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11 鷹

有序的世界 鮑林最早收到阿爾伯特·勳弗利斯的信是在1938年12月份。信是用德文寫的，克制的語氣中流露出一絲恐慌。勳弗利斯是猶太人。他的父親是一位知名的德國科學家，一個Ｘ射線晶體學的開創者，也是勞厄的朋友。勳弗利斯本人在法律界工作，曾擔任十年的德國法官，後來希特勒的紐倫堡法案剝奪了他的這一權利。他認為，這簡直是在發瘋，但是同許多德國人一樣，他覺得一切遲早會過去。他將自己的無所事事看作是強制的休假，可以和自己的三個孩子多呆些時候，並上了幾門化學課程。然後他被告知猶太人不可以讀書。 1938年11月的一個冰天雪地的夜晚，暗殺和毆打開始了，到處是破碎的玻璃和流血的頭顱。勳弗利斯覺醒了過來。和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一樣，他絕望地試圖離開德國。勞厄關照他給美國的科學家寫信，其中就包括鮑林，希望有人能夠給他辦理學生簽證。

在30年代末，鮑林收到過許多絕望的德國學者的來信，勳弗利斯只是其中之一；他的答复無一例外充滿同情，彬彬有禮，然而他對移民局的繁文得節卻無能為力。他對勳弗利斯的來信特別關注，因為勞厄親筆給他來信請他幫忙。鮑林接洽了一些專門解決德國難民問題的委員會，但是發現這些機構效率低下。鮑林試圖和勳弗利斯取得聯繫，但是杳無音訊。直到四個月後，鮑林才再次得到勳弗利斯的消息，這時他已經置身於荷蘭的一個難民營裡。勳弗利斯寫道，他身無分文，且無法從德國銀行中取出自己的積蓄，在移民美國的抽籤中號碼又非常靠後。 “目前我住在這裡，沒有任何謀生的手段，我非常沮喪……我的三個孩子分別為6歲、8歲和10歲，在這裡他們無法上學，我也沒有機會獲得任何一份工作。……我懇請您無論如何設法拯救我於水火之中。”鮑林立刻復了信，保證將盡力而為；他給國際教育理事會和幫助難民委員會寫了信。然而，把老練的德國科學家弄進美國，相對來說要容易一些，至於前法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鮑林提出尋找資金來源在帕薩迪納安置這一家人，並設法首先將勳弗利斯的孩子接出來。但是，他無法讓移民官員加快辦事的進程。他在1939年春天給勳弗利斯寫信，告訴他將繼續努力。他的信被退了回來，上面敲了一個“地址不確”的章。

從30年代中期開始，許多來到美國的猶太科學家都講述著諸如此類的恐怖故事。希特勒藉口維護民族的純潔性，驅逐或者監禁猶太教授和那些同情猶太人的德國學者，將德國的大學搞得支離破碎。在這一過程中，希特勒摧毀了德國科學的大部分。許多猶太學者仿效愛因斯坦，來到美國安家。許多非猶太科學家，包括索末菲，竭盡全力提供了幫助，並在早期公開譴責納粹的行徑。有些科學家，像海森伯，保持著沉默。還有一些人領導了清洗運動。這簡直是一場惡夢，動搖了鮑林對於科學理性的信念。 到了1939年，鮑林覺得必須制止希特勒的罪行。他在9月份給一位英國朋友的信中寫道：“全體美國人民都讚成英國反對希特勒的行動。我希望民主力量聯合起來，盡快結束這一場災難。”在1940年春法國淪陷後，鮑林的憂慮加深了。他深信，如果美國不直接干預的話，英國也將陷落，因為希特勒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戰艦編隊，擁有絕對的製海權。

現在的問題是應該如何行動。從傳統上來說，科學家對政治漠不關心，他們尋求的是可以求證的事實，而把世界大事留給政治家們去操心。不捲入政治旋渦是科學界一條不宣的定律，大家對此都採取默許的態度，因為這是科學態度的一種自然合理的延伸：多數科學家覺得他們在任何公共角色中應該保持公正和客觀，就像他們在進行科學研究時那樣，他們應該執著於對知識的追求，而將沒有頭緒或無可考證的政治問題留給政客們。這並不是說科學家們沒有政治觀點；只是他們並不張揚他們的觀點。鮑林同樣抱有這一態度。儘管在愛娃·海倫的影響下，他早在30年代初就偏向於左翼，但是在公眾場合，他從未宣講或者發表過任何政治言論。 然而，他對於科學家在公共事務中應該扮演的角色的認識正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 1939年，他閱讀了《科學的社會作用》一書，作者是約翰·戴斯蒙得·伯納爾，一位英國晶體學家。伯納爾在這部長篇大論中詳盡而又嚴厲地批判了科學在對待世界事務方面的無能，徹底摧毀了科學是不受世俗雜務煩擾的理性聖地的觀念：“過去人們總相信科學研究會導致生活水平的不斷改善，”伯納爾說道，“但是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著是經濟危機，表明科學可以同樣容易地被用來達到破壞的目的。要求停止科學研究的呼聲也日益高漲，並以此作為唯一的手段來維持一種可以忍受的文明。科學家們面對這些批評，不得不第一次認真地考慮，他們正在進行的工作如何才能有效地與身邊發生的社會和經濟發展聯繫起來。”伯納爾是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名世界統一政府的倡導者。他提議科學家應當仿效一種運用自己的才能為大眾服務的社會主義模式，而不是去為資本主義經濟添磚加瓦。他還認為科學家們本身是創建一個社會主義烏托邦的障礙。照伯納爾看來，一個科學家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屬於中產階級者的順民，而最糟糕的情況則會淪為資本家的附庸，“受僱於國家、企業或某些半獨立機構，如直接或間接依賴國家或企業的大學。因此，出於謀生的需求，科學家的真正自由被局限於其雇主所能容忍的範圍內。”伯納爾繼續寫道，科學工作者必須組織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認清自己的社會責任，並採取相應的行動。 “讓科學獲得自由，它將更加有效地為全人類的進步作出貢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服務於少數人的利益。”

鮑林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並將它作為自己在加州理工學院開設的討論課上的一個議題。他贊同書中大多數觀點。在愛娃的影響下，他對於世界的興趣擴展到美國的基本權利和政治問題上；現在他開始相信科學家對於這些問題也許能夠發表一些有用的言論。和伯納爾一樣，他認為現代世界的大多數發展紮根於科學進步，而科學家比其他人更加了解這些進步，因此他們在公共辯論中應該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學家還擁有一項技巧——科學方法——可以對數據進行冷靜和理智的分析。這樣，只要有足夠多的信息，他認為科學家完全可以運用自己的技巧對政治或者社會問題，如怎樣對付希特勒，進行有益的思考。 接著愛娃又慫恿鮑林閱讀《現代聯邦》一書。美國政治記者克拉倫斯·斯特雷特描述了極權主義的危險並提出了與之抗衡的一種新的思想：按照美國聯邦的模式，將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聯合成一個整體。斯特雷特提出的將美國憲法的基本內容推廣到全球的誘人前景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轟動，引發了一場“現代聯邦”的運動。到1940年，全國有六十個分會的三千名會員加入了這場運動。愛娃成了斯特雷特哲學思想的積極倡導者。夫婦兩人都成了帕薩迪納分會的創始成員，許多個下午，愛娃都坐在分會市中心沿街辦公室的櫃檯後。

在妻子的敦促下，鮑林在1940年生平第一次作了政治演說。他的題目是“現代聯邦”遏制法西斯和準備下一場戰爭的必要性。起初，就一個與科學無涉的題目發表演說，鮑林覺得有一些彆扭，但是很快他就有些自鳴得意了。在初中禮堂或是起居室裡，面對一小群聽眾，他會以一種與科學演講不相稱的激情發表講話。這令他重溫了在俄勒岡農學院作為高年級學生代表發表演說時的激動與滿足。 “敵人正在進攻英國，而且可能在擊敗英國後轉而進攻我們，我國是否應該立即幫助英國打擊敵人呢？”他詢問自己的聽眾。 “這意味著投入戰鬥，而我們是理想主義者，本性是和平主義者，反對戰爭。但是，反正我們都會被拖入這場戰爭——我們正在積極地備戰，我們中間是否有人認為我們將永遠不會陷入這場戰爭呢？……必須將惡性蔓延的法西斯主義——籠統地說就是獨裁統治——從這原本有序的世界上徹底剷除出去。”在演說最後，他提出了一個動人的遠景，一個穩定、民主的世界政府領導著一個平和有序的星球。

鮑林相信世界是“有序的”，而希特勒的罪孽在於打破了這種秩序。這一想法將鮑林萌芽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科學觀統一了起來：他認為，人類世界和分子世界一樣，同樣可以被認知和理性化。問題的關鍵又是結構。如果人類生活在一個結構正確的世界上——民族主義被世界政府所取代，資本主義被科學的社會主義所取代，獨裁被民主所取代——那麼人類的苦難將會減少，戰爭將會絕跡。世界將會變得健康美好。以上這些目標有些尚遙不可及，但是希特勒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威脅，必須馬上採取必要的行動。 鮑林日漸激進的左翼思想使他在加州理工學院和共和黨占主導地位的帕薩迪納都處於少數派的地位。 1940年秋天，理工學院學生設法組織了競選年的一次辯論，請持不同政見的教授為各自擁戴的總統候選人辯護。他們在尋找支持羅斯福的入選時碰到了麻煩，最後只得求助於鮑林，而鮑林同意試一下。擁護文德爾·威爾基的加州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們毫無還手之力。約翰·埃德塞爾，一位當時正在加州理工學院訪問的哈佛教授回憶道：“鮑林處處佔盡先機，這是一場令人眩目的表演。”但是，威爾基最終在帕薩迪納的選舉中獲勝，事實上，在羅斯福參加的每一年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都在帕薩迪納獲得了勝利。不過，鮑林發現做一個反派角色同樣是非常有趣的。

鮑林最為關切的仍然是即將來臨的戰爭。有一陣子，他考慮參加全美科學工作者協會。這是一個左翼組織，屬於伯納爾在30年代晚期創建的一個英國組織的分支，旨在鼓勵科學家思考其工作的社會影響，並動員他們將科學服務於社會福利，而不是為戰爭服務。全美科學工作者協會成員包括一些知名學者，但是在1940年協會在《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敦促美國在歐洲戰爭中保持中立，這使它失去了鮑林的支持，因為他認為只有通過戰爭才可能打敗希特勒。他公開抗議科學工作者學會“不惜一切代價維持和平”的計劃，他還參加了幫助同盟國保衛美國協會和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組織。 大多數美國科學家對法西斯主義的看法和鮑林相仿。當1940年春天閃電戰橫掃歐洲的時候，國家科學院院長、加州理工學院校友弗蘭克·朱厄特開始遊說華盛頓，動員科學家為戰爭服務。美國政府採納了這項建議，設立了國家防衛研究委員會，旨在組織並資助全國的戰爭科研工作，這一機構相當於海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的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卡內基學院主席、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電氣工程師幾內瓦·布什受命領導這一組織，並在1941年將它與醫學研究委員會合併，建立了科學研究與發展局。

這開創了美國科學界和政府合作的新紀元。隨著戰爭的風聲越來越緊，布什開始召集起一群顧問，來決定數百億防衛開支的投向。加州理工學院的理查德·托爾曼受邀主持國家防衛研究委員會裝甲和軍械部的工作。他在1940年夏天來到首都上任，並推薦學院的核物理學家查爾斯·勞利森作副手。 鮑林也被請到了華盛頓，不過是請他出主意，而不是請他當官。 1940年10月，他和另外叨名化學家一同在華盛頓參加了國家防衛研究委員會二處召集的戰爭需求討論會。鮑林終於覺得自己可以為打擊納粹作些有益的工作了，他全神貫注地聽一群軍官向科研人員描述他們希望得到的一些突破，包括新的藥品、威力更大的炸藥以及更精確的監視和探測儀器。鮑林特別注意到了一名海軍軍官介紹的在潛艇中存在的一個致命的問題。那位軍官說，沒有簡易的方法來測量那些錫罐中的氧氣含量，因而很難在長時間的潛水航行中監測氧氣是否處於安全和有效的水平。氧氣過少的話，水兵會感到無力和困倦；而氧氣過多，則會增加爆炸的危險。

在回程的火車上，鮑林思考著該如何來設計一個氧氣測量儀。氧氣具有與眾不同的磁特性——它會被磁鐵吸引，而大多數別的一般氣體會稍稍受到排斥——在對血紅蛋白的研究中，鮑林曾成功地利用了氧氣的這一特性。也許通過這一點可以製作一個氧氣測量儀。空氣樣本中的氧氣含量越高，受磁鐵的吸引就越大。但是你如何來測量呢？氧氣含量的細微變化所引發的磁場變化非常小，特別是和轉動刻度盤上的指針所需的機械力相比而言。 他忽然想到了阿基米德。兩千年前，這位希臘哲學家通過在液體中懸掛一個固體測出了液體的密度：周圍液體的密度越大，其中的物體受到的浮力就越大。通過測量物體受到浮力和不受浮力之間的差異，就可以計算出液體的密度。鮑林推理道，將液體換成空氣，並在其中懸掛一個可以反映磁場變化的試驗體，那麼空氣中氧氣含量的變化將會使試驗體發生變化。他開始描繪草圖。試驗體必須很小，並保持精巧的平衡，以測量細微的變化。鮑林設想出一個小的玻璃啞鈴，兩頭充滿空氣，粘在一根極細的石英纖維上保持平衡。磁場可以從一塊普通的馬蹄形磁鐵獲得。將石英纖維穿過磁鐵的兩極。這樣試驗體周圍空氣磁性的任何變化都會使它在磁場中重新定位，發生旋轉直到纖維的扭轉使它處於新的平衡狀態。旋轉的程度可能非常小，也許可以通過將一束光射向試驗體並反射到刻度盤上來放大這一變化。

他覺得這不是一個壞主意，特別對他這樣一個沒有製造實驗儀器經驗的理論家而言。回到帕薩迪納之後，他將草圖交給魯本·伍德，一個更具機械才能的同事來完成這項工作。難點在於製作小的玻璃啞鈴，並在纖維上將它平衡；在完成了這一工作之後，伍德在啞鈴上粘了一小塊玻璃以反射光束，將小啞鈴穿過磁鐵，整個設備被裝入一個鐘形玻璃罩內，用一個手電筒提供光源，在瓶壁上貼了一小張紙片作為刻度。他只花了幾天時間就製作完成了樣品。 幾星期後，鮑林重新踏上去華盛頓的火車，隨身攜帶著第一台鮑林氧氣測量儀。他既驕傲，又有些不安。離開帕薩迪納的第一個晚上，他突然驚醒，預感到自己的設計有可能失效。他擰亮頂燈，小心地取出測量儀，打開了手電筒。紙片上顯示出的氧氣水平顯然太低了；在上車的擁擠中，儀器肯定給碰壞了。它過於精細，難以實用。 “我最好還是下車回帕薩迪納去，”鮑林想道。他絕望地向窗外望去。突然他長吁一口氣。目力所及到處是山峰。列車正在翻越大陸分水嶺。測量儀是精確的——它正確地反映了高海拔的低氧氣水平。他把測量儀裝了回去，如釋重負地重新陷入了夢鄉。 軍官們看到這台儀器奏效之後，即刻向鮑林訂購了幾百台鮑林氧氣測量儀。他申請了專利，然後讓斯特迪文特在實驗室裡組織起一個小工廠。工人們將融化的玻璃吹成啞鈴的小球，並將其平衡在幾乎看不見的纖維上。這項工作難度極大。首先需要鼓足所有的氣才能讓融化的玻璃膨脹；而一旦玻璃開始膨脹，得馬上停止吹氣，不然玻璃球就太大了。他們只找到一個研究生高手，他能夠咬住吹管，協調橫隔膜、肺和口腔的動作，吹出一個像樣的球體——大約每兩百次中能夠成功一個。 鮑林意識到這樣做無濟於事。他說服具有創新精神的理工學院化學系教授和儀器製造專家阿諾德·貝克曼——貝克曼pH計量器的發明人和貝克曼儀器設備公司的奠基人——來掌管生產。貝克曼僱傭了鮑林的工人，親自設計了世界上最小的玻璃吹製機，並找到了一種能夠拉出肉眼看不到的矽絲的方法——工人們只有通過將一張折疊的紙放到矽絲所在的位置才能找到它。他製造出的測量儀十分精確。儘管美國海軍一直到戰爭結束還在就技術規格爭論不休，從未成為大買主，但是英國海軍定購了幾百套。這一儀器還被用到航空醫藥、工業廠房和早產兒保育箱內。加州理工學院、鮑林、斯特迪文特和伍德分享銷售的專利使用費——這項收入在許多年中成為加州理工學院專利使用費的主要來源。不過真正靠這項發明賺大錢的是貝克曼。他在50年代中期以一百萬美金的價格出售了製造氧氣測量儀的公司。 阿迪斯醫生開出的飲食方案 1941年3月，鮑林40歲生日過後的一個月，他獲得了繼朗繆爾獎十年後的又一個重要的獎項：美國化學學會紐約分會的威廉·尼科爾斯金獎。鮑林——新聞發布中稱他為“美國乃至世界傑出的理論化學家”——又一次成為獲得這一獎章的最年輕的人。當時，這一獎項被認為是美國化學界最崇高的榮譽。 頒獎儀式成了紐約化學界的一次盛典，高潮是賓西法尼亞酒店的盛裝晚宴。與會的化學家們啜飲著咖啡，而鮑林的老朋友、加州理工學院的室友埃米特則在台上講述著他們早年學生時代的趣聞軼事。在埃米特之後上台的是偉大的哥倫比亞化學家約瑟夫·邁爾，他簡要地介紹了鮑林的學術成就。 輪到鮑林發言時，每個人都期待著這位著名的演說家再次用他的宏篇大論來征服聽眾，然而那些熟悉他的人很快就發覺情況有些不對勁。鮑林的臉看上去有些浮腫。他的聲調平淡乏味。他說那天早晨他張開眼睛的時候驚奇地發現眼睛腫得睜不開，自我挪揄地說政治家總是盲目的。但是他看上去精疲力盡，這並沒有什麼好笑的。他的發言短得出奇，早早地就回到了旅館的房間。 第二天晚上在莫斯基家舉行的晚宴上，鮑林承認自己感覺十分疲勞，並在過去的幾個星期裡增加了20磅體重，連扣上襯衫領子和穿鞋都覺得困難。客人中間有一位是來自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的心髒病專家。他將鮑林拉到一邊，對他說像他這樣的浮腫表明他的心臟可能有問題，並問他能否立刻給鮑林檢查一下。他們躲進莫斯基的一間臥室，鮑林躺在地上，那位醫生觸診了他的四肢，聽了他的心跳。結果令人困惑。鮑林的心血管系統看來完好無恙，但是極端的浮腫肯定預示著某些疾病。醫生讓鮑林第二天到研究院自己的辦公室來，為他作一次全面的檢查。 愛娃憂心如焚，她陪著鮑林一起來到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讓他作了那裡醫生能夠提供的每一項檢查。在進行了幾小時的穿刺和抽血之後，鮑林和愛娃緊張地等待著化驗的結果。最後他們被領進了一間屋子，裡面滿是神態嚴肅的醫生。他們坐了下來。一位醫生開口說，鮑林的情況看來非常嚴重。他的腎臟可能感染了布賴特症，使得肌體日漸喪失過濾血液中雜質的能力。結果液體就會鬱積起來造成浮腫。但是問題可能比這更糟糕。化驗顯示他的尿液中排出的蛋白質數量異常地高，表明他的腎臟可能遭到了損害。這是布賴特症最嚴重的一種症狀。鮑林沉默無語，試圖理出個頭緒。愛娃詢問是否有人從這種狀況康復過來。 “有些人能夠康復，”一位醫生回答道。但是現在重要的是確定症狀的性質，並找到發病的根源。 之後的所有事情如同一場夢魔。他們又待了一天，接受了更多的化驗。結束之後，醫生告誡鮑林必須取消剩餘的講演，即刻回家去。他們會幫助他在加利福尼亞找一位合適的專家。 在回程的火車上，鮑林表面上保持著鎮靜，但是內心百感交集。他的父母都英年早逝。外祖父萊納斯·達令也是由於腎病而去世的。似乎他將隨他們而去。回到帕薩迪納，他一邊等待著專家的建議，一邊以他掌握的唯一方法來對付疾病的困擾：他埋頭工作，完成了提交給洛克菲勒基金的又一項申請，並閱讀所有有關腎病的文章。所有的文章都提到了一個事實：多數專家認為對布賴特症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 鮑林的心情抑鬱起來，但是他將這種情緒深埋心底，繼續工作。除了容易疲勞和長了20磅體重以外，他並沒有生病的感覺。但是他遵照醫囑躺在床上工作。後來，有人安排他去見西海岸最出色的腎病專家。專家名叫托馬斯·阿迪斯，是斯坦福大學腎病診所的所長。 鮑林需要希望，而阿迪斯就是給他帶來希望的人。他是一個高大、英俊、魅力十足的蘇格蘭人，看上去讓人難以相信他已經60歲了。他和藹可親，令人信賴，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對布賴特症的分類和治療有著豐富的知識。阿迪斯對於布賴特症二十年的研究使他確信，這一疾病不是單一的疾病，而是具有不同症狀的幾種疾病的並發症。在鮑林看來，他的診斷方法非常科學：他在一段時間裡對尿樣沉澱物進行定量分析（阿迪斯計數），這可以使他了解腎病的病因。他還測量尿樣的尿素清除率（阿迪斯尿素率），這可以使他了解病情的嚴重程度。阿迪斯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個相信布賴特症可以治癒的醫生之一。他有一套理論，認為對這一疾病的治療應建立在組織被破壞和再生的平衡之上。治療的訣竅在於讓腎臟得到充分的休息。阿迪斯對鮑林說，腎臟的主要功能是將尿素集中起來排出體外。尿素來源於蛋白質的新陳代謝。為了治愈這一疾病，鮑林的腎臟需要處理較少的尿素，這意味著需要減少蛋白質的攝入量。 鮑林從閱讀的有關腎病的文獻中早已了解到，其他的一些腎病專家並不同意阿迪斯的觀點。他們指出，在飲食中需要蛋白質以使腎臟得到最大限度的再生。而在另一方面，另外一些專家則照例會放棄對患布賴特症病人的治療。阿迪斯至少作出了嘗試來治愈這一種疾病。 一連好多天，阿迪斯跟踪分析鮑林的排尿量、沉澱物數量和尿素清除率，有時他把鮑林帶到自己的實驗室，親眼觀察尿樣分析的結果。他每天都和這位明星患者進行交談——有時他們一起喝茶，而喝茶是阿迪斯每日必不可少的一項儀式——兩人發現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阿迪斯相信科學的測量是進行診斷的基礎，這正好與鮑林不謀而合。兩人討論腎臟的功能，討論血紅蛋白的新陳代謝，還討論政治：阿迪斯是海灣地區最為激烈的反法西斯主義者，民權運動的支持者和蘇維埃俄國的信仰者，他採用了社會主義的路線經營自己的診所。 在阿迪斯的診所裡度過兩週後，他倆成了好朋友。一天，阿迪斯走進病房告訴鮑林可以回家了。他的測試表明鮑林的病情可以通過低蛋白和無鹽的飲食得到控制，這樣可以減少尿素的產出，並降低組織的浮腫。愛娃將確保鮑林堅持這一飲食方案；阿迪斯已經給了她一些建議。他會在斯坦福繼續關注鮑林病情的發展，每星期都會對他的尿樣進行分析。他囑咐鮑林說，躺在床上，注意飲食健康；不要過度勞累，以便讓腎臟得到修補的機會。 這聽起來十分在理。回到帕薩迪納後，鮑林被安置到了書房的一張床上，開始按阿迪斯的囑咐限制飲食，主要吃些水果、穀物、蔬菜，並補充適量的維生素、礦物質和大量的水。他將通信縮減到了最低限度，將大多數的行政職責委派給了斯特迪文特，並埋頭於神秘小數，希望藉此來暫時停止對科學的思考。愛娃成了他的護士和營養師，精心為他準備食物，在新買的天平上精確地稱出每樣配料的重量，計算總的蛋白質和鹽的攝入量，並把所有的數據都記在本子上。如何讓無鹽、無肉的飲食有滋味成了向她本人的一項挑戰。除了日常的香蕉和動物膠之外，她有時還從園子裡抓幾個蝸牛，用麥片餵養幾日，然後清蒸，這對於飲食單調的鮑林而言不啻於一餐美食。愛娃對鮑林解釋說，蝸牛的蛋白質非常低。 阿迪斯的食物療法開始奏效。鮑林強迫自己呆在床上，起先是一整天，然後是半天。四個月之後，浮腫消失了；六個月之後，鮑林發現自己的精力和興致恢復到了正常的水平。他經常和阿迪斯通信，偶爾去拜訪他，並成為阿迪斯療法的信徒。後來他提名阿迪斯為國家科學院院士，並確保了他的當選，並在戰爭期間幫助他獲得政府資助以繼續腎病的研究。他堅持低蛋白飲食達15年之久，並將他的生命和健康歸功於阿迪斯的醫學思想。而阿迪斯對鮑林說，是愛娃拯救了他：其他很少有病人能夠這樣做，這樣虔誠地堅持這種飲食。 對鮑林的同事而言，他的康復被視為一種奇蹟。一開始，甚至有人十分認真地在討論化學系在失去鮑林之後將何去何從。現在不到一年，鮑林就恢復了健康，而且看上去比任何時候都更好。休斯回憶說：“我們原以為會失去他，然而此後的許多年中，我發現他痊癒之後一年比一年更加年輕了。” 1941年9月，鮑林的感覺十分良好，他決定去參加芝加哥大學的五十週年校慶，慶典的高潮是向五十個學術領域中五十名佼佼者授予榮譽博士的稱號。鮑林高興地接受了榮譽化學博士學位。他重新開始投入到科研項目中，包括他的抗體研究，並開始把他給一年級新生上課的備課筆記編成了一本教材。 然而，正在此時傳來了日本襲擊珍珠港的消息，這一科研項目連同其他許多項目一起被擱置了起來。 炸彈和火箭 美國在1941年12月7日正式加入戰爭，實際上證實了加州理工學院師生的預見。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的幾天內，73歲的密立根就指派了一個委員會來保證學院的安全。人們主要擔心日本人搞破壞和轟炸，而且委員會在珍珠港事件後的狂亂中有些神經過敏。戰爭初期的幾個星期有些像一出喜劇，成隊的學生手執斧頭柄在重要的建築周圍巡邏。有人向鮑林建議說，在蓋茨大樓和克萊林大樓的每個實驗室外都配備武裝警衛，但是他說服校方，只要晚間派一個巡夜人就足夠了。學者們將他們的思想從宇宙的結構轉向國產防毒面具的製作，以及在爆炸時防止玻璃四處亂飛的方法。鮑林和每一個接受軍方合同的科學家一樣，被取了指紋並接受了安全審查。 比這些表面上的變化更為重要的是戰爭給學院帶來了大筆的金錢。在華盛頓，加州理工學院的查理·勞利森成了軍用火箭的狂熱推動者，他讓軍方確信，儘管學院在戰前對火箭的研究甚少，但是可以成為全國火箭研究的中心。在日本人進攻珍珠港後三個月，帕薩迪納收到了聯邦政府用於火箭研究的第一筆二十萬美元的撥款——相當於學院戰前年度預算總額的六分之一。勞利森在帕薩迪納附近的丘陵中建立起了一個火箭推進劑工廠，並在鮑林系裡的一位教師、化學工程師布魯斯·塞奇領導下徹夜不停地開展工作。一位項目參加者回憶說：“沒有什麼人知道，在山上的高性能炸藥足以將帕薩迪納從地圖上抹掉。”到1944年，單是給火箭項目的經費一個月就達到了兩百萬美元，僱傭的工人成千上萬，分包商有上千個，在南加利福尼亞創建了一個全新的工業。正如勞利森的得力助手所言，“加州理工學院的一大部分實際上成了軍械局的一個分部。” 火箭的一大問題是不可靠。勞利森觀看海軍的射擊演習，看見火箭一個接一個，不是提前爆炸，就是偏離目標。他相信這是推進劑的問題，美國產的火藥燃燒不規律，比他看見在英國使用的火藥差得多。他認為使用更好的推進劑和更為科學的設計，火箭可以更精確，更可靠，成為戰爭的一樣利器。 鮑林也對推進劑和炸藥發生了興趣。美國宣戰之後，他將自己的才能運用於火藥的研究之中。他成為國家防衛研究委員會炸藥部的一個成員——這個委員會和新成立的醫學研究委員會一樣，是科學研究與發展局的一個下屬機構——並主持火箭項目內部彈道特別委員會的工作。他幾乎每個月都要到華盛頓去，和操縱戰爭機器的那些人制定研究規劃並討論研究目標。政府的撥款也開始流向他的實驗室，主要是用於炸藥分析，並開發更為穩定的推進劑。鮑林很快成了一名專家，他廣泛地閱讀各種資料，並在1942年春夏之交參觀了東部一些火藥和炸藥工廠。海軍開始經常性地將得到的德國和日本燃料送到帕薩迪納，讓加州理工學院的科學家進行分析。在鮑林指導下創造出來的新的色譜法，可以對協約國的火箭成分進行快速準確的分析——哪怕只是從炸彈碎片上刮下來的一些碎屑。將澤希邁斯特的分離法擴展到對炸藥的分析，使色譜法成為化學家的一項重要工具。鮑林說：“引進色譜分析，我們可以說是對現代化學進行了一場革命。” 1942年春天，已經康復的鮑林急切地想為戰爭作貢獻，一頭扎進了國防研究中。他發明了一種改進的火箭炸藥穩定劑，這一化合物能夠使炸藥燃燒得更穩定，火箭飛行的彈道也更理想。有好事者暱稱它為“萊納斯”，這一名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流傳甚廣。鮑林開始研究用合成物質來替代軍事觀察儀器上急需的石英晶體，並合作研製了一種穿甲彈，後來還申請了專利。 只要有可能，愛娃仍堅持讓鮑林在床上躺上半天，但是要讓他減緩工作的節奏幾乎是不可能的。他本來的想像力就如天馬行空，現在更有許許多多問題需要他思考。而且，他選擇的每一個課題，似乎都有源源不斷的聯邦經費。他就如同一個手執一張空白支票的男孩，闖進了玩具店。他在1942年6月寫道：“這裡的實驗室已經失去了往日的悠閒。我們有數不清的戰爭研究項目，每個人都全力以赴。”他巡視兵工廠，對炸藥的生產提出建議。他分析製造氧氣的化學系統。他負責一個生產菸霧劑的生產項目。他還設計了一個測定溶劑中分子量的儀器，並在空餘時間發明了一種他自認為不可破譯的密碼（他將這一發明送交陸軍部，之後就杳無音訊了）。他每月一次都要登上“超級首領”列車去華盛頓，路上要用三天時間，在那里呆上一兩天開會或討論，接著就回家。他非常喜歡這一段旅程，因為他可以一邊望著車窗外的群山和平原，一邊安靜地進行思考，覺得正在為戰爭貢獻自己的力量。 隨著滾滾而來的撥款，鮑林實驗室的規模也日益膨脹。單是火藥項目就集中了大約五十個青年化學家，佔滿了實驗室和辦公室的每一個空間。他們由科里領導，科里是不可或缺的。這位生性靦腆的人原來只習慣和一兩個助手共事，戰爭使他成了一個高效的經理。他設計的一整套匯報和規劃體系使加州理工學院成為其他戰時實驗室效仿的榜樣。 1943年年初，鮑林的老朋友奧本海默來到加州理工學院，給鮑林帶來了為戰爭作貢獻的更好機會。自從奧本海默在十五年前試圖說服愛娃到墨西哥“度假”之後，他們兩人沒有說過幾句話；但是鮑林跟踪著這位物理學家在伯克利的學術生涯，並且通過秘密情報網得知他正在參與一項極端機密的武器項目。奧本海默仍然那麼憔悴瘦削，仍然煙癮十足，仍然自以為是。他向鮑林解釋說，他正領導一個小組利用鈾的同位素裂變來製造一種炸彈。他說他們正在和海森伯領導的德國人競賽，因而至少從理論上來說，納粹面前沒有什麼障礙。但是這裡涉及的不光是理論。一個月前或更早的時候，費密和西拉特在芝加哥成功地控制了一次裂變連鎖的反應。現在看來，肯定能夠製造出一種核裂變炸彈，爆炸時，將原子核結合在一起的巨大能量就能夠釋放出來。 奧本海默解釋說，政府正在把巨額資金投入到這一炸彈的研製中。這將是一個巨大的項目，將涉及上千名科學家。他們都集中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鎮一處山頂上改建的一所小學裡，保安措施非常嚴密。大多數工作將由物理學家完成，但是也會涉及到相當多的化學工作。他問鮑林是否對領導這一項目的化學組感興趣。他說，參加這個項目一個額外的好處是能夠得到珍稀的放射性示踪劑氖，鮑林在化學生物學的研究中非常需要這一種物質。 鮑林很快就作出了答复。做一群物理學家的下屬——特別是直接在奧本海默的領導下工作——令他反胃。將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帶到新墨西哥州荒漠極端保密的新兵訓練營中去也絲毫提不起他的興趣。他拒絕了這一邀請。他說：“並不是因為我覺得發展核武器有什麼不對，而是我手頭還有別的工作。” 鮑林有很多事情要操心。戰爭初期他就成為科學研究和發展局西部醫藥研究委員會的一名成員，成了幫助軍方解決最緊迫的醫療需求的顧問。他獲悉成千上萬名士兵由於休克而死亡，原因僅僅是因為得不到血漿。而戰時的血漿供應極端匾乏。醫學研究委員會緊急設立了一個項目，旨在開發廉價、可靠的人造血漿替代品。鮑林由於在血紅蛋白和抗體的研究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因而贏得了這一項目。他拉起了一支隊伍，其中包括阿迪斯，由他負責測試腎臟對人造血漿的清除率，還包括免疫學專家坎貝爾。他們共同嘗試了許多化學方法，試圖製造出能夠騙過肌體的人造血漿。他們一直沒有任何進展，直到鮑林想出一種化學方法，改變了動物膠的性質，使它不僅能夠模仿血漿的一般特性——其濃度和粘度——而且成本低廉，易於儲藏。他將這一方法稱為動物膠氧化法。在志願人員身上進行的早期試驗相當成功，鮑林為這一配方申請了專利，並無償提供給政府使用。他通過各種媒體廣泛宣傳了這一發現，公開宣布了他的成功，並收集了全國各地電訊稿的剪報。由於這一配方中分子大小的差異極大，政府拒絕批准動物膠氧化法，這令鮑林十分失望。接著在1943年，整個血漿替代品的項目下馬了，因為已有眾多的志願人員紛紛捐獻出真正的血漿。 “在醫藥史上第一次……” 到了1943年，鮑林的化學和化學工程系完全變了一個樣：托爾曼去了華盛頓，尼曼研究著化學戰，布赫曼和科普弗利試圖合成抗瘧疾藥，盧卡斯研究塑料，雷西專攻火箭項目。所有學生幾乎都上了戰場，代替他們的是進修炸藥或者火箭課程的軍事人員。鮑林在1943年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這裡的事情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試圖將討論會繼續下去，但是很難找到合適的題目。”許多研究課題都被列入了保密的範圍。 在洛克菲勒基金會，韋弗和他的同事不安地註意到他們提供給鮑林的經費開始流向戰爭研究項目。由於科里和休斯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炸藥和推進劑的研究上，最近一大筆經費資助的蛋白質問題被擱到了一邊，而且有機化學項目大多也停頓了下來。 只有鮑林對於免疫學的研究未受到影響。由於這一項目對戰爭有著較為直接的作用，鮑林得以在華盛頓的支持下繼續他的基礎研究。鮑林個人對於這一領域的興趣也日益濃厚。他甚至在多年以後重新開始涉足實驗室，讓坎貝爾教他如何給兔子接種，如何設法產生抗體凝結的反應。由於加州理工學院尚沒有動物試驗設施，鮑林在自家車庫附近建起了一個五十隻兔子的免窩，派小萊納斯和彼得餵養和打掃。每天清晨去學校之前，他會給兔子注射抗原，有時還會親自放血，收集抗體。 “我十分高興地向您匯報，我們的免疫化學工作進展十分順利，”鮑林在1941年年末給韋弗寫信說。他的下一個目標是證明每個抗體分子有兩個鍵合點，正如他在1940年關於抗體形成過程的論文中提出的那樣，為此他設計了一種聰明的辦法。蘭德施泰納將一個經過選擇的有機分子和一個蛋白質結合在一起，完善了製造合成抗體的技巧；這樣就可以根據已知的結構來培養抗體並進行研究。鮑林叫自己的助手製作了一系列這樣的合成抗體，每一個蛋白質分別和一個、兩個或三個同樣的有機分子相結合。將這些有機分子培養出來的抗體進行各種反應，並對形成的合成物中的抗原和抗體的比例進行分析，他就能夠估算出每個抗體分子到底與多少個抗原結合到了一起。研究結果有力地表明，正如他預言的那樣，抗體是二價的，同時和兩個抗原聯結。他還發現，似乎抗體分子的兩頭能夠與不同的抗原相結合，這又支持了抗體形成的模板理論。 但是，最令人激動的消息是，坎貝爾在1941年末成功地製造出了人造抗體。根據鮑林1940年論文中提出的理論，血液中任何一種球蛋白在變性之後都會形成一種特定的抗體，這樣就能在某一抗原周圍重新成形。鮑林在11月給韋弗的信中激動地寫道，這正是坎貝爾對牛肉球蛋白進行試驗得出的結論。他說，這標誌著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抗體。鮑林在信的結尾輕描淡寫地說道，“我覺得在試管內合成抗體可以被認為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實際上他認為這項發明相當重要，完全可以申請專利，不過他並沒有將這一點告訴韋弗。 不過，坎貝爾的試驗並沒有像鮑林說的那麼確定。坎貝爾製造出的東西只是有些像抗體——至少在他的手裡，這種蛋白質確實能夠專一地和一種目標抗原相結合——但是從牛肉球蛋白中得到的這一產品的產量很低，而且不穩定。在最理想的情況下，鮑林所稱的“製造出來的抗體”中只有八分之一能夠與抗原結合。而且抗體和抗原之間的結合力也比自然抗體要弱，沉澱物中抗體和抗原的比例也要低得多。 然而，這一切都可以用合成技巧的不完善來解釋。證據也許不充分，但卻是實實在在的，而且大致符合鮑林有關抗體形成和蛋白質構造的理論，符合他關於氫鍵連成的長鏈構成了各種形狀的蛋白質的思想。這確證了他對世界的認識，當然也是正確的。 他認為這一實驗是正確的。人造蛋白質的成功合成引發了各種有趣的可能性。在戰爭時期，人們迫切地需要各種藥品，而人造抗體將稱為世界上最有效的藥品。鮑林為整個工藝申請了專利，這表明他深知自己這一發現的商業價值。他進而採取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舉動。 1942年3月，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發表了一份新聞稿，宣布他的實驗室成功地製造出了人工抗體。他在新聞稿中寫道，儘管還不知道它的發現是否在醫藥上有用，這一研究為治療疾病“開闢了新的可能性”。 對於如此重要的一項發明，未經科學雜誌發表而首先向新聞媒體宣布，這聞所未聞，但給鮑林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各界的反應迅捷而熱烈。電訊社報導了這一發明，並廣為傳播。 《科學》雜誌在新聞欄目中進行了報導，對研究界人士說，“在醫藥史上第一次在燒瓶中人工合成了對抗疾病的物質，抗體。”《美國醫藥學會學報》的編輯用讚許的口氣介紹了鮑林的發明，並期望有朝一日人造免疫血漿庫能夠出售鮑林的產品。醫藥公司的代表紛紛邀請鮑林簽訂合同，為他提供經費和技術上的幫助。 但是在完善實驗技巧，最終將其商業化之前，鮑林希望得到更多的沒有附加條件的讚助，為此他充分利用了新聞稿發布之後的知名度。有兩家機構表示出興趣，一個是科學研究和發展局的醫學研究委員會，另一個是洛克菲勒基金會。鮑林在兩家機構之間忸怩作態，一邊通知委員會他的最新發現，同時又以開發出一種有價值的對付疾病的“相當大的可能性”來引誘韋弗。韋弗在激動之餘中了鮑林的計。在很短的時間內，洛克菲勒基金會將為鮑林的免疫學研究提供三萬一千美元的經費，其中包括用來完善人造抗體生產工藝的兩萬美元。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像鮑林那樣信心十足。鮑林在4月份寫道：“沒有多少人寫信來索取我們在試管中生產抗體的實驗資料。也許他們滿腹狐疑。”這話說對了。免疫界專家對鮑林這一成果一直保持緘默。 8月份，鮑林在《實驗醫學雜誌》上首次完整地發表了人造抗體的論文。論文表明，鮑林距離自己聲稱的研究成果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對於實驗的描述相當粗略，根本無法精確地重複，而且他的對照實驗也相當勉強。蘭德施泰納和其他一些人在試圖重複這一實驗時沒有獲得成功。 儘管人們的懷疑日益加深，鮑林仍然堅信自己是正確的。他發現了一些新的證據：他和坎貝爾人工合成了肺炎球菌抗原的抗體，發現其對感染的老鼠至少具有某種可以測量的保護作用。然而，其他的一些跡象則有些不妙。坎貝爾似乎是能夠人工合成抗體的唯一的一個人。他指導的學生和博士後則運氣不佳。在進行了三個月的努力之後，一位研究人員寫信給鮑林說：“我祝愿您在人工製造抗體的工作中一帆風順，但是我必須承認自己有些悲觀……坦率地說，對於那些時而有效、時而無效的實驗步驟，我並沒有什麼好感，而且我找不到任何失敗的緣由。” 1943年初，洛克菲勒基金也開始緊張起來。弗蘭克·布萊爾·漢森分擔了韋弗自然科學部的一些職責，他對於鮑林不像韋弗那麼迷信。隨著免疫學資金延續期限的鄰近，漢森徵詢了全國抗體專家對於鮑林理論的看法。專家們的反應並不積極。一位專家直截了當地說帕薩迪納從來就沒有製造出過人造抗體；另一位專家則擔心鮑林“對自己的工作並不十分嚴謹”。蘭德施泰納對於鮑林抗體形成的一般理論仍持贊成態度，但是他告訴漢森，如果他下注的話，“他覺得鮑林生產出抗體的可能性小於百分之五十。”著名的微生物學家勒內·迪博總結說：“鮑林教授的觀點之所以受到廣泛重視，是因為他在化學領域的崇高威望，然而我們中許多人覺得其結論的基礎非常不充分。” 漢森開始公開表示懷疑，問鮑林既然在一年的努力之後仍沒有得到結論性的成果，是不是應該削減他的經費。鮑林無言以對。實驗結果似乎預示著成功，然而過多的失敗給整個研究蒙上了一層陰雲。在向全世界宣布了他已經成功地人工合成抗體之後，現在他不得不承認這些抗體不能全面地保護動物，對此他深感“失望”。他進而降低了人造抗體在他整體研究計劃中的重要性。接著洛克菲勒基金會將給他的專項研究經費削減了一大半。與此同時，鮑林悄悄地收回了對抗體生產的專利申請。此後他再也沒有就此課題發表過一篇論文。 然而他也不願意撤回自己的結論。他不明白為什麼坎貝爾的實驗看似成功，而帶來的只是混亂。他覺得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他看到的坎貝爾製造的少量人工抗體也肯定是正確的。如果這一切是錯誤的話，將會有人站出來證明這一點。 但是，在戰爭期間及戰後的許多年中，沒有人這樣做。儘管當時免疫學研究領域的頂尖科學家私下里對鮑林的研究工作持批判態度，並且對他的執迷不悟大為不滿，但是他們都不願公開發表他們的觀點。只有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免疫學家埃爾文·卡巴特敢於發表文章，對鮑林的研究結果表示質疑。他在一篇評論文章中說，鮑林和坎貝爾觀察到的是抗原和球蛋白的非特定的結合；由於坎貝爾在實驗中使用了大量的球蛋白，這些蛋白質互相糾結在一起，同時將一些抗原也拖了下來。一些資深的免疫學專家在非公開場合對卡巴特的觀點表示贊同。那麼為什麼只有他公開地抨擊鮑林的觀點呢？後來卡巴特說道，“懾於鮑林的威勢，大多數不想對他表示異議。” 科學界的沉默使鮑林的聲譽不至於因人造抗體的失敗而受到過多的影響。只有對這一領域最為熟悉的免疫學家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官員才明白，鮑林在這一研究上有誇大其辭的嫌疑。 就鮑林而言，他從不認為他和坎貝爾進行的工作是失敗的。五十年後，鮑林仍然堅持他的立場：“我們確實成功地製造出了抗體——儘管非常弱，但是仍具有特異性。” 為什麼那些神奇的東西只在坎貝爾的燒瓶中出現呢？在放棄研製人造抗體多年之後，坎貝爾對自己的密友，理工學院生物系教授雷·歐文提出了一種解釋。他說，一個過於積極的實驗室助手為了得到老闆們預期的結果，而對實驗做了手腳。整個事件是由於“一些技術人員為了討教授的歡心”而發生的。 在放棄了人造抗體的研究之後，鮑林得以重新將精力投入到更富有成果的其他免疫學研究領域。從1943年開始，他回到了對更為基本的問題的研究上，並與普萊斯曼和坎貝爾一起得出了一些實在的研究成果。在此之後的幾年中，三人小組發表了二十多篇論文，對抗體二價性以及特定分子形狀在抗體和抗原結合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有力的證據。他們比蘭德施泰納更為精確地設計了合成抗原，並運用新的定量技巧來測定抗原和抗體的反應。事實上，到了戰爭結束時，鮑林實驗室就證明了抗體和抗原形狀的互補性是其互相結合的根本原因。他們的成果支持並進一步發展了埃爾利希鎖和鑰匙的思想，確切地表明抗體和抗原就像分子拼圖遊戲一樣彼此吻合著。 然而是什麼力量使它們結合在一起的呢？在對打破抗體和抗原之間化學鍵所需的能量進行研究後，鮑林深信其中並未涉及強化學鍵——共價鍵或離子鍵。他的腦海中出現了一幅新的圖像。鮑林小組比較了抗體和具有特定變異的抗原之間的反應，發現抗原上哪怕是一個原子的變化也會對鍵合的力量產生顯著的影響。換句話說，這種吻合一定是極為精確的。 分子之間原子和原子的緊密接觸產生了另一種附著力，也就是原子間的范德瓦爾斯引力。范德瓦爾斯引力得名於一位荷蘭科學家，他研究了氣體中這種力的作用，並證明它非常弱——相當於共價鍵的十分之一到百分之——而且沒有針對性，幾乎任何一對彼此接觸的原子都會產生這種作用。弗里茨·倫敦在1930年用量子力學理論解釋了這種現象，提出這是由於兩個靠近的原子乾擾了彼此的電子云造成的。鮑林在進行晶體衍射的研究時早已熟知這一種現象：共價鍵將兩個碘原子緊密地結成一個分子，而范德瓦爾斯力則將這些分子聯結成晶體。對抗體而言，相當重要的一點是，范德瓦爾斯力隨距離的增加而呈幾何級數遞減，這樣它只有在相當近的距離內才能產生作用。鮑林意識到，如果只有幾個原子在一起，那麼范德瓦爾斯力沒有多少作用，但是如果像蛋白質這樣的巨型分子的表面互相接觸，那麼總的范德瓦爾斯力就足以將兩個分子結合在一起。假定范德瓦爾斯力是抗原一抗體作用的主要因素，也意味著如果使分子互相離開哪怕是一丁點兒——鮑林實驗室發現，如果在一個抗原的表面製造一個凸起，使抗體和抗原之間的距離達到一個原子直徑的幾分之——就能顯著地削弱它們之間結合的力量。如果這種不吻合的情況更為顯著的話，抗原和抗體就會彼此脫離。 鮑林發現，由於存在這種微弱而又不確定的力，再考慮到某些氫鍵的作用以及極性相反的分子間相互吸引的作用，抗體和抗原的結合一定會具有非常特殊的形式。而且發生這種作用的根本原因是分子結構。精確、互補的形狀是至關重要的因素。鮑林相信，至少在免疫學中，分子結構決定了生物特異性。 這項研究成果具有非凡的價值和重要性，使鮑林在遭受人造抗體的失敗之後仍能在免疫學研究領域保持領先的地位。他關於形成抗體的直接模板理論繼續受到人們廣泛的承認。這一理論非常簡明易懂，儘管存在一些缺陷，仍將在以後的十五年中成為抗體成形理論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甚至那些在私下里批評鮑林的免疫學家也不得不承認；他給這一領域帶來了新的活力，作出了一些重大的發現，引發了許多有益的討論。直到50年代中期，鮑林的直接模板理論才被一種基於一些令人驚奇的遺傳現象的抗體成形理論所替代。直到那時他才最終被證明其抗體成形理論是錯誤的。不過他關於抗體和抗原如何發生作用的理論仍是正確的。 愛娃·海倫也在為戰爭操勞著。她在加州理工學院生物實驗室裡做了幾個月的研究助理，幫助開發人工製造橡膠的方法。她受訓擔任了洛杉磯縣的助理消防員和空襲警報哨，並在屋前開挖了一片戰時菜園。她還從事政治活動：她認為1942年提出的拘留美籍日本人是對民權的粗暴踐踏，並志願為當地的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服務以反對這項法令。 與此同時，她對自己賢妻良母的角色仍烙盡職守。她盡力使山間的居所能夠遠離戰爭憂患，儘管這並不容易。每天，孩子們都會聽見山下加州理工學院一所炸藥研究所傳來的爆炸聲。 1942年一天深夜，全家人都被空襲警報驚醒。鮑林默數著高射砲的爆破聲，愛娃則安慰著孩子們。 孩子們需要安慰。戰爭爆發時小萊納斯16歲，照他後來的說法，是一個“在許多方面神經質的少年”。與父親的關係使他傷透了腦筋。父親高高在上，望子成龍，他永遠也無法讓父親滿意，同父親在一起總是讓他不舒服。鮑林對於父子關係的認識，是從學校裡把一年級的化學題目帶回家，讓高中的小萊納斯解答——當回答不出的時候，小萊納斯總感到非常丟臉。儘管他的學習成績還過得去，他在學校裡總感到難以安心。他前後換了三所學校，最後才在弗林特里奇，一所距帕薩迪納幾英里之外的貴族寄宿學校安頓下來。暑假回家的時候，他總覺得自己像是一個陌生人，比二弟要大6歲，在年齡上更接近父親叫來看孩子的研究生。他對自己的前程也感到困惑：儘管鮑林沒有強求，年輕的小萊納斯還是感到父親希望自己能夠從事科學事業，然而他無意同自己的父親競爭。戰爭開始時，他決定學醫，這一領域“和科學密切相關，可以讓父母滿意”。 18歲剛從弗林特里奇畢業時，他加入了空軍，離開了家。 別的孩子也讓人操心。彼得也在很早的時候就被送到了寄宿學校，在戰爭期間，他開始表現出古怪的行為。一個學期他帶回家的可以是弗林特里奇學校裡最好的成績，而下一個學期就會下降為B和C。儘管思路敏捷，口齒伶俐，他的學校評語千篇一律地為：“他應當而且完全能夠得到全A……但是他的成績與他的能力相去甚遠。”鮑林和愛娃對他的成績深感憂慮，最後在1945年讓他從弗林特里奇轉學到一所公立初級學校——他輕而易舉地在核心課程中拿到了全A。 琳達長成了一個漂亮的孩子，是父親的掌上明珠。小兒子克萊林很早就懂事了。但是山間的住處與世隔絕，琳達和克萊林不能和別的孩子玩耍。還有另一種孤獨：父母經常外出。鮑林要么在路上，要么在學校裡，要么就是關在八角形的書房裡，那裡是孩子們絕對禁止打擾的。儘管愛娃竭力想成為一個盡職的母親，但她也同樣喜歡旅行，利用一切機會陪伴自己的丈夫外出，一去就是幾天，甚至幾個星期。貝克講座讓他們在康奈爾大學一呆就是四個月，期間他們把嬰兒克萊林和別的孩子託付給鮑林的秘書阿萊塔·湯森德照看。阿萊塔像母親一樣照顧著孩子們，和三個最小的孩子非常密切，特別是琳達。 鮑林履行著他認為是一個父親應盡的職責：努力工作，為家庭提供像樣的住所和幾件貴重物品，在必要的時候管教孩子們。儘管他所有的孩子都煞費苦心地博取他的歡心，他們畢竟還都是孩子。他缺乏耐心，如果他們太調皮或者缺乏教養的話，他就會大發雷霆。 科學是他的摯愛，孩子們不能與科學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