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貴春回來一講這個情況，我們都服氣：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氣的時候。
我跟隨總理參加了第一次日內瓦會議。那是1954年，像我這樣自小跟著共產黨長大的人，既有政治上的無比堅定性，又有思想上的局限、狹隘和教條性。用現在青年人的話講：沒見過世界還整天談世界革命。 1954年的國際兩大陣營的對立正尖銳激烈，在我腦子裡，不是太陽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觸高層次的談話，諸如聽到周恩來說“資本主義不是鐵板一塊”，“社會主義也不是鐵板一塊”時，誰能想像我是怎樣的驚訝，目瞪口呆啊！
最讓我目瞪口呆的是英國首相艾登在一家旅館請周恩來吃飯。前後上了三道菜：炸牛排是最好的，剩下兩道也就是土豆白菜之類的水平。首相請總理吃飯才三道菜，簡直無法相信，小器到家了。
更讓我驚訝的是，總理居然大夸英國首相，回國後還到處為這個“敵人”作宣傳：
“你看人家首相吃飯就三道菜，夠吃就行，從不那麼講排場。他們請客都是自費，公私分明，不搞奢侈，這點非常好，值得我們學習。”
現在說這種話可以時髦了，50年代說這種話可不得了，也就是“久經考驗”的總理這樣講沒事，換成我們哪個說這種話，肯定落個“經不起考驗”，立刻能成反革命。抓起來關兩年算輕的。
那時，以蘇聯爲榜樣，所到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宴會多，排場大，氣氛熱烈。而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都很平淡、小氣，吃東西隨便簡單。總理顯然是讚成英國首相不贊成蘇聯。他給自己規定：請客自費，吃飽吃好就行。
身為總理，周恩來宴請客人的時候很多。國宴、政府宴會，那是國家和政府拿錢。
如果是總理以個人名義請客，無論是在家宴請在外宴請；無論是宴請工農兵代表，身邊工作人員，還是宴請國務院各部委領導，各省市自治區來的客人、親友，或者是宴請外賓、國際友人，總理一概是自己掏錢。
總理2級，鄧大姐6級，在當時來說工資都不低。他們的錢是由我掌管；我管大帳，管理員管小帳。他們除了工資收入，沒有任何其他收入。因為稿費總理和大姐從來不要，一律交公，交幫助整理文章的同志。總理逝世後出版的文選，曾給鄧穎超2萬元稿費，鄧大姐把這2萬元稿費都贈送給了延安。總理在世時親筆書寫的稿子，稿費來了就交機要組秘書保管，根據工作人員的家庭情況支援生活困難的同志。
總理的收入只有工資，這個帳就好算了，他定期檢查帳目。每月拿出100元救濟生活困難的親屬，根據身邊工作人員的情況，隨時發話叫我們拿出錢來支援家裡遇災或死傷親人、生活遇到困難的同志；交黨費、房租，私人用車交費等都要記帳。其中就有吃飯的帳目。家裡買米麵菜油自然有管理員記錄的詳細帳目，所有的請客也都要列帳，包括出去跳舞或參觀，所有人吃冰激淋喝汽水的錢，總理都要自己掏錢。他要求我們記帳就是伯忘了付錢。一旦忘記付錢，那是要挨克的，並且會命令你馬上去補交。
有一次，總理在北京飯店接見外賓。接見結束後，總理感到有些餓，就跟值班衛士張永池說：“有點餓了，咱們吃點便飯吧。”
那是一般客飯，很快就吃完了。張永池一算帳，吃了兩元八角。不要以為這是優待價，總理從來不允許優惠，嚴格要求按市價收付款。那個年代的錢同現在不同，5分錢就能買回一臉盆西紅柿，1角錢就能在食堂吃到肉炒白菜。
可是，張水池這次糊塗了。心裡算了帳，楞是忘了給錢，追在總理屁股後邊上了車。
還沒坐穩，總理就問：“給了錢沒有？”
“哎呀，”張永池叫一聲，“糟糕，忘給了！”
“快給我把錢送去！”總理生氣了，大聲訓道：“要會算經濟帳，公私算分明，不然怎麼行？”
類似的批評，我們都碰到過。剛進城時，我記帳交錢還不夠認真，挨了幾次批，認真了。我們在總理身邊工作的同志們議起這方面的事，人人都能說出幾件例子。我們共同回憶後，確實敢向全國人民保證：總理一生奉獻，即便日常生活也從沒佔過公家一分便宜。那個年代，幹部基本都清廉，但未必都心細；總理既廉潔又心細，公私分明，一絲不苟。 1961年，中央辦公廳曾組織專人到各省市自治區調查中央首長身邊的人下來時有沒有拿過吃過公家的東西而未付錢。調查後，毛澤東很生氣，命令從他稿費中拿出萬元退賠他身邊l組吃用的帳。周恩來身邊的3組最清廉，沒有此類問題。
這是總理以身作則又嚴格要求，既清廉又細心的結果。
總理吃飯，二忌鋪張浪費。
記得有次我們隨總理去廣州，他連續工作40多個小時，只睡了4個小時就起床了。
工作與睡眠的時間比是10：1。負責接待的同志怕總理身體吃不消，想叫他吃多吃好，早餐時多加了幾碟地方小菜。總理剛來到餐桌旁就不高興了，把我們叫去，厲聲批評道：
“我在北京早餐的習慣你們不是不知道，為什麼搞這麼複雜？撤回去！”
我們知道總理的脾氣，在此類問題上歷來說一不二。忙去找服務員。服務員不肯撤：
“這算不得複雜，廣州人吃早茶就是這樣。再說，首長叫端上來的，已經端了還能再撤下去？”
我們把服務員的話向總理匯報，然後提議：“這次已經端上來了，先吃吧，下次不搞複雜就行了。”
總理要走：“那好，擺在那裡吧，我可以不吃早飯。”
這下子大家都慌了，服務員趕緊往下撤菜。軍區領導聽負責接待的人匯報後，很難過。他們都知道總理的作風，難過的是怕總理的營養跟不上，這樣幾十小時連軸轉地工作，累垮了身體。想了半天辦法，後來決定挑幾樣小菜，每樣取一點，合在一個碟子裡端上去。一碟菜很容易吃完，說不上鋪張，也不會浪費，總理沒再說什麼。
總理曾多次向我們隨行人交待：“一切按標準吃，按標準付錢。”他定有具體要求：
“不准吃山珍海味，不許擺水果擺糖，發現擺了要撤回去。”他還說：“搞複雜了就是鋪張，鋪張本身就是一種浪費，這種情況一定要杜絕。”
記得有次去長春，我們照例把總理的一貫作風及要求講給了管理員。管理員以為是說說而已，仍然超標準地上了菜。這下子惹總理生了氣，鄧大姐找來管理員，在他面前親筆寫了各項要求，並一一作了解釋交待。
當時，管理員和廚師都很激動。廚師跟我們說：“我乾了這麼久廚師，大官見多了，沒少為他們掌勺。有些人也說這不准吃，那不准上，也只是說說而已。還沒有見過像總理這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絲折扣都不許打的首長。我算真服了。”
總理的不許鋪張浪費，吃飯時處處可以使人感受到。比如吃米飯，他一粒米也不肯浪費。在那時的條件下，這種不浪費一粒米的精神尤其重要。偶爾灑到桌上一粒米，他必要撿起來放嘴裡。他拾桌上的米粒與毛澤東不同。毛澤東可以用手拾起米粒放嘴裡。
總理不用手，堅持用筷子。哪怕灑桌上的米粒較多，他也是用筷子一粒粒夾起來，一粒粒放入嘴裡。我常見這種情況，印象特別深，有時總理連夾幾次才能拾起一粒米，放回嘴裡去。當他發現我在旁邊看著出神時，便微微笑了笑，點著頭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喲！”
總理吃飯還有個習慣，就是盤子裡剩的菜湯要用開水沖一沖喝掉。即便餐桌上擺了湯盆，他也要把盤子裡的菜汁沖沖喝掉。在他影響下，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也都養成了這種習慣。家裡吃飯，剩下菜汁總要在飯後用開水一沖，當湯喝掉。這種湯往往比做的湯還好喝。
現在，我們的這個習慣又影響到孩子們也養成了這種開水沖湯喝的習慣。
總理吃飯，三忌特殊化。
總理愛吃南方各種綠葉蔬菜，越綠得濃越吃著香。記得中央開杭州會議時，當地交際處的同誌發現總理愛吃綠菜，就在我們臨離開的前一天，提來一筐菜請我們給總理帶上。
“不行不行，”我們在場的人幾乎同時搖頭擺手，“總理對我們有嚴格要求，這種事討不來好。”
“我們也知道總理嚴，公私分明。”交際處的同志拿出了發票，“你們給錢不就行了？按市價。”
“那也不行。”我們還是不收，“搞特殊總理也不答應。”
第二天上飛機，成元功發現飛機上放了兩筐菜，立刻急了，趕緊找送行的交際處同志：“飛機上那兩筐菜是怎麼回事？”
“不是專給總理的，是託你們帶到北京給中央幾位領導的，有發票，讓首長們都付錢好了。”交際處的同志早想好了對策。給總理一個人是特殊，給中央領導同志每人一份就不顯特殊了。
我們也這麼想，何況菜拉來再拉回去也不合適，就帶到北京，把兩筐菜交給了供應處。供應處將菜賣給每位首長一份，按杭州的市價收錢。我們交供應處的菜，我們又拿了錢去供應處買回一份，這實在是清明廉潔之舉了，理直氣壯交炊事員給總理做了吃。
誰想到呢，總理進餐廳，一眼看見菜，臉色立刻變了，大聲喊：“把成元功給我叫來！”
成元功慌慌趕來，剛進門就听到嚴厲的一聲責問：“這菜是哪兒來的？是不是杭州給帶來的？”
成元功把經過如實匯報一遍。
“我和你們講了多少次，不許往回帶東西，為什麼不聽？”總理聲色俱厲。
“這不是專給我們一家，是帶給中央首長的，每家買了一份，我們又沒搞特殊……”
“北京的老百姓能吃到這樣的菜嗎？”
“……吃不到。”
“你還敢說沒搞特殊嗎？”
“我……沒想全面。”
“我能吃到，群眾吃不到，他們會怎麼說？想事辦事眼光首先要看到群眾，要和我本人聯繫起來，和我的職務聯繫起來，和政治影響聯繫起來。飛機是接送我辦公事的，不是拉菜的。我們自己制定出的規矩自己不遵守，讓下面遵守，別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了嗎？和國民黨還有什麼區別！”
總理氣得飯也沒吃，給我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教訓。
事後，總理情緒平靜下來，又召集我們工作人員，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你們不要以為我要求得過分，我處的位置不同。這類事情最搞不得下不為例，讓一步就會開了口子，開了口再堵就不那麼簡單，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氣也不一定堵得住。一筐菜事情小，從一筐菜開了口事情就說不清有多大。我在這個位置上決不許開這個口！”
國家進入困難時期，人們都到處找吃的，相當一級高幹也不能不把吃飽飯當作一件事來對待，都吃不飽肚子。群眾在互助互濟，親友在互幫互救，許多高級幹部也開始互相關心愛護。非常時期麼，有些重災區很有些“活過來就是勝利”的悲壯氣氛，許多過去所信奉的神聖原則現在都似乎可以靈活一些了。
青海省委書記見總理生活太清苦，心裡很難過，回去後，派人送來一些黃魚。這種黃魚並非我們平常所說的海裡那種黃花魚，是青海湖里產的一種顏色發黃的魚。這種魚不太好吃，但在那個困難時期，就格外顯得珍貴了。
周恩來馬上知道了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長高登榜叫來，嚴厲下令：一、照價付錢。二、批評青海，並通報全國各省。今後一律不准送！
實在說，總理也靈活掌握。魚如果退回去，勢必腐爛，在那樣的困難時期，一口糧能救一條命，無論如何不能把這些黃魚糟蹋了。但是總理說：“一省送，數省就會效法送；收一份，就會有更多人把東西送來，所以必須有斷然的措施。”
這個措施就是嚴厲批評，立刻通報各省區。
總理外出，無論住交際處、招待所還是賓館，都要求我們不許在小賣部買東西，他自己當然更不會去買。因為那是清廉的時代，也是物質匱乏的時代。建國後，我們開始模仿蘇聯的經濟模式，搞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後來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卻始終不能擺脫物質匱乏的陰影籠罩。直到鄧小平來設計這份藍圖，才終於擺脫這一陰影，走上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繁榮之路。
物質匱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個大難題，配發幾十種票證也解決不完這個難題。於是，各省、市、自治區的交際處都設立了小賣部，賣緊俏商品，將質高價廉的商品供應首長和外賓。總理對這種小賣部是很有看法的。
記得有次去昆明，總理自己掏錢請我們隨行人員吃了頓炒鱔魚絲，飯後大家說說笑笑在院子裡散步。
“小賣部開了。”有人說，“進去看看吧？”
“你們不要去那裡買東西，那裡面有名堂2”總理皺起眉頭說：“什麼內部價格呀，你們不要佔這個便宜，要買什麼到街上去買。”
“街上沒有。”不知誰小聲嘀咕一聲。
“有就買，沒有就不買，幹嗎非買不可？”總理指指小賣部，“搞了這種特殊，再講清廉也是虛假的。人家5元錢買不到的東西，你l元就買走了，你的100元工資就變成元了麼。你再跟群眾說你只有100元工資，那算清廉還是算騙人？”
總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們受感動，受教育。但對我觸動大，感動不已的，還是他搞特殊化的時候。
周恩來夜間常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接見、處理國際事務或國內大事。按當時制度規定，夜裡11點以後，可以吃夜餐。夜餐兩菜一場，有夜餐補助，每級幹部補助多少錢有明確標準，按這個補助標準，夜餐實際上可以不交錢。
不到夜餐的鐘點，在人大會堂就餐都應交錢，並且定有交錢的標準。高級領導人交角，我們秘書工資低，交2角5分錢。
可是，總理在人大會堂吃夜餐，堅持照白天的標準，交8角錢。我們不好辦，人大會堂也不好辦，因為夜餐有補助，明文規定了的，交錢也不好下帳。
我去向總理匯報解釋：“總理，夜餐補助是明文規定的，你不要補助堅持交錢我們不好辦。你一向反對特殊化，你這麼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點特殊化。”總理點頭承認，“這是因為我的情況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辦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麼，怎麼能享受夜餐補助？”
“總理，我不能接受你這個道理。”我堅持意見，說：“你睡眠那麼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時。如果夜餐算正餐，那麼白天就餐應該算夜餐了？那以後白天享受夜餐補助。”
“白天怎麼冒出來了夜餐？講不通麼。你不要給我搞特殊。”總理揮揮手，“你去吧，就照我說的辦。”
“就許你搞特殊，不許我搞特殊……”我小聲嘀咕著退出來。有啥辦法呢？只好按總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隨總理的幾十年中，這是總理唯一一次“強詞奪理”地鬧特殊。
隨著年齡的增大，總理工作量不減，飯量不減，但是變化還是在悄悄發生……總理喜歡和群眾一道吃飯。在田間地頭，他與農民一道吃飯；在工廠礦山，他與工人一道吃飯；在招待所、飯店，他喜歡和服務員一道用飯；在水庫工地，他和民工一塊啃窩頭鹹菜……這種故事太多了，公開出來的文章也不少。我這裡講的可能與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總理陪外賓外出參觀。那幾天他吃飯很費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認為這是睡眠太少，過於勞累造成的，心裡很犯急。
記得是在參觀大寨的前後，在一次行動前，我感覺他有什麼事要說，但沒最後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飯的費力，我忙問：“總理，你身體不舒服吧？”
“不，我身體很好……”總理說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覺出那種看不見聽不出的異常。
“總理，你有什麼事吧？”
“嗯，”總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語氣說：“這次活動，吃飯要一起吃。
你看，能不能設法把我碗裡的飯弄軟一些？ ”
“可以。飯都是盛好了才端上來麼。”
“搞特殊了。”總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澀。他忽然輕輕嘆出一口氣：“唉，我的牙齒已經全鬆動了……”
總理髮出這聲輕嘆時，我看清了他變得灰白了的頭髮；曾經英氣勃勃的臉孔已經血肉耗盡，臉孔和脖頸的皮膚鬆弛下墜，並且出現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銳的雙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趕緊把臉轉向一邊。
“我的牙齒已經全鬆動了……把我碗裡的飯弄軟一些，”這就是總理猶豫再三才說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沒有忍住淚，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個人悄悄地哭了……住年毛澤東進京後，為防止敵人飛機襲擊，住在香山雙清別墅。周恩來有大量具體工作要做，住在城裡。就住在中南海豐澤園裡的菊香書屋。
隨著形勢漸漸穩定，毛澤東可以下山進城住了。總理親自為毛澤東選住處。在中南海看了各處的房屋，感覺還是菊香書屋的綜合條件好些。於是，周恩來決定自己搬出菊香書屋，請毛澤東來住。自己再去另找住處。
那天我是跟隨總理一道去選住處的。總理對中南海的建築情況已經很了解，知道有個西花廳還空著，抽空兒去看看房子。
西花廳，名字不錯，條件卻不好。位於中南海西北角，我跟總理剛進前院，就听到一陣隆隆的馬達聲，腳下便鮮明地感覺出地顫。看房子時，不時聽到一驚一乍的汽車喇叭聲，聽管理人員說，夜靜時連車輪駛過的沙沙聲都可以清楚地聽到。
正說著，玻璃忽然響起來，那是被汽車馬達引起共振的原因。
“週副主席，這裡不行，太吵了。”我和大家一道發表見解。
“我住下吵，別人住下就不吵了？”周恩來邊看房間邊說，末了做個手式：“就搬這裡了。”
這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築，兩面臨街，隔一道牆就是大馬路，用總理的話講，隨時可以聽到市聲，感覺上離人民群眾近些。這是西花廳最大的優點。
西花廳分前後院。後院的北屋，有周恩來一間臥室，鄧穎超一間臥室，兩人合用一個客廳。吃飯時，客廳又作了餐廳。接待內賓在這裡，看電視、文化娛樂也在這裡。
房間質量比較糟糕，主要是年久失修，房子太舊。地是鋪了青磚，年頭多，到夏天泛潮泛鹼，牆角一圈白鹼花印。
那年代沒有壁紙，牆壁雖然噴了漿，由於泛潮，不到兩年就都變灰暗。房間像一切老式房屋一樣，都存在一個採光不好的問題，那種陰濕昏暗的感覺就更濃了。天花板也很陳舊，像上了年紀的老人的皮膚一樣缺少光澤。我們多次提議翻修，他總是說：“我們經濟還困難，又在抗美援朝，怎麼能為我花這個錢？你們想都不該這麼想！”
剛進城那幾年，總理在這樣的條件下辦公，落下個腿疼的毛病。
那是深秋時節，幾種不利情況全擠到一起：房子潮濕，地泛潮，又逢秋雨綿綿，總理又是夜間辦公的習慣，我記得他批閱文件時，兩腿總是沒完沒了地上下顫動。那也許是下意識動作，不少人坐久了有這種習慣，但總理還常常把左膝藏入右膝窩，這樣坐一陣兒，又將右膝藏入左膝窩。我觀察一段時間後，判定總理不是“翹二郎腿”，這是用兩腿輪替捂暖膝頭。
於是，我找來一塊小毛毯，輕手輕腳過去，蓋在總理的腿和膝部。
周恩來停下手中的筆，望我一眼，沒有反對，說了聲：“謝謝你了。我這裡沒什麼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後，每年春秋潮冷之季，供應暖汽前後，值班衛士都要在周恩來夜間辦公時，替他在腿上蓋塊毛毯。
朝鮮停戰，我忍不住提建議說：“總理，鋪塊地毯吧，其他首長都鋪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來擺手。
“可是，屋子太潮，你又不讓翻修。首長們到你這裡來開會。坐久了都容易腿腳受寒受潮，特別是一些老人，會鬧腰腿疼。”
周思來似有所動，想了想說：“那好吧，辦公室可以鋪地毯，來客人共同得益。臥室不許鋪，臥室只我一個人住，鋪了浪費。”
這樣，周恩來的辦公室裡有了一塊地毯。但是臥室始終沒有鋪地毯。
周恩來的臥室陳設簡陋。他睡一張雙人木板床，上面墊一層棉花套，然後是一條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子。他不喜歡花布，喜歡素淡。被面是豆綠色的平紋布，被裡是普通白市布。開始他使用的是養麥皮枕頭，60年代，我們幫他買了個長方形海棉枕頭，替換下養麥皮枕頭。對於這一新事物”，所費無兒，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兩邊很“熱鬧”。床頭兩把椅子，腳下兩把椅子，“四星望月”一樣圍拱著大木床。因為臥室裡沒有衣服架，腳下放兩把椅子是睡覺放衣服用，床頭兩把椅子是上床批閱文件時，放置文件用。
前面講過，臥室是總理“第四辦公室”，他每天要在床上辦公3至6小時。躺床上辦公，吊燈顯然不適合，為了借光，周恩來不得不保持某種躺臥的姿式和角度，這樣是很疲勞的。
我們向他建議：“總理，買個檯燈或是落地燈吧，這樣有利於辦公。”
“嗯，是得搞一個，辦公需要。”
我具體提議：“打電話叫賓館送一套來，他們有儲備，不用花錢。”
“自己用，搞那麼高級幹什麼？”周恩來把手一擺：“不要麻煩賓館，這屋裡也沒人看你的檯燈樣式。”
“這不是變庫存積壓為有用麼。”
“這件事還是按傳統辦；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總理比劃手勢：“一個落地燈，很簡單，稍微動動手就行。”
結果，他請中南海裡的工人用鐵管子自己做了兩個落地檯燈；臥室床頭擺一個，辦公室擺一個。是30瓦的日光燈，用洋鐵皮打的燈罩。用了幾天，洋鐵皮反光，晃眼晃得厲害，他讓我們在燈罩上刷了層綠漆。從此，這兩個落地檯燈便再沒有動過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進305醫院，臥床不起。
總理住所最不方便的是上廁所。現在的公寓，從床上爬起來就可以進衛生間。西花廳當年不行，從臥室到廁所，須出門走一段路。廁所是總理的“第一辦公室”，每天一離開床就進“第一辦公室”，在外面走一段路，特別是遇上壞天氣，對年齡大的人就實在是不方便了。
前面講過，我曾利用總理外出視察、開會的機會，組織工人對西花廳進行了一些較大的維修改建。雖然挨了嚴厲批評，不得不將沙發、燈具、窗簾、傢俱等物統統歸還公家，不過，廁所總算改建了，一改就不會再恢復原樣，解決了總理上廁所不方便的實際困難。
年，隨著國家經濟形勢逐步好轉，我又動了修修西花廳的念頭。
西花廳的前院有個水池子，有條小長廊。周恩來說：“我們號召人民節約一滴水，一度電，怎麼能為我一個人浪費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從未放過水，成了我們種試驗田的地方。
小長廊更是破舊不成樣兒。油漆剝脫，木料乾裂。我同幾位同志商量後，找周恩來匯報說：“總理，西花廳的木建築必須保護，現在就需要修理一下。從愛護古建築講，也是應該修修了。水池子應該放水，改變環境，增加點空氣濕度，對木建築也能起保護作用。”
周恩來聽說保護古建築，痛快地點頭答應：“有道理，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費，不准花公家的錢。這裡現在是我住麼。”
我很高興總理能同意，馬上與有關部門聯繫。有關部門來看過後，算算帳，說需要萬元。
“什麼？2萬元！”
我楞住了。總理和鄧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2乾元，差一位數呢！
“總理，人家說維修一下要2萬元呢……”我想提議由公家修，到底沒說出口，改為請示：“你看怎麼辦？”
“咱們還有多少錢？差不多我可以先找陳老總借點。”
“差一位數，咱們只有2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來沉吟一下，說：“我看暫時放放，形勢再好些時再說。”
但是，第二年就“天下大亂”，並且經濟形勢再沒好過。於是，西花廳也再未維修，周恩來在那裡住到病重入醫院，院子房屋都不曾修過。
周恩來逝世後，隨著經濟恢復並迅速發展，趙紫陽多次建議鄧大姐修建前廳、水池、走廊。鄧大姐不同意。趙紫陽反复勸說，特別提到保護古建築的意義，鄧大姐才點頭：
“可以保護性地修修，但不能鋪張。”
然而，一旦動工便頂不住了。水池用水泥磨地，放水養了魚。長廊油漆一新，繪畫很漂亮；房屋也修建得氣派多了。大姐多次反對，沒有用。
中南海裡，部分同志認為應該修；不僅因為鄧大姐應該有個好的生活與工作環境，更主要是經濟發展了，已經可以拿出錢來保護好古建築。
但許多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老人，再進西花廳，看到那高級漂亮的庭院，都有些想不通，接受不了。甚至有人心裡很難過。畢竟這是違背總理生前的願望和一貫作風。將來一旦對外開放，群眾看到那麼漂亮的庭院會作何感想呢？而實際上，總理何曾住過一天這麼豪華的西花廳？
且不論兩種意見各有多少道理，畢竟，一個時代過去了，又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但是，我們永遠不能否定歷史，否定過去，否定老一代身上閃爍的理想和風尚的光輝。
周恩來在家住得儉樸，外出也住得儉樸。他不願住什麼高級賓館，喜歡住普通旅館，朝人群中“扎堆儿”。
年10月，周恩來根據與蘇聯赫魯曉夫達成的協議，去東北哈爾濱接收中長鐵路。
那天的會議和晚會結束後，已是夜裡12點。當地領導給他安排了高級賓館，他不去。他說：“我不住賓館，太冷清了，見不到人。我隨便找個旅館住好了。”
周思來乘車開到哈爾濱喇嘛台南邊，隨便看到一個旅館便找上門去。旅館經理不在，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歐陽欽找到一名服務員，像普通旅客那樣，臨時找一個空房間便住下來。
第二天一早，經理已聞訊趕來，要特意給總理做飯送飯，總理馬上拒絕，直奔餐廳，像普通旅客一樣買飯，同群眾一道邊吃邊聊家常。了解人民的生活與想法，了解社會動態。
年周恩來到西安，被安排在過去高桂滋的公館裡。他喝了一杯茶，不干，要去旅館住。我勸說：“已經安排了，就住下吧。再說旅館裡也太亂……”
他說：“我不怕亂，就怕寂寞冷清。”
我說：“你住旅館，我們的安全保衛工作不好做。”
他說：“保衛不是把我和人民群眾分隔開，那不是保衛是傷害，傷害黨與群眾的關係。別忘了我們黨是靠了人民群眾才有今天。”
結果，他住到西安大廈，和群眾一道在食堂買飯吃，並且感慨地跟我說了兩句話：
“我就喜歡這種生活。進城後總缺少這種生活。”
然而，保衛制度是不允許總理喜歡什么生活，缺少什么生活，就去過什么生活。更多的時候還是把他保衛在專門的院子專門的樓房裡。
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洪山飯店舉行；白天開會，晚上看戲跳舞。中央首長裡有許多四川人，所以把四川劇團也調來了。演出結束後，興致勃勃的毛澤東隨口講出一段話：
“這次會議的這種開法很好。過去中央全會都是在北京開，以後要到各省去輪流開，可以就地處理這個省的問題，可以了解當地情況，聯繫各方面。”
這話一傳出，各省爭相修建賓館，準備中央全會來本省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不同級別都有一定標準的住宅住房。毛澤東提倡游泳，中央領導們都喜愛游泳，所以這種供上層專用的賓館都要修游泳池。河南一馬當先修造了水晶宮，多少年空著用不上，偶爾住一個人就要燒起整個建築的暖氣，所以造成巨大浪費，而且是不住人浪費，住了人更浪費。這種各省爭相比賽的浪費，連內蒙、青海、甘肅這些邊遠省份也不例外。許多建築，直到實行改革開放後，才開始派上用場，才開始往回收取幾十年前的投資……周思來曾又難過，又氣憤；說多了不行，不說也不行地批評了一些省市負責人：
“正是國家困難時期，上馬這麼一大批脫離群眾的工程，很不好。人民會怎麼看？對我們的黨不利啊……”
對於另一種建設，總理就是積極提倡支持的態度了。
周恩來到過陝西、雲南和廣東的溫泉。每到溫泉，總理總要先了解當地居民是否有洗溫泉的地方？
在昆明，有關同志匯報時，談到溫泉給幹部療養院佔了，老百姓洗不上溫泉。總理聽後很生氣，把省市負責人找來，嚴厲批評說：“都知道洗溫泉好，能治病，有利有好處當乾部的就佔過來，祖祖輩輩生活在這裡的老百姓卻沒地方洗溫泉，你們說你們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老百姓會怎麼看怎麼想？我叫你們說！”
這些幹部說不出話，只有趕緊採取措施，解決老百姓洗溫泉的問題。
在廣州從化溫泉，周恩來同廣東省有關負責人談話，也是先問：“群眾有沒有洗溫泉的地方？”
廣東的同志說：“暫時還沒有。我們考慮過這個問題，主要是經費不足，一時難建起來。”
“給領導幹部修，經費就能搞到，一給老百姓修，經費就難籌措，你們說這是為什麼？”總理不肯洗了，回到住處派秘書送去200元錢，轉告廣東省生活管理局的王局長說：“一定要給群眾修建洗溫泉的地方，這點錢是我和鄧大姐一點心意，表示一下我們對籌措經費的態度。”
管理局的同志覺得這筆錢不好收，不好作帳，又派人送還總理，說：“總理的心意我們全明白了，一定努力為老百姓辦事，這200元錢還是請總理收回。”
總理不收回，第二次派秘書送那200元給生活管理局，並且轉告他們：“下次我還要來檢查，看看到底修了沒修，是不是真為老百姓辦事了。”
王局長掉淚了，說：“總理這麼關心人民群眾，叫我很慚愧。我們再修不好，對不起群眾也對不起總理啊……”
像許多用腦過度的人一樣，總理入睡困難。無論住西花廳還是外出住旅館、賓館，他基本都離不開安眠藥。
毛澤東睡覺難，為了入睡可以二次三次地吃安眠藥，用藥量比較大。周恩來睡覺難，卻不敢多用藥，怕吃多了醒不來而影響辦公。他每次睡覺只服用一次安眠藥，服藥後如果還睡不著，那就苦不堪言了。因為總理壓力大，睡覺時間一般只安排4小時，晚入睡小時就少睡1小時，到鐘點就要立刻叫醒，所以有急於入睡的念頭；往往是越急於入睡就越難以入睡。痛苦厲害時，也請保健護士作作頭部按摩，促進血液循環，也算一種休息吧。
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最盼過春節。一臨近春節，心裡總有個盼頭，暗暗喜悅。因為辛苦一年的總理，只有春節能充分睡兩覺。這兩覺可以不存壓力地自然入睡，自然醒來。
我跟隨總理幾十年，可以肯定地說，總理平時幾乎沒有自己自然睡醒的時候，都是到鐘點就由我們叫醒他。叫不醒就搖醒，搖也搖不醒時，就須兩人一架，把總理從床上攙扶起來，“強行”在屋裡轉幾圈，直到把他弄醒。那情景至今想起都忍不住要流淚。
他事情太多太多，工作太忙太忙，想多睡也不能啊。我跟隨他的幾十年中，他每天多則睡4小時，少則幾天十幾天連續工作，然後算個睡眠總帳。根據記錄，平均每天睡不夠2小時的時候很多很平常。
總理嚴重缺乏睡眠的情況，連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知道。我曾經見到胡主席握住週總理的手不放，充滿深情又很不安地勸說：“多睡2小時，你得答應我，以後每天多睡小時，至少睡夠5個小時。”
周恩來苦笑著搖搖頭，說：“不行，2個小時確實做不到。折中一下，爭取多睡l小時吧。”
從那樣大量而繁重的工作中多擠出l小時的睡眠時間談何容？可以說基本不可能。
總理一般是在三種情況下被叫醒起床的。
第一種是正常情況。
正常情況下，周恩來抱著文件上床時，值班秘書已把起床後的全部活動項目排列好。
前面講過，活動項目是以分鐘為計算單位，一個接一個，中間沒有寬裕；一件事誤點，就要影響後面一串的活動項目。所以，叫總理起床必須嚴格按照鐘點，晚叫3分鐘就可能使一天的活動節奏都受影響，就可能造成手忙腳亂的情況。
總理的睡眠時間大多數是4小時，至於真正入睡的時間夠不夠4小時，那就說不定了。
也許夠，也許只睡著了二三小時，乾脆沒睡著的時候也有。
叫總理起床的那一刻，對總理對值班人員，都是一件痛苦、困難的事情。
一次，我和衛士小高準點來到他的大木床旁，連續輕聲呼喚；“總理，總理，到點了……”
我們先是站著叫，然後俯身叫，然後輕輕搖晃他身體叫。他先後三次閃閃眼皮，旋即又合上了，始終沒有醒。總理太累又苦太困了。我和小高難過地對視一眼：
“怎麼辦？”
“豁出去挨頓批吧。”
“我是不忍心了……”
於是，我們兩人眼淚汪汪地退出來，看著手錶守在門口。我們不時交換一下目光；不忍心……還是不忍心……就這麼一邊看表一邊交換目光地拖延了一個小時。我把心一硬，說：“不能再拖了，叫醒吧！”
我們又來到總理的床旁，連續地輕搖輕喚，總理終於醒過來，兩手用力搓搓臉，像平日一樣，奮力坐起身，馬上以快節奏開始穿衣。
突然，他怔了一下，看到了表上的時間，臉上陡然變顏色，目光火辣辣地盯住我們。
我們忙低下頭。
“怎麼搞的？為什麼晚了1小時！”
“總理……”我哽住了。
“胡鬧台，這是不允許的！”總理髮脾氣了，把他批評人所習慣使用的兩句最嚴厲的話全用上了。
“總理，你批評吧。”我流下了淚，“我，我們實在受不了了……”
“唉，”總理嘆口氣，把嚴厲的批評轉為一種柔和的說理：“你們的心情我理解。
不要總想著我怎麼樣，要想到工作怎麼樣，我的工作，時間卡在那兒，到點必須叫。你們好心叫我多睡會兒，可工作還是那麼多，不干行嗎？你們除了打亂我的工作節奏，影響一天的活動，並不能減少我的工作量，這不是好心幫倒忙嗎？我起不來，你們硬把我叫醒，這是對的；不叫醒，就是錯誤，以後不允許再發生這類事。 ”
有了這次教訓，以後每到時間，我們就狠下心來強行把他弄醒。有時叫醒，有時搖醒，好多次都是“殘酷”地把他從床上架起來，攙扶著在屋裡走，直到他完全醒過來，奮力地振作起來……唉，我們的總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沒有什麼語言能真正表現出我們總理的品格和精神。
第二種被叫醒的情況有所特殊。
進城時，總理就向我們規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幹什麼，要立刻報告。
一天，主席親自把電話打到我們值班室，是我接的電話，一听就聽出是主席的聲音：
“恩來同志幹什麼呢？”
我回答：“睡覺了。”
那邊遲疑一下，又問：“睡下多久時間了？”
我說：“剛睡下，不到1小時。”
片刻，毛澤東在電話裡吩咐：“兩個小時後你再叫醒他，到我這裡有事。”
兩小時後，我叫醒周恩來，把主席找他的事報告了。
“為什麼不叫醒我？”總理一邊匆匆穿衣，一邊嚴厲批評說：
“我是怎麼交待你們的？無論何時何地何種情況，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須立刻報告！”
“是主席叫我過2個小時再叫醒你……”
“這是不允許的2”周恩來用斷然的手勢打斷我解釋，“今後不論任何情況，只要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剛睡下也必須馬上叫醒2”
從此，我們又吸取一條教訓，只要毛澤東主席找，總理睡覺我們也不說總理睡覺，馬上叫醒總理，向他報告。
第三種叫醒周恩來的情況，是在一次邊境發來的急電未能立刻叫醒他報告，引得他嚴厲批評我們，宣布了“這是不允許的”之後。從此，凡有重大事件發生，比如邊境衝突，水火災害，列車出軌，飛機空難，地震驟發等等，都必須立刻將他從睡眠中叫醒。
周恩來逝世前的最後十來天，多數時間是處於昏睡中。我守在他床邊的日日夜夜裡，不知流了多少淚：
睡吧，他這一生實在睡得太少了……行周恩來的行，無論走路、乘汽車、乘火車還是乘飛機，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內容。
凡是調到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同志，鄧大姐在介紹情況時總要提醒一句：“恩來同志走路快哪，你們要跟緊了，小心不要跟丟。”
總理不會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搶時間趕急事，他辦公疲勞起身繞辦公桌走幾圈時，也是快步帶起一陣風，扇動桌上文件能飄起紙頁。從西花廳到春藕齋，到菊香書屋，到頤年堂，到懷仁堂等處，周恩來那急促輕快的步子時常會出現；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比他年輕20歲左右，卻走不過他，時時要小跑幾步才能跟上。
總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與他的少睡一點，再少睡一點，無疑都是在搶時間，摳時間；多爭取一點工作，再多爭取一點……每當想起總理快速的腳步，不知為什麼，我總會聯想到一個數學問題。總理活了歲，這個78歲就是生命的極限值；總理匆匆的腳步，快一步再快一點；他的睡眠，少一點再少一點，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這個序列值在總理那裡是無限趨近於極限值，雖然最終也不會達到那個極限值，他卻以驚人頑強的毅力和決心，讓這個序列值無限地延伸下去，無限地接近於那個極限值。
這就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總理喜歡坐汽車，哪怕是在中南海裡，路途稍遠他也可能坐汽車，這當然也是要搶時間，是為了盡可能地接近那個極限值。
周恩來坐汽車有4大特點值得一說。
第一個特點是喜歡坐國產車。
建國之初，他坐大吉斯車，是斯大林送給中國領導人的。那時我們還不會生產汽車。
這部吉斯車老化以後，有關部門準備再為他買一部，他當即拒絕。說：“不能再花外匯去買，要盡快研製出我們自己的紅旗車。”
紅旗車剛研製出來，他就將這種車定為自己的專車。他說：“別人不坐我坐，我喜歡坐國產車。”
我曾勸說：“這種車剛研製出來，各方面性能還不穩定，也沒經過實踐檢驗，還是等產品完全定型後再坐吧？”
周恩來笑著說：“我是試用，不保險才試用，保險了還談什麼試用？我坐上了，可以促進他們改進，促進我們的民族工業發展。我坐紅旗車就是為他們做廣告。”
這句話我熟悉，他也說過為上海表做廣告。週總理是第一個戴國產上海表的消費者，也是第一個乘國產紅旗車的中國領導人。
周恩來經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由於紅旗車體型大，張治中、李濟深、齊白石等各屆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胡同里，紅旗車有時開不進去。在這種情況下，他才同意保留了一輛灰色吉姆車。據說這種車是以他的朋友，蘇聯原外長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工廠所製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鑽胡同時才使用這種車，平時都是用紅旗車。
隨著我國汽車製造業的發展，國產轎車漸漸多起來。除紅旗車外，還大批生產了上海牌小轎車。從60年代始，凡屬大的活動，周恩來總是要求使用國產車，無論是共產黨代表大會還是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開會，特別是外交活動中，周恩來總是要求使用國產車。 1990年。國家機關一位開上海轎車的司機說：“週總理在世時，逢上重大活動，最忙最露臉的是我們開國產車的司機，一出動幾十輛上百輛，在長安街上浩浩蕩盪風光得很。到了80年代就不行了，趙總理看不上我們，越是重要活動我們越沒事幹，出風頭的全是外國進口車，好像我們出來就會丟臉似的……”
第二個特點是，坐車討厭前呼後擁。
周恩來是共產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按規定，他的外出有嚴格的安全保衛制度。外出路線、所經路口，住地及重點防備地區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規定。一般行動，頭天就做好了計劃，幾點幾分到何地，幾點幾分經何路口或經何路線，事先和警衛部門打招呼。出動時，前驅車，後衛車都要到位。
周恩來對此很反感，多次反對，甚至嚴厲警告不許前呼後擁跟隨他。
“浪費，沒有必要！”周恩來朝我揮著手說：“你去跟他們講，我不要這一套。像這樣還怎麼接近群眾？嚇也嚇跑了，影響很不好嘛！”
我沒有動步，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衛跟著，萬一路上壞了車呢？不說安全吧，也要耽誤時間，影響工作啊。比如外賓等候接見，你的車壞到半路上怎麼辦？”
“並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賓等候，可你們每次都要搞這種前呼後擁。有重大國事活動搞，這還可以；我去看個朋友你們也搞這種做法就很笨，缺少靈活性。我在重慶時做過這方面工作，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對象、不同的活動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眾中間了解情況，你們這樣前呼後擁是什麼影響？連自己的人民群眾都信不過還談什麼為人民服務！”
周恩來在某些活動中，明確警告不許警衛車跟隨。一般情況下只有我和衛士高振普隨他乘主車外出，警衛車雖然被嚴令不許跟隨，但為了安全，還是悄悄地隱蔽跟隨。周恩來是非常機敏的，警衛車隱蔽，仍然要被總理從汽車反光鏡中發現。
“你們不要搞這種'盯稍'，我在重慶常被跟踪，有經驗，你們瞞不過我。”總理又氣又煩又無奈，“說過了你們就該執行，為什麼還要悄悄跟著？浪費麼，沒有必要。”
警衛人員聽著，不急於反駁，但也不說“改正”。畢竟他們有他們的製度要求。
總理也知道他們的難處。為了不叫警衛車跟隨，周恩來有時會突然行動，使他們根本來不及通知警衛，上車就走。這時，車上除了總理，只有我或小高，加上司機老楊共個人。這時周恩來會感到一種自由或愉快，會笑著說：“這樣不是很好嗎？我就是要擺脫這些形式主義。”
第3個特點就是喜歡坐快車，並且決不浪費車上的時間。坐在車上，或吃飯，或批閱匯報條，或聽取秘書口頭匯報，交待一些工作。如果沒什麼事，總理會抓緊車上的點滴時間打個盹。
總理正經睡覺困難，離不開安眠藥；打盹卻有超一流的能力和表現。這主要是在汽車上，如果沒公事沒陪客，短到兩三分鐘，長到幾十分鐘，他都可以打個盹；而且說盹就盹，說醒就醒。
我當副衛士長及衛士長時，仔細觀察過總理的打盹。他的打盹主要有三種形式或叫情況。一種是被動的，就是前面講過的在辦公桌旁疲勞困乏到極點，身不由己地打起盹；頭一下又一下失控地耷拉；剛掙扎著抬起來，馬上又垂落，手中的筆也會失控地落下去，又沉落下去，在文件上留下點狀道狀的墨痕。當他的頭大幅度地垂落時，會突然驚醒，忙捏捏鼻子，揉揉眉頭，揪揪頭髮，然後抓起清涼油，用手指往太陽穴和額頭上擦抹，一邊望著文件上跑筆的墨污搖頭。
另外兩種打盹主要都是在汽車上。
一種情況是路程較遠，坐車時間稍長些的時候，比如在京時去機場接客，比如在廣州，從南湖到小島，總理上車剛坐穩便看一眼手錶，壓壓手勢吩咐：“都不吵，睡覺啊。”
聽到這聲吩咐，所有人便屏息靜氣，司機楊師傅警惕車開平穩，總理習慣地靠在沙發座的一側，頭向右一歪，很快就入睡了。這種時候，他不會失控地把頭向前垂，可以幾十分鐘一動不動，呼吸變得均勻綿長細微，是真正迅速有效的沉睡。
車到站，我們都是一動不動，只把目光投向沉睡的總理。總理像是有第六感官，像是具備生物定時器，每次都一樣，我們的目光一觸到他，他便微微一震，一下子睜開眼：
“噢，到了。”
說著，用力搓搓臉，便精神煥發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如果路途近，坐車時間短，比如從中南海到人民大會堂，三五分鐘的時間，總理就不說什麼“別吵，睡覺”之類的話，也無須把頭朝右歪靠沙發座。他會坐正身體，全身放鬆，眼皮微微合上，像是意守丹田，像是“入定”一般。
總理是會氣功的。這不是那種劈石碎磚的硬氣功，也不表現在各種腹呼吸的運用，他的氣功是在意念上對靜的追求，由意念導引著全身血液的循環，肌膚神經的鬆弛，腦筋的高效休息。這種帶有極大調理性的休息，效果是驚人的。我常常感到，在各種緊張，繁忙，有時激烈有時枯燥的馬拉松式的無休無止的勞作中，當總理精疲力盡地完成一項工作，乘車去另一個地點繼續另一項工作時，就這短短幾分鐘的“入定”，這幾分鐘的調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車時重新神采奕奕，兩眼大放光輝。
當我們二十幾名秘書與總理經年展開車輪大戰，當全國所有的神經束都導向總理，源源不斷輸來各種信號，總理永不疲倦地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時，當總理常年累月超負荷運載，令人不可思議地睡眠少時，我便不能不想到總理那汽車上的打盹。沉睡幾十分鐘也罷，“入定”幾分鐘也罷，正是這見縫插針式的調理休息，維持著總理的精力和思維活動。
總理的一切生活習慣都是為了適應他的工作。他那超人的工作量，不僅是靠奉獻精神和頑強意志來保證，也是靠了幾十年艱苦奮鬥所鍛煉出來的具有科學性的休息方法來實現的。
總理坐車喜歡提醒司機老楊：“慢點，開慢點。”他喜歡提醒這句話，是因為他喜歡坐快車。他一生搶時間搶速度，能坐飛機就不坐火車，那麼坐汽車當然希望車能開得“飛”起來，快一點就能多乾一點工作。
基調是快，必要時就須關照司機放慢。
我的觀察，當路上行人車輛多時，總理會關照司機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積水結冰，總理會關照司機慢。我至今一合眼，就能鮮明如初地看到那一幕；雨小了，馬路上積了不少水。總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傾著身體，雙手扶著前排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註視著街上的倩況。馬路兩邊不但流動著雨水，也流動著自行車和行人。總理一邊觀察一邊不停地念念有詞：“慢點，再慢點，不要濺水，別濺水……小心，小心有水濺了人……”
總理就是這麼細心，時刻想著別人。
總理坐車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
年夏天，我們跟隨總理，乘一輛嘎斯69吉普車去河北平山縣的崗南水庫。汽車飛快地駛在野外的公路上。突然，前面出現了一輛馬車，一個老農民趕著一輛兩匹馬拉的大車。那時的牲口見汽車少，馬被汽車驚了，亂奔亂跑翻到路邊的溝裡。
“停車，快停！”總理下令。司機剎住車，總理跳下車就奔去搶救人。那個老農民已經爬起身，看樣子傷得不算重。可是總理不走了，下命令說：“趕快用我的車送老漢上醫院檢查，我們就在這裡等吧。”
我說：“總理，汛期快到了，崗南．水庫那邊還等您去匯報……”
總理擺一下手：“來得及。你們不要說了。”
一直等到送老漢的車從醫院回來，報告老漢沒什麼危險，總理才上車繼續趕路。
年在北戴河，總理的車經過一座木橋時，隆隆的木橋震動聲驚了河對岸一輛馬車。驚馬朝橋旁的斜坡衝去，把車上拉的一名病號給掀了下來。總理馬上下令，又是跑去病號旁。那病號長了一身毒痂，觸目驚心，總理卻像父親一樣毫不嫌惡，仔細察看了農民的病情，馬上命令送醫院。
到住地後，我們後怕的是，如果驚馬衝過來，把總理的車撞擠到河裡該多危險，總理想的卻是那個病號，一進門就給醫院掛電話，詢問病情傷情……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比如有次總理外出，車開到府右街時，一個女孩子騎自行車猛地從臨街胡同里衝出來，撞到總理的車上。女孩子是自己撞到汽車上，當時總理的車已急剎住，所以女孩子沒受什麼傷。但是細心的總理髮現女孩子衣服掛破一塊，馬上叫警衛去買件新衣服給那個女孩子送去了……然而，總理坐快車也是遇過危險的。
記得那是1961年6月15日下午，淅淅瀝瀝的小雨下個不停。
總理定於下午2點半到釣魚台看望來訪的越南總理範文同，然後陪範文同到人民大會堂參加萬人歡迎大會。
總理的時間以分秒計算安排，外出都是選最近的路以能夠允許的最快速度行駛。那天行駛的路線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門——釣魚台。
按以往習慣，總理坐右排左側，成元功坐後排右側，我坐前排司機旁位置。司機楊金明技術一流，兩手在駕駛盤上大幅度地滑來滑去。那時北京城裡汽車不多，我們的車速很快，箭一般駛出了阜成門城樓。這時，道路變寬，行人更少。視野遠闊，楊金明加大油門，車像要飛起來一般。
就在這時，突然從路南一個大門裡鑽出一輛大卡車。按理說，這傢伙右拐東行，兩車各走一邊，互不妨礙，所以老楊並沒減速。誰料到呢，大卡車就像國民黨特務製造暗殺事件一樣，在兩車即將交會的剎那，突然駛入逆行道，既不開大迂迴指示燈，也不鳴笛，直向總理座車撞過來，在那間不容髮之際，老楊猛踩剎車，疾向右閃避。不料想，右前方正是一根粗大的水泥電線桿子，大卡車撞過來將把總理的座車在電線桿子上擠扁。
一切都是在剎那間發生和完成的。老楊驚叫一聲：“不好！”幾乎是在他喊叫的同時，我扭轉身子想撲過去保護總理，這完全是一種本能，在猛烈對撞中這個動作有多大意義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車是三排座，在我和總理之間還隔了一排活動椅，用不上力。
我絕望地叫一聲：“總理！”
說時遲那時快，成元功側身用自己身體去掩護總理並且用左手護向總理心臟部位。
總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撐住前排座位的靠背，準備迎接那威猛劇烈的一撞。
也就是楊金明了，換別人簡直不可想像怎麼避開這種比蓄意謀殺還要凶狠的衝撞。
楊金明那聲：“不好”剛出口，方向盤已經快似陀螺地疾轉，車子敏如脫兔地竄向左，避開水泥桿，駛向左邊的逆行道。
現在的形勢是大卡車沖向右邊逆行道撞我們，我們向右避不開就沖向左邊逆行道，與大卡車對換了位置，都進入了逆行道。但大卡車似乎不死心，在我們左閃的同時，這傢伙也又扭頭衝回左邊，還是要撞！楊金明腳下死命一踏剎間，方向盤疾轉，座車猛甩了180度的大調頭，嘎然停住。這種大調頭產生的離心力，使總理我們3人都摔倒在座椅上。現在是車後屁股對著卡車，它要是撞，也只能撞著我們一道朝前衝，不會發生致命的危險了。爬起身看時，那輛卡車在大馬路中間來了個大迂迴，不再向我們追逐衝撞，不打燈不鳴笛，大搖大擺駛回它剛才駛出來的那個院子裡去了。好像什麼事也不曾發生過一樣，他也根本不在乎他的“謀殺”行動。
這樣重大事件，總理卻平平靜靜說一句：“快趕路，去釣魚台不能誤點。”
汽車又“飛”起來，直衝釣魚台。楊金明臉色蒼白，目光閃閃地警惕著路面，以最快的速度沖向釣魚台。駛入大門時，總理評論一句：“老楊技術高，處理得好，今天避免了一場大車禍。”
下車後，總理嚴肅地囑咐成無功：“你去查一查那個卡車是怎麼回事？”
我跟總理去看範文同，成元功去調查那個卡車。他很快查明了原因。
駕車者是電車一廠的一名維修工，既無執照又不懂交通規則，那傢伙是私自偷開車，跑出來玩的。真是混蛋透頂，差點當一個千古罪人。
總理卻仍然關心這個肇事者，讓成元功轉告廠領導，要加強制度管理，對這位工人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規章制度進行批評和處理，決不許因為是衝撞了總理的車而加重處分。
不過，人的素質太差時，你就是教育、批評、處分也未必起多少作用。這個肇事者闖這麼大漏子，仍然不吸取教訓，後來又違反規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電車壓死了。
經調查，責任全在他本人，是他違反了規程製度。
所以，現在我一看到電視和報紙上拿出來示眾的那些交通肇事者，心裡就一股火，總覺得對這些人處理應該再重些。
第4個特點是公私分明。
那天，周恩來要去人大會堂接見外賓，他乘車由西花廳開至北京飯店，理髮刮臉之後再驅車去人大會堂。
在北京飯店上車時，周思來輕輕拍一下司機老楊的肩膀，提醒說：“從西花廳到北京飯店算私事，從這裡到人大會堂才算公事，你不要又籠統搞錯帳。”
楊師傅說：“總理放心，我早記上帳了。”
周恩來在建國後，一直堅持私人用車要自費。工資發下後，錢歸我管，工資表他一定要過目，就是檢查是否扣除了用車費和外出用餐費等。他把看戲、跳舞、到公園散步、到飯店理髮算作私事，把去醫院看病人，到民主人士家拜訪及看望外國朋友這類亦公亦私的事也都算作私事用車，都堅持自費。他乘車的記帳，先由我記；後來嫌我記的帳有疏漏，轉交鐘步雲記。老鐘遇空難後，就直接交由司機楊金明本人記帳了。總理說：
“你開車你記帳，這樣不會出現疏漏。”
帳記下了，交通部門如果忘記或沒按時依照帳目從他工資裡扣錢，交通部門要挨批，我們也會挨批評，責任是沒有提醒交通部門扣錢。在這樣嚴格的要求下，自然再不會發生用私車漏交錢的情況。
周恩來無子女，但侄子侄女及親戚並不少，這些人來看總理，那是坐公共汽車。周恩來曾明確規定：我的任何親屬都不許派車。
有次，他的一個侄子一個侄女相約來看望，同周恩來鄧穎超，一道吃飯談話。出來時，已是晚上7點多。我從門前過，見他倆正焦急地小聲議論：“唉呀，來不及了！”
“可能已經開演了，快走吧……”
我心裡一動，停下來問：“你們要幹啥去？”
“到工人俱樂部看演出，來不及了。7點半就開演……”
我看一眼表，說：“來來，我送你們去。”
我們這些人都會開車，我用車把他們送到工人俱樂部，回來正碰上鄧大姐的秘書。
秘書問：“你幹啥去了？”我心知不妙，還是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應付道：“沒幹啥。”
可是這位秘書還是猜到了，報告了鄧穎超。工夫不大，周思來和鄧穎超一同把我叫去，像這樣共同與我談話還是少有的，可見問題嚴重了。我不敢說謊，老實承認用車送人了。並解釋說：“這是特殊情況，不然就要誤了看演出。”
“你以為這是對他們好嗎？”周恩來皺著眉頭盯緊我：“晚到幾分鐘，少看一段有什麼了不起呀？你是幫助他們搞特殊，助長他們的優越感！”
我不敢回嘴，低下頭，赧顏地悶聲不響。
“記住，這是不允許的。”周恩來乾脆明白地警告一句。這一聲至今響在我耳邊。
我再不曾用車接送過周恩來和鄧大姐的親屬，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也從未用過公車。我會開車，卻一次也沒用車辦過一件私事。就是辦公事，只要來得及，都堅持騎自行車，實在來不及了才開車。現在我離休了，老幹部局定期發給我公里數，但我仍然沒用過。沒那個習慣。我的習慣是受周恩來影響而形成的——凡事一定要公私分明。
周恩來離開北京去全國各地，按規定都是乘專列。專列由前驅車、主車及後衛車組成。這是安全部門規定的，不是周恩來個人所能改變得了的。
正因為如此，周恩來極少乘專列，除非視察各地，需要沿途了解情況，否則是不肯坐專列的。他只喜歡坐飛機。
他曾對我說：“坐專列太浪費，主要是浪費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