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去學院參加Formal Hall，照例是要求穿著寬大的黑袍子。我吃了一半，只覺著餐廳實在是熱，趁著大家都吃得不亦樂乎的當口，便偷偷將袍兒脫了，掛在椅背上。可沒一會兒，一位穿著雪白圍裙的女侍者便走到我身邊，她彬彬有禮卻異常嚴肅的態度提醒我這袍子是萬萬不能脫的，否則就得放下刀叉，開路。我只得套上黑袍，望著一屋子黑乎乎的人，無趣呀。
這就是劍橋的規矩，你要吃學院的正式晚餐，就得這麼裝扮，不穿袍者不許入內。在英國，牛津和劍橋是大學學袍體系的泰斗，現在全英國各個大學的學袍，都是以這兩所學校的樣式為範本，加些色彩，加些花邊做成的。這一制度源於中古時代，那時候大學有所謂“學袍”(gown)與“市鎮”(town)之間的爭鬥，學袍者象徵學府，市鎮者指的是社會的權利。大學和社會似乎始終存在著一定的距離。大學要保持一種崖岸自高、遺世獨立的姿態，學者也要藉助學袍來標明自己的身份學識地位。就今日的英國大學來說，劍橋和牛津可能是最保有中古大學的原趣的，在七八百年無數的變遷中她們仍然保持了自身的古典性格，這學袍制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整套學袍體系繁雜無比，總的來說是袍子越長越有身份，袖子越長地位越高。來劍橋參加短期交流的學生，學校會出於禮貌給件袍子穿，但長度僅僅過腰；本科生的學袍，一般是藏青色的，長不過膝；但研究生、博士生、還有老師的袍子就必然過膝，而且一個比一個長，一般是黑色的。袖子也是如此，本科生學袍的袖子是大袖口的，一般不超過肘關節。而碩士生以上的學袍，都是套袖，長度過膝，下端是縫合的，在肘部開一個口，好讓手臂伸出來。底部縫合的地方，還有一個新月形的彎鉤，學生們走起來的時候，鉤尖對著袍身晃來晃去，很有些“衣帶飄飄”的動感。除了長度和袖子之外，學袍的絲帶、帽兜、釦子、辮帶等細節都會因為穿著的人的學科、等級、學位的區別而不盡相同，其間包含的繁瑣規矩真正讓人頭暈目眩。在參加畢業典禮的那一天，學子們都要穿上學袍，戴上白兔毛的帽兜，在導師的帶領下，走進Senate House（評議會大廈），然後每五個人一組，單膝跪在校長面前，一邊聆聽聽不懂的拉丁語訓話，一邊接過蓋著學院大印的畢業證書。有一日，我就在Senate House前遇到了一批參加畢業典禮的學生，他們都穿著黑袍子，帶著方帽，三三兩兩，手攜手地正趕場歷史的集，一陣風吹起，衣帶飄飄，這場景不由得不讓人生起幾分敬畏之心。
到了劍橋後我發現，“形式”這個詞在這裡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即便在餐廳吃頓正式的飯也要講形式，穿袍子倒也罷了，每當學院的Dons(老師們)入座時要“哐”的一聲鳴鑼，學生們必須起立迎接，等念完拉丁文的禱詞（大意是“感謝上帝讓我們用餐”之類）後方可入座就餐；老師離坐的時候還要再一次鳴鑼開道，學生們也得再次起身相送。在香港中文大學金耀基先生《劍橋的三一》的文章中有一段引文也頗能反映劍橋的“形式主義”：“１９１８年當諾貝爾獎得主湯姆遜爵士就任三一院長的那一天，三一的'偉大之門'是關得深緊的。身穿學袍的湯姆遜莊嚴地用鐵環在大門上敲扣。整條三一街道都可以聽到那清脆的聲音，門房應聲，呀然開門，有禮貌但很正經地問來者尊姓大名，所為何事？湯姆遜說明來意，把英王的任命書交到他手裡。門房即請他稍候，隨即又把大門砰然關上，並且疾行過'偉大方庭'，到院長休息室把證書交給資深院士。院士煞有介事地驗明證書無誤後，隨即依資歷深淺，魚貫而出，列隊到大門迎迓新院長。”這繁雜而肅穆的儀式，煞有介事得快趕上中國古代皇帝的登基典禮了，可令劍橋人心儀的不僅是形式，更是這形式帶來的莊重意味，所以它才能延續至今。
時代在不斷前進，現代化的浪潮席捲全球之際，劍橋人仍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守護著自己的歷史傳統。劍橋人信奉著自身獨特的理念：我們不在意世界如何變化，只在乎自己喜歡做的事情（We don't care what the world is going on now; we just care what we like to do)。當聽說牛津的河上出現了方便輕快的腳踏船的時候，劍橋人不屑地撇撇嘴：撐篙才是古老的傳統，腳踏船不過是迎合現代人的俗氣玩意兒。這就是典型的劍橋人的脾氣：寧願多費點兒事，那些古老的傳統和優雅的風度是一定要保持的。這也多少折射出了整個大英帝國的民族性格。有人說英國人保守，典型的英國人是不易為潮流所動的，他們永遠不願意去扔掉歷史的東西（從尊貴的女王到古老的學院制，從百年老店到國吃“魚加薯條”），而是在不斷地對其進行修補和延長。
珍惜傳統，是劍橋教育中一項重要的內容。 1852年牛津學者紐曼(John H. Cardinal Newman)在他的《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提出，大學是一個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育紳士的地方。他理想中的大學所應培育之紳士乃指通達而有修養見識同時深諳傳統之道的文化人，這一教育理想無疑對牛津、劍橋的教育方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誠然，恪守傳統的意義並不體現在表面，也不能產生直接的效益，但它的價值在於可以孕育一種強大的精神，用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的創建者亞伯拉罕.福萊克斯勒的表述來說就是“沒有用知識的有用性”。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學，特別是歷史悠久的大學，無不有意無意地在培育一種文化傳統。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包括中國的北大清華等名校，無不在知性生活之外，擁有其豐富的文化生活。而這樣的文化傳統就決定了大學的風格，影響著學生的氣質品性。劍橋的歷史傳統為莘莘學子們提供的其實是一種“隱藏的課程” (hidden-curriculum)，試想一個基督書院的學生看到米爾頓（Milton）手植的桑樹，能否無動於衷？一個三一學院的學生住在牛頓的房間裡，焉能沒有一絲見賢思齊的激奮？而一個聖約翰學院的學生聽到華滋華斯描寫他學院禮拜堂的“一聲是男的，一聲是女的”鐘聲，又怎能不產生一丁點兒詩人的遐思？在劍橋，無論是去教室、圖書館還是回學院，我每天都行走在古老的街道上，穿梭於幾百年的建築間，還免不了要費力地推開幾扇厚重雕花的橡木大門，每每此時，心中湧動的是一種別樣的情緒，那是一種內心的莊重和安寧。
劍橋大學的宗教傳統更是歷史悠久。在劍橋市中心最核心的位置赫然佇立的就是劍橋大學的聖瑪麗教堂，周圍不允許建比它更高的建築。據說當年市政局打算將火車站建在附近的時候遭到了劍橋人的強烈反對，結果火車站就被哄到了市南郊的一隅。在整個英國南部只有劍橋的火車站是遠離市中心的。劍橋的各個學院，無論大小貧富也都有自己的教堂(chapel)，其中當數以有600年曆史的國王學院的教堂最為著名，為了維持這個教堂的日常花銷，劍橋大學每年就要花費36萬英鎊。我原本以為在看過法國巴黎圣母院的教堂和意大利米蘭的Duomo大教堂以後，不會再有什麼樣的教堂會深深震撼我的心靈了。可當我第一次看到國王學院的教堂時竟然久久不能挪步，心中升騰的是一種難以名狀的感動。這是一座氣勢恢宏的哥特式建築：凌空的飛壁，向上豎起直線的墩柱，並與尖塔相配合，嚴格整齊的幾何結構以挺拔向上之勢與直衝雲霄之感，集體述說著棄絕塵寰嚮往天國的宗教情緒，以無比智慧的秩序表達出令人震撼的力量。和大部分的同學一樣，我也曾在周末去參加過幾次教堂的佈道活動，倒不是因為信教，只是為了感受一下那樣莊重的宗教氣氛，體會內心的寧靜。坐在冰涼堅硬的高背雕花橡木靠椅上，仰望陽光透過絢爛的五彩玻璃花窗，形成迷離奇幻的光影；數支細弱的蠟燭在玻璃的罩子裡搖曳；唱詩班的歌聲空靈緩慢清朗柔和，聲音沿著垂直向上的柱群升騰，迴盪在高高的穹頂之間；當厚重的銅門在我們的身後關閉，就彷佛將萬丈紅塵也關在了門外。一次，我和女友小遙穿著黑袍子去學院參加晚禱，這個台灣女孩子，在這裡讀語言學碩士，會說英、德、日三國語言。我看她一臉虔誠的樣子就問：你信仰什麼宗教麼？她居然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睡覺。”
劍橋人恪守著自己的傳統，在傳統的魅力中自得其樂地生活，但是並非所有的傳統都是令人愉悅的。比如很多人對High table（高桌）制度就頗有微詞。劍橋所有的學院餐廳都有所謂的“高桌”——就是院士、導師等學院高層教學或管理人員坐的。高桌設在禮壇上，比學生們坐的桌子高出了一截。桌上的院士們睥視群子，好不威風。若僅僅是幾厘米高度的差別倒也沒人去斤斤計較了，可高低兩桌用餐的內容也大不相同，我們桌上的菜色和品種與高桌君子們享用的美味佳餚是沒法比的。每一年，這“高桌”上花去的餐費都是學院一筆驚人的開支。劍橋大學的校報《Varsity》曾經刊登過一篇報導，說劍橋的學生們對於“高低桌”的不平等製度已漸生反感情緒，其始作俑者是劍橋大學聖瑪麗教堂的牧師(Canon),他在一次為世界上受飢餓威脅的人類祈禱的儀式中，指出“當世界上有人掙扎在飢餓邊緣時，劍大的學者卻踞'高桌'吃美食。”他質問道：“培養'高級思想'，真的需要'高級生活'麼？”這句質問激發了長期潛伏的不滿情緒，引起了一波反“高桌”的浪潮，可反了一段日子，終究敵不過傳統的力量，高桌依然只有讓我們這些普通學子瞻仰的份兒。
珍惜傳統是一種難能可貴的風骨，但恪守傳統如果走向極端就成了保守，成了封建，甚至是愚昧。根據史書記載，達爾文曾在劍橋求學，師從著名的地理學家西德維克(Sedgwig)。當他的進化論剛出現的時候，劍橋這個重視宗教傳統的學校自然難以忍受，劍橋的學生們自己動手做了一隻皮猴，掛在台下羞辱達爾文。而他所尊敬的導師也認為他詆毀聖經，大逆不道，兩人不歡而散。新的理念會受到傳統的抵制，新的製度也是如此。翻開厚厚的劍橋名人錄，在20世紀之前，你很難尋覓到婦女的踪跡，難怪有人說劍橋的歷史是大寫的“他”的歷史，展現的是“他”的顯赫與輝煌。劍橋的婦女獲得完全的學生身份就比牛津晚了整整30年，獲得學位授予權竟然是全英國最晚的——因為只收男生、抵製女生是劍橋的百年傳統。劍橋的20多所男子學院更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後才開始招收女院士和女學生。我聽說紐納姆學院曾因招收女生被憤怒的男生撞毀了鐵門。而當1987年麥德琳學院決定招收女生時，不少“大男子主義”膨脹的男生居然在悲哀義憤中舉辦了葬禮以示抗議。他們身著孝服，臂纏黑紗，面色慘然，如喪考妣，抬著一口棺材在小鎮遊行，悼念學院正統時代的終結。這在今天看來荒謬得不可思議的一幕，就真實地發生在劍橋歷史上，這是死板地抱住傳統不放的結果。誠然，傳統文化是一個學校的血和肉，不是說放棄就放棄得了的。但怎樣選擇，怎樣取捨就是一種智慧了。今天的劍橋已經變得開放與寬容的多了，她在不斷地學習如何既珍惜保護歷史又避免固步自封，學習讓傳統變成財富而不是包袱，學習跟隨時代潮流創新進取。
初春時節，我去圖書館查找資料，打算寫一篇關於《全球化與傳統文化的去留》的論文。就在回來的路上我分明嗅到了草地上清新的香氣。我愛這裡草地的綠：是嫩的，柔的，是自然的，是生氣勃勃的。大片大片開闊的綠色，讓人的心一下子輕靈清爽起來。那些千百年前的建築依舊是古老莊重的，可那綠色的襯託也讓它們活潑親近了起來。國王學院後院草場上飼養的牛兒馬兒已經很久不見了，今天居然也出來遛達了，慢悠悠的，自在閒適的（在校園裡養牛羊馬養鴨子也使劍橋的一大獨特傳統呢）。這根本是一幅層次分明的圖畫：遠處有斜陽西照，近些屹立著巍然的哥特式建築，再近些有芳草萋萋，牛兒馬兒為這幅圖畫添了生機。真正是動靜相宜。
劍橋有一項奇怪的規定，各個學院的草地只有院士們和牛馬可以踐踏。他們的智商大約是有些差異的，但權力倒是平等，這本是好事，只是我們這些負笈而來的學生倒要低了馬兒牛兒們一等。平日也就罷了，不和他/它們去爭，可春天草地那誘人的綠真叫我忿忿，憑什麼？忍不住，真的是忍不住，輕輕踩上了那片綠，只一下下，怕人看見就急急跑開了，心里特別滿足——彷彿我踩的不是草地，是春天的小尾巴。
就是一段路，一片綠，輕輕的一腳，我，無比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