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發現林彪軍事才能的“伯樂”是朱德。耒陽之戰，林彪一嘯沖天，指揮一個營擊潰敵軍兩個團，令全軍刮目相看。
湘贛邊八月失敗給林彪帶來機遇，毛澤東破格攫升他為主力團團長，成為與黃公略、伍中豪齊名的“紅四軍三驍將”。
白沙會議上唇槍舌劍，一場激烈的爭論波及紅四軍全部高級幹部。林彪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給失意的“巨人”留下深刻印象。
“紅旗到底能打多久？”身處荒山僻壤，林彪疑團重重，寫信向恩師求教，毛澤東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早發現林彪軍事才能的“伯樂”是朱德。
正是這位閱盡滄桑，厚道慈祥的老帥慧眼識英才，從奔騰的馬群中發現了這匹俊美而孤獨的騏驥，不拘一格，委以重任，林彪才得以逸群而出。
1928年1月，朱德率部在湖南南部舉行起義，連克資興、永興、耒陽等縣城。湘南起義後，參戰部隊和各縣農軍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陳毅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 2月29日，林彪帶領一個連護衛著後勤輜重從永興趕往耒陽，行至耒陽東南小水舖時，已是深夜。大地一片漆黑，淅淅瀝瀝的小雨下個不停，山路崎嶇，又黑又滑。突然間，槍聲大作，數百名民團團丁從暗處殺出，將後勤部隊截為數段，不斷有人中彈倒下。林彪命令部隊收縮，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將敵人擊退。清點人數，傷亡三十餘人，運送的軍用物資被搶劫一空。
林彪沮喪地來到耒陽城，朱德大為惱怒，質問道：“你護送的物資呢?你帶的部隊呢?你在黃埔軍校學的本領呢?”
林彪本來就不善言辭，打了敗仗後更是羞愧，低著頭，乾脆一言不發。
朱德不忍心再責備下去，放緩語氣：“你打算怎樣善後?”
林彪立正，攥著拳頭，說：“我已查明襲擊我部的是耒陽縣民團譚孜生部，我要他血債血償。”他將自己的複仇計劃如此這般地匯報了一遍。
朱德眼睛一亮，對這位不認輸的青年人重新打量了幾眼，頷首批准了他的計劃。
3月3日早晨，一支打著“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旗號的白軍向小水鋪開來，領頭的國民黨軍官騎著一匹洋馬，年齡不大，人挺清瘦，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兩道濃眉和濃眉下那對閃爍著鋒芒的眼睛。這位威風凜凜的國民黨軍官便是化裝後的林彪。
駐紮在小水鋪三公廟的譚孜生早聞十九軍將到耒陽“剿”匪，沒想到他們首站到了小水鋪，立即率隊出迎。他還洋洋得意地匯報如何剿殺起義軍後勤部隊的功勞。林彪瞇著眼聽完匯報，大加讚揚：“譚團總足智多謀，為黨國立下奇功，一定報李宜煊師長嘉獎。這樣吧，下午就先開一個慶功宴會，我要代師長先行犒賞，務必請那天參加戰鬥的有功人員參加。”
下午三時，慶功宴會在三公廟召開，廟內廟外，擺了數十桌酒宴，譚孜生和眾頭目魚貫而入，進入廟內大廳，依次落座。酒過三巡，譚孜生恭敬地請國軍長官致詞。林彪不動聲色地走到大廳中央，將手中的酒杯一摔，端坐在大廳的二十餘名“國軍”軍官掏出腰中的駁殼槍，一齊開火，把譚孜生和眾頭目打成血篩。廟外喝得半醉的團丁們聽見槍聲，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驚慌中也被化裝成“國軍”的起義軍戰士俘虜。經此一仗，林彪不僅奪回了被搶的全部輜重，還俘虜了數百名團丁。
接著的幾件事，更令朱德對林彪刮目相看。
3月9日，李宜煊帶領一個師的國民黨部隊將起義軍逐出耒陽城。傍晚時分，王爾琢指揮主力從西門發起反攻，遇阻於堅城之下。激戰一個多小時，毫無進展。李宜煊是位沙場老將，從密集的槍聲中聽出革命軍只有少量輕機關槍，根本沒有重武器，於是果斷下令打開西門，主動發起衝鋒，兵分兩路，向我軍陣地穿插。一時間，兵鋒銳不可擋。王爾琢見勢不妙，命令起義軍撤出陣地。
當晚，軍部在灶市街討論對策，都主張避敵鋒芒，唯有朱德沒有表態。門外傳來敲門聲，林彪前來請戰，說是願立軍令狀，只需一個連，即可擊潰李師，收復耒陽。
“請戰?”
“只要一個連?”
軍部領導感到驚訝。
朱德也覺得意外，問道：“好一個林彪，語不驚人死不休。這不是寫詩，是打仗。你有什麼法寶?”
面對詫異的目光，林彪說出了自己的想法：“現在敵人不明我軍虛實，誤以為我軍已被擊潰。耒陽城內，敵人多半是在領功請賞，戒備必定鬆懈，他們絕對想不到，我軍會連夜逆襲。我軍應該趁敵不備，大舉反攻。”
大家冷靜思忖，覺得有道理，不妨一試。
朱德親自指揮林彪的第七連和第六連兩個排從城西馬埠嶺出發，潛至西門外，突然發起攻擊，突入城內。正在睡夢之中的敵軍倉促應戰，亂成一團。林彪揮舞駁殼槍，領著部隊橫衝直撞，將敵軍建製完全打亂。與此同時，耒陽縣三千餘農軍，從東南北三個方向攻城，上百門松樹炮、土銃一起轟響，銅鑼、牛皮鼓鼓得震耳欲聾，松明火光將城外照得一片血紅。李宜煊得勝之後驟然間遭到夾擊，被揍得摸不清方向，無心戀戰，帶領殘部奪路而逃。
耒陽一戰，起義軍消滅敵軍一百餘人，抓獲俘虜八十餘名，繳獲槍枝五百餘支，可謂大獲全勝。
一口氣還未喘勻，林彪又找到朱德，提出我軍應一鼓作氣，風捲殘雲，將耒陽境內敵軍全部殲滅。朱德再次採納了林彪的建議，令王爾琢帶領三個連，兵分三路，直搗新市街的耒陽縣常備隊和駐在大陂市的耒陽挨戶團總局。
根據當時掌握的情報，在新市，不僅猬集著常備隊五百餘人，還有從郴州、永興等縣逃來的地主豪紳上百人。他們在新市修築了成群的砲樓，擺出一副決一死戰的架勢。此地易守難攻，王爾琢準備親自帶隊去取新市。
朱德有心考驗林彪，對王爾琢說：“派七連去。”
林彪率領第七連在李天佑一千餘名農軍的協助下，將新市街團團圍住。雙方僵持了一天，外面的攻不進，裡面的出不來。林彪心生一計，命令農軍四面放火，一時間，烈焰沖天，防守的團丁、居民擔心房子被焚，紛紛放下武器，忙於撲火。林彪下令吹衝鋒號，南北對進，一路突進北門攻打常備隊隊部，一路突入南門，焚燒大地主黃賓虹的老巢，然後四面開花，各個擊破敵人，順利拿下新市。
經此三戰，朱德發現林彪沉默寡言的外表下蘊含著過人的才華：此人聰明絕頂，臨危不懼，遇亂不慌，沉得住氣，穩得住神，是個做大事的材料。更為難得的是，林彪機警、敏銳，善於思考問題，常有出人意料之舉。如果假以時日，他會成長為一嘯沖天的鷹隼。
1928年3月12日，朱德在伍家祠堂召開連以上軍官和耒陽縣委委員以上乾部會議，提拔林彪為二營營長。
對於這個任命，軍中頗有怨言。有人提出，林彪先敗後勝，至多功過相抵，如何能破格提拔，比他經驗多、資歷深的干部有的是。二營之中，也是怪話連篇，說跟著廚師不挨餓，跟著娃子有奶吃。朱德聽到這些反應後，付之一笑，他知道，軍人最看重的是勝利，能打勝仗自然服眾。
四天后，戰爭便給了林彪一個揚威服眾的機會。
3月16日，李宜煊命令副師長李力率領兩個團從衡南方向突襲耒陽。此時，朱德、陳毅、王爾琢等人正在小水舖一帶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革命軍主力分散到全縣各個鄉鎮配合地方工作，耒陽城區只有林彪所率的三個連。朱德派人傳信給林彪：立即前往敖山廟設伏，盡量遲滯敵軍，為主力集結爭取時間。
軍情如火，重任如山。
全軍都把目光投向剛剛度過二十歲生日的小將林彪身上。
林彪的確與眾不同，他的感覺不是沉重，而是興奮。長期以來，他都是跟隨別人衝鋒陷陣，從未單獨發號施令，現在有了獨擋一面的機會，他一心要打個漂亮仗。這種任務越重，對手越強，鬥志越旺的特點，林彪保持了一生。
林彪手下三個連合計只有二百七十餘人。營部討論戰法時，大多數人都把重點放在固守待援上，唯獨林彪口出狂言：“任何時間都不要依賴別人，要立足於自己的力量。”
營部參謀本來就不太服氣，反唇相譏：“我們自己的力量只有不到三百人，而敵人是兩個團三千餘人，怎麼依靠自己的力量?”
林彪輕飄飄地說了一句：“我們不是有農軍嗎?”
耒陽縣委一聲令下，李天佑帶領八千餘農軍與二營一起來到敖山廟。
林彪視察地形後，更加胸有成竹。他將指揮所設在敖山廟內，命令三個連分作兩路，一路埋伏在敖山河的橋頭，一路埋伏在敖山圩，耒陽農軍也埋伏在道路兩旁的油茶山上。
16日下午五時許，敵先頭部隊陳壁虎一個團逶迤而來，陸續進入伏擊圈。陳壁虎見一路上風平浪靜，遠望敖山圩除了三五個農夫犁田點種外，沒有任何異常，遂下令部隊休息待命，自己帶著幾個衛兵向敖山廟走來。林彪見時機已到，朝天一槍，兩路設伏部隊從橋頭和山圩包抄過來，子彈像噴射的火龍朝敵群傾瀉，手榴彈雨點般砸向敵人。陳壁虎慌忙命令部隊向兩旁山上撤退，搶占制高點。沒等爬上山坡，李天佑帥旗一揮，幾百門松樹炮迎面將敵人轟得人仰馬翻，八千餘名農軍刀槍並舉，從叢林中殺出。陳團調頭向山下跑，又與林彪率領的起義軍迎面相撞，雙方殺作一團。只用一個多小時，陳團一千餘人悉數被殲。
跟著陳團後面的李力聽見前面槍聲大作，以為陳團遇上了小股農軍，督促後續團往前趕，等他們來到戰場，禁不住傻了眼，漫山遍野躺著的都是陳團士兵的屍體。而戰場上，除了地上的死屍，竟然沒有一人。
正在李力詫異時，突然間，松樹炮像一陣驟風，噴射到面前，數不清的士兵從道路兩旁和叢林之中鑽出來，向他們包抄過來。李力以為遇上了朱德的主力部隊，急忙下令敵軍撤退。
耒陽是林彪的福地。他在這裡一戰出名，不僅令部下心悅誠服，而且還贏得了朱德的青睞。他像一枝鑽出水面的小荷，雖然甫露頭角，但給人以新鮮靈動的印象。如果沒有朱德的賞識，林彪的軍事才能不可能發現得那樣早。可惜，對於發現他的“伯樂”，林彪的感激之情只保持了很短的時間。
朱毛會師後，林彪把目光投向了毛澤東。
群山環抱的礱市，在初春的陽光沐浴下，顯得格外秀麗。清澈的龍江穿市而過，江畔屹立著一座古老而雄偉的建築——龍江書院。
1928年4月28日，在中國革命史上是一個神聖的日子。這天，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
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了，兩雙巨手握在了一起。
對於這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師，作為毛澤東身邊聯絡員的何長工記得十分清楚。他回憶會師的情景時，曾這樣寫道：
毛澤東和朱德會見地點是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朱德、陳毅先到龍江書院，當毛澤東來到書院時，朱德連忙偕同陳毅到門外迎接。我遠遠看見他，就報告毛澤東說，“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邊是陳毅同志。”毛澤東點點頭，微笑著向他們招手。
快走進龍江書院時，朱德搶先幾步，毛澤東也加快了腳步，早早地把手伸了出來。不一會，他們的兩隻有力的手掌就緊緊地握在一起了，使勁地搖著對方的手臂，是那樣熱烈，那麼深情。
當毛澤東、朱德的兩雙大手緊握在一起的時候，一位文學家用詩一般的語言，這樣描繪道：“地球一陣輕抖，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5月4日，兩支革命武裝舉行了會師慶祝大會。這一天，雲淡風輕，陽光明媚，遠近山坡上杜鵑花開得一片火紅，礱溪河兩岸的田野裡，黃燦燦的油菜花散發出陣陣幽香。一萬多人把會場擠得水洩不通。在熱烈的氣氛中，毛澤東、朱德發表了演講。陳毅宣布兩支武裝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
此時的林彪，一位二十歲剛出頭的一營之長，資歷、聲望都不出眾，加之性格內向，拘謹靦腆，在會師過程中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會師以後，原二十團一營營長李奇中調任他職，林彪調任為一營營長。
是星星，總有閃亮的時候。在井岡山的反“圍剿”鬥爭中，特別是在毛澤東親自指揮的三打永新和龍源口激戰中，林彪機智靈活、善用疑兵的戰術風格贏得了毛澤東的賞識。毛澤東以審視的目光注視著這位年僅二十一歲的營長。
1928年夏，湘贛邊界遭受了著名的“八月失敗”。但“八月失敗”卻給林彪帶來了機遇，使他得以從下級軍官的序列之中走上紅四軍中重要軍事領導人的行列。
這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為了執行上級的“左”傾盲動政策，派杜修經以“特派員”身份來井岡山傳達省委指示，欲調部隊南下湘南作戰。杜修經等人在毛澤東沒有到會的情況下，利用二十九團中湘南籍戰士思鄉心切的情緒，擅自決定井岡山紅軍主力南下。在決定部隊行動的會上，紅四軍參謀長兼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和一營營長林彪等人都提出了反對意見，但未被會議接受。
部隊南進途中，毛澤東派人送來一封長信，請杜修經、朱德和陳毅重新考慮主力南下決策的利弊得失，建議將主力撤回邊界。杜修經不聽勸阻，堅持主力南下，攻打郴州。
7月24日，兵臨郴州城下。紅二十九團首攻未克，敗退下來，王爾琢又率領二十八團再次強攻。上午9時，林彪率領的第一營破關奪旗，率先登城。城內敵人遂倉皇撤至郴州城外北郊山下。
紅四軍全軍入城後，二十八團二營在營長袁崇全率領下擔負警戒任務，其餘部隊就地休整。不料，時值正午，北郊山之敵趁二營疏於防備，放鬆警戒之機，突然間發起猛烈的反攻。城內處於休整狀態中的紅軍主力猝不及防，來不及組織有效防衛，紛紛向城外退去。二十九團全團覆沒，二十八團也潰不成軍，倉促退守。見此情形，朱德不敢戀戰，他下令部隊立即向井岡山撤退。
俗語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部隊在向邊界撤退途中，二營長袁崇全懼怕追究失敗之責，率部叛逃。在他的誘惑下，共有四個連的部隊被拖走。這時的形勢十分嚴峻。
革命的力量來之不易。朱德當機立斷，派林彪帶一營追踪搜索，王爾琢自告奮勇，單槍匹馬追趕袁崇全，對他進行勸阻。
林彪率部疾追，很快便追趕上了二營，並包圍了二營駐紮的恩順圩。袁崇全命令反包圍。雙方一場血戰在即。正在此時，王爾琢也趕到了恩順圩，他高聲喊話，勸二營的士兵們不要受蒙蔽，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紅軍不打紅軍。被脅迫和矇騙反水的二營士兵聽到軍參謀長的喊話，紛紛放下了武器。袁崇全見事已敗露，惱羞成怒，舉槍對準王爾琢就是一梭子，然後遁逃投敵。王爾琢當場犧牲。
王爾琢是湖南省石門縣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大革命失敗後，他發誓不剷除反動派絕不理髮，因而蓄下了一頭烏黑髮亮的長發和絡腮鬍子，軍中人稱“美髯公”。從南昌起義到湘南暴動，再到會師井岡山，王爾琢親自參予了對革命軍隊的創建和領導，深得廣大紅軍官兵的擁戴。
王爾琢犧牲的消息傳開，紅四軍中一片痛哭之聲。親自率部前來接應主力的毛澤東聞訊，深感痛措。他連夜趕寫了一副輓聯，寄託自己的哀思：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卻工作誰承受?
生為階級，死為階級，階級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
“留卻工作誰承受?”毛澤東、朱德思慮再三，決定由林彪接任王爾琢的職務，擔任紅二十八團團長的重任。
二十八團，是葉挺獨立團的老底子，並補充了南昌起義、湘南起義的精幹力量。全團一千九百多人，戰鬥力最強，是紅四軍中有名的“鋼鐵團”，一個團可以與國民黨軍一個師抗衡。委派年輕的林彪任此重職，表明了毛澤東對林彪的器重和希望。
嚴格地說，從林彪擔任紅二十八團團長始，他才開始了和毛澤東形影不離、“緊跟”毛澤東的歷史。王爾琢的倒下，換來了林彪的升起；王爾琢不死，林彪的歷史或許是另外的寫法。
井岡山時期，工農紅軍除了消滅敵人，保存自己之外，面臨的另一個艱鉅任務就是如何把這支由農民組成的游擊隊鍛煉成為黨直接指揮下的人民軍隊，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決定分兩步走，首先用鐵的紀律進行約束，然後從思想上徹底肅清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在這兩步走的重大步驟中，林彪都發揮了引人注目的作用。毛澤東八年後對一位外國記者講述道：
紅軍在物質上和政治上的情況有了改進的同時，還存在著許多不良傾向。例如游擊主義就是一種弱點，反映在缺乏紀律、極端民主化和組織渙散上面；另一種需要克服的傾向，是流寇思想，不願意安心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喜歡流動、變換環境，喜歡新奇的經歷和事件。還有軍閥主義殘餘，個別指揮員虐待甚至毆打戰士，憑個人好惡，對人有所歧視或者偏愛。
經過多方面的努力，逐漸地，紅軍的群眾工作改進了，紀律加強了，新的組織方法也摸索出來了。 ……紅軍給戰士規定了三條簡明的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貧農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後來在上述三條之外，又添了八項，這八項是：
一、上門板；
二、捆鋪草；
三、對老百姓要和氣，隨時幫助他們；
四、借東西要還；
五、損壞東西要賠；
六、和農民買賣要公平；
七、買東西要付錢；
八、要講衛生，蓋廁所離住家要遠。
毛澤東講到這裡，特地停頓下來，加以說明，“最後兩條是林彪加的。這八項注意執行得越來越成功，到今天還是紅軍戰士的紀律”。
毛澤東用人選將的重要原則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放手，縱橫自由。他欣賞林彪，放手使用林彪，林彪也能充分施展手腳，發揮聰明才智，創造出一流成績。
1929年春，紅四軍重新整編，下分三個縱隊，林彪擔任主力縱隊——第一縱隊司令，與伍中豪、黃公略並稱為毛澤東手下的“三驍將”，深受毛澤東器重。
這年，林彪才二十二歲。
1929年春，在紅四軍高級幹部中發生了一場波及全軍、異常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由於主要在毛澤東與朱德之間展開，披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上，人們都諱莫如深，黨史上也語焉不詳。
爭論最早溯源於中央的二月來信。 1928年10月，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發表演講時，對農村蘇維埃運動的前途十分悲觀，認為中國紅軍“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則會妨害老百姓的利益，會把他們的最後一隻老母雞吃掉，老百姓是不會滿意的”。根據他的指示，中共中央於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及湘贛邊特委，要求紅四軍前委應有計劃地將主力分解為小部隊，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深信朱、毛兩同志目前有離開部隊的必要”，這樣一方面有利於紅四軍分編計劃的執行，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他們武裝鬥爭的經驗來指導全國革命。中央甚至還設想出發布假消息，對外宣稱朱毛死亡，以便他們安全地撤出根據地。接到中央指示信後，朱德主張按中央命令辦事，毛澤東持不同意見，他召開紅四軍前委會議，說服大家橫下一條心，堅定地實現赤化江西、兼及閩西浙西的戰略方針。他在給中央复信中從四個方面闡明了紅軍不宜分散的理由，並坦率地指出：“中央要求我們將部隊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部隊，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於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毛澤東說服中央收回成命，但紅四軍中開始產生分歧。一部分本來就主張分兵游擊、不願做根據地艱苦工作的干部借題發揮，認為毛澤東不服從黨中央的決定，要求毛澤東只管黨務，不要管軍事。這種分歧還因前委與軍委的關係問題而進一步複雜化。
在朱毛會師以後，在紅四軍中前委與軍委一直並存，軍委置於前委領導之下，以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率領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在行軍途中，敵人圍追堵截，山道崎嶇險峻，形勢複雜多變，為應付突發事變，紅四軍決定軍委停止辦公，將權力集中到前委，由毛澤東任前委書記。到了1929年5月，隨著贛南、閩西根據地的開闢和黨務、政務、軍務、群眾工作的展開，前委工作繁重，難以兼顧軍委工作，遂決定軍委恢復辦公，並由新到紅四軍工作的劉安恭任軍委書記，並接替毛澤東的政治部主任職務。
劉安恭是從蘇聯學成歸來的年輕幹部，雖然具有指揮經驗和軍事才能，後來又在戰爭中英勇犧牲，但他在紅四軍中卻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生搬硬套蘇聯紅軍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長負責制，認為前委代替包辦了軍委的工作，黨代表權力過大。在他的主持下，臨時軍委會議作出決定：前委只討論紅四軍的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情。這就限制了上級黨委——前委的領導權，實質上是限制了黨對紅軍的領導。
朱毛對劉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態度。朱德表示贊同，他認為軍委與前委分清彼此的職權範圍，有利於工作的開展；毛澤東堅決反對，他認為這不是簡單地分權問題，而是從根本危及黨對紅軍的領導、關係到民主集中製和根據地建設的重大原則問題。朱毛兩人的對立態度導致爭論進一步升級，使紅四軍高層領導分歧公開化。
在這場爭論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現出鮮明的立場，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主張廢止軍委機構，由前委代行軍委職權。他還將火力對準了親自提拔過他的朱德。
1929年5月底，紅四軍前委在福建永定縣湖雷召開會議討論分歧意見。劉安恭與林彪成為兩種對立意見的代表人物，展開了激烈的爭辯。
劉安恭等要求成立軍委，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建立軍委是完成黨的組織系統。他們還指責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不但“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還代替了“群眾組織”，甚至攻擊前委領導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的傾向。很明顯，劉安恭的矛頭主要是指向毛澤東。
林彪等人則針鋒相對地提出，現在紅軍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隊，又處在頻繁作戰、游擊動蕩的環境之中，領導工作的中心還在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重疊的機構。林彪說，如果在前敵委員會之下、縱隊委員會之上再插入一個軍委，人也是這些人，事也還是這些事，一層層議，一層層往下傳，這實際上是一種只看外表不重結果的形式主義，這些形式主義者的要害在於試圖成立軍委，與黨分權。
兩種意見爭執不下。紅四軍移師福建上杭白沙，準備在6月8日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出席者擴大到連以上乾部。
白沙會議召開前三小時，林彪派人飛馬給毛澤東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說：“現在四軍裡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欲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在群眾中是比較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結成一無形的結合派，專門吹牛皮攻擊別的同志。這種現像是破壞黨的團結一致的，是不利於革命的，但是許多黨員還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象起而糾正，並且被這些少數有領袖慾望的同誌所蒙蔽。”另外，林彪還用了“政客手段”、“卑污行為”、“陰謀”等語言，矛頭直指朱德。
會議開始時，毛澤東公開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將林彪推向了風口浪尖，置於眾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銳到底。他站起來發言，毫不隱諱地聲明，自己這封信是專為軍委問題而寫的。
劉安恭與林彪再次發生激烈爭論。劉安恭發言說：“毛澤東總是強調黨的絕對領導，按這條標準來衡量朱毛，兩人存在很大的差異。朱德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毛澤東總是自創原則，拒絕中央的命令。這次拒絕共產國際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個明證。所以，現在不僅有一個劃分前委與軍委職權的問題，還有一個紅四軍是留朱還是留毛的問題。”
針對劉安恭對毛澤東的指責，林彪激憤地說：“關於軍委的問題，我信上說得十分明確，理由不再重複。有一點需要指出，朱德一貫喜歡說大話，吹牛皮，喜歡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攏部下，形成團伙。這次他支持成立軍委就是想藉此脫離前委羈絆。”
劉安恭和林彪的發言再一次令爭論升級，並將紅四軍兩位創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態的懸崖邊。
寬厚待人的朱德想用他的恭謙和包容緩解會場上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他耐心地解釋道：“有人說我放大砲，說大話，說過要紅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漢、南京，解放全中國。這不叫'吹牛皮'，這是為了鼓舞革命鬥志。有人說我拉攏下層，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謂的小組織活動，這是為了和下級打成一片，便於及時了解情況。”
在原則問題上，毛澤東從來就不讓步。他沒有像朱德那樣去緩和氣氛，而是採取了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態度。他將一份書面意見放在會議桌上，簡短地說：“從機構設置上看，軍委不僅與前委重複，而且是同前委分權，更為重要的是動搖了黨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則。現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部分負責幹部對於決議案沒有服從的誠意，討論時不切實地爭論，決議後不僅反對，還要將責任歸咎於個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狀態。我不願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辭職!”
毛澤東的這一舉動，出乎全體與會人員的意料。他在紅四軍和根據地的威望是無人可與比擬的。毛澤東此舉，使大部分與會者對軍委與劉安恭的做法很不滿意。在投票表決中，前委以三十六票贊成、五票反對的壓倒多數，決定撤銷軍委。這樣一來，劉安恭的軍委書記一職自然不復存在，他改任紅四軍第二縱隊司令。
白沙會議雖然撤銷了軍委，但爭論範圍還在繼續延伸。劉安恭散佈了許多挑拔離間和攻擊毛澤東的言論，硬說紅四軍中有擁護中央派和反對中央派。少數人還有意將黨內分歧意見散佈到一般戰士中去。這種言論極大地紊亂了指戰員的思想。毛澤東再次萌生離開前委的想法。
林彪看出了毛澤東的矛盾心理，白沙會議剛結束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江華轉交。江華後來回憶說：“當天夜裡，林彪給毛澤東同志送來一封急信，主要是不贊成毛澤東同志離開前委，希望他有決心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為了搞清問題，紅四軍前委要求朱毛兩人提出書面意見，詳細陳述自己的觀點。 6月14日，毛澤東寫了《复林彪同志信》；15日，朱德寫了《答林彪同志談前委黨內爭論的信》。
毛澤東的信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說明了紅四軍內部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列舉了“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等十四個問題，認為黨對軍隊的領導是紅四軍目前存在的關鍵問題。在信中，他闡述了反對軍委與前委並立的四點理由：一是分權，不能集中領導；二是重複，毫無必要疊床架屋；三是危及黨領導一切的最高原則；四是動搖了前委在組織領導上的威信。毛澤東希望黨組織批准自己到莫斯科學習的請求。
朱德則認為，在紅四軍中，確實出現了黨的組織替代群眾組織、忽視基層工作的缺點，形成了書記專權的沉悶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6月中旬，《前委通訊》第三期將《林彪致毛澤東的長信》、《毛澤東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談前委黨內爭論的信》一併刊印出來，讓各種意見公開亮相，於是爭論也進一步公開化。在四軍中和根據地內，人人都可以對毛澤東、朱德說長道短，而且爭論的內容也遠遠超出了前委與軍委關係這一範疇。
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巖城內召開。毛澤東在會前建議，通過採取總結過去鬥爭經驗的辦法達到統一認識、解決紅軍建設中主要問題的目的。這一建議沒有被採納。紅四軍七大由陳毅主持。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居然落選了，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
林彪等人表示不能認同這樣的結果。
毛澤東在會上最後發言。他神情凝重，幾乎是一句一頓地說：“現在還是要根據我們歷來實際鬥爭中的經驗，加強政治領導，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軍隊要做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至於會議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這個不正確。”會後，毛澤東被迫離開了他一手拉扯大的紅四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對於紅四軍七大，中央後來做了嚴肅地批評。主要是四點：第一，對朱毛兩同志的問題，前委自己不先提辦法，而交下級自由討論，客觀上是放任內部鬥爭，關門鬧分歧。第二，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只是在組織上回答一些個人問題。第三，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客觀上助長了極端民主化的發展。第四，對朱、毛問題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的責任之重要，公開到群眾中沒有指導的任意批評，使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威望受到影響。中央要求前委採取補救措施挽回上面的負面影響。
三個月後，紅四軍在福建上杭縣城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致信毛澤東要他出席會議。毛澤東這時對於主持前委工作的陳毅頗有意見，拒絕與會。他在回信中說：“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做'八邊美人四方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議了。”回信送到上杭後，前委覺得毛澤東態度成問題，又給了他一個黨內“警告”的處分。毛澤東只得坐著擔架趕到上杭，等他趕到時，會議已經結束。大家見他病得實在厲害，讓他繼續養病。
紅四軍八大開得很不成功。紅四軍代理軍委書記熊壽祺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由於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制”，開會就得爭論半天。大大小小的問題，事先沒有準備意見，就拿到會場上來爭，往往爭論到最後還得不出一個結論。舉個例子，為了確定紅軍法規中黨代表權力問題，討論了整整兩天仍舊沒法解決，結果還是決定請示中央。八大在熙熙攘攘中吵了三天，毫無結果地結束了。這次會議用事實證明，削弱黨對軍隊的領導、實行極端民主制後，即使是像紅四軍這樣的雄師勁旅也會變成一支沒有統一意志和鐵的紀律的“烏合之眾”。
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引起了黨中央的重視。陳毅奉命赴滬匯報。在上海，周恩來、陳毅起草了《九月來信》，要求派人請毛澤東重新主持紅四軍工作。在嗣後召開的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朱德對毛澤東的離職也深感不便。 “朱不離毛，毛不離朱，朱離了毛，過不了冬”，朱德與同志們一起聯名寫信給毛澤東，請他病癒後即回紅四軍前委主持工作。戰友之情，溢於字裡行間。
當時擔任第四縱隊參謀主任的羅瑞卿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
參加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聽到了四軍黨內的一些爭論，也聽到了對當時中央那封來信的討論，有所謂“留毛還是留朱”的問題。當時自己不理解，覺得黨內怎麼會有這樣嚴重的鬥爭。足見我當時的幼稚和無知。
關於部隊的行動問題，一些人當時不聽主席的意見，堅持主張分兵去閩西，結果二、三縱隊出閩中，一、四縱隊留閩西。聽說當時主席有病，留閩西永定養病，並指揮一、四縱隊在閩西做鞏固和擴大赤區，進行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的工作。當時第一縱隊司令員是林彪，二縱司令員是劉安恭，三縱司令員是伍中豪。
去閩中的二、三縱隊打了敗仗，又不得不折回閩西。 ……在上杭，又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紅軍黨內廣大干部和黨員要求主席回來，在大會上有很強烈的反映。以後，主席回來了，聽說是坐擔架回來的。主席回來後發了一封告黨員幹部的信，批評了某些犯錯誤的人及其錯誤主張。
但是部隊的行動問題，仍然不聽主席的意見，仍然按著中央來信的精神，於是又把紅軍的三個縱隊拉去打廣東的梅縣。二縱隊在廣東邊境打虎頭沙時，縱隊司令員劉安恭犧牲。這是一次血的教訓。
在汀州，我被調到縱隊司令部任宣傳科長。部隊向上杭、龍巖地區前進時，主席召開了縱隊黨代表以上乾部調查會。每天都開，行軍時則一到宿營地就開。主席親自手寫口問，並與到會人展開討論，會議空氣十分活潑、自然、愉快。這就是有名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的準備。
1929年12月，在閩西古田村，主席親自主持了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亦即歷史上著名的“古田會議”，並為大會起草了決議。這個決議對於軍隊的建設起了劃時代的作用。
在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上發生過的爭論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朵浪花，朱毛之爭也不過是他們漫長合作過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但是在朱毛之爭中，林彪卻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資本，毛澤東對林彪在患難時挺身而出，全力支持自己十分感激，他更加信任和重用林彪。
這以後的一段時間，林彪也曾受到過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1928年5月，林彪自從登上井岡山以後，眼見敵強我弱，環境險惡，前途渺茫，心存許多疑慮。擔任了第一縱隊司令員後，他還曾多次散佈，“現在邊界很困難，只有紅米飯、南瓜湯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則沒法維持”。
羅霄山脈高聳入雲，紅色區域與外界隔絕；還處於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中。在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下，部隊中流行著一種內含悲觀的拼命主義。戰士們把武裝帶稱作“犧牲帶”，當談論到革命的前途時，他們便把兩眼瞪圓，不無淒愴地說，“犧牲的時候，革命可能就成功了”。
一種黯淡和悲觀的氣氛如同山中濕霧在井岡山蔓延散開。有的干部們就私下議論起“紅旗能打多久”和“井岡山要守到何時”等問題。林彪也受到了這種情緒的感染。
毛澤東對此並不否認，他也感到寂寞和清冷。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毛澤東坦誠地寫道：
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形勢的低落。 ……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哪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的倒戈和暴動。馬日事變後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軍也是這樣。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
即令如此，毛澤東仍然沒有放棄他那“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鉤”的信念，他要朝著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的目標堅定不移地前進。
是堅持鞏固的根據地，波浪式地向外發展，而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勢，還是分散出擊，打到山外，闖州過府，形同流寇，這是當時的重大原則問題之爭。林彪力主分散出擊。
1929年就要過去了。在歲末“古田會議”結束不久，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堅持對形勢的悲觀估計，懷疑“井岡山紅旗究竟能打多久？”
對於林彪提出的這個問題，毛澤東十分清楚它的代表性。 1930年初，毛澤東整整花了五天的時間，給林彪寫了一封長達六七千字的回信，並以《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為題，印發各縱隊、大隊黨支部，展開討論。
毛澤東語重心長地寫道：
林彪同志，我從前頗覺，至今還有些感覺你對於時局的估量是比較的悲觀。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會議席上，你這個觀點最明顯。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游擊；同時在三區域內也沒有建立政權的深刻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觀念。
毛澤東嚴肅地批評了林彪的悲觀思想和流寇思想，他寫道，“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不答復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
在信的最後，毛澤東以詩一般的語言和激情勉勵林彪振作起來，丟掉悲觀情緒，迎接革命事業對他的選擇，不辜負他本人對林彪的厚望。毛澤東寫道：
……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眺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1948年，中共中央決定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準備收入這封信。時在東北的林彪聞訊，急忙致電黨中央和毛澤東，說“我同意在黨內外公佈這封信。為不致引起誤解，我同意公佈信的內容，而不公佈我的名字”。毛澤東善意地答應了林彪的懇求，刪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對林彪的批評部分，把題目改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怎麼也不會想到，林彪卻有不認賬的時候。
1968年，林彪重返井岡山，遠眺竹林雲海，近聆流水潺潺，一時興起，填下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岡山》的詞，並送呈毛澤東閱：
繁茂三灣竹樹，蒼茫五哨雲煙。井岡山搏鬥憶當年，喚起人間巨變。紅日光彌宇宙，戰旗湧作重洋。工農億萬志昂揚，誓把敵頑埋葬。
四十年前舊地，萬千往事縈懷。英雄烈士沒蒿萊，生死艱難度外。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輝煌勝利盡開顏，鬥志不容稍減。
毛澤東看後，微微一哂，用紅鉛筆在“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劃了二條粗槓，並打了一個問號，說道：“這是歷史公案，不要再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