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9 國王教皇怪傑

青年獨裁者 諾伊斯的健康長期以來如風中殘燭。在20年代，他首先被錯誤地診斷患有癌症，又被懷疑肺結核感染，靠大劑量的腺體注射來強打精神，還因為吃炸麵包受噎引起潰瘍而不得不進行了痛苦的咽喉手術。早在1928年，他就自以為“最多再活五六年——可能更少”。他開始把自己日漸衰弱的精力集中到為數很少的幾個項目上，其中最重要的是完善加州理工學院的本科教育體制。在90年代代早期，諾伊斯惡化的健康和他對課程政策的關注，使鮑林覺得化學系的需要遭到了怠慢。 但是，諾伊斯一貫的做法是將學院放在第一位。 20年代初期，為了吸引密立根到帕薩迪納來，他和海耳決定把加州理工學院大部分的資源投向物理系。結果，密立根的王國迅速膨脹；1927年物理學有60個研究生，而化學系只有20個。

這正好同老牌大學，如哈佛和康奈爾大學，截然相反。在那些學校中，化學仍然是自然科學之王，比物理擁有更多的教師、金錢和榮耀。然而，諾伊斯到西部來是為了乾一番新的事業的。他相信，一個小系更團結，更便於交流不同的思想，而且不容易陷入派系的鬥爭。同時，教師較少，就能夠和精心選擇的學生保持更加密切的對話。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團隊協調者，本性不適合你傾我軋的爭鬥，因而對化學系的緩慢增長已經感到心滿意足了。在20年代，儘管在全校處於第二位，但是化學和化學工程系總的經費幾乎增加了三倍，有20個不同的研究項目得到了卡內基基金會的資助。即使在大蕭條迫使研究經費縮減，並使建造新的化學樓的計劃暫停下來的時候，諾伊斯看上去也並不煩惱。他的行事原則是穩健。

對大多數教師來說，這並沒有什麼不好。他們滿足於教書，負責一個小實驗室，並偶爾發表將把有意義的文章。只有鮑林對此極為不滿。他需要將事情一件件落實；他自己的研究隊伍隨著他新思想的不斷湧現而急劇擴大；研究生和博士後蜂擁至他的麾下；為了維持這種局面他需要更多的房子和經費。在哈佛，他看到過化學相對於物理的優越地位。諾伊斯為什麼不為他的系爭取更多的利益呢？ 多年以來，諾伊斯為了使自己這位青年才子滿意，為他討來了新的場地，滿足了他的加薪要求，並給他提升。當密立根對這位過於自負的青年教授日益不滿的時候，他又從中斡旋。鮑林再三以離開學校的威脅來達到自己目的的做法，讓密立根覺得這傢伙也過於狂妄，過於自私了。也許他真有諾伊斯說的那麼好。但是，要是在物理系的話，他是決不會這樣受到嬌慣的。

然而，為了留住鮑林，諾伊斯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他熟知化學，理解鮑林在這一領域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這是密立根所理解不了的。鮑林基於量子物理的化學鍵研究，得到了他Ｘ射線和電子衍射研究的補充和拓展。他具有將結構和理論聯繫起來的獨特的本領。他能夠將解釋冰的結構的思想運用到對蛋白質結構的研究中，代表了邁向涵蓋一切的物理化學的重大飛躍，而奧斯特瓦爾德早在四十年前就向諾伊斯鼓吹過這一可能性。而且，這個年輕人精力過人！他埋頭工作，以化學為生命，在路易斯之後，諾伊斯就沒有見過像鮑林這樣的第二個人。鮑林的創造力似乎永遠是無窮無盡的。 更為重要的是，鮑林是諾伊斯創造的。諾伊斯發現了他，引導了他，將他從一個俄勒岡少年變成了一個國際知名人士。鮑林是他這位導師慧眼識真珠的活的見證，也是諾伊斯在加州理工學院實踐教育理論成功的活典型。

於是，諾伊斯決定，無論如何要留住鮑林。 z為了讓鮑林不變心，諾伊斯懂得僅僅靠好話和金錢是遠遠不夠的。他需要有權。所以，當鮑林在30年代中期升為正教授之後，諾伊斯向他和韋弗之類的重要人物表明，他將成為加州理工學院化學和化學工程系的下一任系主任。 乍一看來，這一決定驚世駭俗。因為化學系裡不乏比鮑林年長和更富有學術經驗的科學家——包括全國聞名的理查德·托爾曼——但是諾伊斯認為前途比經驗更重要。他寫道，“年齡的大小肯定不是主要的考慮因素。”化學系主任超越一切的品質應該是“全身心地投入於研究工作……善於接受並發現新的思想。”同“制定未來科學研究新計劃的能力相比”，行政能力是第二位的。 在這一點上，鮑林沒有競爭對手。托爾曼的研究越來越孤僻——對宇宙哲學的思考取代了與化學相關的重要工作——而且不管怎麼說，他從一開始任教的時候，就反复聲稱自己對行政工作沒有絲毫的興趣。威廉·雷西、斯圖爾特·貝茨和迪金森，這些比鮑林的資格都要老的教授們則都滿足於教學，滿足於從小實驗室裡機械地製造出一些研究成果來。諾伊斯認為只有鮑林具備領導的才能。他充滿新思想，掌握新技術，能夠吸引最優秀的學生，能夠掌管一個大型的、多產的實驗室，而且與洛克菲勒基金會關係很密切。儘管任何一個老資格的學者都有能力領導化學系，只有鮑林能夠壯大它。早在1932年，諾伊斯就告訴韋弗說，鮑林可能是他的繼任者。

後來他動搖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在鮑林身上發現了一些令他不快的東西，一些與自己的價值觀大相徑庭的品質，這不得不令他對自己交班的計劃再斟酌一番。儘管他的綽號叫亞瑟王，他實際上只是一個貴族。他信仰合作的、公司式管理模式，首席執行官在採取行動前需要聽取擁有相當實權的教師委員會的建議；教師們通過自己的委員會，實際上左右了系裡的多數決策。諾伊斯不喜歡德國化學研究所中的管理模式——大師的研究工作處於中心地位，其決策權威不容質疑。諾伊斯的管理形式正是在考察了德國模式之後的個人創造；他認為，德國模式造就的是追隨者，而不是具有獨立思維能力的學者，“這一體系的結果常常是，領頭的一位傑出人物不堪煩瑣的行政事物的重壓，而手下是一群差強人意的學者。”

隨著鮑林研究工作的擴展，他在許多方面採取了諾伊斯所不願意看到的態度。在鮑林的實驗室裡，鮑林決定應該問什麼問題，並用什麼手段來回答這些問題；他指派別人來為他解決問題，而不向他們傳授獨立思考的技巧。在這令人激動的學術環境中，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著，鮑林的學生和博士後從來不抱怨；他們正在學習一種化學新思維，日後將幫助他們叩開各地最好的研究中心的大門。 抱怨來自其他的教授。鮑林不僅以德國模式來經營自己的實驗室；他還捍衛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研究，而把整個系的需要放在第二位。一位教授將這種風格稱為“富有侵略性的管理風格”，那些現在和鮑林平起平坐，很快將在他領導之下工作的教授們並不欣賞這一種風格。在30年代中，系裡出現了一股反對鮑林的思潮。年長的同事視他為一個妄自尊大的人；年齡相當的同事則嫉妒他的一舉成名。這是一種長兄式的嫉妒：每個人都知道鮑林深受國王寵愛，是“諾伊斯的心腹”。鮑林正致力於自己的研究工作，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來平息同事們的怨氣。

諾伊斯對此非常擔心，同時對鮑林不問學院大事的態度也深表憂慮。這位年輕人對自己事業的奉獻精神是毋庸置疑的。他不合群，首先是為自己，其次是為化學系，最後才是加州理工學院。他對於學術政治一竅不通，也毫無興趣；他對學校當局下達命令，而不是提出請求。密立根不喜歡他。諾伊斯在自己的門徒身上發現了令他困惑的急躁和不講情理。隨著鮑林越來越成功，這種傾向愈來愈明顯了。 另一方面，鮑林出色地履行了自己在系務委員會裡的職責，而且是一位極其出色的教師。他對於系裡的課程安排，特別是本科生學習化學的方式還有那麼點興趣。也許可以指導他更關心一些學院方面的事務。在30年代早期，諾伊斯草擬了一份計劃，讓青年教師參加一個政策委員會，通過與加州理工學院行政管理人員的協商來“了解學院的問題和想法”；在化學系中，他提名鮑林和托爾曼參加。還有一次，鮑林記得，諾伊斯指定他為化學系的“執行官”。諾伊斯設立這一職位也許是為了給鮑林創造一塊最終登上系主任寶座的墊腳石。 “但是作為執行官我沒有做任何事情，”鮑林說。 “他沒有讓我承擔任何職責。”

正當諾伊斯遲疑不決的時候，在1935年初他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他被確診患有結腸癌。醫生告訴他，他唯一的機會是立即動手術。諾伊斯被手術嚇壞了，堅決反對這樣做。除了海耳、密立根和幾個最親近的朋友，他沒有把病情告訴任何人。他開始離開學校，一個人獨處。有時在學校附近聖帕斯科的小屋，有時在科羅那得馬的海邊別墅裡。在那裡，他可以靜靜地欣賞海鷗翱翔，海浪翻滾，耳邊是海風帶來的海灘上人們的歡聲笑語，腦海中浮現出科德角的浪花和自己在意大利陽光燦爛的日子。在那裡他可以暫時忘卻學校的煩心事。 儘管諾伊斯竭力隱瞞自己的病情，學校裡不久就已傳得沸沸揚揚了。 鮑林的反應正是大家最害怕看見的。多年以來他就期待著能夠取代諾伊斯，現在看來時機到了。需要立即作出一系列的決策，包括有機化學的發展計劃，與洛克菲勒基金的長期關係，以及由於大蕭條造成的新的化學樓的延期。諾伊斯似乎放棄了任何決策，而鮑林需要知道下一步將會發生什麼，特別是他繼任系主任的時間表。但是沒有一個人跟他提過這件事。諾伊斯處於半隱居狀態，而密立根則對他敬而遠之。最後，鮑林決定自己採取行動。 1935年7月，他借俄亥俄州立大學給他的一份邀請，要求和密立根討論一下自己的處境。

這次會面是一場災難。密立根是諾伊斯的親密戰友，對於朋友的疾病感到很憂慮；他目前最不願意處理的就是鮑林顯而易見的又一次加薪的要求。鮑林抱怨經費緊缺，告訴密立根應該撥給化學系更多的資金，還提醒他在別的大學中化學相對於物理的優越地位，由此會談的氣氛急轉直下。密立根根本就不屑於回答鮑林的這些問題；在他看來，只要諾伊斯一息尚存，還是化學系主任，經費的問題完全不用鮑林來操心。接著他意識到了鮑林此行的真正動機：他需要保證自己在諾伊斯死後獲得系主任一職。密立根勃然大怒。他強壓怒火，對鮑林說，學校沒有打算增加化學系在學院經費中的份額。然而當鮑林一再回到系主任任命這一話題上的時候，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密立根告訴這位自負的年輕人說，他太年輕，甚至連繫主任一職也休想考慮。就他個人而言，鮑林在以後的十到十五年中也不用費神去考慮擔任那一類行政職務。接著他把鮑林轟了出去。

鮑林一下子懵住了。密立根的話徹底推翻了他原以為板上釘釘的自己前程的安排。而且密立根說他年輕，不足以擔此重任的話也毫無道理。鮑林已經34歲了，比斯雷特負責麻省理工學院物理係時還年長3歲，比科南特被提名為哈佛大學校長時也小不了幾歲。一定是別的什麼出了岔子。 鮑林整整用了兩個星期的時間才重新認識了自己的位置，他決定非要弄個明白不可。他老調重彈地給諾伊斯送去一封措辭謹慎的信：“我覺得我不得不離開學院。……唯一令我感到遲疑的是，我可能誤解了您曾經囑咐我的，要我制定發展化學系的規劃，並為我安排相應角色的話。” 諾伊斯在科羅那得馬收到了這封信。幾個月來，他一直避免作任何決定，但是現在看來他必須正面解決鮑林的前途問題了。他一直擔心這會使他在生命最後幾年中苦心經營的化學系分崩離析。他叫秘書把鮑林的信複寫了一份親手交給海耳，還親自寫了一段話。 “鮑林好大喜功，野心勃勃，惟我獨尊，但是我確實相信，他主要的思路是在其研究領域之外建立一個更大的研究中心。”然後他要求緊急約見托爾曼、海耳和密立根。 在會議上，大家很快意識到問題沒那麼簡單。密立根希望托爾曼能夠繼任；他不僅資格老，而且是合適的人選；他和密立根以及加州理工學院最大的那些施主參加同樣的私人俱樂部，屬於同一個社交圈。在另一方面，每一個人都還記得鮑林剛讀研究生時的模樣。他來自窮鄉僻壤，一貧如洗，和年輕的太太和孩子住在一間租來的破舊屋子裡。他怎麼能夠應付那些學院需要交好的百萬富翁呢？密立根特別擔心魯莽的鮑林在自己理事會前的表現。然而諾伊斯仍然不相信託爾曼會全身心地投入到化學系或者管理工作中去，他爭辯說，失去鮑林將是學院的一大損失。托爾曼本人對獨自一人取代諾伊斯表示了保留的意見。 最後，大家達成了妥協：對化學係採取分治管理的模式。鮑林將稱為名義上的系主任，但是他將和一個新的化學系委員會分享他的權力。這一委員會包括五名成員，將最終決定任命、提升、工資和預算等問題。托爾曼將作為化學系在加州理工學院執行委員會中的代表，負責與理事們打交道。 這一計劃是在7月份制定的，但是在11月正式公佈的時候，鮑林的角色受到了進一步的削弱。也許諾伊斯還不願就此退休；也許化學系的教師反對原先的計劃。總之，最後諾伊斯被任命為化學系委員會的主席，而鮑林是成員之一。主席是委員會的當然成員，沒有什麼實權。他能夠將有關事務提交給委員會，但是沒有投票權。這一體制保證了在諾伊斯死後，他的互相合作、教師集體管理的模式能夠繼續下去，而不至於造成某一個人獨霸化學系。在被剝奪了所有實質性內容之後，這一有名無實的化學系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將在恰當的時候授予鮑林。 鮑林得知了這一消息。聖誕節剛過，他寫信給科南特，說自己有興趣到哈佛來。但是，與七年前各大學爭相禮聘鮑林相比，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可供挑選的受過量子力學訓練的青年化學家很多——哈佛在一年前剛剛招募了鮑林一個最得意的弟子，布萊特·威爾遜——而且把鮑林龐大的研究隊伍搬到東部去需要一大筆錢。在對大蕭條影響下的預算進行了兩個星期的苦思冥想之後，科南特回信說：“我非常遺憾地告訴您，現在哈彿看來無法提供您所需要的那些機會。” 自尊心受到雙重打擊的鮑林一頭扎回到研究工作中。諾伊斯讓他參與一個自己希望在有生之年實現的最後的大項目，創建一所生物有機化學研究院，並藉此來撫慰鮑林的創傷。這個新的跨學科的研究團體將運用現代化學的工具來重新塑造生物學。他說，鮑林將是這一學院的學術領袖，可以獲得新樓的整個一層樓面。其他教師將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學者，以後將陸續被聘用。更多場地和更高學術地位的承諾幫助鮑林克服了自己的失望情緒，一門心思地撲在工作上。 韋弗在1936年3月訪問加州理工學院，他非常高興地了解到鮑林在血紅蛋白研究上取得了進展。當鮑林在晚餐上介紹自己對其他蛋白質研究產生了新的興趣，說到自己的工作有可能有助於攻剋癌症時，韋弗就更加喜不自禁了。 韋弗還拜訪了明顯衰弱的諾伊斯。諾伊斯強打精神，四方尋求資助，招兵買馬，為擴建和裝備生物有機化學學院作準備。韋弗對這一規劃非常興奮——這畢竟表明，他長期以來信奉的研究生物學的方法將被實現——他告訴諾伊斯，他將和理事會一起密切關注這一項目的進展。 諾伊斯對這個項目信心十足，況且他急切地想在自己離開人世前把一切都料理停當。他讓鮑林充分地考查一下新學院的合適人選。這回倒是鮑林擺起了架子。他寫信對諾伊斯說，最好圍繞自己的研究進展向洛克菲勒基金提交一份詳細的計劃，然後再看看採取什麼行動。諾伊斯迫不及待。他已經決定到梅奧診所做一次結腸手術，這是他最後治愈癌症的機會。他很快將一份6頁的提綱送交給韋弗，其中概括地介紹了有機化學的發展思路，並詳細介紹了由私人捐助的擬建中的大樓。然後鮑林被派往東海岸尋訪人才，這回他又扯起了諾伊斯的後腿。在紐約，他告誡韋弗說，他覺得諾伊斯“以他現在的狀況，為了在有生之年作出一些成就，有些過於匆忙……”。鮑林仍然認為，不管系主任一職怎樣有名無實，總歸是他的。他不希望被一個垂危的病人作出的決定栓住手腳。他希望在時機到來時作出自己的決策。 他不用等待太久。梅奧診所的手術失敗了，5月，諾伊斯回到了帕薩迪納。他躺在自己聖帕斯科大街住所的床上，女僕和一位長期的助手照料他。鮑林此時正忙於和莫斯基一起對蛋白質變性的論文作最後潤色，在諾伊斯最後的幾個星期中探望過他兩回；誰也沒有提及他繼任系主任這個話題。 1936年6月3日，消息傳遍了校園：亞瑟王過世了。 這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諾伊斯的保守克制、溫文爾雅和慷慨大度紮根於19世紀；他所遵循的是一種正在迅速消逝的生活方式，慢條斯理，知書達理，知足常樂。不會再讓學生駕著老摩西出遊，在研討會上不會再有可可飲料，不會再有密立根在悼詞中所稱的諾伊斯的“美好性格”。不會再有詩歌。未來屬於不那麼浪漫、更加務實、眼明手快的鮑林式人物——20世紀的人。 諾伊斯在系裡起到了協調的作用，這一點在他死後充分顯露出來了。教師們在過去一年中積聚起來的敵意現在變得公開了。一些教師認為，鮑林即便是在諾伊斯重病期間也把他逼得很緊，還有人對韋弗說，鮑林“以一種毫無道理的，甚至是不可饒恕的方式來困擾和糾纏（諾伊斯），強迫他承擔起不可忍受的化學系領導任務”，這甚至有可能加速了諾伊斯病情的惡化。托爾曼、迪金森和雷西這些老教授在給密立根的一封信中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同感，並“建議”暫時將鮑林提升為系主任——新近又重新確定了職責範圍，幾乎沒有任何權力——這只是因為他的研究工作對加州理工學院至關重要，儘管“我們對鮑林教授是否完全適合這一崗位深表憂慮。……在一定程度上，我們懷疑他是否有能力來製定政策，是否能夠慷慨、真誠地待人接物。” 這股反鮑林的情緒在諾伊斯的葬禮上表露無遺。榮譽扶棺者包括加州理工學院行政委員會的每一位成員，還有化學和化學工程系的每一位教師——唯獨沒有鮑林。鮑林對這種特殊做法感到狼狽萬分，他找到密立根，要求知道為什麼受到這樣不公正的待遇。密立根聲稱自己毫不知情，說名單是化學系定的。 又一次侮辱接踵而至。葬禮後，正式宣布了系主任的任命——然而是托爾曼，而不是鮑林。這可能只是表示對前輩尊重的一種形式，因為托爾曼早就表明自己不堪此任，因此馬上拒絕了，然而這實際上等於又打了鮑林一記耳光。 最後終於把系主任的頭銜交給了鮑林，但是鮑林對於此等羞辱怒不可遏，拒絕接受。他不及考慮後果，匆匆地給密立根寫了一封簡短而直率的拒絕信。他在信中寫道，新的系務委員會結構意味著他要在沒有實權的情況下承擔責任。提議的7500美元的工資也太低。他需要學校作出支持化學系的承諾。而且，他希望得到的不光是系主任的頭銜，還有諾伊斯的另一個頭銜，蓋茨實驗室主任。他在8月10日把這封信交了上去，然後帶著全家上俄勒岡度假去了。 兩星期後，他回到學校。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寫道：“我們的化學系仍是一團糟，恐怕在一切走上正軌之前我們還要碰到許多麻煩。”密立根原以為諾伊斯的死會讓鮑林幡然悔悟，欣然接受系主任的任命；鮑林信中的語氣讓他大驚失色，他拒絕把這封信交給行政委員會。這封信正是他對鮑林擔心的明證：他太年輕，太缺乏經驗，難以擔當系主任的重任。太容易採取“獨裁”的手腕。密立根拒絕給鮑林任何答复。 鮑林和“長官”繼續沉默地對視著，過了整整兩個月，鮑林才眨了眨眼睛。在11月份，他再次要求密立根告訴他將會發生什麼。密立根冷若冰霜地回答說，他在等待鮑林提出能使自己“滿意”的機構改革計劃。 即便他們之間進行了談判，也沒有獲得任何成果。 1937年新年過去了，化學系仍然沒有系主任。 韋弗在自己紐約的辦公室里關注著事態的發展。他越來越不耐煩，決定採取行動。諾伊斯的生物有機化學資金已經啟動；韋弗認為鮑林和一個頂尖的有機化學家合作能夠完成大事，而且他也希望這筆資金能夠產生效果。加州理工學院現在的惡劣環境讓什麼事都變得複雜了。儘管他深知鮑林缺乏團隊精神——他認為，鮑林在8月份將那封拒絕信交給密立根時，密立根應該好好“打他的屁股”——他仍將鮑林視作自己在加州理工學院計劃中的關鍵人物。 韋弗在1937年1月乘火車來到帕薩迪納進行協調。他發現局勢比他擔心的還要糟糕。鮑林和密立根切斷了彼此之間的所有聯繫。密立根本人開始管理生物有機化學資金，儘管他對此一竅不通。鮑林則高傲地呆在一邊，等待著對他有利的決定。 韋弗首先和鮑林坐下來談。有個能夠理解自己的人來聽自己的牢騷，鮑林把鬱積在心中的話一股腦兒都倒了出來。他說，他擔心不能很好地平衡自己在學術和行政上的時間。看看諾伊斯的情況——他事無鉅細地處理著學院的事務，而本人在實驗室裡卻沒有搞出任何有價值的成果。系主任在新的系務委員會制度下不過是一個傀儡，沒有決策權，卻要為那些不是自己作出的決定接受旁人的潔難。而且在一些他本人就可以處理的小事上，他也需要浪費大量時間與委員會商量。鮑林還說，他對於不給他實驗室主任一職極為不滿，因為儘管對外人來說似乎這無關緊要，但是在他領域裡的其他科學家眼中，這個頭銜具有實際的重要性。工資問題也相當重要，因為他現在的收入比其他系主任的工資要低得多。 韋弗覺得鮑林的話有理有據，他開始對這位青年學者產生了一種新的敬重。接著，鮑林又讓韋弗看了自己在8月10日寫的拒絕信，要他坦率地說出自己的看法。韋弗讀了一遍，說這封信“語調生硬，甚至有些厚顏無恥”。他告訴鮑林，與行政委員會的成員相比，他還太年輕；提他為系主任表明理事們對他非常信任，可以說是對他的一種恩賜。他的答復不僅沒有感謝這種榮譽，而且沒有給出他這一決定背後的理由。看上去似乎鮑林把系主任一職又扔回到他們的臉上。這是一種羞辱。所以毫不奇怪，他們讓他乾等著。那天晚上，韋弗在日記中寫道：“鮑林似乎心說誠服地接受了我的批評，並沉痛地表示自己犯了一個大錯。” 在教訓了一方之後，韋弗開始和另一方理論，告訴密立根鮑林的憂慮以及對化學系的計劃。他說，這個年輕人在長時間的等待中仍保持了清醒的頭腦，這難能可貴，而且鮑林對於洛克菲勒基金是十分重要的。他請求密立根能夠理解。 在韋弗回到紐約之後，密立根和鮑林開始對話，意在確定一種雙方都能夠滿意的體制。在諾伊斯去世幾乎一年後的4月份，鮑林將好消息通知了韋弗。 “在與您談話之後，我找到密立根教授，決心消除我們之間的隔閡。我們沒費甚麼功夫就達成了共識，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滿意的。”鮑林當然是滿意的。他將保留系主任和系務委員會主任的頭銜，他的工資將提升到9000美元。 在別人的憂懼惶恐之中，鮑林順利地擔當起了系主任的角色，這主要應該歸功於他沿用了諾伊斯的行政管理體系，並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自己的科研工作上。作為系主任，他需要拋頭露面，外出旅行，講演，提高學校的知名度，並吸引大筆的讚助。其他的一切事務都委派別人去做。他說：“作為行政管理人員，我出於某種原因，養成了把幾乎所有事情都交給別人去辦的習慣。”他讓自己以前的研究生斯特迪文特當了自己行政方面的助手。這一選擇十分正確，因為斯特迪文特務實、果斷——他負責化學系的儀器車間，在日常行政事務之外還設計並製造了一些精密的化學儀器設備——在一個教授的記憶中，他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能幹的一個”。 大多數其他的日常決策都由系裡的一些常設委員會來製定。甚至連新的系務理事會機構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也非常容易地解決了：對任何新教師的錄用或是別的重大決策，鮑林並不採取所有教師投票的辦法，而是通過小範圍的投票來解決。在此，鮑林同樣顯示了他的才幹：在投票之前，鮑林都會先去試一試水溫，通過非正式的談話達成一致意見，這樣就避免了許多公開的爭論。教師會議簡短有效，多數教授喜歡這種形式。 在獲得系主任提名後的幾個星期，鮑林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寫道：“非常感謝你關於我的新職位的來信。我不知道將來會怎麼樣，但是到目前為止事情並沒有朝壞裡發展，因為除了在一些最無關痛癢的事情以外，我都成功地逃避了任何責任。” 關於鮑林“獨裁”傾向的憂慮看來是言過其實了。也許全系的科研重點有所轉移——諾伊斯偏好的是無機物理化學，而鮑林注重的是新的生物有機化學——但是教師們很快就意識到，不會發生什麼大的變動。系裡的生活平穩、和諧地延續著，至少在表面上看來如此。 只有少數例外。托爾曼，作為諾伊斯的好朋友，客客氣氣地和鮑林保持著距離；在客套之外，他們的關係再沒有熱絡起來。另外一個是唐·尤斯特，一個固執己見、獨來獨往的無機化學家。鮑林記得他“有些跟我作對”，也許是因為尤斯特對化學系的重點偏離自己的領域心懷不滿，也許是因為鮑林對上回尤斯特沒能找到他所預言的氙化合物仍耿耿於懷。尤斯特在加州理工學院一直呆到退休，經常和鮑林對著幹，在系裡的許多決策中他是唯一的反對票。他也不刻意隱瞞自己對鮑林的敵意，有時候發展到兩人一句話也不說的地步。 除了這些偶然事件外，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在鮑林的領導下不僅生存了下來，而且進一步壯大。兩年之後，鮑林驕傲地向韋弗報告說，化學系的研究生數目從25個增加到了45個，博士後的數量也翻了一番。學生們擁向加州理工學院，不僅因為諾伊斯創建了一個強大的化學系，而且因為現在鮑林是掌門人。他以自己的化學鍵和分子結構思想推動著化學的發展，在前面領路。 30年代中期的一位研究生維納·舒梅克說：“許多學生是因為聽說過鮑林的名字，所以才到加州理工學院來。他也沒有讓任何人失望。他總能創造一個接一個或大或小的奇蹟。”理查德·諾伊斯，依利諾伊大學化學系主任的兒子，在30年代末本可以到任何一個研究生院去學習，然而他選擇了加州理工學院，因為它“欣欣向榮，……是世界上學習結構化學的最佳場所。”那時候，鮑林的學生，所有化學系的學生，都覺得自己是一個精英集團的一分子。鮑林的過人智慧和個人風格造就了這種特殊感。他並不隱身於辦公室，只有在研討會發言或者主持會議時露露臉。他現在不必擔心自己牢固的地位，時常在走廊裡走動，把腦袋探進實驗室，和任何一個碰見的人聊聊天、開開玩笑。新生原來以為會遇見一個拒人於千里之外。令人肅然起敬的偉人，然而卻發現他友好、隨和，而且異常年輕——他只比多數研究生大十歲——他詢問他們的興趣，傾聽他們的想法，坦率地談論自己的看法，而且最令人驚奇的是，他能平等地對待他們。他邀請學生和博士後到自己的家裡聽唱片，吃早點，在感恩節共進晚餐。有時，他們還替鮑林看孩子。他率領他們到沙漠去野營。鮑林的風格隨意奔放——西部風格——與別的總是以先生或教授稱呼的化學系大異其趣。在加州理工學院，在鮑林的軌道上，真實、創新、領先的化學既令人興奮，又讓人感到充滿了樂趣。 系主任一職在鮑林身上也產生了一種中和的作用。愛娃有了鮑林新的工資作後盾，更加刻意地將他打扮得符合他的新職務。她為鮑林買了更加昂貴的西服，把他打扮成加州理工學院的時裝模特兒。鮑林在講課的時候也不再斜依在講台上。與路易斯在一起時，兩人也更加班配，令路易斯欣喜萬分。 鮑林渾身是勁。在36歲的時候，他在自己選擇的領域中成名，領導著世界上最強大、最有影響的化學實驗室。他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這一切。他非常高興。 這種情緒洋溢在他的臉上，滲透在他走路的姿勢裡。從他的一位助手埃迪·休斯在30年代末拍攝的家庭錄像中，我們可以看到鮑林和朋友們在威爾遜山上，低著頭，兩手背在身後，陷入沉思，也許在思考著一個化學難題。但是沒有緊張的感覺；他自在地溜噠著，四肢放鬆，怡然自得。一般的科學家總是一本正經的，即使在最放鬆的時候，也讓人覺得有些滑稽。然而只要相機一轉向鮑林的方向，他馬上會咧開嘴，臉上綻放出燦爛的笑容，活像一個釣到大魚的中學生。這笑容已成為鮑林的“商標”。 科里 在等待系主任職位的一年中，鮑林沒有停止旅行、演講、教學，他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發表了一篇又一篇的學術論文，幾乎每三到四個星期就有一篇：對於血紅蛋白更進一步的磁性研究，對於有機和無機分子結構的更廣泛的涉足，關於染料色彩的新理論，還有對金屬結構的新認識。他與布萊特·威爾遜合著的量子力學教科書出版了。他還計劃寫一本關於自己的共振理論在有機化學上應用的書，並且與自己以前的一位學生韋蘭德已經完成了幾個章節，但是在其他瑣事的壓力之下，這本書最終沒有能夠完成。 然而，他的首要目標是解決蛋白質的結構問題。他開始在幾個層次上同時著手。阿斯特伯里在1937年5月訪問了帕薩迪納。他同鮑林進行了探討，並給他看了角蛋白一些最新的Ｘ射線照片。兩人在蛋白質是一條長鏈這點上意見一致，然而對深層結構產生了分歧。鮑林說：“我當然了解利茲的阿斯特伯里有關角蛋白結構的文章——毛髮、獸角、指甲等等。但是我知道阿斯特伯里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我們通過簡單分子的研究獲得的鍵長、鍵角和氫鍵結構的知識足以讓我們推翻他的觀點。但是當時我還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 同伯納爾和其他的英國蛋白質Ｘ射線晶體學家一樣，阿斯特伯里試圖直接通過複雜的Ｘ射線衍射來解決蛋白質結構的問題。鮑林仍然喜歡他在研究矽酸鹽礦物時十分奏效的隨機法：盡量獲取有關物質大小和形狀的數據，推斷將其結合在一起的化學鍵形態，運用以上信息製作精密的模型，然後檢驗這一模型是否符合Ｘ射線數據。 他決定對角蛋白也採用這一方法。角蛋白是由氨基酸構成的，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對於這些相當複雜的分子，沒有像樣的Ｘ射線結構分析。鮑林認為，即使沒有理想的結構數據，他對於相關分子的認識也足以讓他推測出氨基酸是如何互相聯結在一起構成阿斯特伯里的阿爾法角蛋白的。鮑林的假設中很重要的一條是基於他從前的一種觀點，即肽鍵具有相當程度的雙鍵特性，這樣就限制了其兩側原子的轉動，使它們處在同一個平面上。這一認識，加上對氨基酸大小的基本概念和對氫鍵重要性的認識，就構成了鮑林研究的起點。 1937夏天，鮑林一直被這個問題困擾著。他嘗試了一種又一種氨基酸鏈的排列方式，以符合阿斯特伯里的Ｘ射線數據，並包含盡可能多的氫鍵。他試圖建立一種互相糾結在一起的平面帶狀結構，就像阿斯特伯里提出的那樣；但是不管他怎樣排列，都無法滿足x射線的數據。他試圖將結構設想成是三維的；但還是不行。主要的問題是，阿斯特伯里的數據顯示在氨基酸鏈上，每隔5.1埃（一埃等於一千萬分之一毫米）將會出現一個重複的構造。鮑林的模型無一能滿足這一條件。 到了9月份，鮑林放棄了努力。也許他對於氨基酸構造的設想是錯誤的。也許他從別的分子結構中藉用的鍵長和鍵角不適用於蛋白質。也許肽鍵不是平面的，而可以扭曲。也許他對於氫鍵的認識是錯誤的。 只有通過精確地確定單個氨基酸的結構並確認它們互相聯結的方式才可能回答這些疑問。鮑林已經讓一個研究生加斯·埃爾布萊希特培養供分析用的氨基酸晶體。但是僅靠一個研究生的才能是遠遠不夠的：氨基酸比用Ｘ射線分析過的任何有機分子都大得多，複雜得多——甚至連甘氨酸，最簡單的氨基酸，也含有排列複雜的十個原子——而且成功需要遠見、技巧以及多年的辛勤勞動。他上哪裡去尋找這樣一位既有技巧又有毅力的人呢？ 命運將身材瘦削、其貌不揚的羅伯特·科里帶到了鮑林身邊。科里是全國為數不多的精通蛋白質晶體衍射的科學家之一。 1924年他在康奈爾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接著在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協助拉爾夫·威科夫用Ｘ射線來分析從豪豬刺到結晶血紅蛋白的形形色色的蛋白質。當威科夫的實驗室由於機構調整被取消後，科里拿到了一年的工資、從威科夫那裡要來的所有儀器和一封推薦信。 1937年4月，鮑林收到科里的一封信，詢問能否自帶儀器和薪水到帕薩迪納來工作一年。鮑林當然不會反對，但是告誡科里說，很有可能沒有足夠的經費永久性地僱傭他。 當鮑林遇見科里時，他可能有些遲疑。科里看上去不止40歲，身材瘦長，頭髮稀疏，留著一撮鬍髭。他小時候患過嚴重的小兒麻痺症，沒能很好地恢復；他的腿瘸得厲害，要靠拐杖才能走路。他性格靦腆，超過了鮑林喜歡的程度——鮑林後來說他是“一個沒有脾氣的好人”——但在交談了一會兒之後，鮑林就發現科里對Ｘ射線晶體學瞭如指掌。科里還有另外一些特殊的品質：他含而不露，實際知道的比他說出來的要多得多。他告訴鮑林，他已經開始對甘氨酸結構作第一步研究。鮑林後來回憶道：“他和我共同決定，他將研究確定某些氨基酸晶體和簡單的縮氨酸的結構。”接著他更正了自己的說法。 “說是他和我共同作出這一決定並不正確。很有可能他早已下定了決心，只不過他巧妙地讓我同意了他的觀點，讓我覺得這是我們共同的決定。後來我了解到他精於此道。” 兩人從此將開始一段長期卓有成效的合作。 絕對正確的帕薩迪納研究 科里來校後不久，鮑林就接受了康奈爾大學的邀請，以喬治·費希爾·貝克講座主講人的身份前往康奈爾大學作為期4個月的訪問。這一身份具有崇高的聲望，講課人要對某一專題舉行一系列講座，並由康奈爾大學出版社作為貝克系列叢書中的一種出版。鮑林選擇的題目是化學鍵的本質。他在9月底和愛娃一起來到了伊薩卡，將孩子們——12歲的小萊納斯，6歲的彼得，5歲的琳達和3個月前剛剛出生的愛德華德·克萊林——託付給朋友們照管。他們住進了康奈爾大學的泰魯菜得樓。愛娃慶幸自己能夠暫時擺脫一幫孩子的糾纏，這也是他倆十年前第一次去歐洲之後她和丈夫單獨在一起最長的一段時間。鮑林夫婦盡情享受這段美好的時光，出席招待會和晚宴，還不時到紐約去聽一場最新的音樂會或是去跳舞。 躲開了系主任的日常事務，鮑林有充裕的時間來完成一個已經醞釀了很久的大項目——將自己有關化學鍵的所有思想寫成一本書。貝克講座是他的出發點，但是最終的內容將更為廣泛。在伊薩卡逗留的幾個月時間裡，他寫出了初稿，並在1938年回到理工學院之後對手稿進行了擴充。 《化學鍵的本質和分子及晶體的結構：現代結構化學入門》在1939年出版，立刻成為一部經典的著作。它的讀者對像是高年級的化學專業研究生，但是其影響遠遠超出了教科書的範圍。這部著作將改變全世界科學家對化學的認識。以往，化學被視作以一些實用公式描述的經驗數據的大雜燴，但鮑林在此書中首次用一種物理理論——鮑林對於化學鍵的量子力學思想——統一了這一切。闡述化學鍵的性質如何決定分子結構，分子結構又如何決定化學性質，按照馬克思·佩魯茨的說法，鮑林首次“使人們理解了化學，而不用死記硬背”。在書中，鮑林還向化學家們介紹了Ｘ射線和分子衍射這兩種確定原子鍵長和鍵角的重要工具，並通過這些工具來揭示化學鍵的本質。在這本書出版之前，很少有化學家注意到神秘的晶體學；在這本書出版之後，沒有化學家再敢忽視其價值。 這本書條理清晰，使用的語言也是化學家喜聞樂見的。鮑林故意剔除了幾乎所有的數學公式以及量子力學的詳細推導過程，而注重描述現實世界中的實例。書中到處是分子的結構示意圖；儘管涉及的內容很廣泛，但是十分通俗。 這本書的出版立即引起了熱烈的反響。一封來自依利諾伊大學教授的信代表了多數讀者的想法：“我忍耐不住激動的心情，提筆向您表示祝賀。我覺得這是我讀過的最出色的化學著作之一。”鮑林將此書獻給路易斯。路易斯寫道：“我剛過完一個短假。我隨身攜帶的書包括幾本偵探小說和你的'化學鍵'，而後者更為令人著迷。”再說，此書的銷售情況也很好。 很快，《化學鍵的本質》一書成為全國大多數最好的大學採用的標準教材。它後來共出了三版，被翻譯成法語、日語、德語、俄語和西班牙語，在幾乎30年的時間裡一再印刷。這本書將成為新一代化學家的聖經，並成為科學史上被引用最多的參考書之一。 在1939年，只有一個人對這本書提出了批評意見。這本書通篇的口氣絕對自信，哈佛大學的化學家基斯塔科夫斯基在《美國化學學會學報》上發表的一篇大體肯定的評論中忍不住說：“鮑林博士如此成功地解決了本領域中的許多問題，所以可以理解他在書中流露出來的認為帕薩迪納研究成果絕對正確的態度和他有些像教皇般的口氣。” 與鮑林一起進行血紅蛋白研究的合作者查爾斯·科耶爾讀到了這句話。當他在校園裡又一次看見鮑林的時候，他高聲地向“教皇萊納斯一世”致意。鮑林覺得這個稱呼非常有趣，但是提醒他說，在羅馬天主教早期已經有一位叫萊納斯的教皇，所以更貼切的稱呼應該是教皇萊納斯二世。 當鮑林在1938年年初從康奈爾回到加州理工學院的時候，他發現科里在這幾個月的時間裡，在對氨基酸結構的研究上取得了驚人的進展。在失業陰影的壓力下，科里日以繼夜地工作著，在甘氨酸結構上的研究已經接近尾聲。鮑林驚喜萬分，同意科里繼續他的研究工作，並將研究範圍擴大到二酮哌嗪，由兩個甘氨酸組成的環狀結構，以獲得有關肽鍵的知識。 科里精力充沛，一絲不苟，並創新地運用了許多Ｘ射線分析的新技巧。他很快就攻克了二酮哌嗪的結構，隨後又在1939年與加斯·埃爾布萊希特合作，詳盡地描述了甘氨酸的結構。這兩篇論文成為蛋白質結構理論發展的里程碑。 科里將在加州理工學院度過其學術生涯的後二十年，成為鮑林Ｘ射線實驗室裡的得力助手。他們兩人的性格迥異，而正是這種差異使他們的科學合作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科里的長處是細緻、精確，邏輯嚴密，這正好填補了鮑林理論靈感的火花和跳躍性思維留下的空缺。科里謹慎，鮑林果敢；科里性格內向，鮑林脾氣爽朗；科里出言謹慎，鮑林性急口快。鮑林沖在前面，滿腦子都是蛋白質的宏偉構思；而科里總是耐心地去獲取所需的Ｘ射線數據，並一再勸戒鮑林不要冒失地發表尚不能肯定的觀點。 他們的合作可謂是珠聯璧合。 1938年5月16日，鮑林作為加州理工學院化學和化學工程系主任，在公開場合第一次發表了重要講話。這是新落成的供有機化學研究的克萊林實驗室的捐獻儀式。實驗樓共有6層，地下3層，地面3層，把化學系和生物系聯結在一起。由鮑林牽頭，向洛克菲勒基金提出的讚助申請很爽快地得到了批准——加州理工學院將在五年時間裡獲得25萬美元，包括招聘新教授的經費，購置克萊林實驗室專業設備的款項，以及鮑林自己的結構化學項目的每年1萬美金——能將諾伊斯身前最後一個項目變成現實，鮑林感到十分自豪。參加儀式的人群中有加州理工學院的所有最高領導，以及南加利福尼亞地區許多有錢有勢的男男女女。 鮑林的講話簡短扼要。他站在露天的講台上，春風吹拂著他的頭髮。他談到了將在新的實驗室裡進行的研究工作，說在這裡一小群科學家將探索“對人類生命具有深刻影響的知識，而對這些知識的認識才剛剛起步。……以及研究化學結構和生理活動的關係……”。捐助這幢樓的愛德華德·克萊林是一個退休的鋼鐵巨頭，他用更樸實的話說出了自己的期望：“……如果這種研究不能找到什麼仙丹的話，那麼至少可以更好地了解生命的過程，可以為人們帶來更加健康、更加長壽的幸福生活。”人們對他倆的講話報以禮貌的掌聲。接著鮑林一一同現在和潛在的捐款人握手，最後才開始動手將儀器設備搬進新的實驗室。 克萊林實驗室標誌著跑林生活中新的一章的開始。實驗室的完成不僅擴大了他的實驗場地，而且進一步確立了他的領導地位。他能夠為實驗室配備最優秀的人才，最現代化的設備——Ｘ射線光譜儀，超高速離心機，電子衍射儀——並以此將化學推向新的方向。他對實驗室和捐助人滿意之極，以至於與愛娃商量，將他們的新生兒取名為愛德華德·克萊林·鮑林，讓所有人都頗感意外。 （鮑林說：“護士建議給孩子取名為卡布斯，我們沒有同意。”） 他們的家庭生活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現在有了四個孩子和較高的薪水，鮑林夫婦需要、也承擔得起一所大一些的房子。就在克萊林實驗室落成後不久，他們在離校園5英里的威爾遜山下買了一幢房子。房子很漂亮，佔地兩英畝，面對一條峽谷，景色壯麗。他們開始規劃夢幻家園——一幢結構隨意的加利福尼亞農場風格的建築，兩翼廂房按一定角度聯結在一起，正面是磚坯牆面。設計以適宜居住為本，不圖外形美觀。室內色調，冶人，客廳內有一個很大的壁爐，到處是書櫥，還有很多場地供孩子們遊戲。有6間臥室（四個孩子每人一間，鮑林夫婦一間，女僕一間），客廳旁有一間鮑林的書房，還有為愛娃準備的大廚房和園地。鮑林積極參與了設計的每一步驟，並向建築師提出了許多不同尋常的要求。其中之一是鮑林的書房要求被設計成晶體的形狀：八邊形，周圍是書架，一面能夠看見峽谷。另一建議要求兩翼廂房的夾角正好是104.67度——碳的正四面體鍵角角度。設計師滿足了他的第一個要求，但是勸說鮑林放棄了第二個想法，因為設計起來實在過於復雜。最後雙方妥協，將角度改為120度，苯的鍵角角度。 所有這些都很費錢，但是鮑林出得起。 9000美元的年薪在大蕭條時期是一筆巨款。在窮苦中長大，並度過十多年研究生和低級教員清貧生活的鮑林決心好好地花錢，並且花出些樣子來。作為對自己獲得系主任一職的最後獎勵，他給自己買了一輛時髦漂亮的林肯西風轎車。日後他將越來越鍾情於飛車。 克萊林實驗室完工之後，尋找科學家的任務就顯得重要起來。最初的打算是聘用一位世界級的資深有機化學家來輔助鮑林，一個能夠吸引資助和學生的人物，這樣可以盡快保證項目的成功。另外，洛克菲勒基金還有足夠的錢來招募一兩位有前途的青年科學家。 資深有機化學家一職有些問題。科南特顯然不可能，而鮑林又看不上其他的美國學者，韋弗只好派人到歐洲去招賢。他和鮑林花了一年時間向蘇格蘭有機化學大師亞力山大·托德大獻殷勤。托德有相當成功的歷史，而且他的結構觀點正好和鮑林的觀點相符。他們出錢邀請他來加州理工學院住了六個月，希望南加利福尼亞的暖流和熱情會發揮通常的魔力。然而在訪問之後，托德決定還是呆在英國。後來，鮑林對一位匈牙利科學家拉斯羅·澤希邁斯特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的特長是運用一種最近被再次發掘出來的色譜法對有機分子進行提純和研究。這一技術將有機分子溶解在溶劑中，並讓它們穿越一個固體，如一張紙或是純淨的矽石。取決於溶劑和使用的固體，有些分子移動得快，有些分子移動得慢；最後純淨的形式可以被完全分離出來。 “澤希”（這是別人對他的稱呼）對胡蘿蔔素特別感興趣，這些大分子給胡蘿蔔和西紅柿染上黃色和紅色。胡蘿蔔素是與非蛋白質結合的分子——同血紅蛋白中的毗咯一樣，它們具有單鍵和雙鍵相間的結構——鮑林對它們的結構和色譜法這種有用的工具很感興趣。儘管韋弗的反應並不熱烈，認為這個匈牙利人的知名度太低，難以引來別人的讚助，鮑林還是聘用了澤希。這一決定好壞參半。澤希將色譜法引進美國，並使它成了一種被廣泛使用的實驗室重要工具。但是他沒有什麼學術上的雄心壯志，無法同托德日後取得的巨大科學成就相比。 在青年學者方面，韋弗推薦了卡爾·尼曼，一位青年蛋白質化學家，他早在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期間就為自己贏得了聲譽。鮑林非常喜歡他，也樂意聘用他。接著鮑林竭力建議聘用一對兄弟，R·R·威廉姆斯和R·J·威廉姆斯，他們的研究興趣包括維生素Ｂ。不過當韋弗表示“不怎麼十分滿意”時，鮑林退縮了，轉而聘用了威廉姆斯兄弟的一個青年合作者埃德溫·布克曼來填補第二個空缺。 在擔任系主任的一年裡，鮑林證明了自己具有驚人的領導才能，而且與諾伊斯的風格截然不同。諾伊斯在幕後默默地團結大家將一個又一個宏偉的計劃付諸實施，改變了科學教育的方式，並建立了一個將美國的科學水平提高到世界水平的學院。他是獨一無二的國王。鮑林敢於冒險，富有洞察力和創見，更為野心勃勃，自己的科研和形像也極為成功，他將給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打上自己的印記。 沒有人稱鮑林為國王。比較相近的一個稱呼是莫斯基1938年從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聽來的。莫斯基寫道：“哦，順便跟你說一句，那天我和伽瑟（研究院的新任院長）談論起你。他稱你是'怪傑'。我希望你不會感到自己將因此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