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和伯父一連串的生意失敗，父母的爭執，以祖母為首的大家庭各個分支所醞釀的糾紛，這些事情都訓練著我，使我知道儘管世界提供一切（繪畫、性、友誼、睡眠、愛、食物、遊戲、觀察事物），儘管快樂的機會無限，沒有一天不在發現新的樂趣，然而生命卻也充滿各種各樣突如其來、意想不到、快速燃燒的災難。這些災難的隨機性使我想起電台的“海上廣播”，提醒每艘船（以及我們大家）博斯普魯斯海口的“浮動水雷”，並指出其確切位置。
任何時刻，我父母都可能為某件可想而知的事發生爭執，要不就是樓上的親戚爆發了財產紛爭，或者哥哥發脾氣，決定給我一個難忘的教訓。此外，父親可能回家時順便提起，他已經把房子賣了，或拿到約束令，或我們得搬家，或他將動身旅行。
我們那時經常搬家。每次家中的緊張氣氛擴散，但由於母親得按當時的習慣專心於用舊報紙包裹鍋碗瓢盆，沒什麼時間看管我們，也就是說，哥哥和我可在屋子裡自由進出。看著搬運工一一抬起櫃子、碗櫥、桌子，我們開始覺得這些東西是生活中惟一的常數，準備離開長久居住的空屋時，我開始覺得感傷，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可能在某件家具底下發現失踪已久的鉛筆、彈珠或具有情感價值的心愛玩具。我們的新家或許不比尼尚塔石的帕慕克公寓溫暖舒適，但在奇哈格和貝希克塔斯的公寓卻能眺望博斯普魯斯的美景，因此我在那兒不曾覺得不快樂。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不把我們財富的日益減少當一回事。
我有若干辦法，不讓這些小災難擾亂我的心緒。我為自己建立嚴格的迷信制度（比方不踩裂紋、絕不一路關上某幾扇門），或迅速從事一場冒險（跟另一個奧爾罕見面、逃往我的第二個世界、畫畫、跟哥哥尋釁打架而落入自己的災難），或者數著博斯普魯斯的過往船隻。
事實上，我數著往來於博斯普魯斯的船隻已有好一陣子了。我數羅馬尼亞郵輪、蘇維埃戰艦、從特拉布宗進來的漁船、保加利亞客輪、駛入黑海的土耳其海上客輪、蘇聯氣象觀測船、高雅的意大利海輪、運煤船、巡防艦與生鏽、斑駁、失修、在瓦爾納註冊的貨運船，以及借黑夜掩護國旗與國籍的老船。這可不是說我把每艘船都數進去，我跟父親一樣，沒為摩托艇傷腦筋，它們縱橫於博斯普魯斯海上，載生意人上班，運送採購五十袋東西的婦人。我也不數在伊斯坦布爾的海岸間竄來竄去的市區渡輪，這些渡船從伊斯坦布爾的這一頭航向另一頭，載著一路沉思、抽煙、喝茶的鬱悶乘客。這些船就跟我們家裡的家具一樣，已固定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小時候我數著這些船，不注意它們在我內心引發的不安、騷動與驚慌。數船讓我覺得在整頓自己的生活。當我逃離自己、學校、生活而漫遊街頭，極端憤怒或悲傷時，便完全不再數船。那時我便深切地渴望災難，大火，另一個生命，另一個奧爾罕。
或許解釋一下我如何養成數船的習慣，會更明白易懂。當時（1960年代），母親、父親、哥哥和我住在祖父蓋的樓房裡，一棟面向博斯普魯斯的小公寓，位於奇哈格。我正在讀小學最後一年，因此是十一歲。大約每月一次，我把鬧鐘（鐘面有鈴的圖像）定在天亮前的幾個小時，在後半夜起床。爐火在睡覺前熄掉，我沒辦法自己點燃，因此為了讓自己在冬夜裡保持暖和，便到很少使用的佣人房的床上，取出我的土耳其文課本，開始朗誦必須在上學前背好的詩。
哦，國旗，光榮的國旗，
在空中飄揚!
必須背誦祈禱文或詩詞的人都知道，你若想把文字烙印在記憶裡，最好不要過分注意浮現在眼前的東西。一旦文字印入腦中，你的腦子便能自由地尋找可幫助記憶的圖像。你的眼睛可完全擺脫你的思考，讓眼睛本身享受觀看世界的樂趣。嚴寒的冬天早晨，我蓋著被子打著哆嗦背詩，凝視著窗外的博斯普魯斯如夢似幻地在黑暗中閃爍著微光。
透過我們底下的四層樓和五層樓公寓之間的缺口、後來十年內即將燒毀的破木房的屋頂和煙囪上方以及奇哈格清真寺的尖塔之間，我看得見博斯普魯斯。這時候渡船停駛，大海一片黑暗，任何探照燈或燈光也穿不透。在亞洲彼岸，我看得見海達巴沙的老舊起重機和悄然通過的貨輪燈光。有時藉助微弱的月光或單艘汽艇的燈光，我看得見巨大、生鏽、覆滿貽貝的駁船，划船的孤獨漁夫，克茲塔幽魂般的白色輪廓。但大多時候，海洋淹沒在黑暗中。早在日出前，即使亞洲岸的公寓樓房和種滿柏樹的墓園開始微露曙光，博斯普魯斯卻仍黑沉沉的——它似乎將永遠如此。
我繼續在黑暗中背詩，腦袋忙於背誦和古怪的記憶遊戲，同時眼睛凝視著緩緩穿過博斯普魯斯海流的東西——某艘奇形怪狀的船隻，某艘一大早出發的漁船。雖然我對這東西不在意，而我的眼睛也沒消除平日的習慣，卻仍要對通過眼前的這東西檢視一陣子，惟有在確定它是什麼東西的時候才予以認定：是的，那是貨輪，我對自己說，是的，這是一艘漁船，惟一的一盞燈沒點亮；是的，這是一艘摩托艇，載著當天第一批乘客從亞洲到歐洲；那是一艘老舊的巡防艦，來自蘇維埃某個偏遠港口……
某個這樣的大清早，我正和往常一樣，打著哆嗦在被子裡背詩，眼睛偶然看見一幅令人驚奇的景象，是我從沒看到過的。我清清楚楚記得我就呆坐在那裡，忘了手中的書。一個龐然大物從黑黝黝的海裡浮現，越來越大，露出水面，朝最近的山丘逼近——我正從這座山丘眺望。那是個巨無霸，一頭巨獸，形狀大小有如噩夢中的妖魔鬼怪——一艘蘇維埃戰艦!從黑夜和霧裡現身而出，彷如神話裡一座浮動的大碉堡!它的引擎低聲運轉，悄悄地、緩緩地通過，卻是如此有力，使窗玻璃、板壁和家具都抖動起來。誰誤掛在爐子旁邊的火鉗，排列在黑暗廚房裡的大小鍋子，我父母和哥哥的臥室窗戶也都在抖動，通往大海的鵝卵石巷亦然，就連屋前的垃圾桶也乒乒乓乓響，讓人以為這平靜的街區正發生小規模地震。這意味著伊斯坦布爾人自冷戰開始便不斷低聲討論的事情並非空穴來風：在夜幕的掩護下，蘇維埃巨型戰艦於子夜時分通過博斯普魯斯。
我一時陷入了恐慌，覺得自己該做些什麼。全城都在睡夢中，只有我一人目睹蘇維埃巨艦不知將開往何處，從事何種活動。我得立即採取行動，提醒伊斯坦布爾，提醒全世界。我在雜誌上看見許多勇敢的小英雄做這樣的事——把城民從睡夢中喚醒，救了他們，使他們免遭水患、火災和入侵的軍隊襲擊。
我憂心如焚的同時，想出一個十萬火急的權宜之計——這個做法日後成了習慣：我集中因背誦而更為敏銳的腦筋，專心於蘇維埃戰艦，用心記住，數著它。此話怎講?我的做法就像傳說中的美國間諜——傳聞他們住在山丘上，俯瞰博斯普魯斯，把通過的每艘共產黨船隻拍下來（這可能是另一個有事實根據的伊斯坦布爾傳說，至少在冷戰期間）——將這艘問題船的顯著特徵羅列出來。我在腦海裡將新資料和有關其他船舶、博斯普魯斯海流甚至地球轉速的現存資料詳細比較。我數著它，這使巨船變成一件普通事物。不僅蘇維埃戰艦，數每一艘“著名”船舶都使我得以重申我的世界圖像，以及我自己在其中的定位。這麼說，學校教我們的是真的：博斯普魯斯是關鍵，是地緣政治的世界中心，而這正是世界各國及其軍隊，特別是蘇聯人想佔據我們美麗的博斯普魯斯的原因。
我這一生從孩提時期開始，就一直住在俯瞰博斯普魯斯的山丘上，儘管只是從遠處觀看，而且是從公寓、清真寺的圓頂和山巒之間觀看。能看見博斯普魯斯，即使是遠遠觀望，這對伊斯坦布爾人而言有其神聖意涵，或可說明臨海的窗戶為何像清真寺的壁龕、基督教堂的祭壇以及猶太教堂的聖壇，我們面朝博斯普魯斯的客廳為何讓椅子、沙發和餐桌面向海景。我們對博斯普魯斯海景的熱愛產生了另一個結果：如果搭船從馬爾馬拉海進來，你會看見伊斯坦布爾的幾百萬扇貪婪的窗子擋住彼此的視線，毫不留情地擠開彼此，為了仔細瞧一眼你搭的船以及船通過的海面。
數通過博斯普魯斯的船隻，或許是個怪癖，但從我同他人開始討論這件事以來，我發現這在伊斯坦布爾的老老少少當中很常見：在通常的日子裡，我們有許多人經常到窗前和陽台作記錄，這麼做讓我們對災難、死亡和浩劫有些許領略，它們說不定正沿著海峽過來，即將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在我青少年時，我們搬到貝希克塔斯，在塞倫塞貝區一座俯瞰博斯普魯斯的山丘上有棟房子裡住著我們的遠親，他孜孜不倦地把每艘通過的船隻記錄下來，讓人以為這是他的工作。我有個中學同學相信，每一艘形跡可疑的船（老舊、生鏽、失修或來歷不明的船），若不是把蘇聯武器走私給某國的叛軍，就是把石油運往某個國家，以擾亂全球市場。
在電視機問世前，這是打發時間的愉快方式。但我的數船癖好，我與許多人共有的這項癖好，基本上是由於恐懼使然，這種恐懼也吞噬著城裡的許多人。他們眼見中東的財富溢出它們的城市，目睹從奧斯曼人敗給蘇聯和西方以來日漸衰落，城市陷入貧困、憂傷和敗落——伊斯坦布爾人成為向內看的民族主義的人民，因此我們懷疑任何新的東西，尤其任何帶洋氣的東西（儘管我們亦對之垂涎）。過去一百五十年來，我們膽怯地企盼災難帶給我們新的失敗與廢墟。想辦法擺脫恐懼和憂傷依然是重要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發呆地凝視博斯普魯斯，也能像是一種責任。
城里居民記得最清楚並且忐忑不安地等待著的災難的類型，自然與博斯普魯斯的船舶事故有關。這些事故把全城居民連在一起，使整個城市像個大村落。由於這些災難終止了日常生活的規則，且最後總是饒過“我們這等人”，因此我私底下（儘管心懷內疚）喜歡這些災難。
當時我才八歲，那天晚上我推斷——根據劃破星夜的聲響與火焰——兩艘載運石油的油輪在博斯普魯斯中間相撞，發生大爆炸後起火燃燒。但我的興奮更甚於驚恐。很晚我們才從電話得知燃燒的船使附近的石油庫發生爆炸，火勢可能蔓延，造成吞噬全城的危險。正像那個時代每一場壯觀的火災一樣，存在著某種命中註定的順序：首先我們看見火焰和黑煙，接著謠言散佈開來，多半是不實之謠，而後，儘管母親姑媽們哀哀懇求，我們卻有一股確切的慾望，想親自去看大火。
那天晚上伯父叫醒我們，把我們塞進車裡，取道博斯普魯斯後方的山丘，載我們去塔拉布亞。就在大飯店（尚在建造中）前方，道路被封鎖，這跟大火本身一樣，使我既難過又興奮。後來聽我一個狂妄自大的同學說他父親亮出證件高喊“記者！”之後，使他們得以通過警戒線，令我欣羨不已。就這樣，1960年某個秋夜天將破曉之時，我最後還是跟著一群好奇甚至歡樂的人群，他們身穿睡衣和匆匆套上的褲子和拖鞋，把寶寶抱在腿上，手上拎著袋子，一同觀看博斯普魯斯起火燃燒。後來的幾年中我常看見，在壯觀的大火摧殘“雅驪”、船舶甚或海面之際，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攤販，在人群中兜售紙包芝麻蜜餅、“芝米”、瓶裝水、瓜子、肉丸和冰鎮果汁。
據報紙報導，載運十噸燃油的“彼得佐拉尼赫”油輪從蘇聯港口陶普斯開往南斯拉夫，因走錯航道而與航道正確、開往蘇聯添加燃料的希臘油輪“世界和平號”相撞，相撞後一兩分鐘，南斯拉夫油輪漏出的燃料爆炸，威力兇猛，伊斯坦布爾全城都聽得見。不知是因為船長和船員立即棄船還是在爆炸中身亡，兩艘船上都沒有人，於是失去了控制，開始在猛烈而神秘的海流與漩渦中打轉。它們左右搖晃，變成火球，對坎勒札、欸米甘與葉尼廓伊的“雅驪”、楚布庫魯的油氣儲庫以及貝廓茲沿岸的木頭房屋造成威脅。曾被梅林描述為人間天堂、希薩爾稱之為“博斯普魯斯文明”的海岸陷入一片火海，黑煙嗆鼻。
只要船距離岸邊太近，大家便逃出他們的“雅驪”和木頭房屋，一手夾著棉被，另一手夾著孩子，盡快地逃離海岸。南斯拉夫油輪從亞洲漂往歐洲岸時，撞上停泊在伊斯亭耶的土耳其客輪“塔色斯”，過不久，這艘船也燃燒起來。燃燒的船漂過貝廓茲，成群的人拎著棉被、穿著匆匆套在睡衣外面的雨衣，朝山丘上奔去。大海被燦爛的黃色火焰點亮。船成了堆高的紅色熔鐵，熔化的桅杆、煙筒、船橋歪向一邊。天空染上一片紅光，好似由內散發而出。不時會有一陣爆炸，燃燒著的大鐵片飄入海中。從岸邊和山丘傳來呼喊聲、尖叫聲和孩子的哭鬧聲。
多麼令人心碎，卻又發人深省，審視這片柏樹與松林、庭院桑樹成蔭、忍冬花和猶大花芳香馥郁的世外桃源，月色下的這個世界，夏夜的大海如絲緞般閃閃發光，空氣中樂聲蕩漾，慢慢劃著船、穿梭在許多小船間的青年看得見槳尾的銀色水滴——眼看這一切消逝在濃煙中，人們穿著睡衣，抓住彼此哭泣，倉皇逃出紅色天空下的最後一棟木造“雅驪”。
後來想想，我要是數船，這場災難本可以避免。由於對城裡遭受的災難感到負有責任，我並不想逃離他們，實際上我覺得有必要盡我所能靠近他們，親眼看見他們。後來，像許多伊斯坦布爾人一樣，我幾乎是期望災難，這種期望在下次災難發生時使我更覺得罪過。
就連坦皮納（其著作使我們深刻體會到生活在國內快速西化的奧斯曼文化廢墟中之意義何在，讓我們知道，到頭來，人民本身由於無知與絕望，終於切斷與過去的所有聯繫）也承認，看見一棟古老的木造別墅焚為平地是一種樂趣，在《五城記》的伊斯坦布爾章節中，他和戈蒂耶一樣，拿自己與暴君尼祿相比。奇怪的是，就在幾頁之前，坦皮納還苦悶地寫道:“一棟接著一棟，眼前的傑作有如澆了水的岩鹽快速熔化，直到僅剩下一堆堆灰燼與泥土。”
坦皮納在1950年代寫下這幾行字的時候，居住在“雞不飛胡同”——我數蘇維埃戰艦時就住在同一條街。他從這裡看著大火燒毀薩比哈公主的濱海宮殿，以及曾經是奧斯曼議會、後成為他曾任教的美術學院的木造建築。大火熊熊燃燒一個小時，隨著每一次爆炸拋射出陣雨般的碎火花,“從噴發的火焰和縷縷煙柱，可知道審判日已然來臨”。或許覺得需要調和奇觀所提供的快樂，以及眼見馬哈茂德二世時代的美麗建築與其寶貴收藏（包括建築師艾爾登[Sedad Hakk Eldem] 的奧斯曼古蹟檔案與詳細規劃，據說是當時最好的）付之一炬而感受的絕望，他繼續說明奧斯曼帕夏們也從觀賞世紀大火中享受過類似的樂趣。坦皮納帶著怪異的內疚感如此告訴我們，聽見某人高喊“失火！”，他們便跳上自己的馬車，趕往現場；而後他繼續列出他們隨身攜帶的御寒工具：毛毯、皮毯以及——萬一大火將持續一段時間——用來煮咖啡、熱食物的爐子和鍋子。
跑去看伊斯坦布爾古建築失火的人不只帕夏、打劫者和兒童，西方旅人同樣很想觀看並描述這些大火。其中一位作家是戈蒂耶，他在1852年在此待過兩個月，期間目睹五場火災，曾如痴如醉地描述其細節。 （得知消息時，他正坐在貝尤魯墓園寫詩。）如果說他喜歡夜晚發生的火災，那是因為看得比較清楚。他把金角灣某油漆工廠噴發的彩色火焰形容為“奇絕”，他以畫家的眼睛用心注意細節、海上船隻晃動的影子、裂開的桁粱、一波波圍觀的群眾、熊熊燃燒的木房子。之後他去了仍在悶燒的現場，看見數百戶人家為生存下去而苦苦掙扎，他們在兩天內以搶救出來的地毯、床墊、枕頭、鍋碗瓢盆搭蓋他們的避難所。得知他們把自己的不幸視為“命中註定”，他覺得又一次發現了土耳其回教徒的古怪習俗。
儘管奧斯曼的五百年統治期間火災頻仍，特別在19世紀期間，人們才開始對火災有所準備。住在伊斯坦布爾狹窄巷弄木屋裡的居民認為火災是不可避免的災難，是除了面對之外別無選擇的冷酷事實。即使奧斯曼帝國未曾瓦解，20世紀初年摧毀城市的大火——毀了成千上萬的房屋、整個街坊四鄰、大片城區，使數万人無家可歸、陷於無助、一文不名——也照樣會拖垮這座城市，沒剩下多少東西讓我們追懷昔日的光榮。
但是對我們這些在1950和1960年代看見城裡最後一批“雅驪”、宅邸、破木屋徹底焚毀的人而言，我們從中取得的樂趣根植於某種心靈疼痛，與目睹盛況而為之激動的奧斯曼帕夏大不相同。看見我們沒資格也沒把握繼承的最後一絲偉大文化、偉大文明，在我們急於讓伊斯坦布爾畫虎類犬地模仿西方城市時突然毀滅，我們感到內疚、失落、妒忌。
在我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每當博斯普魯斯的某棟“雅驪”著火，四周便立即被群眾包圍，想看個仔細的人還划船或搭汽艇從海上觀看。我的友人們和我馬上互通電話，跳上車，一同前往欸米甘之類的地方，把車停在人行道上，轉開錄音座（最時髦的消費熱潮）聽美國“清水合唱團”，從鄰近的茶館叫茶、啤酒和奶酪麵包，觀看從亞洲岸熊熊燃起的神秘火焰。
我們講故事，說從前老木屋樑上的釘子熾熱地噴向亞洲的空中，飛越博斯普魯斯，引燃歐洲岸的其他木屋。但我們也談論最新的戀情，交換政治八卦和足球消息，抱怨父母做的每一件蠢事。最重要的是，即使某艘黑色油輪經過著火的房屋前，也沒有人會多看一眼，更不用說去數它——用不著這麼做，災難已然發生。當大火燒到極致，損害程度清楚可見的時候，我們靜默不語，我猜，每個人心中都在想著前方潛在的一場特殊的秘密災難。
對新災難的恐懼，每個伊斯坦布爾居民都知道的一場即將從博斯普魯斯來的災難，對這新災難的恐懼，我在床上的時候老是揮之不去。凌晨時分，船笛聲打斷我的睡夢。若響起第二聲——長而低沉，如此有力，在四周的山丘反復回響——我便知道海峽出現了濃霧。在濃霧之夜，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聽見陰鬱的號角聲，從博斯普魯斯通向馬爾馬拉海的阿赫爾卡皮燈塔傳來。半夢半醒的時候，我的腦海出現一艘巨輪在變幻莫測的海流中苦苦摸索的畫面。
這艘船在哪個國家註冊，體積多大，船上載什麼貨物?有多少人跟駕駛員待在船橋上，他們為何憂心如焚?他們是否捲入海流，是否留意到某個黑影從霧中朝他們而來?他們是否偏離航道，要是這樣，他們會不會鳴笛警告附近船隻?在睡夢中輾轉反側的伊斯坦布爾人聽見船笛聲時，他們對船上人員的同情以及對災難的恐懼交織在一起，創造出在博斯普魯斯出了差錯的噩夢。在暴風雨天，母親總會說：“願神保佑這種天氣出海的人！”另一方面，對半夜醒過來的人來說，一場遙遠而無法影響個人生活的災難就是一劑良藥。半夜醒過來的伊斯坦布爾居民，多半也是數著船笛聲再度入睡。或許在夢中，他們想像自己搭船穿越濃霧，航向災難的邊緣。
無論夢見什麼，隔天早上醒來，他們多半不記得半夜聽見的船笛聲——就像一切的噩夢，這些都會消失不見。只有小孩和孩子氣的大人記得這類事情。而後，在某個平常的日子，當你在糕餅店排隊等候或吃著午飯時，這樣一個人回過身來說：
“昨晚霧角聲把我從夢中喚醒了。”
那時我才知道，博斯普魯斯山丘上的許許多多居民在濃霧之夜被相同的夢喚醒。
還有其他事縈繞在住岸邊的我們這些人心頭，它與另一種事故息息相關，和油輪大火一樣不可磨滅。某晚，濃霧使前方的能見度不及十公尺——確切地說，是在1963年9月4日清晨4點——一艘五千五百噸的蘇聯貨輪運送武器前往古巴途中，衝進黑暗中的巴提里曼兩米遠，壓倒兩棟木造“雅驪”，造成三人死亡。
“我們被可怕的聲音驚醒，以為'雅驪'遭閃電擊中——房子劈成了兩半。我們運氣好，才倖免於難。我們振作起來，到三樓的客廳，發現自己跟巨大的油輪正面相對。”
報上以油輪闖入客廳的照片補充倖存者的敘述：牆上掛的相片是他們的帕夏祖父，碗櫥上放了一盆葡萄。由於房間去了一大半，地毯如窗簾般披垂下來，在風中飄揚。在碗櫥、餐桌、加框字畫和翻倒的長椅之間，是死亡油輪的船頭。這些照片引人入勝且怵目驚心之處，在於被油輪帶入死亡與毀滅的房間當中擺設的家具：椅子、碗櫥、屏風、餐桌與沙發，都和我們家的客廳一模一樣。我讀著四十年前關於訂婚不久的美麗中學生的報導——她在事故發生前一晚跟死裡逃生的人說什麼話，在瓦礫堆中發現她屍體的街坊青年如何地悲傷——想起連續好幾天，伊斯坦布爾的每個人都只談論這件事。
當時城裡僅有一百萬人口，口耳相傳的同時，我們給博斯普魯斯的災難講述的故事也隨之加碼。我跟大家說我正在寫伊斯坦布爾的時候，意外發現，當話題轉到博斯普魯斯多年前的災難時，他們的話語中總帶有某種渴望——即使熱淚盈眶，他們卻彷彿在追述最快樂的回憶，有些人還堅決要求我把他們的最愛選入書中。
為了滿足這樣的要求，我必須報導1966年7月，一艘載送“土德友好協會”成員的摩托艇，和一艘運木船在葉尼廓伊和貝廓茲之間相撞，接著——唉，三個人栽進博斯普魯斯幽暗的海水中身亡。
還有人要我說說我的一位熟識朋友，有個夜晚正巧在他的“雅驪”陽台上，以他慣常的認命態度數船，此時，一艘漁船就在他眼前撞上羅馬尼亞油輪“普洛耶什蒂”，斷成兩截。
至於近年發生的災難，羅馬尼亞油輪（“獨立號”）在海達巴沙（這座亞洲城市的火車站）前方撞上另一艘船（名叫“遇雅麗”的希臘貨輪），漏出的油著了火，滿載石油的油輪爆炸，巨大的爆炸聲足以驚醒睡夢中的我們——我答應過不刪除這一節。我有充分理由不刪除它——我們住的地方雖距事故現場幾公里遠，附近住家的窗戶卻有半數被爆炸聲震得粉碎，街上堆積的碎玻璃深及膝部。
還有另一艘載運綿羊的船：1991年11月15日，一艘名叫“拉布聶”的黎巴嫩運畜輪，載送在羅馬尼亞上船的兩萬多只綿羊，撞上菲律賓註冊、從新奧爾良運送小麥前往蘇聯的貨輪“麗莉聖母”之後，大部分的羊隨船沉沒。據報導，有幾隻羊跳船游上岸，恰好在附近茶館看報喝咖啡的幾個人救起它們，但其餘兩萬隻倒霉的綿羊，還在等人把它們從水底深處拉出來。這次撞船事件就發生在法蒂赫橋（博斯普魯斯的第二座橋）下，或許我該提一下，伊斯坦布爾人自殺的時候喜歡挑的不是這座橋，而是第一座橋。寫這本書時，我花了不少時間查資料，閱讀我小時候讀的報紙，在我出生前後發刊的一份報紙中，我發現許多文章都報導另一種自殺形式，說是比從博斯普魯斯的一座橋跳下去更受歡迎。例如：
一輛經過魯梅利堡壘的車子衝入海中。昨日（1952年5月24日）漫長的搜尋行動未能找到車子或車上的人。車子衝入海中時，據說駕駛員打開車門喊“救命！”但之後不知什麼原因，他又把車門關上，隨著車子躍入海中。有人認為，海流可能把車子從岸邊推開，推入海水深處。
這兒有另一篇四十五年後的文章，1997年11月3日：
從婚禮返家途中，他順便去祭拜泰利巴巴神。車上載了九人，因酒醉駕車而失控，駛進塔拉布亞灣，衝入海裡。這次事故死者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幾年來有這麼多車子衝入博斯普魯斯，結局卻始終相同：車上的人被“派”往海底深處，一去不復返。我不僅聽人說，也不僅在報上讀到：我曾親眼目睹幾個人沉下去!無論車上坐的是誰——尖聲吵嚷的孩子、一對吵架的戀人、一群討人厭的醉漢、趕回家的丈夫、一個在黑暗中看不見的老人、停在碼頭跟朋友喝完茶後打一擋而沒拉倒車擋的困倦司機、前任財政局長瑟菲克與他的漂亮秘書、數著船通過博斯普魯斯的巡警、擅自開廠車載家人出遊的新手司機、碰巧某個遠親相熟的絲襪製造商、穿一模一樣雨衣的父子、貝尤魯的流氓和他的情人、初次看見博斯普魯斯橋的孔亞家庭——車子衝入水中時，絕不像石頭般往下沉，而是搖擺一會兒，幾乎像棲息在水面上。也許在天光下，或者惟一的光線來自附近酒館，當博斯普魯斯岸上活著的人看著即將被吞噬的人臉上的表情時，他們看見某種心照不宣的恐懼。不一會兒，車子慢慢沉入深沉幽暗的急流中。
我該提醒讀者們，車子一旦開始下沉，車門就不可能打開，因為海水的加壓力太強大。當時衝入博斯普魯斯的車子相當多，一位細心周到的記者想提醒讀者這一情況，於是做了一件相當聰明的事——他發表了一篇求生指引，並配上精美插圖：
如何從掉入博斯普魯斯的車裡逃生一、勿驚慌。關上車窗，等車子灌滿水。確定車門未上鎖。並確保每位乘客待在原處不動。
二、車子若繼續沉入博斯普魯斯深處，拉手剎車。
三、車子差不多灌滿水時，最後吸一口介於海水與車頂之間的最後一層空氣，慢慢打開車門，不慌不忙地離開車子。
我禁不住要加上第四點：在神的幫助下，願手剎車沒夾住你的雨衣。假使你會游泳，找到通往海面的路，你會發現博斯普魯斯儘管憂傷，卻十分美麗，不亞於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