有的同情都傾向於革命黨人。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申德勒說：“他愛共和的原則。他主張無限制的自由與民族的獨立……他渴望大家協力同心地建立國家的政府。 A按意謂共和民主的政府……渴望法國實現普選，希望波那巴建立起這個制度來，替人類的幸福奠定基石。”他彷彿一個革命的古羅馬人，受著普盧塔克的熏陶，夢想著一個英雄的共和國，由勝利之神建立的：而所謂勝利之神便是法國的首席執政；於是他接連寫下《英雄交響曲：波拿巴》（一八○四），大家知道《英雄交響曲》是以波拿巴為題材而獻給他的。最初的手稿上還寫著“波拿巴”這題目。這期間，他得悉了拿破崙稱帝之事。於是他大發雷霆，嚷道：“那麼他也不過是一個凡夫俗子！”憤慨之下，他撕去了題獻的詞句，換上一個含有報復意味而又是非常動人的題目：“英雄交響曲……紀念一個偉大的遺跡”申德勒說他以後對拿破崙的惱恨也消解了，只把他看做一個值得同情的可憐蟲，一個從天上掉下來的“伊加”（ A按神話載伊加用蠟把翅翼膠住在身上，從克里特島上逃出，飛近太陽，蠟為日光熔化，以致墮海而死。）當他在一八二一年聽到幽禁聖埃萊娜島的悲劇時，說道：“十七年前我所寫的音樂正適用於這件悲慘的事故。”他很高興地發覺在交響曲的葬曲內（ A按系交響曲之第二章）對此蓋世豪雄的結局有所預感——因此很可能，在貝多芬的思想內，第三交響曲，尤其是第一章，是波拿巴的一幅肖像，當然和實在的人物不同，但確是貝多芬理想中的拿破崙；換言之，他要把拿破崙描寫為一個革命的天才。一八○一年，貝多芬曾為標準的革命英雄，自由之神普羅米修斯，作過樂曲，其中有一主句，他又在《英雄交響曲》的終局裡重新採用。帝國的史詩；和《第五交響曲》（一八○五——○八）的終局，光榮的敘事歌。第一闋真正革命的音樂：時代之魂在其中復活了，那麼強烈，那麼純潔，因為當代巨大的變故在孤獨的巨人心中是顯得強烈與純潔的，這種印象即和現實接觸之下也不會減損分毫。貝多芬的面目，似乎都受著這些歷史戰爭的反映。在當時的作品裡，到處都有它們的踪影，也許作者自己不曾覺察，在《科里奧蘭序曲》（一八○七）內，有狂風暴雨在呼嘯，《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號）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熱情奏鳴曲》（作品第五十七號，一八○四），俾斯麥曾經說過：“倘我常聽到它，我的勇氣將永遠不竭。”曾任德國駐意大使的羅伯特·特·科伊德爾，著有《俾斯麥及其家庭》一書，一九○一版。以上事實即引自該書。一八七○年十月三十日，科伊德爾在凡爾賽的一架很壞的鋼琴上，為俾斯麥奏這支奏鳴曲。對於這件作品的最後一句，俾斯麥說：“這是整整一個人生的鬥爭與嚎慟。”他愛貝多芬甚於一切旁的音樂家，他常常說：“貝多芬最適合我的神經。”還有《哀格蒙特序曲》；甚至《降Ｅ大調鋼琴協奏曲》（作品第七十三號，一八○九），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壯烈的，彷彿有人馬奔突之勢。 ——而這也不足為怪。在貝多芬寫作品第二十六號奏鳴曲中的“英雄葬曲”時，比《英雄交響曲》的主人翁更配他謳歌的英雄，霍赫將軍，正戰死在萊茵河畔，他的紀念像至今屹立在科布倫茲與波恩之間的山崗上，——即使當時貝多芬不曾知道這件事，但他在維也納也已目擊兩次革命的勝利。 A按拿破崙曾攻陷維也納兩次。 ——霍赫為法國大革命時最純潔的軍人，為史所稱。一七九七年戰死科布倫茨附近。一八○五年十一月，當《菲岱里奧》 A貝多芬的歌劇初次上演時，在座的便有法國軍佐。於蘭將軍，巴斯底獄的勝利者，住在洛布科維茲家裡，A洛氏為波希米亞世家，以武功稱。做著貝多芬的朋友兼保護人，受著他《英雄交響曲》與《第五交響曲》的題贈。一八○九年五月十日，拿破崙駐節在舍恩布倫。貝多芬的寓所離維也納的城堡頗近，拿破崙攻下維也納時曾炸毀城垣。一八○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貝多芬致布賴特科普夫與埃泰爾兩出版家書信中有言：“何等野蠻的生活，在我周圍多少的廢墟頹垣！只有鼓聲，喇叭聲，以及各種慘象！”一八○九年有一個法國人在維也納見到他，保留著他的一幅肖像。這位法國人叫做特雷蒙男爵。他曾描寫貝多芬寓所中凌亂的情形。他們一同談論著哲學、政治，特別是“他的偶像，莎士比亞”。貝多芬幾乎決定跟男爵上巴黎去，他知道那邊的音樂院已在演奏他的交響曲，並且有不少佩服他的人。 A按舍恩布倫為一奧國鄉村，一八○九年的維也納條約，即在此處簽訂。不久貝多芬便厭惡法國的徵略者。但他對於法國人史詩般的狂熱，依舊很清楚地感覺到；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樣感覺的人，對於他這種行動與勝利的音樂決不能徹底了解。
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響曲》，不經過慣有的擬稿手續，一口氣寫下了《第四交響曲》。幸福在他眼前顯現了。一八○六年五月，他和特雷澤·特·布倫瑞克訂了婚。一七九六至九九年間，貝多芬在維也納認識了布倫瑞克一家。朱麗埃塔·圭恰迪妮是特雷澤的表姊妹。貝多芬有一個時期似乎也鍾情於特雷澤的姊妹約瑟菲娜，她後來嫁給戴姆伯爵，又再嫁給施塔克爾貝格男爵。關於布倫瑞克一家的詳細情形，可參看安德烈·特·海來西氏著《貝多芬及其不朽的愛人》一文，載一九一○年五月一日及十五日的《巴黎雜誌》。她老早就愛上他。從貝多芬卜居維也納的初期，和她的哥哥弗朗索瓦伯爵為友，她還是一個小姑娘，跟著貝多芬學鋼琴時起，就愛他的。一八○六年，他在他們匈牙利的馬爾托伐薩家裡作客，在那裡他們才相愛起來。關於這些幸福的日子的回憶，還保存在特雷澤·特·布倫瑞克的一部分敘述裡。她說：“一個星期日的晚上，用過了晚餐，在月光下貝多芬坐在鋼琴前面。先是他放平著手指在鍵盤上來回撫弄。我和弗朗索瓦都知道他這種習慣。他往往是這樣開場的。隨後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幾個和弦；接著，慢慢地，他用一種神秘的莊嚴的神氣，奏著賽巴斯蒂安·巴赫的一支歌：'若願素心相贈，無妨悄悄相傳；兩情脈脈，勿為人知。'這首美麗的歌是在巴赫的夫人安娜·瑪格達蘭娜的手冊上的，原題為《喬瓦尼尼之歌》。有人疑非巴赫原作。
“母親和教士都已就寢；A按歐洲貴族家中，皆有教士供養。哥哥嚴肅地凝眸睇視著；我的心已被他的歌和目光滲透了，感到生命的豐滿。——明天早上，我們在園中相遇。他對我說：'我正在寫一本歌劇。主要的人物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論我到什麼地方，停留在什麼地方，他總和我同在。我從沒到過這般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光明和純潔。在此以前，我只像童話裡的孩子，只管撿取石子，而不看見路上美豔的鮮花……'一八○六年五月，只獲得我最親愛的哥哥的同意，我和他訂了婚。”
這一年所寫的《第四交響曲》，是一朵精純的花，蘊藏著他一生比較平靜的日子的香味。人家說：“貝多芬那時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輩大師留下的形式中所認識與愛好的東西，加以調和。”見諾爾著《貝多芬傳》。這是不錯的。同樣淵源於愛情的妥協精神，對他的舉動和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影響。賽弗里德和格里爾巴策。 AA賽弗里德（ＩｇｎａｚＶｏｎＳｅｙｆｒｉｅｄ，１７７６—１８４１）系奧地利音樂家；格里爾巴策（ＦｒａｎｚＧｒｉｌｌｐａｒｚｅｒ，１７９１—１８７２）為奧地利劇作家說他興致很好，心靈活躍，處世接物彬彬有禮，對可厭的人也肯忍耐，穿著很講究；而且他巧妙地瞞著大家，甚至令人不覺得他耳聾；他們說他身體很好，除了目光有些近視之外。貝多芬是近視眼。賽弗里德說他的近視是痘症所致，使他從小就得戴眼鏡。近視使他的目光常有失神的樣子。一八二三——一八二四年間，他在書信中常抱怨他的眼睛使他受苦。在梅勒替他畫的肖像上，我們也可看到一種浪漫底克的風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貝多芬要博人歡心，並且知道已經博得人家歡心。猛獅在戀愛中：它的利爪藏起來了。但在他的眼睛深處，甚至在《第四交響曲》的幻夢與溫柔的情調之下，我們仍能感到那可怕的力，任性的脾氣，突發的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