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第三部分：一詠三歎《紅燈記》幾經浮沉《紅燈記》在廣深

轉眼間，轟轟烈烈“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席捲而來。所有的電影通通被打成了“毒草”，所有的舞台通通被迫拉上了帷幕，所有的文學作品通通被封存或者燒毀，這場空前絕後的政治運動將要觸及到不同階層、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每一個中國人的靈魂深處。 一直活躍在文藝界的江青更加猖狂地跳到前台，以“文藝旗手”自詡，她把最感興趣的地方戲曲，通通勒令他人改編成現代京劇。以一個全新的面孔進行大刀闊斧的所謂的“京劇革命”。這種“京劇革命”首先挑選的主要題材全部都是當時最為流行的革命鬥爭題材和當代生活題材，當然，後者一定要加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與隱藏的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重要情節。所以，被江青重點列為第一批“八個樣板戲”之內的就是已經在全國廣大觀眾心目中，通過故事影片、現代京劇和現代滬劇等多種藝術形式所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紅燈記》。

在隨後的正式演出當中，江青總是“橫挑眉毛豎挑眼”，多次當著副院長張東川的面，指責阿甲和李少春把戲給改壞了，並下令立即修改。她在文化部部長周揚、副部長林默涵、徐平羽等人的陪同下，再次觀看彩排，對一些地方沒有按照她的意見的修改，大發雷霆，同時，對不服從她的命令的阿甲惱羞成怒。江青繼而把事情故意鬧到週總理那裡，是總理出面調解，此事才告一段落。 1964年11月6日晚，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小劇場親自觀看了京劇《紅燈記》的演出，毛主席對劇中“痛說革命家史”和“刑場鬥爭”這兩場戲，最為動情，並在演出結束後，與演員一一握手，合影留念。不久，毛主席在江青的陪同下，又觀看了上海愛華滬劇團前來北京演出的《紅燈記》。

此後，這齣現代京劇《紅燈記》，由中國京劇院一團進行獨家演出，同時期衍生出來的崑曲《紅燈傳》當然要悄無聲息地下馬。所以，江青把竊為己有的所樹立起來的“八個樣板戲”，再來一番挖空心思、毫無價值的“改頭換面”。演員已經第二次進行了必要的輪換，昔日的李少春由於是“牛鬼蛇神”的代表人物，在運動之初就早已被打倒了，他飾演的李玉和由錢浩梁接替，杜近芳作為梅蘭芳的親傳弟子，也讓她靠邊站，由劉長瑜頂上李鐵梅，唯有扮演李奶奶的高玉倩和飾演鳩山的袁世海在當時暫時“倖免於難”，而得以繼續在舞台上扮演以往相同的角色，並和剛上台主演的青年演員一同演出。 在令人感到萬分恐懼、充滿著“文革”運動之中，由於許多文藝團體的編導從生活實際出發，而在個別細節中進行了局部的調整，便被“四人幫”的爪牙們為了忠實於主子，硬給他們扣上了破壞樣板戲的“反革命分子”，而遭到了滅頂之災。江青曾惡狠狠地揚言:“革命樣板戲一個字都不許改！”可是，她自己卻出於個人目的，唯恐怕別人說她是盜名竊譽，而故意把《紅燈記》劇情中明確說明的故事發生在東北某地，硬是多此一舉地改成華北某地。同時江青也是出於對東北“北滿抗聯”的革命鬥爭歷史有一種人為地仇視，個中原因，便是由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在建國後已經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其中，“義勇軍”則是明確歌頌東北的抗日聯軍同日寇進行的浴血奮戰，而詞作者田漢因與江青不和，不但早已經被打倒，而且在一年前就含冤自盡。所以，江青決不容許由她親自樹立起來的“革命樣板戲”，會有一絲一毫、一點一滴與之牽扯和關聯的蛛絲馬跡。

1965年２月，中國京劇院在春節剛過不久，就由副院長張東川帶隊南下到廣州、深圳進行演出已經標明為“革命現代樣板戲”《紅燈記》。廣州作為中國的南大門，其文化底蘊經過千百年來的沉積，已經日顯深厚，在文藝一片暗淡無光的當時，由首都一流的京劇院前來演出，自然產生很大的轟動效應。深圳當時只是一個與香港有一橋之隔的荒涼、偏僻的邊陲小鎮，除了漫山遍野的荒草蔓延，便是潮起潮落的海濤聲。中國京劇院原來打算只是在此地逗留一夜，走個過場，可是，想不到不但當地的許多漁民早早趕來，風聲一下子也傳到了香港，那裡的居民也都紛紛跑過羅湖橋，不惜步行好幾個小時，趕到深圳只有一條繁華商業街東門老街的深圳戲院，前來觀看對他們來說是倍感好奇的現代京劇。通過舞台上的劇情發展，通過他們並不熟悉的京劇唱腔，通過演員們深情並茂的戲曲表演，他們不但看懂這齣戲的故事主題，而且對大陸在已經消逝的歲月裡所發生的革命鬥爭故事很感興趣，所以，無論是深圳當地的漁民，還是來自香港的居民，大家都把手掌拍得通紅，人們的情緒高昂，對這齣現代京劇由陌生到熟悉的迅速適應，是作為演出單位的中國京劇院所始料不及的。許多觀眾在聽到演員們唱到歌頌新中國、歌頌共產黨的歌詞之時，都紛紛的一呼百應地站起來，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滿含熱淚的高呼口號，齊聲鼓掌，許多地方往往是在演出中間被這種現場的“即興發揮”被迫中斷片刻，這不由得使劇組的人員自然聯想到“文革”運動初期，祖國大地到處是上街遊行、高呼口號的一片沸騰海洋的情景，而在戲院裡的這種引起觀眾強烈共鳴的又一次喧囂，雖然其內容與實質與之截然不同，可是，這種大大超出劇組意料之外的演出效果，使劇組人員確實感到吃驚不小。在演出結束之後，許多觀眾自動地湧上後台，要求與演員握手，劇組盛情難卻，臨時決定召開在此之前並沒有計劃的觀眾座談會，許多觀眾踴躍參加，一些香港居民在座談會上由衷感嘆地說道:“說實在話，對於大陸的紅色宣傳，一開始是抱著看笑話的態度來看的，想不到我們會不知不覺地融入到劇情之中，使我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而且也一下子喜愛上了這台現代京劇……”

廣深之行，確實給劇組一次非常意外的驚喜，他們在返回北京之後，就迅速向上級領導及時匯報了情況，於是，這齣京劇現代戲也更加受到了戲劇界的普遍重視。接著，又在上海一連演出40場。從該劇重新進行“改頭換面”的演出一年來，各地報刊發表的評論《紅燈記》的文章就有兩百多篇。中國戲劇家協會從中精挑細選出41篇文章，編撰而成一本大約有20萬字的《京劇（紅燈記）評論集》，於1965年６月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為一齣戲來出版一本專門的評論集，這在以前是不多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