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主持《晨報副刊》期間的另一場論爭是魯迅、周作人與徐志摩的好友陳西瀅的論戰。這次論爭是留日知識分子與留美知識分子的一場較量，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自由的論爭。
1925年5月，由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事件，魯迅兄弟等人與陳西瀅展開論戰。
生性不愛管閒事、不愛與人爭執的徐志摩在魯迅等人與陳西瀅的論戰中，一直沒有說話。
徐志摩最先表示關注這件事的是在1926年1月13日，他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閒話”引出來的閒話》一文。徐志摩在文中稱讚了陳西瀅的學問、文章及品格。他是在看了陳西瀅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的關於法郎士的《新閒話》有感而發。正在論戰中的魯迅兄弟看到文章後很惱火，認為徐志摩也參加進來並為陳西瀅助威。
周作人於是發表了《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刊登在1月20日的《晨報副刊》上，他表示不敢贊同徐志摩對陳西瀅的恭維，還責備徐志摩是非不明。在同一期《晨報副刊》上，徐志摩發表了自己的《再添幾句閒話的閒話乘便妄想解圍》，對周作人的責難進行了辯解，並想在此次爭論中做和事佬。這種天真的和稀泥做法徒勞無功，雙方都不買賬。況且在這種爭論中，徐志摩很難做到對兩方都不偏不倚，但他覺得有必要以他那種尷尬的角色調解雙方。
於是，徐志摩在1月30日發表了《關於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聲明：“無論如何，我以本刊記者的資格向讀者們道歉，為今天登載這長篇累牘多少不免私人間爭執性質的一大束通信。”在這天的副刊上，徐志摩用整版的篇幅刊發了一組關於“閒話”的論戰文章，其中絕大部分是陳西瀅的。
徐志摩說陳西瀅是他的朋友，是他最佩服、最敬愛的一個朋友。陳西瀅的學問、人格都是無可置疑的。他心眼是有點兒窄，但他也不是好惹的。關於陳西瀅在閒話裡對時事的批評，徐志摩也是同意陳西瀅的時候多，雖然他並沒有陳西瀅那種說閒話的天才與興致。至於周氏弟兄，徐志摩說他與他們私人交情很淺。他從來沒有見過魯迅，與周作人相識，但見面的次數並不多。對魯迅的作品，徐志摩說他讀得很少，就只讀過集裡的三兩篇小說和集裡的幾頁，那是因為最近有人尊他是中國的尼采，徐志摩才去讀的。魯迅平常寫的零星的雜感類的文章東西，他即使看也是白看，因為他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周作人的作品他也沒有全看，但比看魯迅的要多。徐志摩也很佩服周作人，尤其是他的博學。他愛小挑剔，徐志摩是知道的，他自己也承認。
猶豫躊躇的結果，徐志摩還是把陳西瀅投來的稿件照常刊登出來，並且也負代登的責任。
徐志摩的理由如下。
雖然這場爭執表面上看來是看私人性質的，但它所涉及的當事人多是現代的知名人士、輿論界、思想界的領導者，並且這場爭執是因為1925年教育界最重要的風潮，它的影響就不僅僅限於社會，而且會牽涉到政治和道德。在雙方各執一是的時候，旁邊人只覺得迷惑。這事情有根本洗刷一下的必要，如果是非多少還有標準的話。陳西瀅一向是處於孤單的位置，他一個人冷清清地說他的閒話。相反，罵陳西瀅的卻是極不孤單的，罵的筆不止一枝，罵的機關不止一個。這究竟是因為陳西瀅確實有冒犯眾怒的地方，還是對方仗著人多勢眾、發表機關很多特地來破滅這閒話所代表的見解。如果前一個假定正確，那陳西瀅是活該，否則徐志摩等那些不會混入是非旋渦的人就應該就事論理，來下一個公正的判斷。
怨毒是可怕的。私人間的小仇恨往往釀成無法預料的大災禍。醞釀怨毒是危險的；就像藏著膿瘡不開刀，結果更無法開交。在這場爭執裡，雙方都鬱積了多少的怨毒是不容諱言的，這不是戲謔，這是純粹的虐待。這刀之所以應該當眾開，是因為更基本的事實：彼此同是在思想界和輿論界有名望、有責任的人，同是在這紛亂的時期肩負著各盡所長清理、改進的責任的人，同是對在迷途中的青年負有指導、警醒的責任的人。是人就有錯誤，就有過失，在行為舉止上或思想意見上。人們受教育為的就是要訓練理智來駕馭本性、涵養性情來節制意氣。這並不表明人們因此就得貪圖和平，處處不露棱角，避免衝突。不，人們在小地方養正是準備在大地方用。一個人如果純粹為於己無關的動機、為正義、為公道奮鬥時，我們就佩服他。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的行為或言論中包含有私己的因素，那時不論他怎樣找藉口，也是不能容許他。例如這一次爭執，雙方似乎都盡情發洩了，像徐志摩這樣的旁觀者就應該來考察一下，究竟這場糾紛的背後有沒有關係人道的重大問題，值得有血性的人們奮力拼搏——例如法國的德來福斯的案子，起因雖小，卻含義重大——當前的問題是不是同性質的？還是這裡面並不包含什麼大問題，有的只要兩邊或一邊弄筆頭開玩笑過分了的結果。那就好辦了，說開了朋友還是朋友，本來不是朋友，也不至於變成仇敵。
為了這幾個理由，徐志摩決定登載陳西瀅的稿件。在副刊這也算是一個結束，從徐志摩的那篇《“閒話”引出來的閒話》起，經過周作人的《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到陳西瀅的總清賬為止，以後除了有新發明的見解，徐志摩聲明，關於此事辯難性質的來件，副刊不登載。
徐志摩強烈呼籲雙方停戰，這也只是他的一廂情願。陳西瀅接著在《致徐志摩》的信中更不客氣地斥責魯迅。魯迅也不依不饒，說自己所遇到的只不過是“幾個家丁”的叫罵，剛開始，就關門了，“據說'不再打這樣的筆墨官司了'”。這自然又將陳西瀅與徐志摩一塊兒罵了。
不愛意氣之爭的徐志摩對這種事實在不感興趣了，不過，他仍然執著地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一再勸解爭執的雙方。 1926年2月3日，徐志摩在副刊上發表《結束閒話，結束閒話！ 》，呼籲雙方停戰：“帶住！讓我們對著混鬥的雙方猛喝一聲。帶住！讓我們對著我們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聲。”
徐志摩在私下里也勸說雙方不要再戰了。 1926年1月31日，他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說，關於這場筆戰的事情，他與俞平伯、江紹原等人談過，大家都認為有停息的必要，準備由兩面的朋友們出來勸和。過去的只當是過去的，從此大家齊心協力來對付真正的敵人，省得鬧這無謂的口舌，叫俗人們笑話。關於閒話之爭，徐志摩說自己已是十三分的懊悔，30日那天也不該登載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他非常高興，因為周作人居然能持溫和的態度。至於陳西瀅，他這次發洩已算夠了。彼此都說過不悅耳的話，就算兩開了吧，看在徐志摩他們幾個居中調解的朋友的份上，因為他還是深信彼此之間沒有結仇的必要。這點極誠懇的意思，千萬請周作人容納，最好在徐志摩動身前再給他一句可以使他放心的話。
只要彼此放開胸膛，什麼事都沒有了。
徐志摩說他信得過陳西瀅和周作人，但他擔心魯迅那裡不好處理，希望周作人能從中調解，他說：“只有令兄魯迅先生脾氣不易捉摸，怕不易調和，我們又不易與他接近，聽說我與他雖則素昧平生，並且他似乎嘲弄我幾回我並不曾還口，但他對我還像是有什麼過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極了。我極願意知道開罪所在，要我怎樣改過我都可以，此意有機會希為轉致。”
魯迅在看了徐志摩的《結束閒話，結束閒話！ 》後，在2月7日又發表了《我還不能“帶住”》，雙方繼續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