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新部門的負責官員對於我怎樣進入德蘭士瓦感到莫名其妙。他們盤問那些常去找他們的印度人，但是這些人誰也說不清楚。那些官員們只好亂猜，以為我大概沒有許可證，而是依靠舊關係非法進城的。果真如此，那就可以對我加以拘捕了！
當時一般的做法是，一次大戰結束以後，政府便被賦與許多特殊的權力。南非的情況正是這樣。政府頒布了一項維持和平法令：任何人沒有許可證而進入德蘭士瓦，應受拘捕和監禁的處分。根據規定逮捕我的問題曾被討論過，可是誰也鼓不起勇氣來要我出示許可證。
那些官員當然打了電報到杜爾班去查問，當他們獲悉我是持許可證而來時，他們失望了。但是他們不是甘心於這種失望的人。我雖然設法進入了德蘭士瓦，他們還是可以阻止我等候張伯倫先生。
於是他們通知當地的印度僑團提交即將組成的代表團的代表名單。種族偏見在南非自然是到處都有的，但是我沒有想到在這裡也會碰上我在印度所熟悉的那些齷齪卑鄙的官員。南非的公眾組織是為人民的好處而設立的，而且對公眾輿論負責。所以負責的官員對人有一定的禮貌和謙遜，而有色人種多少也從這種部門得到一些好處。那些來自亞洲的官員，卻把他們的專橫也帶來了，而且把那些專橫者的習慣也搬來了。南非有一種責任政府或民主，而從亞洲人口的貨色則是純粹的而簡單的專制；因為亞洲人沒有責任政府，統治他們的是外國的政權。歐洲人在南非已經是定居下來的移民。他們已成為南非的公民，對於政府官員有監察權。然而來自亞洲的專制人物現在出場了，結果呢，印度人被夾在魔鬼和汪洋大海中間了。
我嚐到了這種專制的滋味。最初我應召去見這個部門的首長，他是一個來自錫蘭的官員。我說我是“應召”去見這位首長，為了表明這個說法不是誇大，我要把事情說清楚。他並沒有送書面的命令給我。印度僑民領袖們常常去見亞洲人事務部的官員，已故鐵布·哈齊汗·穆罕瑪德賽就是印度僑民中的一個領袖。那位首長問他我是什麼人，為什麼到這裡來。
“他是我們的顧問，”鐵布賽說道：“他是應我們的要求到這裡來的。”
“那麼我們在這里幹什麼呢？我們不是被委派來保護你們的嗎？甘地對這裡的情況能懂得多少？”這位專制者問道。
鐵布賽竭盡所能地回答他：“當然你們是在這裡，但是甘地是我們的人，他懂得我們的語言，而且了解我們，你們呢，怎麼說也是當官的呀。”這位官老爺命令鐵布賽把我帶到他跟前，我由鐵布賽和別的幾個人陪同去見這位官老爺。沒有椅子讓我們坐，我們全都站在那裡。
“你來這里幹什麼？”那位官老爺對著我問道。
“我是應我的同胞們的請求到這裡來，給他們提些意見的，”我答道。
“可是你不知道你無權到這裡來嗎？你所得到的許可證是人家發錯了。你不能算作一個落戶的印度人，你一定得回去。你不能在這裡等候張伯倫先生，亞洲人事務部特地成立起來，就是為了保護這裡的印度人。好了，你走吧！”說完這話他便把我辭出來，不給我答辯的機會。
然而他卻把我的同伴留下了。他把他們痛罵了一頓，勸他們把我打發走。
他們回來了，簡直氣壞了。現在我們面臨著一種意想不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