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佛家讓人流蕩失守。我的這篇文章裡頭就批評到他，我說“此土”——“此土”就是說中國了，“此土凡夫”，是個凡夫、凡人，“求生存怎麼怎麼樣”，他這個話是胡說，說的不對。文章發表了，他也看到了。民國九年的時候，1920，他在南開中學教書，他寫一個明信片給我，寄到北京大學轉給我，明信片上說，你罵我罵得很好，我現在放暑假了，我要到北京去，我們要見面。這樣子開頭相交的。他暑假就來到北京。他這個人有他那個敞亮的一面，他說話說的高興的時候，他會哈哈大笑，可以手舞足蹈，很暢快的樣子。他這個時候站在儒家的立場批評佛家，可是我是個佛家。我說你對佛家不明白，佛家的道理是非常地深的，高深的。他說我要去探求佛家，我說好，我可以介紹你到歐陽那個地方。
艾：哦，這樣。
梁：所以，經我介紹，他就參加了歐陽的支那內學院。民國九年（1920年）、民國十年（1921年）、民國十一年（1922年），有三個年頭，他都在那裡。這個時候我在北京大學教書，起初教的是印度哲學，後來增加了講佛家的唯識哲學。唯識這個東西，在佛家裡頭是很專門的東西，傳統做這種學問的是唐朝的玄奘，玄奘的徒弟叫窺基。這個學問內容講得很科學，它說名相，被稱為相宗。它的名詞都不能夠隨便講的，都是需要很明確、確實，它全盤的學問很有組織、很像科學，唯識論啊、唯識法相。
我在北京大學起先講印度哲學，後來也講儒家，也講佛家，講唯識。開始我講引用許多西洋科學家的話來講佛家，講唯識。唯識是講八識，頭五識是眼耳鼻舌身，第六意識，眼耳鼻舌身意，前六識是意識外面的，應付環境的，根本上有個第七識和第八識，七識遠比八識……我們人呢，不單是人，一切的動物，一切動物它都有“我”。昨天我說了，一切動物都是向外取，滿足自己，所以它都是分成一個外邊、一個內邊，一個物、一個我。我就在北大講唯識。我慢慢地寫文章講唯識學，出了第一冊、第二冊，繼續寫的時候自己也很不自信，這個講法對不對？我就想南京內學院他們是內行，他們是能夠本著玄奘啊、窺基啊法相宗的學問，他們是內行，我就請他們。我跟蔡校長蔡元培先生說，這門功課我講不了了，我不敢自信了，恐怕講得不好、不對，我要去內學院請人來講。蔡校長同意了，我就去請。一請呢，當然歐陽大師是請不動了，我就想請歐陽大師的大弟子，姓呂的——雙口呂——來講。呂（呂，字秋逸——整理者）的學問也是好得很，他可精通藏文，通梵文，學問好得很。歐陽大師不放，他的左右手，不放。
這個時候，熊先生在內院已經到了第三個年頭了，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一年並且到了冬天了。本來是我介紹去的，我的熟朋友，請不動旁人，我就請熊先生。我說“你來吧”，請他到北京大學講唯識。哪裡曉得跟我的所想的相反，怎樣相反呢？我是不敢自信，恐怕我講的是自己亂講的，不合當初玄奘從印度學來的那個學問——唯識學。我的意思請個內行人來講妥當，哪曉得熊先生請來以後大反我所預想，他要開闢新局面，他講的唯識標明是“新唯識論”，我是唯恐失掉古人的意思，他就是主觀地按自己的意思來講古人的學問。可是這時候已經請他來了，他擔任這個課了，儘管不合我的意思我也沒有辦法變更了。
（1980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