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明白了揭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最高領導的意圖，而且在揭批復旦黨委的行動中已經嚐到了甜頭，造反派當然不會就此罷手。在楊西光和復旦黨委還沒有倒台之前，向上海市委的進攻便開始了。市委相繼拋出了擋在第一線的教育衛生部部長常溪萍、文教書記楊西光和市長曹荻秋，但是仍沒有阻擋住造反派的攻勢，最後，以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被打倒而告終。
當然，打倒上海市委並非複旦造反派一家所為，各學校各系統的造反派都出力參與，特別是“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從中起著重要作用。但在當時，高校紅衛兵運動鋒芒正盛，沖沖殺殺，還是走在前面，而在上海高校中，復旦始終處於主導地位。
上海市委一倒台，就出現了權力真空，造反派自以為是有功之臣，按照“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古訓，他們就開始奪權。這個全市性的奪權行動，發生在1967年1月份，由《文匯報》開的頭，馬上席捲全市，號稱“一月革命”。 “一月革命”很快就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人民日報》還在1月22日發表了一篇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 》，於是，由上海刮起來的奪權之風，馬上就席捲全國，接著就有“西南的春雷”，“東北的曙光”……
《人民日報》這篇社論，何以要用這麼長的標題呢？因為它想同時說明兩個問題：一方面肯定造反派的奪權行動，另一方面又要強調造反派的大聯合。這種強調並不是無因的。實際上，當時的局勢，已經激起了一些造反派頭頭的權力慾望，“搶權”之風很盛。有些組織，有些山頭，爭相去佔領辦公室或者去奪取公章，於是，“奪權”又變成了“奪印”，彷彿只要佔領了辦公室、奪得公章，就算奪取到了權力。紅革會就曾搶先把中共中央華東局、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十個區委、區政府的公章全都奪來，裝在一個書包內，背在一個頭頭身上，算是奪得了上海黨政大權。
這種奪權鬧劇，同樣在復旦上演。 “過河卒”小組在《在轉折點上》這張大字報中批評道：“有的同志在促進大聯合奪權：他們找了一些造反派代表把系辦公室的鑰匙、電話機、印章從過去曾經是'老保'的同志手裡拿過來，認為這是奪了一個系的權。有的同志把班級裡曾經是'老保'的學生幹部'罷'了'官'，選了新班委、支委，認為這就奪了一個班的權。還有的同志正在聯絡各個造反派組織，要各組織派代表協商，一起去接管黨委辦公室，把黨委的大印拿來，認為這就奪了復旦大學的權。”“還有少數打著'造反'旗號的人，'接管'了××大樓，就拿那裡的沙發、摩托車供自己享用，拿國家的錢揮霍浪費，這種為小團體私利的奪權是無政府主義的奪權，是'敗家子'的奪權，結果敗壞了無產階級的國家，敗壞了社會主義制度。”
這情景，難免使人想起了阿Q的革命。當然，兩者還是有些不同：阿Q要的是元寶、洋錢、洋紗衫、女人，還有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同時要處死他所不滿意的人；造反派要的是辦公室、大印，但同樣要排斥和打擊別的造反組織的人。而且，阿Q只不過是在幻想中革命，造反派則在實際行動中，已接觸到權力的邊緣。然而，阿Q式的革命，實際上正是中國歷次農民革命的縮影。
毛澤東是與魯迅同樣深諳中國國情的人。所以當上海市委倒台之後，立即派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來組建上海新政權。這個政權先是定名為“上海人民公社”，為的是要繼承工人階級第一個政權巴黎公社的傳統，但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的政治體制不相適應，毛澤東親自將它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但正當這個新的權力機構在積極籌備，張春橋馬上要奪得上海市第一把交椅之時，卻發生了炮打張春橋事件，炮打的基地就在復旦園裡。炮打失敗之後，就開始了“反逆流”鬥爭，新的政權將“炮打張春橋”事件說成是“反革命逆流”，對反張的造反派頭頭進行長時期的批判、鬥爭。然而這樣一來，又激起了一批人站出來進行反“反逆流”的鬥爭，一直發展到第二次炮打張春橋事件。然後又是鎮壓、鬥爭，一直到“四人幫”垮台。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復旦的運動可以說有九年半時間是在與張春橋的糾葛中渡過的。
第一次炮打張春橋
第一次炮打張春橋事件，是複旦“孫悟空”戰鬥組發動的。
1967年1月23—24日，“孫悟空”小組在復旦校園裡，在南京路、西藏路和淮海路等鬧市區，刷出了醒目的大標語：“警惕反革命兩面派”、“張春橋不等於中央文革”、“堅決反對目前成立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新市委”。接著，又貼出了大字報：《一問張春橋》、《為什麼？ ——二十問張春橋》。他們質問：張春橋對於群眾組織為什麼耍兩面派手法？為什麼上海市委都爛掉了，而獨你張春橋是左派？ ……醒目的大標語很引起行人的注意，而大字報中提出的一些問題，則啟發了人們的思考。對張春橋的懷疑空氣，迅速瀰漫開來。
我曾問過“孫悟空”小組的負責人胡守鈞：“你們是怎樣懷疑起張春橋來的？”
胡守鈞說：“是從上三司趙全國問題上開始懷疑的。”
趙全國是上海戲劇學院學生，是“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的頭頭。在“一月革命”初期，他提出了迎合張春橋需要的口號：“成立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新市委！”並且向中共中央發電報，提名由張春橋擔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姚文元擔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兼副市長。這當然很受張春橋一幫人的歡迎，對他禮遇有加。後來在位置的安排上產生了矛盾，趙全國對張春橋的態度有了改變，於是受到張春橋的歧視，由工總司出面將他拘捕。而徐景賢、王洪文則因為緊跟張春橋，就被委以重任。這種以“我”劃線，兩面三刀的作風，很使造反派反感。胡守鈞正是從這一點開始懷疑張春橋的。當時他的想法很單純，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派是決不會有這種政客作風的，而張春橋卻大耍其兩面派手腕，那麼，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
懷疑一旦開始，就覺得問題愈來愈多。除了現實的表現之外，別人還提供了張春橋的一些歷史材料：陝西省委書記霍士廉說，他以黨籍擔保，張春橋在蘇州反省院裡曾經叛變，是可恥的叛徒；還有人從30年代資料中查出，張春橋就是當年被魯迅批判過的狄克……這樣一來，張春橋因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而造成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光環消失了，代之以愈來愈濃重的懷疑。 ——但不知何故，這些歷史資料在第一次炮打中都未曾運用。
1月22日，張春橋召集一些造反派頭頭開秘密會議，商討成立新的權力機構問題。張春橋、姚文元自己提出，要成立以他們二人為首的新市委，徐景賢帶頭鼓掌，大家隨聲附和，就算是各群眾組織通過了。會場上只有胡守鈞和他的伙伴肖昌雄袖著手，不肯鼓掌，這場面當然引起了張春橋的注意，雙方的矛盾就加深了。等他們走出會場時，“迅速成立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新市委”之類的大標語已經貼滿街頭，這當然更引起了胡守鈞們的不滿。形勢緊迫，必須立即行動。所以第二天，他們就開始刷大標語，貼大字報。
張春橋後來在鎮壓參加“炮打”的學生時，幾次發出指示，要抓後台。他認為，學生們的“炮打”行動，一定是長鬍子的走資派在幕後指使的。其實不然，正是他自己的行為，引起了造反派的懷疑，才發展成炮打事件的。後來，張春橋們又批判“懷疑一切”的思潮。其實，“懷疑一切”的思潮，正是他們中央文革小組自己鼓動起來的。他們鼓動起“懷疑一切”思潮的目的，是要學生們去懷疑位高權重的老幹部，從而打倒他們，卻不料這東西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砍倒別人，也可以傷及他們自己。
“懷疑一切”的信條來自馬克思。他在回答家人提問“你最信仰的格言是什麼”時，說道：“懷疑一切。”拉法格把它寫入回憶文章，其譯文就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憶馬克思》一書中。這篇文章本來並不廣為人知，在“文革”初期卻被造反的學生們抄在大字報上，大加宣傳。
“懷疑一切”的信條其實並不錯，它是歐洲啟蒙運動中理性主義的表現，意在打破迷信思想，將一切事物都放在理性的審判台上，重新衡量其存在意義和社會價值。馬克思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讚賞這一格言的。 “懷疑一切”的信條，同樣影響著五四時期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胡適說過：他從赫胥黎那裡學會了懷疑，學會了“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所以他提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的方法”。魯迅則藉著狂人之口質問道：“從來如此，便對麼？”並且說：“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正是在這種懷疑主義的思想基礎上，他們才對傳統思想作出了理性的批判。
但“文革”時期的“懷疑一切”思潮，卻與前面所說的情況有些不同。它雖然也打破了一些對於高官和教條的迷信，但卻又被籠罩在一個更大的個人迷信思潮之下，缺乏獨立的思想判斷，所以懷疑常常為某種權力意誌所左右。而且因為缺乏民主與法制的保證，懷疑不待求證，即可成為打倒的根據，這就易於為陰謀家所利用。
既然張春橋們可以利用“懷疑一切”的思潮來打倒許多位高權重的老幹部，那麼，為什麼別人就不能因懷疑而向你開砲呢？當初猴子們憑著幾條未經核實的懷疑材料，就貿然發動打張戰役，實非無因，乃是當時特定環境下的產物。
但矛盾的激化，還與張春橋急於搶權的心態和睚眥必報的作風有關。
在“孫悟空”刷出大標語的次日凌晨，胡守鈞等人就被叫到市裡開會。主持會議的徐景賢宣稱這是反革命事件，勒令胡守鈞收回大標語，這當然不能為胡守鈞所接受，他當即頂了一句：“炮打張春橋不是炮打毛主席，根本談不上反革命！”徐景賢冷笑道：“這樣下去，你們不會有好結果的！”但當時紅衛兵們風頭正健，哪裡會在乎這種威脅，這種話反而激起他們更大的憤怒。
這懷疑，這憤怒，又感染了其他造反組織。
“孫悟空”這一派，雖然敏感性很強，能量很大，但人數卻不多。在復旦，在上海，最大的學生造反派組織是“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他們受到感染之後，也馬上動了起來。
紅革會的“將革命進行到底”戰鬥組在1月26日貼出《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的大字報，提出了10個“為什麼”的問題，矛頭直指張春橋及其親信。如第8條說：“為什麼黑市委的一些保皇機構在大勢已去之時宣布'集體造反'？但是'造反'一個月來卻未交代揭發出什麼像樣的東西？為什麼這些原封不動的保皇機構竟成了左右運動的決策部門？”這是針對以徐景賢為首的“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而發的。徐景賢原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幹部，後來擔任上海市委寫作班的支部書記和文學組組長，“文化大革命”初期，還是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列席市委常委會議，他當時的立場當然是站在市委這一邊的。後來，由於形勢的變化，徐景賢在1966年12月18日在文化廣場召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宣布造反，並以寫作班為核心，組織了“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由於徐景賢是張春橋的老部下，是姚文元的老同事，又是在他們的支持之下造反的，所以這個聯絡站就成為張春橋、姚文元當時在上海的辦事機構，其地位和作用，在相當一段時期內，都在王洪文領導的工總司之上，徐景賢成為僅次於張春橋和姚文元的第三號人物，學生們給他取了個綽號，叫做“徐老三”。這裡對他們的“集體造反”提出了懷疑。又如第9條和第10條說：“為什麼在毛主席和黨中央號召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的時候，上海各造反派內部組織之間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摩擦、大分裂，甚至武鬥？這樣以新形式出現的群眾鬥群眾現像是誰挑起的？根子在什麼地方？”“為什麼一月二十三日《文匯報》還報導上海三司作為革命造反組織之一參加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聯絡站'，而一夜之間竟成了非法組織，而被強行解散？”這是直接指向張春橋，認為他是挑起上海造反派內戰的黑手，是反复無常的政客，其突出的事例就是上三司事件。可見上三司事件不但引起了胡守鈞的懷疑，同樣也使得紅革會反感。
在用大字報製造輿論的同時，紅革會還直接付諸行動。他們在1月27日深夜至28日凌晨，到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去把徐景賢抓到復旦。在抓捕時，徐景賢和聯絡站的人提出抗議，當然無效，寫作班的王志常一把抱住徐景賢的腰，想把他拖住，但是紅革會人多勢眾，連王志常也一起拖上汽車，拉到復旦之後，再把王志常趕走，將徐景賢單獨關押了起來。這就是當時有名的“綁架徐景賢”事件。第二天，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另一個頭頭郭仁傑趕到復旦，自願陪同徐景賢一起囚禁。因為正是他，把紅革會的人引到徐景賢的房間的，他的到來，是為了表示一種歉意，也希望能助徐景賢一臂之力。所以1月30日貼出的《七問》大字報，是徐、郭二人共同署名的。郭仁傑原先在復旦哲學系擔任過總支副書記，後雖調離復旦，但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又曾回到復旦造反，與紅革會某些頭頭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希望通過這層關係，能說服紅革會頭頭改變態度。但是在政治鬥爭面前，沒有私誼可言，何況，這時打張戰役已經發動起來，不是誰能夠停得下來的。
紅革會的頭頭認為，徐景賢是張春橋的材料袋，抓住徐景賢，張春橋必然感到威脅，非跳出來不可。果然，在得知徐景賢被扣的消息之後，張春橋馬上採取措施。先是由姚文元出面，多次打電話給紅革會頭頭，要求放人，結果無效；於是又派上海警備師政委徐海濤帶兵到復旦要人，這更激起紅革會的憤怒，指責張春橋派兵衝擊學校，鎮壓學生運動。張春橋被迫親自出場，他和姚文元一起來到上海展覽館紅革會總部，試圖說服紅革會頭頭。但是這些頭頭們根本不買他的賬，他們跳上台去，高喊口號：“張春橋是口頭革命派，我們不相信你！”“張春橋是兩面派！”並且直斥道：“你張春橋算老幾？”“你張春橋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對於姚文元，則想採取分化政策，叫他“不要奴隸主義”。這實在有些天真，當然不能取得什麼效果。紅革會的人提出要給中央打電話，而且指名要周恩來、陳伯達、江青三人中的一位聽電話，張春橋不同意指名要他們接電話，說要打電話只能打給王力，由他轉達。這更引起了紅革會的懷疑，質問道：“你同王力是什麼關係？”雙方互不讓步，相持了6個小時，毫無結果。這時已是29日凌晨一點多鐘了。
當晚，紅革會召回走向工廠、走向社會的戰士，在復旦登輝堂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另幾派造反組織：“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紅三司”）和以“孫悟空”為核心的“東方紅公社”，還有大隊部造反派，也都一起參加。本來，在“打楊戰役”之後，造反派幾派組織矛盾日大，逐漸發展為內戰，不但大字報上你來我去，互相指責，而且還在登輝堂進行通宵辯論，鬧得不可開交。現在，在砲打張春橋的問題上，卻又自動地聯合起來了。胡守鈞、安文江、勞元一等幾個頭頭爭相發言，提出各種疑問，表示戰鬥的決心，於是會場的氣氛愈來愈高漲，大家決定立即成立聯合指揮部，明天在人民廣場召開十萬人大會，批鬥張春橋。他們想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央承認。因為在“文革”中是不乏此種先例的。
但紅衛兵畢竟缺乏政治鬥爭經驗，不知道在戰鬥打響之前保密的重要。正在他們摩拳擦掌，爭表決心之時，台下有一個人悄悄溜出門去，登上自行車，直奔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而去。此人名叫鄒道喜，原是複旦一個工人，“文革”前被排擠到一個工廠裡去，“文革”初期復旦又派人去把他打成反動分子，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他回到復旦，在郭仁傑的支持下得到平反。於是他對郭仁傑感恩戴德，忠心耿耿，為之效勞。這時，郭仁傑雖然還與徐景賢一起被關在復旦，但他已認識寫作班的人，所以馬上跑去報信。
同時，徐景賢、郭仁傑也在拉線廣播裡聽到登輝堂的會議實況了。他們急如熱鍋上的螞蟻，也在設法向張春橋通風報信。恰巧，這天晚上看守隔離室的紅衛兵正好是哲學系的學生，郭仁傑憑他擔任過哲學系總支副書記的關係，說服這位學生，讓徐景賢出去打電話，哲學系學生相信這位前領導，給了他們一個方便。徐景賢借助一部公用電話，撥通了興國路招待所，直接向張春橋本人作了報告。張春橋叫他仍舊回到隔離室等待變化，其實也是藉以迷惑紅革會。
這樣，不等紅衛兵到人民廣場集會，在1月30日一大早，工總司的宣傳車就到復旦廣播“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電報”了。這個特急電報的內容是：
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同志並轉上海紅革會的同學們：
（一）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最近把鬥爭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
（二）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無理綁架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革命同志，必須立即釋放，並向他們道歉。
（三）人民解放軍採取保護革命群眾組織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扣押了人民解放軍的師政委和參謀，是十分錯誤的，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四）各群眾組織內部之間的爭執，應當採取協商和談判的方式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綁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紅革會的同學們，幫助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立即改正錯誤，如果他們堅持錯誤，你們要同他們劃清界線。我們將要採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後果應當由製造這次事件的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和幕後的操縱者負責。
（請你們立即印成傳單，出動廣播車，廣為宣傳。）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1967年1月29日
“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電報”廣播之後，復旦園裡一片肅殺之氣，第一次炮打張春橋戰役失敗了。
但是，組織“炮打”的紅衛兵頭頭們並不服氣，他們首先就懷疑這份特急電報的真實性。因為自從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以來，還沒有發過這樣的特急電報，而且電報又是通過張春橋在滬辦事機構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轉達，所以他們懷疑是張春橋自身搞的鬼。於是紅革會、紅三司、東方紅公社，還有大隊部造反派的頭頭們：趙基會、勞元一、安文江、胡守鈞、金應忠等，一起到北京打探消息，並準備告狀。他們因怕上海北火車站被封鎖，先行潛出上海，再在一個小站上火車。
到達北京後，他們先到北大找聶元梓。但這位前不久到上海揪鬥曹荻秋（說他出賣北大社教運動）時，還得到上海造反派紅衛兵頭頭們熱情接待和大力援助的“老佛爺”，卻避而不見了。她畢竟是政工幹部出身，很有政治經驗。上海的頭頭們只好轉而到清華去找蒯大富，蒯大富倒是坦誠相告：這個特急電報的確是中央文革小組所發，你們不要告狀了，趕快回去罷。
於是他們鎩羽而歸。
反“逆流”與反“反逆流”
對於這份“一?二九中央文革小組特急電報”，至今尚有不同的說法：有說是張春橋自己寫的，根本沒有經過中央文革小組，電報就在上海本地發出，只是中央文革事後承認罷了；有說是張春橋寫好之後，發給王力，由王力交給江青、陳伯達定稿，馬上發回上海。但這些說法，只是描繪出張春橋自保之情和惶急之狀，仍未能判定其為偽造。因為不管這份特急電報是怎樣出籠的，既經中央文革小組的認可，也就算是他們直接所發的了，必然能產生相應的效力。而實際上，這份電報在當時也的確起了扭轉局勢的作用，一下子就把“炮打”的風潮壓了下去。
“炮打”失敗，世情大變。
原來，復旦由於造反派勢力大，黨委垮得早，因而被稱為“解放區”。徐景賢在下決心造反之前，還曾到復旦來取過經，在他宣布造反的12月18日大會上，郭仁傑公開號召大家到復旦來學習，的確曾引來不少單位的人群。復旦的造反派也以先覺者自居，到工廠、到社會上去鼓動造反，人們都以尊敬的口吻稱他們為“革命小將”。而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特急電報下達之後，他們就被視為罪人，被圍攻、被驅逐，一個個灰溜溜地回到學校。而在校園裡，也充滿歧視的眼光，反差之大，使他們感覺到世態炎涼。
這時，張春橋就“炮打”問題，發表了三點指示：一、歡迎紅革會戰士起來造反；二、對於一般的紅革會戰士來說，不是請罪的問題，而是造反的問題，要請罪的不是廣大戰士，而是少數頭頭，責任在於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三、這一場鬥爭不是一個小問題，也不是個人問題，而是關係到中央文革的正確領導能否貫徹的問題，關係到上海運動的大方向問題。紅革會戰士要造反，就要徹底肅清少數頭頭在這次事件中所造成的惡劣影響。
張春橋的指示，為反“逆流”運動定下了調子：一是說明了這個事件的嚴重性，要徹底肅清其“惡劣影響”，也就是說，要大張旗鼓地加以整肅；二是把打擊目標集中到少數頭頭身上，鼓勵紅革會戰士從內部進行造反，這是一個重要的策略思想。
當時，上海紅衛兵運動的中心在復旦，“炮打張春橋”的頭頭也集中在復旦，於是複旦的運動就進入了反“逆流”階段。
開始，是發動各造反派組織的群眾從內部反。紅革會內部成立了“新復旦紅革會臨時接管委員會”，接管了原紅革會勤務組，並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擊退紅革會某些頭頭炮打中央文革反革命逆流，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誓師大會”。紅三司連日召開整風大會，統一思想，連續發表聲明，表態擁護中央文革特急電報，批判炮打頭頭。連頂得很厲害的東方紅公社，也發表了《堅決執行五點指示的聲明》。於是，對於“炮打”頭頭的批鬥會一個接著一個開，頗有應接不暇之勢，就像不久前他們批鬥“走資派”一樣，有些人身上也被掛了牌子。真是：風水輪流轉，今日到我家。但過去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說，可見風水之輪轉還是需要一些時日的，現在這一轉，只有一兩個月之隔，實在有點使人眼花繚亂。
但造反派畢竟是一起衝殺過來的，他們自稱為“一個戰壕里的戰友”，而且這些頭頭們既建立了威信，要從內部打倒他也不是易事。許多群眾並不認可新頭頭，因為他們具有更大的投機性。群眾認為他們沒有冒過風險，只不過是乘機撈一把，故謂之曰：“撈稻草”，常常用大字報或漫畫加以譏諷。即使被樹為全市紅衛兵正確路線代表的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司令陳敢鋒，也不被老紅衛兵所看重。在張春橋們看來，上海的紅衛兵組織頭頭只有一個陳敢鋒沒有參加炮打，難能可貴，所以將他作為紅衛兵唯一的代表，安排為市革會委員，後來又提拔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但是，陳敢鋒之沒有捲入炮打事件，純屬偶然。在砲打誓師大會之前，他曾問過安文江對炮打的態度，表示要跟安文江采取同一步調，但陳敢鋒外號叫做陳看風，一向投機，安文江怕他臨陣出賣，沒有告訴他真情，倒是保全了他。所以陳敢鋒的沒有參加炮打，並非有什麼“堅定的立場”，而是不為人所看重的結果。
既然造反派對於老頭頭總還有一股難以割捨的感情，所以台上有時批鬥得很激烈，而台下卻對他們還是很照顧，而新頭頭卻樹立不起威信來。對於這種情況，張春橋們當然很不滿意，他們認為這樣不能鬥倒老頭頭，而且也無法開展工作，必須派人下來整治才行。於是，在3月4日紅革會召開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擊退炮打中央文革反革命逆流大會”上，徐景賢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宣布：派郭仁傑回到復旦主持工作。
郭仁傑所主持的工作，當然是反“逆流”工作了。
但這是一件極其難辦之事。上海的紅衛兵雖因“炮打張春橋”而受挫，但在全國范圍內，紅衛兵運動還在蓬勃發展之中，刀勢未老，鋒芒猶盛，毛澤東也尚未說現在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所以紅衛兵運動雖然招怨，但《人民日報》在4月2日還是發表了一篇題為《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的社論，在指出“革命小將”的缺點錯誤的同時，特別肯定了他們的歷史功績，並且針對那些否定紅衛兵運動的人說：“如何對待革命小將，是如何看待幾個月來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是如何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問題，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還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的階級立場問題，是要不要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大問題。如果否定革命小將，便是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果打擊革命小將，便是打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這種形勢下，要郭仁傑來主持針對“革命小將”的反“逆流”工作，無疑是把他放在爐火上烤。
但郭仁傑還是興沖沖地來了。因為他這次是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君臨復旦，一言九鼎，威風凜凜。
郭仁傑一到復旦，照例少不了許多捧場的。不但想做官的圍著他轉，就是那些不相干的家屬在路上碰到他，也會說幾句奉承的話，說得郭仁傑樂滋滋的。哲學系的“八一鐵軍”戰鬥組貼出了拍馬的大字報：《郭仁傑同志是堅定的革命左派》，吹捧郭仁傑是“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抵制周揚的教育黑線”的模範，是“與楊西光、陳傳綱、劉振豐、胡曲園都進行鬥爭”的英雄。此後，這類捧場大字報還接連不斷，捧得郭仁傑有點暈暈乎乎，根本就听不進不同意見。
而在復旦，反“反逆流”的力量卻非常強大。開始是暗中抵制，但很快就轉為公開對抗。
“過河卒”率先貼出大字報：《在轉折點上》和《再論在轉折點上》，他們根據《紅旗》雜誌近期發表的《關鍵在於大聯合》、《必須正確對待乾部》和《論革命的三結合》等社論精神，認為目前的大方向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狠抓幹部問題，為革命三結合奪權作好準備，而“反逆流”鬥爭應當服從這個大方向；同時還批判了“復旦情況特殊論”，指出那種借“反逆流”來打擊革命小將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接著，“金猴”、“迎春花”等戰鬥組貼出了呼應的大字報，“金猴”在《我們的看法》中，提出了“對我校前一階段運動的估計”，全面否定郭仁傑的做法，並指名要郭仁傑就“過河卒”的大字報表態；“迎春花”則貼出《要正確對待革命小將》和《我們老造反要講話》等大字報。一時間，抵制“反逆流”鬥爭的言論和大字報充滿復旦園。
第一次“炮打張春橋”行動失敗之後，張春橋派郭仁傑到復旦主持“反逆流”工作，即是鎮壓參加“炮打”的紅衛兵，此舉遭到復旦師生的堅決抵制。 “過河卒”、“金猴”、“迎春花”等戰鬥組聯合組織了“八?二五串連會”，專門從事反對“反逆流”工作。圖為“八?二五串連會”的部分成員合影。前排右起：王之平、邱勵歐、邢維、王文英；二排右一：錢乃榮，中：吳中傑，左二：安文江；後排右一：肖昌雄，右二：周谷聲，左一：王志惠，左二：方農。
但郭仁傑根本不把這些意見放在眼裡，他在登輝堂公開向全校師生員工宣稱：“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要過萬重山。”並且在私下里佈置，要揪“過河卒”的後台。這樣，事情就沒有迴轉的餘地了。在權勢的影響下，當然會有人出來呼應郭仁傑，比如，化學係就出了個“輕舟”戰鬥組，寫出《“輕舟”要過萬重山》的大字報，從標題上就可看出，是照著郭仁傑的調子唱歌的；但被譏為“猿聲”的人們卻被激怒了，由胡守鈞挑頭，包括“過河卒”、“金猴”、“迎春花”在內，組織起一個“八?二五串連會”，八?二五者，紀念1966年8月25日戲劇學院大串連也。
陣勢已經拉開，雙方處於公開頂牛階段。
開始還只是在大字報上表態、呼籲，後來發展到在會場上搶話筒辯論。在“史紅”戰鬥組1967年5月編印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裡，還保存著一份《郭仁傑“五?三”在復旦大學大禮堂的報告》記錄稿，從中還可以看出一些實況。現摘錄一段如下：
……今天下午，晚上，星期五一天，安排時間對四月份工作作一總結，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方法對四月份作總結，在這個基礎上來安排考慮。 （戳一槍：總結不出來怎麼辦？）為什麼總結不出來？當然做得出來，做了工作就總結得出來，不做工作就做不出總結來。 （戳一槍：那麼只能少數幾個人總結，因為大部分人都沒有事情做。）大家一起來總結，從小班開始，（吵……大會主席：請大家不要打斷，有什麼意見，老郭講好再提。）全體同志都可以參加這個總結，希望總結不要發展無原則的糾紛。 （胡守鈞插話：請講清楚一些，什麼是無原則糾紛？）有人要搞無原則糾紛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無原則糾紛就是無原則糾紛，其實大家心中有數。 （王志惠：據說有人問老郭，什麼是老保翻天，老保翻天就是老保翻天。吵……）大家自己心中有數，可以自己考慮，為什麼一定要講？ （哄笑）你以為我是搞無原則糾紛，你也可以指出來。大家擺事實講道理！ （戳一槍：那麼辯論！）有一定時間給大家辯論嘛！現在讓我講完好不好？ （戳一槍：吃飯的時間也沒有了。）四月份的工作估計就是這樣的。 ……
我記得現場上還有更激烈的辯論場面，胡守鈞辯論得性起，把外套也脫了下來，衝上去搶話筒。但這份記錄稿上沒有寫出，不知是記錄者的疏漏，或者是發生在另一次大會上。但從這裡多少可以看出一點當時的頂牛狀態。
不過要說郭仁傑根本不抓三結合問題，那也不然，只是步子走得很亂，他一會兒成立“共產黨員造反聯絡站”，一會兒又成立“反逆流指揮部”，總之是想撇開原來那些造反派頭頭，要建立一個以他自己為核心，能聽他指揮的權力機構，但是處處遇到阻力。他也知道，三結合的一方必須是原來的干部，即所謂“革命幹部”，但他不是在普遍解放乾部的基礎上進行群眾性的選擇，而是由他自己選定一兩位進行結合。可惜他選得併不理想。
他的首選對像是原黨委副書記葛林槐。平心而論，郭仁傑作此選擇是有他的理由的，並非如對立派所指責的，純屬私人交誼，主要原因還是因為葛林槐並非楊西光的親信，認為可以分化出來。但葛林槐一向很左，左得非常固執，而且辦事很小家子氣，這樣就非常不得人心，在黨委裡是群眾意見較大的一個。比如，1955年章培恆被打成胡風影響分子，照當時的政策，是可以不開除黨籍的，但葛林槐堅持要開除，別人想保都不行。此類事情一多，民憤自然就大了，郭仁傑提出首先解放他，要結合進新的權力機構，群眾當然不會支持。反對派馬上組織了一個“打葛縱隊”，諧音為“打狗縱隊”，專門對著幹，要批判葛林槐。而葛林槐也實在不爭氣，弄得洋相百出。比如，4月26日黨委常委開思想交鋒會，打了兩次電話通知葛林槐，他都不到會，紅衛兵上門去催，發現他躺在床上，以手遮面，說是生病了，問他是什麼病，說是發高燒，問看了醫生沒有，說昨天去看了，藥瓶還在台上。紅衛兵要陪他到保健科去看病，幫他穿衣，拖了半天不肯起來，紅衛兵就請醫生來出診，這醫生也是被他整過的，當然不肯幫他的忙。先是查看病曆卡，證明他從3月22日以後就沒有看過病，說昨天看了病，顯然是撒謊；再量體溫，只有36.6度，說發高燒，也沒有根據；聽了心肺，也都正常，根本就沒有什麼病。於是紅衛兵就指責他裝病，要他去開會。但葛林槐就是不肯去，幫他套上衣服的袖子，他就拉掉，抱他起來，他再躺下，並且大哭大叫：“我準備被打倒！”“你們把我丟到河裡去好了！”還威脅那位醫生說：“你這樣對我，是沒有好處的！”這一場景被“打葛縱隊”在大會上報告出來，並用大字報公佈，葛林槐就成為態度惡劣的典型，解放、結合云云，也都無從談起了。
這樣鬧了幾個月，郭仁傑漸漸轉為劣勢，被當作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來批判了。這一形勢的轉化，使復旦的老造反們非常高興，覺得自己的鬥爭是有成效的。其實，郭仁傑的失勢，並非因為反“逆流”遇到了阻力。而是因為得罪了張春橋的緣故。
張春橋最惱火的，是郭仁傑把他內部講話公開出去了。張春橋在一個內部小會上曾傳達過毛澤東的話：“紅革會炮打張春橋、姚文元，還不是反革命嗎？紅革會這筆賬是要算的。”然後叮囑道，此事不得外傳。但郭仁傑為了說明自己主持的反“逆流”鬥爭來頭很大，就把毛的話說出去了。反對派指責郭仁傑偽造毛主席指示，郭就說是張春橋說的，弄得張春橋非常被動。
其次，郭仁傑到市革會教衛組之後，想把紅革會的隊伍重新拉起來，說是別的紅衛兵組織都有全市的總部，紅革會也應該恢復總部。在他，是要拉一支隊伍，壯大自己的勢力，但對張春橋說來，紅革會無疑是一種異己力量，這支隊伍好不容易才打散的，怎可讓他復活，此舉實乃大忌。
再則，在工人的隊伍中，上海柴油機廠的聯合司令部（簡稱“上柴聯司”）是一支與工總司對立的力量，王洪文製造了上海規模最大的一次武鬥，帶領工總司的大批人馬將它砸爛、踏平，但郭仁傑卻表態支持上柴聯司，這當然也為張春橋所不滿。
有此數事，張春橋就不再見他。郭仁傑本是靠著張春橋的力量辦事的，一旦失去張春橋的信任，命運就要逆轉了。
但張春橋的態度，學生們還並不清楚。最先起來批判郭仁傑的，是他們內部人物，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另一個頭頭王承龍。王承龍是市委一份內部刊物《支部生活》的造反派頭頭，在聯絡站內有相當的勢力，並沒有把郭仁傑放在眼裡，而且正在與徐景賢爭權。所以一摸到張春橋的態度之後，就組織會議批判郭仁傑，繞過徐景賢，直接向張春橋匯報，說郭仁傑是上柴聯司的黑後台，並設立了“郭仁傑專案組”。徐景賢和聯絡站的另一個頭頭程綺華還想保郭仁傑一下，把他送進上海公費醫院治病，因為他有腎結石。但這消息卻被上海工學院的造反派知道了，就衝到醫院把郭仁傑抓走，隔離起來，加以批鬥。後來查出他有婚外的男女關係，這在當時被認作是流氓行為，就被當作流氓來鞭打，打得郭仁傑難以忍受，就跳樓自殺了。
郭仁傑一死，反“逆流”鬥爭也就破產了。
據說，在郭仁傑被抓時，徐景賢曾要求張春橋出面將他保出來，但張春橋不表態，他其實是要假手紅衛兵除掉郭仁傑。除掉郭仁傑，對張春橋有兩個好處：一是清除了一個能夠再拉隊伍與他對抗的隱患；二是可以消解因反“逆流”而引起的怨憤。
郭仁傑實際上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第二次炮打張春橋
但紅衛兵與張春橋的矛盾並沒有緩和。有壓迫，必有反抗；壓得愈緊，反彈的力量也愈大。反“逆流”反得太厲害了，積壓的怨憤也就更多，並不是犧牲一個郭仁傑所能消解得了的。
本來，群眾的反張情緒是被中央文革特急電報硬壓下去的，如果張春橋聰明一點，適可而止，局面也許還可以穩定得住，無奈他是個心胸狹隘，睚眥必報的人，對於反對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於是一整再整，整個沒完沒了。表面上張春橋的威信愈來愈高，人人談“炮打”而變色，但實際上危機四伏，人們背地裡對他恨得咬牙切齒，反張情緒有增無減。所以，無論後來的觸髮劑是什麼，第二次炮打張春橋事件是遲早要爆發的，這其實是張春橋自己造成的惡果。
還在第一次“炮打”剛被鎮壓下去的時候，復旦就有人在大字報中藉用魯迅的話說：“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一年之後，這句話應驗了。 1968年4月12日，上海又發生了一次炮打張春橋事件，主戰場仍在復旦大學。
不過第二次炮打，遠比第一次炮打的情況來得複雜。第一次炮打失敗之後，張春橋們揚言要抓黑後台，其實那時倒並無甚麼人在幕後指使或煽動，完全是在新的權力分配的背景下，懷疑一切的思潮在作怪。而第二次炮打則不同了，明顯有上層的線通下來，而詳情細節一直沒有披露，至今還是個謎。
但風源來自北京是肯定的。據我所知，有三條線路通下來：
一條是經過《文匯報》北京辦事處，通到《文匯報》革命委員會主任朱錫琪那裡。 《文匯報》北辦主任艾玲是個通天人物，在批判《海瑞罷官》時，曾為江青、張春橋蒐集過許多情報，後來又直接為中央文革小組服務，深得陳伯達的賞識，她的丈夫又是部隊裡的高級軍官。當時就听說，艾玲用保密電話給朱錫琪通了消息，朱錫琪召集《文匯報》核心組成員開秘密會議，大家宣誓決定炮打張春橋。於是他們以“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為什麼戰鬥隊”的名義，寫出《十個為什麼》傳單，用大字印出，廣為散發和張貼。其內容大致是說：上海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新華社為什麼不發報導？ 《人民日報》為什麼幾個月不轉載上海的社論？北京3月27日十萬人大會，為什麼張春橋沒有去參加？江蘇、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會的報導中，張春橋為什麼沒有中央文革副組長和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頭銜？為什麼上海沒有人參加北京“三?二四”、“三?二七”大會？ ……雖然沒有點名，但矛頭直指張春橋。最後提的口號是：“誓死保衛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區別於過去所提的“誓死保衛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另一條線是由解放軍總後勤部，通到第二軍醫大學“紅旗戰鬥隊”。二軍大當時分為“紅旗”、“紅縱”兩派，“紅縱”在北京要打倒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在上海則支持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的造反派，支持上海奪權，因而參加上海市革會的活動，而“紅旗”則是保邱會作的，在上海卻受到張春橋的排擠。到得4月初，“紅旗”卻忽然活躍起來了，以“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簡稱“三軍無革派”）的名義，到處刷大標語，如“揪出楊、餘、傅的黑後台”，等等。楊、餘、傅是指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3月份剛剛被打倒，北京提出要揪他們的黑後台，上海一些敏感人士認為這個黑後台就是指張春橋。
還有一條線，是由《人民日報》記者通到復旦紅衛兵組織。 4月初，《人民日報》派了兩個記者到上海，都是複旦大學提前畢業的學生，一個原屬紅革會，一個原屬紅三司。原屬紅三司的記者是“過河卒”小組成員，與我關係很好，他到上海後先來找我，告以陳伯達到《人民日報》指示工作時，說了一些不利於張春橋的話，這些話當然是暗示性的，但大家都聽得出來，矛頭是指向張春橋的。這種表達方式，是當時領導人的一種說話藝術。既豁出了翎子，又不落言筌，萬一事情不成，別人也無法追究他的責任，他可以說根本不是這個意思。當時的“革命群眾”也鍛煉得很善於察顏觀色，領會言外之音、字外之義。上面翎子一出，下面聞風而動，北京反張的空氣已經很濃了。
我問他此次到上海有什麼具體任務，他說沒有明確指示，只是要他們了解基層情況，組點稿子。我立即意識到，這實際上是派他們來向上海兩大紅衛兵組織傳遞信息的，只是領導上不肯明說罷了。北京這股反張熱流，必然要南下上海，而且指日可待，不會太久。我們必須趕快拿定主意，作好準備。
我們在“文革”開始以來將近兩年的經歷中，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深感自己不過是供大人物驅使的嘍囉。大人物在雲端裡指揮，小人物在地面上大戰，打得汗流浹背，頭破血流，自以為英雄，其實不過是傀儡。鬥贏了，無非是為上面大人物的高升清除障礙，開闢道路，小人物除了受幾句誇讚之外，得不到什麼實惠；鬥敗了，卻就是反革命的罪名，身敗名裂，而大人物則依然無恙，雙方仍皮笑肉不笑地握手言歡。
既然已經悟到這一點，當然就沒有勁頭再來做傀儡了。我們決定這回要做個看客，只看看熱鬧不再捲入即將掀起的第二次炮打張春橋熱潮。次日，約“過河卒”成員在共青苗圃碰頭，我將這層意思說了，大家都很贊成。我們還特別叮囑安文江，要他穩住陣腳，切不可輕舉妄動。安文江是紅三司司令，在當時是個風雲人物，這麼大的事體，別人肯定要找他，他又好激動，一激動起來就衝到前面去了。所以要想不捲入，先得把他穩住。
果然，第二次炮打張春橋的熱潮很快就形成了。 4月10日，二軍大紅旗造反隊的大標語就刷到復旦校園裡來了。但他們始終只刷些暗示性的標語，既不明確說出自己的意見，也不肯透露消息來源，表現得神秘兮兮的。但愈表現得神秘，愈能刺激人們的想像力。關心“文革”動態的人都知道二軍大“紅旗”與邱會作的關係，也知道邱會作是林彪的親信。那麼，二軍大“紅旗”出來反張，是不是反映了林彪的態度呢？如果林彪、陳伯達都在反張，那麼，張春橋不是倒定了嗎？
於是，復旦紅衛兵也貼出了大字報。雖然由於第一次炮打失敗的教訓，使得他們表現得相當謹慎，但是憤火積壓已久，有了適當的機會，還是要爆發出來的。這些大字報和大標語雖然都沒有點張春橋的名，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針對張春橋的。這時火上澆油的是，《文匯報》“為什麼戰鬥隊”的傳單《十個為什麼》的出現。紅衛兵消息靈通，知道他們有通天人物。在分析各種動態之後，得出了一個結論：這次反張之風，是從中央刮下來的，打倒張春橋的時機已到，還有什麼可以猶豫的呢？
4月12日早晨，當人們從宿舍區走向復旦校門時，就看見圍牆上有醒目的大字報：《揪出大叛徒張春橋》。紅墨水畫得鮮血淋漓，甚是嚇人。校園裡更是炮打張春橋的大字報滿世界了，而且還不斷地在增加。復旦的紅衛兵們懷著深仇大恨，全面出動，在市里通衢要道，在各路公共汽車上，都刷了反張標語，整個上海都轟動起來了。主戰場當然仍在復旦，市民們紛紛湧向復旦園。到得10點鐘左右，復旦園的幾條要道便擠得難以行走了，比任何節日都要熱鬧。
不過，胡守鈞一派這次倒沒有參加炮打。因為這時軍宣隊（即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已經進駐復旦，在這之前就借清理階級隊伍之名，將胡守鈞、周谷聲等人隔離起來了。 “炮司”（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突擊隊乘亂衝進隔離室將他們的司令周谷聲搶走，胡守鈞也走出隔離室，宣布自己解放自己。這個消息，更給節日的人群增加了歡樂氣氛。
“過河卒”和安文江因為沒有明確表態，成為人們追踪對象。有些人向我們探聽消息，有些人要我們參加炮打。我們還是抱著老主意：做個看客。但是樹大招風，安司令是上海灘上的名人，“過河卒”是有名的戰鬥小組，在這樣大事件面前，要迴避也不容易。這時，二軍大《紅旗》已經派人來找安文江了，名曰訪問，實則煽動。我們怕安文江頭腦發熱，就帶著他出去躲避。先是全組集中到我家，那時我家住在淞莊，離校本部很近，馬上就有人找到我家來了，我們趕快轉移到和平公園，在那邊一直呆到傍晚。等我們回校時，第二次炮打事件已經結束。軍宣隊原來一直旁觀不表態，他們的負責人方耀華以微笑來回答別人的詢問，弄得別人更加懷疑，這時卻出來傳達了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的電話指示：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同志，我們軍隊不要介入；
二、已經貼出的大字報，要予以覆蓋；三、不要搞反擊。於是，校園裡又出現了一片蕭條景象，與我們上午離開時那番熱烈氣氛，形成鮮明的對比。
但人們心中的疑團並未消散。李作鵬只是個海軍政委，並非文革小組成員，當時也還不是中央大員，為什麼要他出來表態呢？而且與上一次中央文革小組的特急電報相比，態度也並不強硬，有些話還說得非常含糊。這裡面有什麼奧妙？李作鵬是林彪的親信，林彪為什麼那麼快就轉變態度？但這一切都無法深究。反正大家都明確一點：第二次炮打又失敗了，等著挨整吧！
不過這一次倒沒有再搞“反逆流”。當然不是李作鵬說了“不要搞反擊”就能起作用的，想來另有原因。近來看了一本“文革”回憶錄，才知道還是毛澤東特地把張春橋找到北京，下的指示：“你可以對那些炮打你的人講'無事'。北京不是有個謝富治嘛，學生炮打他，他對學生講'無事'。那些學生就炮打不下去了。”
但張春橋並不是一個寬容的人，他表面上雖然也只好說“炮打”的賬不要算了，其實，在內心裡對這些炮打的人慨得咬牙切齒，只是需要等待時機。
這個時機不久就來了，那就是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