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薩爾·伊本·阿卜杜爾·阿齊茲·阿爾·沙特是1964年到1975年沙特阿拉伯的國王。象伊朗國王一樣，這位具有絕對權力的君主也動手對一個充滿舊的社會準則和習俗的國家進行改革。然而，費薩爾並沒有掉進觸犯強大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的陷阱。很明顯，他本人是非常虔誠的，過著無可指滴的簡樸生活。他實施伊斯蘭法與他的前任一樣的嚴格。與此同時，他對他的國家進行了改革，並使之現代化。費薩爾的一生表明，人類社會具有使現代世界的長處與對伊斯蘭教真主的信仰和諧並存的可能性。費薩爾登基後不久，說："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我們必須加入到現代世界的行列中去，而且在其中找到一個體面的位置。……就像革命可從陰謀家的地下室裡發動一樣，也可以從王室的寶座上發動起來。"與日本的吉田茂一樣，費薩爾既鼓勵西方有益的影響，又小心翼翼地避免讓它們破壞本國的傳統——就費薩爾而言，即不能破壞伊斯蘭教這立國之本。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紐約的瓦道爾夫·阿斯多利亞旅館第一次見到費薩爾。那時他是他的兄長沙特國王下面的王儲。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是一位老練的、超乎常人的外交官，在西方的環境中感到完全像在自己家裡一樣。他講地道的英語。
當時，沙特阿拉伯切望得到美國的支持，以便在它的南翼——也門——反對受到納賽爾支持的叛亂者。費薩爾的舉止雖然沒有一點謅媚的味道，但還是低姿態的和友善的。
多年以後，我於1974年以總統的身份訪問了沙特阿拉伯。
那時費薩爾已是國王，國際舞台上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納賽爾去世了，費薩爾的朋友薩達特統治著埃及，沙特阿拉伯及其中東盟國的石油可以當作經濟手段對西方施加壓力的情況也剛剛出現。他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按照他自己的條件與我打交道的。他在機場迎接我，儘管氣溫已超過一百度，他仍穿著多層的、黑白相間的傳統長袍，由酋長組成的隨從和阿拉伯游牧部族的衛隊簇擁著。衛隊們的長刺刀在驕陽下閃閃發光。他在吉達的那間簡樸的私人辦公室，與我第一次見到他時那套雅緻的旅館套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1974年我們會談時，費薩爾完全不講英語。顯然，他已清楚地意識到他現在握有極大的權力，要充分行使他的權力來實現他的目標。這次會談證明，他是一位老練的談判者。他轉達了他的一些中東和穆斯林盟國對美國武器的要求。但當我要求石油生產國採取行動來阻止最近發生的油價暴漲時，他很有外交手腕，不承擔任何義務。然而，他在告別儀式上還是給我賞光，打破了傳統和禮儀，對我的政府在國內的反對看作了間接的，但又是明白無誤的攻擊。
在費薩爾和他的繼承者的領導下，沙特阿拉伯在中東這個多事的地區一直是一個穩定的重心。在我與他的會談中，我也發現：他固然在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具有透徹的了解，但他也有一個明顯的缺點。這就是他固執地認為，共產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在根本上是一脈相通的。不管在什麼場合和什麼問題上，他都是這樣。 1974年我們會見時，他談到的首要之點，就是共產黨人在阿拉伯半島的陰謀，以及他所看到的這些陰謀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之間的關係。要他放棄這種索繞於心的、奇怪的想法，簡直是不可能的。我向他保證：儘管我們美國堅決支持以色列，但對蘇聯的用心也不抱任何幻想。最後，我總算把話題引向另一方面，表示我們希望更多地鼓勵中東那些溫和的、負責任的政府。在這方面，我們對費薩爾抱有最大的期望。在中東地區，他具有真正的國務活動家的風度。他曾幫助他的朋友——薩達特與蘇聯疏遠，而且是我們在這個地區的外交活動的不愛聲張而堅定的支持者。除了對猶太復國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聯繫具有一種難以擺脫的想法以外，費薩爾對國際舞台上所發生的其他事件的看法是明智的、豁達的。 1974年的會談以後，我確信，他是當時世界上最引人矚目的、掌握政權的政治家之一。
費薩爾說話時心平氣和，文質彬彬。他在同我及他的顧問們談話時，用詞簡潔。他也是一位專心致志的聽眾。他愛說："真主賜給我們每人兩隻耳朵，一根舌頭。因此，我們可以聽兩次，說一次。"費薩爾象戴高樂一樣，他通過講阿拉伯文和使用譯員的辦法，對我提出的問題和發言都可以聽兩遍。這樣，他就可以用兩倍的時間來考慮他的答復了。
貴薩爾與戴高樂還有一個相似之處：他們都是軍人兼政治家。他是按自己的條件執政的，對他的國家以及它在世界上的使命也很有遠見。
伊本·沙特這位沙特阿拉伯的建國之父在談到他最有才能的兒子時，曾經說過："我只希望有三個費薩爾。"費薩爾幾乎就是為了掌權而生的。他在十四歲那一年，就被派到國外執行第一次外交任務。不久，他又成為一位英姿勃勃的、老練的沙漠騎手，被他父親任命為一支部隊的司令官。 1933年，伊本·沙特在他兒子的協助下，把一幫沙漠游牧部落統一成為一個新的國家。
伊本·沙特去世以後，他的大兒子沙特繼任國王。沙特放蕩不羈的行為，幾乎使這個壓國破產。他為了自己的享樂，恣意揮霍，而且把計劃不周的公共工程項目，像上天思賜的嗎哪一樣，隨意加在他的人民頭上。傳說1958年費薩爾王儲接管政府的日常工作時，發現國庫中備用的現金還不到一百美元。他採取了嚴厲的措施，減少王室的開支，並使這個王國開始走上預算平衡的道路。沙特國王對他兄弟行政管理才能的嫉妒，造成了越來越緊張的局勢。 1964年，沙特阿拉伯的長老們廢黜沙特，使這種緊張局勢達到高峰。
作為國王，費薩爾開始實施對婦女進行教育的計劃，他廢除了奴隸制，修建了道路、學校和醫院。他將巨額的石油收入用在新的工業建設上，並在國外投資，以便在石油一旦枯竭時能夠繼續提供財源。
費薩爾很少有笑容。當他笑的時候，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說的，就像啃了一口檸檬、發現裡面是甜的一樣。他面容憔悴，皺紋很多，眼睛疲勞無神，眼皮困頓鬆垂。他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連年輕的助手們也說很難趕得上他。象意大利的德·加斯佩里一樣，他經常也是在一天的工作結束時關閉政府辦公室電燈的人。
費薩爾患有潰瘍病，只能吃刺激性小的食物。在1974年他為我們舉行的國宴上，他的客人都上了味美的烤羊肉，而他只吃米飯、豌豆和蠶豆。他用叉子把它們搗碎，然後用勺子吃。那繁忙的工作日程及禁慾主義的本性，使他毫無娛樂活動。領導九百萬沙特阿拉伯人的重任和對其他幾百萬穆斯林的精神上的職責，都沉重地壓在他的肩上。
其他保守的阿拉伯國家建立了立法機構：費薩爾則擁有絕對的權威，通過分散在整個王國的幾千名王子這個網絡來進行統治。他把能幹的顧問們召集在自己周圍，細心地傾聽他們的意見，然後由他自己作出抉擇。由於他拒絕分散權力，連許多贊同他的施政大綱的沙特阿拉伯人也抨擊他。
儘管費薩爾拒絕實行民主，但他仍然接近他所統治的人民。他登基後不久，他的妻子陪他參觀了在阿爾·瑪薩的一所重新裝磺的皇宮。當他看到奢華過度的王室臥房時，不禁問她："這是誰的房間？對我來講，實在大豪華了。"他在樓下大廳中選中了一間窄小的房間，在裡面只安置了一張單人床。他不喜歡人們吻他的手或稱他"陛下"，而是喜歡人們稱他"兄弟"，甚至叫他"費薩爾"。沙特阿拉伯傳統的議會，是他的政府的組成部分。這位國王每週接見臣民時，總是耐心地傾聽他們抱怨家畜被偷或發生財產糾紛等情況。
費薩爾之死是特別出人意外的。在1974年我們的會談中，他對他的空軍中一些年輕軍官的忠誠表示深為憂慮。他們在美國受過訓練。他擔心他們可能受到革命左翼的毒素的感染。伊朗後來就感染上了這種毒素。費薩爾始料不及的是，他致命的危險是來自於右翼，而不是左翼。他最引起爭議的改革之一，是在他的王國開放電視——儘管他已決意對電視節目進行嚴格的控制。 1985年，一位持異議的王子認為電視傳播了邪惡的影響，因而率隊突襲利雅得廣播電台，但未獲成功。這位王子撤退到他的宮殿，在那裡被保安部隊殺死了。十年後，費薩爾被這位王子的兄弟所暗殺，許多人認為，這是一次報復行為。在與我交談時，費薩爾曾經說過，他認為，一般他說來，電視和新聞工具充其量只是現代世界中必需的"邪惡"之物。他是唯一由於電視而喪命的領導人。
費薩爾被暗殺時，一家周刊說，雖然他的權力平靜地、和平地傳給了他的兄弟哈立德——他是1932年以來的第四任沙特阿拉伯國王，但這次謀害事件再次"表明了中東石油國家的不穩定性"。無獨有偶，當薩達特總統在1981年秋被暗殺時，許多人也說，美國不應該把武器出售給中東的："不穩定的"政府，即使其權力是平靜地、和平地傳給薩達特親手挑選的繼承者-1956年以來埃及的第三任總統。但在上述事件中，權力交接的情況都不比1963年肯尼迪總統被謀害後的權力交接情況差。
如果按照美國的標準來衡量，中東的許多政府確實是"不穩定的"。埃及憲法中，載有關於有條不紊地交接權力的條款；沙特阿拉伯卻沒有。不過，比較而言，世界上實在很少國家有可靠的繼承權力的法律程序。共產黨國家就沒有。認為沙特阿拉伯政局不穩的人，大多數是以此隱晦地發洩他們對君主專制思想的僧惡。由於西方的民主具有悠久的歷史，因此他們的上述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忽視了沙特阿拉伯的現實：這個國家歷史上沒有民主。君主政體也是一種政府形式，而沙特阿拉伯人對這種形式已繹習慣了，目前還感到心滿意足。約旦和摩洛哥也是君主政體。在侯賽因國王和哈桑國王的領導下，它們都成為阿拉伯世界中治理得最好的國家。在突尼斯，哈比卜·布爾吉巴自我任命為終身總統。儘管他那溫和的極權主義領導同樣遭到抨擊，但西方式的民主是否會給突尼斯帶來布爾吉巴已經帶來的那種進步和穩定，也是值得懷疑的。
由於越來越多的沙特阿拉伯人受過教育，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吵吵嚷嚷地要求建立一個西方式的政府。不過，就算他們不這樣做，這種發展趨勢也將是沙特阿拉伯君主政體改革的必然結果。雖然君主政體終將被一種新的政府形式所取代，但它也將完成費薩爾想要它完成的使命：使沙特阿拉伯按部就班地、和平地轉變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民主對沙特阿拉伯不一定都是好的，正如君主政體不一定都是壞的一樣。 1982年6月，繼承王位的法哈德國王曾經直率地說過，他的國家並不准備成立共和政府。他說："我們要起用本國的傑出人物。但我們深信，如果不進一步普及教育，就算進行選舉，傑出人物也不會被推上掌權的崗位。"正如費薩爾所說："就一個政權而言，重要的並不是它的名稱，而是它的行動。既有腐敗的共和政權和賢明的君主政體，也有賢明的共和政權和腐敗的君主政體。一個政權到底如何，應根據它的所作所為及其統治者是否廉正來判斷，而不是根據它的名稱來判斷。"
納賽爾和薩達特是革命者；伊朗國王和費薩爾則是主張革新的君王。從心理上來說，這兩位埃及人比其他兩人佔上風。
因為成功的革命領導人有一種天生的吸引力，這是君主們無法比擬的。革命者是流星，是一種正在運動的力量；君主則是靜止的力量。前者被看成是能動的，後者則被視為靜止的。即使君王比革命者俱有更好的思想，但他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還必須克服可怕的習慣勢力。
在革命看看來，過去的傳統和習俗只不過是革命這部機器的燃料。他可隨意地摒棄它們，或對之進行修正。然而，君主卻是依靠傳統來維持他的權力和權威的。所以，當傳統妨礙他未來的計劃時，他要么得修改他的計劃，要么就得以原封不動地保持其文化和權威的方式，把他的計劃和傳統結合成一個整體。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對政治家來說，也是一項最為艱鉅的任務。
納賽爾執政時，他是從零開始的。他1952年廢黜和驅逐法魯克國王時，也把埃及最近和昔日一切令人不愉快的往事——英國人、土耳其人、羅馬人、希臘人和波斯人的統治——蕩滌乾淨了。多少世紀以來，他第一次給他的人民以一個由埃及人選舉、為埃及人辦事的政府。他還竭力想把埃及與它的阿拉伯兄弟團結在一起。這是一個完整的革命思想。它既有吸引力，又不切實際。
納賽爾在政治上擁有絕對的權力，但他是通過虛有其表的共和國政府這一結構形式來進行統治的。他是以"總統，，納賽爾的名號、而不是以"埃及的鐵腕人物"或"埃及的獨裁者"而為人所知的。他的政府是苛嚴的權力主義政權，但因為納賽爾是一位受人愛戴的革命領袖，所以這種苛嚴程度似乎減輕了。
納賽爾的目標是超國家的，他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就是他給他的人民以一種超越埃及疆域的使命感：阿拉伯民族主義。產主義侵略的一個堡壘。他想使伊朗成為一個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大國，因而把他的大部分精力集中於納賽爾忽視的那些工作上。因此，伊朗國王的工作缺乏戲劇性。他沒有一條蘇伊士運河可以實行國有化。他沒有把他的軍隊拉去向一群猶太復國主義者猛衝。他也不是在反對殖民主義的、革命的狂歡浪潮中上台的。其實，他只不過是一系列的伊朗國王中的一位罷了——事實上，他也是少數幾位自然死亡的國王中的一位。有一次，當他被問到為什麼許多人不相信他時，他笑了笑，坦率地回答："究竟有多少位伊朗國王得到信任呢？"在國內的成就是相當大的。他在穩定的基礎上帶來了進步，納賽爾則在沒有進步的情況下帶來了不穩定的局面。但伊朗國王並沒有像納賽爾那樣，撥動他的人民感情上的心弦。物所壓倒和吞沒了。另一位專制君主費薩爾卻制服了舊事物。
費薩爾由於個人和製度上的原因而繼承了王位。沙特阿拉伯有五位國王。一位是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的創建者。其他四位是他的兒子。在這五人中，只有沙特國王是腐敗的。即使這樣，他的腐敗也是建立在對人民寬恕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壓迫的基礎上的。事實上，沙特國王已經開始實行了某些改革，後來為費薩爾所完成。
作為一位實行現代化的君主，費薩爾具有更為優越的條件。他的權力既是精神上的，又是世俗的；而且看來是源源不斷地來自於人民的。沙特阿拉伯國王是世界上少有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接近並與他談話的國家元首之一。與伊朗國王統治的伊朗相比，他的國家的族類更為單一，促掛晾國王倒台的急遽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帶來的緊張局面，在沙特阿拉伯也沒有出現過。
費薩爾在沙特阿拉伯完成了伊朗國王希望在伊朗完成的大量業績。他不必要與頑固對抗的教士進行鬥爭，因為沙特阿拉伯不是政教分離的。他在改革的同時，又密切注視著改革對他的國家所產生的影響。他只允許那些適應於沙特阿拉伯和不會破壞其文化結構的影響存在。
正如伊朗的悲劇所表明的那樣，光靠巨大的石油財富不可能為沙特阿拉伯買來安全或繁榮。費薩爾的任務，是在不破壞這個崇敬神靈的國家的本質的情況下，使沙特阿拉伯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這個國家是他和他的父親從阿拉伯沙漠中建立起來的。他在掌權的十一年中，認真審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小舞合上的大人物：李光耀、孟席斯
在我見到的所有領導人中，最能幹的兩位是小小的都市國家新加坡的總理李光耀及澳大利亞已故的總理羅伯特·孟席斯。他們都有小舞台上的大人物這種特色。如果在其他的時間和地方，他們完全可能成為像邱吉爾、迪斯雷利或格拉德斯通這樣的世界性的領導人物。
這兩個人的特點極不相同。奇怪的是，他們的背景和觀點卻十分相似。他們都是英國前殖民地的領導人，而且都是傑出的律師。他們本可以從事法律工作而大發其財，但他們都發現，法律在精神上和智力上都是有束縛的。他們兩位也都是精力充沛、善於言詞和有才幹的人。儘管他們由於受到歷史的偶然性的製約，只能在小國擔任領導職務，但他們並沒有從狹隘的或局部的角度來觀察世界。由於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是視野開闊、通觀全局的，因此，我和他們的晤談是我覺得最有意思的談話。
雖然他們兩人的觀點本質上都是親西方的，但他們象麥克阿瑟一樣，也都認識到世界上的力量平衡正朝著有利於他們地區的方向穩步轉化。這兩個人都力求保證他們的國家能夠成為西太平洋地區最繁榮、最安全和最有影響的國家。
在個人條件方面，李光耀和孟席斯是很不相同的。孟席斯的身材與所有澳大利亞人一樣魁梧，他的精神和觀點也與所有的澳大利亞人相似。他六英尺二英寸高，體重二百五十磅；他相貌堂堂，面孔寬闊；還有著厚厚的捲發、像約翰·劉易斯那樣濃密的眉毛和一雙很逗人的眼睛。他那種茫然的優越神態，雖然在對付令人惱火的議員和新聞記者時是有用的，但也冒犯了他在政府中的許多同僚；這使他像邱吉爾一樣，雖然得到人民的欽佩，但並不為他們所愛戴。
李光耀是結實、強壯的，像一位第一流的職業拳擊家。他目光犀利，從不黯然失色。我發現孟席斯喜歡交際，相當詼諧，李光耀則是精明的、機會主義的、工於心計和圓滑的。盂席斯喜歡有益的交談——事實上，他雖然對在議會上耍弄謀略這一套也很擅長，但他並不樂於這樣做，而是更喜歡趣味相投的談話。他還是一位品嚐美酒肴及摻和馬提尼酒的?家。李光耀則認為娛樂大多是浪費時間。
在我與盂席斯會見時，他通常抽著上等的雪茄煙，向我談述一些使我感興趣的政治見解，發表一些對外交事務的精闢言論，以及對澳大利亞政治的帶譏諷性的評論。我們的談話總是熱烈而愉快的。對比之下，1967年我第一次見到李光耀時，他卻像一頭籠中的獅子一樣，在地板上踱來踱去，滔滔不絕地高談闊論著。他的一舉一動表明，他似乎感到自己的身體和思想都被禁錮於其簡樸的辦公室之中，亟想打破這種牢籠，尋找更為廣闊的空間。他不參與閒聊。
他們兩人最為相似之處，在於他們所尋求的目標。這兩個人都不是空想家。盂席斯是一位英國式的議會民主派人士。他最深切的允諾，就是在危急之時，保證支持女王政府和英聯邦的團結。他在經濟上的保守主義，在他第一屆任期之後才表現了出來。那時，他把自己看作是中產階級人士追求舒適和安全時的一個盟友。李光耀則是一個最講究實際的人。他對政治理論漠不關心，蔑視一切不能直接有助於增強新加坡力量和使新加富裕的事物。對這兩個人來?，沒有什麼東西比保證他們人民的安全和繁榮更重要的了。
因為李光耀和孟席斯的觀點是非意識形態的，所以，人們一直嘲笑他們是"實利主義者"。他們對人民的物質需要極感興趣，因而忽視了他們精神上的需要。這兩個人在國內的成就主要是經濟上的，盂席斯執政之時，是澳大利亞歷史上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速度最快的時期：李光耀則把新加坡變成為一個貿易方面的"發電站"。兩國人民已經成為這一地區最富裕的人民。
這種尋求物質豐裕的作法，遭到了那些從未嚐過物質匱乏之苦的人的奚落。戰後數以十計的領導人給他們的人民以革命、民族自豪感和獨立。他們的人民卻很貧苦，經常挨俄。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裡，人們總是更多地根據領導人聲嘶力竭的言詞及其政治色彩來對他們進行判斷，而不是根據其政策的成功與否來判斷。尤其是在發展中的國家裡，許多人夜裡上床時，雖然兩耳灌滿了領導人的言詞，肚皮卻是空空如也。
李光耀也是一個革命者。不過，他是另一種類型的革命者。他從來不把空話和物質相混淆，也從不讓意識形態壓倒良知。他1959年掌權時，新加坡是一個小小的國家，沒有什麼自然資源，只是一個由印度人、中國人和馬來人構成的、隨時有可能發生爆炸性局勢的混合體。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憤懣情緒則已高漲到了危險的程度。他認識到，只有採取先發製人的辦法，裝出比他的實際情況還要激進得多的樣子，才能防止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因此，他玩了一套政治把戲。把他的這套把戲歸納為"言左行右"，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大選之前，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無異於共產黨的一個陣線，其言詞是模仿毛澤東的。他充分地扮演了反對殖民主義、反對西方的革命煽動者的角色。他穿著樸素的襯衫去參加竟選運動，責罵白人的罪惡。但他當選後，便把一百多名先前的共產黨同僚投入監獄，並立即安撫新加坡有錢的華人頭面人物，還向外國人保證說，他們在新加坡的投資以及他們派來的董事們和工作人員都將是安全的。今天，他穿著細條紋西服，管轄著一個繁榮的國家。有人把這個國家叫做"新加坡公司"，因為它是靠日本、西歐和美國的投資的有機結合為生的。
新加坡的繁榮來之不易。除了人力以外，這座城市的唯一"資源"就是它在戰略上的重要位置了——它是國際上的一個十字路口。李光耀以一種輕蔑的口吻，談起那些依靠開發其礦產資源的礦區使用費為生的第三世界國家，並說："我們這個地方只有具備克服困難的意誌時，才能生存。除了意志和勞動力以外，我國別的什麼東西都沒有。"李光耀就職以後，新加坡不得不越來越多地依靠自己來謀生了。多年來作為新加坡工人就業的主要源泉的英國陸軍，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撤出。同時，長達兩年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之間的聯邦亦告失敗散伙了。許多人說，這是李光耀企圖控制這個聯邦所造成的結果。李光耀對此極為失望，他在電視中宣布新加坡退出聯邦時，公然哭泣起來。不過，他只是暫時感到氣餒。他以一種獨特的、愛好使用生動的譬喻的口吻說："坐在凳子上，比坐在枝條上舒服。但是現在我們不得不坐在枝條上。別忘了，我們只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新加坡人民擁有的這種枝條卻是鋼製的。
看來，李光耀也常常希望他的人民是鋼鐵製成的。他規定了年輕男人的頭髮的長度，公開反對吸毒和不正當的性關係。
他告誡人們不要炫耀財富，如炫耀比賽用的汽車和大理石地板。由於他是一位帶有維多利亞倫理主義色彩的、嚴格維護紀律的人，因此一直受到抨擊。但他認為，紀律和堅定不移的引導，對減少新加坡三大種族之間的敵對情緒及鼓勵他們合作共事，都是必要的。他要求他的人民把自己看作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國人、馬來人和印度人。這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使新加坡成為其他多民族社會羨慕的對象。
象尼赫魯一樣，李光耀也是在英國受教育的，而且懷著強烈嚮往社會主義的心情回國。與尼赫魯不一樣的是，他對社會主義並不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他認識到，一個社會要提供房租補貼、學校、住房和診所，就必須有欣欣向榮的經濟。李光耀關心他的人民的需要，但他首先關心能夠支付帳單的國民經濟的需要。他言簡意賅地概括了他對經濟問題的態度說："我們不能兩手空空地期望得到一切。"
李光耀的許多社會改革是有實際目的的。他在五十年代後期說："這是唯一的希望。如果我們不在這方面進行嘗試的話，新加坡將會變成共產黨的天下，如果我們嘗試而又失敗了，那它也會變成共產黨的天下。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嘗試。"他經常要求政府機關負擔自己的費用。這種做法產生了不尋常的結果：國家的郵局贏利了；政府的印刷所也承攬商業方面的活：政府部門中的懶散和浪費現像在其他發展中國家裡是如此地盛行，但在新加坡卻成為主要的罪孽。
儘管李光耀對人民的福利至為關切，但在我們會見之時，他卻很少向我談論國內問題。有些領導人也不願意討論他們本國的問題，這要么說明他們已被這些問題壓服，要么就是像蘇加諾一樣，根本不願意麵對這些問題。但李光耀並非如此。他毋需談論新加坡的問題，因為他已經把新加坡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在擔任總統初期，曾派我的財政部長約病た納利作一次周遊世界的實地考察。他回到白宮進行匯報時，對新加坡之行的評論的開場白非常簡明扼要。他對我說："新加坡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國家。"
托馬斯·杜威州長在1948年總統選舉失利之後，曾去遠東訪問。 1953年，在我動身去亞洲之前，他告訴我，他那次訪問見到的人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羅伯特·孟席斯。我見到孟席斯時，立即明白杜威為什麼對他有這麼高的評價了。孟席斯不僅對影響太平洋地區的問題、而且對影響全世界的問題都瞭如指掌。
這位仕途順利的澳大利亞總理需要管理好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稀少的國家。從阿得雷德人那種英國式的溫文爾雅，到大維多利亞沙漠邊沿地區的原始荒涼，這個國家各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特點。盂席斯的連續任期，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長。他具備處理好任期內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一切條件。儘管他有著英國上流社會成員特有的那種含蓄和尊嚴，但他也能勉強地與反對派和新聞界打交道。他具有一種用尖銳、刻薄的言辭來進行反駁的技巧。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告訴我："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英國人，但我喜歡美國。"依我看來，他似乎把英國和美國政治家最優秀的品質結合在一起了。
實際上，可以說有兩位羅伯特·孟席斯。我認識的是"第二位"孟席斯。這位充滿自信的、老練的政治家善於利用他的時間。在他的領導下，澳大利亞出現了歷史上最大的經濟發展高潮。但我從未見到過"第一位"孟席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他是一位聰明過人、自負傲慢的年輕的澳大利亞領導人。
他有一副好心腸，但後來被各種事件所壓倒了。
孟席斯於1939年至1941年及1949年至1966年兩次擔任澳大利亞總理。但他直到第二次任期時，才認清了自己應該捍衛的對象：被遺忘的中產階級。 1941年從他手中接管政權的工黨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把中產階級束縛得寸步難行。孟席斯再度擔任總理以後，在不妨礙私人企業的情況下，維護著人民的福利，而且象李光耀一樣，鼓勵外國新的投資。結果，生產力大大提高了，經濟進一步繁榮起來。 1949年到1961年期間，澳大利亞國民生產總值幾乎增長了三倍。同時，孟席斯在外交事務方面，也形成了一套明智的、全面的看法。這種看法集中到一點，就是澳大利亞應該作為遠東的大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在孟席斯不當政的年月裡，如果他想重新獲得權力，顯然將會面臨巨大的障礙。他在1941年辭職和工黨獲勝之後，一度信譽掃地，甚至沒有被選為議會反對黨的領導人。 1944年，他組織了自由黨。鞏固該黨、保持對它的控制和向澳大利亞選民宣傳這個黨的過程，使他的政治技能受到很大的鍛煉。
象許多其他偉大的領導人一樣，在野的歲月使他變得更為堅韌了。因此，他再次掌權時，對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的目標也更為堅定了。他被公認為一位傑出的議員，一位強有力的竟選者和能使聽眾為之傾倒的演說家。人們指責他藐視他的內閣，實際情況卻是：他讓他的部長們暢所欲言，因為他對自己的力量充滿信心。
然而，這一次並不存在到底由誰來掌權的問題了。因此，也不會像二次大戰中所發生的那樣，存在從內部搞垮孟席斯的政治王朝的可能性。 1941年，面對著內閣中的意見分歧，他客氣地徵詢部長們的意見：他應該分別做些什麼？ 1949年以後，他對他的內閣成員予以區別對待。孟席斯最得意的政績之一，是把堪培拉這座首都城市打扮得整潔漂亮。有一年，他在預算中撥出一百萬英鎊，用於在首都建造一個人工湖，接著他就動身去英國訪問了。他不在國內時，財政部長又把這個項目從預算中刪除了。
他回國以後，風趣地對內閣說："我得到的消息說，我不在國內的時候，財政部勾銷了對這個湖的初期工程撥款一百萬英鎊的項目。是這樣嗎？"他的部長們告訴他說，一點不錯。他答道："噢，那我是否可以說，現在由於部長們的一致同意，這個項目又列入了？"第二天早晨，這個工程果真動工了。
在《偉大的同齡人》這本書中。邱吉爾寫道："偉人的標誌之一，是他有能力使和他見過面的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有的人通過他們的外表、有的人則通過他們的智慧的力量，給人留下這種印象。實際上，我所認識的主要領導人都尤其擅長這種越來越少見的、面對面的談話藝術。我認為這並非巧合。領導工作就是說服工作。一位領導人如果不能成為一位感人的、能引起人們興趣的談話者，那他就難以成為一位有說服力的人，因此也難以成為領導人。
麥克阿瑟專橫的獨白、戴高樂雄辯的見解、吉田茂自我解嘲式的幽默、周恩來光彩奪目的詩句，這一切與今天廣播電視節目中的閒聊相比，就像勃朗與指畫法的關係一樣，相去萬里。
他們的談話，既有風格，又有實質內容；既生動，又意味深長，能在聽眾中喚起一種對才智的無限尊敬。只有具備這種才智的人，才會有這種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談話。這是成功的領導人確立自己的權力並進行說服工作的途徑之一。
我在會見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之前，總是期待著會見的時刻早點到來，正像我過去常常期待著一位偉大藝術家的演出一樣——事實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要我把戰後的某一位領導人列於這類人物的首位的話，那麼他將不是一位傳奇式的歐洲人或美國人，而是羅伯特·盂席斯。
他的幽默感是犀利的，但不尖酸。他是一位雄辯的警句的創造者，喜歡進行生動活潑的對話，而且是一位耐心的聽眾。
更不尋常的是：他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演說家，也是一位傑出的作家。善於寫作的人，往往不擅言辭：善於演講的人，又往往不善於寫作。很少有人像邱吉爾、伍德羅、威爾遜和戴高樂那樣，兩者兼美。不過，對一位要在政界嶄露頭角的人來說，在公共場合和私下談話中都擅於辭令，這比善於寫作更為重要，實際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由於盂席斯工於辭令，很少有人願意在公開場合與他辯論。
從早年起，他就像邱吉爾一樣認識到，對於不友好的問題或評論，用隨手拈來的遁詞去對付，比冗長的辯護或解釋要有效得多。在他擔任總理後所舉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左翼記者嘲弄道："我想，在您挑選您的內閣人員之前，一定會與控制您的有權勢的人士磋商過吧！"孟席斯回答："那自然羅。不過，年輕人，情把我老婆的名字排斥在這些人之外吧！"
這種做法在議會中也能奏效。澳大利亞議會中還保留著少許邊遠地區的粗俗話，這使孟席斯有時感到很厭惡。有一次，一位國會議員抱怨孟席斯說話時夾雜著一種優越感。他答道："要是考慮到我在這裡有您這樣的伙伴，我的這種做法也就不足為怪了。"他又針對另一位國會議員說："這位尊敬的議員真是神思馳騁，可惜是在日薄西山的時候進行的。不然的話，他的這次神遊也將是大有教益的。"工黨人士由於經常受到這樣的譏諷，因此該黨曾經告誡它的成員不要與孟席斯再作這種不必要的交鋒。
1941年，孟席斯遭到他的黨的抵制。這在他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傷痕。他後來曾說："這是毀滅性的一擊。一切都完了。"四十年代期間，盂席斯在從政治上默默無聞的境地捲土重來時，對他的抨擊者——尤其是報界——逐漸形成了一種健康的、憤世嫉俗的姿態。他並不伯與他們進行勇敢的交鋒。在一次重要的新聞界的集會上——與華盛頓的橄欖球俱樂部午餐會相類似的集會——盂席斯在忍受了兩小時的無情嘲弄之後，起而向報界祝酒，說他們是"我們聯邦中賺錢最多、又最為無能的勞動者"。有一次，他向我吹噓說，他以一種"明顯的蔑視態度"來對待新聞界，而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盂席斯也蔑視商界的抨擊者，尤其是在他不當權的漫長歲月中拋棄過他的那些人。他對我說："這些商界的典型代表們總是這樣，坐在扶手椅上，對失意的政治家落井下石。"他還說，他懂得在輸給工黨之後殺回馬槍時的滋味。他微笑著說："他們說我贏不了啦。"
然而，在1949年，他以行動證明他們錯了。
孟席斯經常對我說，政治家必須臉皮厚。他還針對我們臉皮最厚的總統之一——林登·約翰遜——說過一些頗有見地的話。儘管他對約翰遜的能力很敬重，說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政治家"，但在六十年代中期，孟席斯就覺察到這位得克薩斯人過分熱衷於公眾輿論和新聞界——在他後來擔任總統期間及以後，這些輿論卻使他吃盡苦頭。孟席斯對我說："現在，您和我都知道報界無關緊要。過去我經常對約翰遜說，對這些傢伙寫有關您的東西，都不必神經過敏。您是被選出來做事的；他們卻不是。他們只代表自己說話，你卻代表人民說話。"
喜歡談話藝術和努力進行實踐的盂席斯，還尖銳地指出了約翰遜的另一個大弱點：他閒耽不住，那怕是一會兒。孟席斯說："您可以感到，他的注意力總是不集中。在談話過程中，他總是抓起電話筒。"
約翰遜在橢圓形辦公室中有三台電視機，他可以同時收看三套節目。相反，孟席斯的管家告訴我，這位總理在論戰期間從來不讀談到他自己的報紙。她說："有一次他告訴我說，一旦他們停止辱罵我，我知道我就完了。"
孟席斯是美國政治的一位敏銳的觀察家。我的第一本書《六次危機》中，有談及我1960年與約翰·肯尼迪進行電視辯論的內容。當我向孟席斯贈送這本書時，他給我複了一信，說，他至今仍然認為我同意進行辯論是一個錯誤。信中還寫道，"我並不是因為我認為您輸了才這樣說的……我在電視中看過你們的兩場辯論。就這些辯論本身而言，我覺得您是贏了的。但由於在選舉運動開始時，您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許多人對您的了解比對肯尼迪的了解要多三倍，而他只不過是在東海岸聞名而已。因此，我當時就想，現在仍然這樣想：您與他一起在觀眾眾多的電視屏幕上辯論，最大的後果之一，只能是使他與您一樣出名。請恕我冒昧直言，我認為，您此舉無異於將王牌拱手相讓。"
他寫這封信之時，我剛在1962年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競選中失敗。因此他還寫道："我相信，這不是我們最後一次聽到您在政界的消息。"末了，他免不了又用一句妙語來結束那封信："請向您的夫人致以熱情的問候。她與我的夫人一樣，由於支持搞政治的丈夫，應該得到一枚金質獎章。"
許多人從新孤立主義的角度來批評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所發揮的作用。他們爭辯說，不管幫助一個正在受到共產黨人攻擊的國家是對是錯，南越距離美國實在是太遙遠了，因而與美國沒有什麼真正的關係。其實，在這個新世界中並沒有哪一部分是遠離塵世的。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的事件，對世界其他地方都會產生影響。然而，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首次創造了"北大西洋孤立主義"一語、並對之鬥爭畢生以後的四分之一世紀，這種思潮又風行起來了。
李光耀和孟席斯對世界有著不同的看法，但他們兩人都支持美國在越南所作出的努力。孟席斯實際上還派遣了澳大利立軍隊到那裡去，與美國人並肩作戰。這兩位領導人都認為，北越的侵略對整個地區的穩定構成了威脅。正如孟席斯所說的，"對你們美國人來說，它是遠東；對我們來說，它卻是近北。"
李光耀和孟席斯也都是堅定的反共戰士。早在1940年，孟席斯就認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了遏制蘇聯向西挺進，可能還得建立一個包括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聯盟。他與李光耀一樣，都認識到，他的國家正處於遠東反共鬥爭的前線。
李光耀的新加坡地處自由亞洲的十字路口，完全依靠與鄰國不斷進行貿易為生。李光耀認為，共產主義的蔓延，將產生抑制生產力和商業發展的後果，正像厚厚的雪把它所覆蓋的一切凍死一樣。他早在1967年就對我說過：一個由共產黨支配的亞洲，將會經歷經濟上和社會上的黑暗年代。十年後，他的預言被證實了，印度支那被籠罩在黑暗之中。
李光耀不僅能高瞻遠矚地從地區性的角度、而且能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待越南戰爭。他對我說："像美國這樣的大國，最重要的是必須支持那些指望它們保護其安全的小國。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蘇聯擴張主義和鎮壓的浪潮就將席捲全世界。"
他繼續說："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首要的職責，是使自己和他的國家生存下去。如果他對美國失去了信任，那他除了盡力與蘇聯和解外，就沒有其他選擇了。"
李光耀認為，只有一個強大的美國，才能保證自由亞洲各國的生存。 1973年他來華盛頓時，我在私下會談中告訴他：美國政府的目標，是在加強安全和不斷繁榮的條件下，建立一種包括中國和蘇聯在內的穩定的世界秩序，讓所有國家都能從這種秩序中得到好處。那天晚上，在我們為他舉行的國宴上，他以贊同的口吻談到我的講話，並以輕鬆自在但又打動人心的詞語，描繪了一個處於肆無忌憚、掠奪成性的共產黨國家的包圍之中的小國的艱難境遇。他說："我們是一個非常小的國家，在戰略上處於亞洲的最南端。當大象橫衝直憧時，如果你是一隻耗子而又不了解大象的習性，那將苦不堪言。"
孟席斯還認為，如果美國逃避它的全球責任，那也是危險的。他對我說過："如果共產黨人在越南得手，他們還會在其他地方進行嘗試。"當我們談到1965年的戰爭時，他看來很高興，因為美國選擇了在遠東站住腳跟的道路。他說："幫助南越，這是在一個新的地區承擔的新的偉大任務。"當談到反戰運動這個話題時，他一揚手，嚷道："真是書呆子！"從某種意義來說，孟席斯正以其對美國在越南的行動的積極支持來償還從前的債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人在距澳大利亞海岸幾百英里的珊瑚海上進行戰鬥，攔住了日本人，使他的國家倖免於難，未受到日本的攻擊。
孟席斯推行一項積極的外交政策。他使澳大利亞與美國、新西蘭結成聯盟，締結了澳新美安全條約。他認為這是他最傑出的成就。他參加了東南亞條約組織；五十年代後期，他又著手與日本恢復友好關係。這在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但在戰略上是明智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對澳大利亞的國事訪問，把這種友好關係又推向了新的高潮。在孟席斯的領導下，澳大利亞在亞洲事務中發揮了相當積極的作用，以致外交部門的官員們更渴望到新德里和雅加達任職，而不是到羅馬和巴黎任職。他說："我們可以為抵抗共產主義畢狀明才智。不錯，我們有能力擔任亞洲的領導。但我們不准備用自封的方式來充當領導。"
由於新加坡的面積小，從政府領導人的角度來說，李光耀的迴旋餘地比孟席斯還要校然而，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是一位同樣有見地的分析家。他的家族曾在新加坡居住了好幾代。作為一個華裔，李光耀對亞洲那個古老的和最大的國家有一種獨到的、直接的了解。早在1967年，他就對我說過："毛澤東是在鑲嵌工藝品上畫畫。他一去世，大雨就將來臨，會把他所畫的東西沖刷掉，而中國將照樣生存下去。中國總是吸收外來的影響，最後又把它們摧毀。"李光耀是在毛譯東去世之前九年說這番話的，當時中國正激盪著文化革命的狂潮。然而，事實證明，他關於毛澤東的影響將會下降的預言是正確的。
李光耀在把世界分成有所作為和無所作為的國家時，同樣使用了一些類似的術語，生動他說："現在有大樹，有小樹，還有藤蔓。大樹是俄國、中國、西歐、美國和日本。其他國家中，有些是小樹，可能會變成大樹；但絕大多數是藤蔓，它們由於缺乏資源或缺乏領導，將永遠成不了大樹。"
談到亞洲的一棵"大樹"時，李說："日本人將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上再次發揮巨大的作用，而且絕不只是經濟方面的作用。他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他們不能、也不應該滿足於只在製造優質半導體收音機、縫紉機和教其他亞洲人種水稻方面發揮作用的狀況。"從五十年代初期以來，這一直也是我的信念。
當時，我第一次敦促日本重新武裝起來，並取得它作為亞洲自由堡壘的應有地位。作為一個新加坡人和華裔，李光耀有充分的理由對日本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的帝國主義行徑表示憤慨，但他卻能採取前面所述的態度，說明他是一位現實的和具有勇氣的領導人。 ·在國內問題上，李光耀是推翻殖民統治以後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中少有的一員——他不搞狂暴的、破壞性的革命，而是抑制受過創傷的自豪感，把自己以及人民的精力引導到國家建設中去。在對國際問題的看法方面，李光耀也顯示出同樣的能力，他擺脫了當前和過去的憤懣，著眼於新世界的未來及其本質。這是一個人真正偉大、崇高的標誌。象李光耀這樣視野開闊、高瞻遠矚的領導人，沒有機會在更廣闊的舞台上發揮作用，這對世界來說，實在是不可估量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