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第二節８０年代的英國

我在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０年任首相期間，有機會在經濟政策中實施這些信念。我很幸運有杰弗裡·豪、奈傑爾·勞森和約翰·梅傑這三位非常能幹的財政大臣幫助我。在８０年代，我們打算實行與戰後大多數時期目標基本不同的政策。我們認為，既然（在一個自由社會）就業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滿意的顧客，因此沒有理由擬訂"充分"就業這一指標。而是政府應該建立正確的、健全的貨幣結構、實行低稅收、少加管制和建立靈活的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以促進繁榮和增加就業。 至於政府的財政，的確有限地繼續執行了１９７９年以前的一些做法。工黨大臣丹尼斯·希利在１９７６／７７年度和１９７７／７８年度之間實際削減了６０億英鎊的公共開支，以及１９７６年１２月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的。標誌著首次公開利用貨幣指標來指導政策的協定條款，都是朝著我所相信的做法邁出的重大步驟。但是它們的實施來自必要而不是信念，因此一有機會就被放棄。事實上，工黨政府在最後一年再次允許公共開支上升後，已經在開始放開上述做法。此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導下，工黨政策中一些好的部分沒有與其他至關重要的輔助性措施結合起來，如大幅度削減邊際所得稅稅率、改革工會法、私有化和放鬆管制，因此，它們只是部分補救辦法，因為缺少促進企業所需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到唐寧街時對如何搞好英國的經濟有一個總的想法，而不是一個詳細的計劃。因為各個領域裡的進步都有賴於經濟和政治情況。例如，我們第一個預算優先考慮的事項是減少所得稅，這一方面是因為邊際稅率，特別是對那些高收入者的邊際稅率，妨礙了就業，並鼓勵人們移居海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我們的宣言中已作出瞭如此堅決的保證、但是當必須履行的政治與經濟責任互相發生矛盾時，經濟的需要應該佔第一位，如我們提出了直接稅，這是為了在那個不得人心但很關鍵的１－－９８１年的預算中控制赤字和製止通貨膨脹。 經濟戰略有４個互為補充的基本組成部分。按時間和重要性說，首先是反對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在英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中以及在英國人的心理上已經根深蒂固。在戰後的年代裡，它連續不斷地達到更高的高峰。如我所講過的，在１９７５年已危險地接近極度通貨膨脹。結果，更難以消除通貨膨脹。只有長期堅持減少貨幣增長和改變人們期望的政策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從８０年代起，在中期財政戰略的構架中採用了貨幣政策，輔之以減少政府借款的財政政策。像任何真正的戰略一樣，它必須適應周圍的環境。例如，當作為貨幣政策一項措施的某一貨幣總量出現問題時，就有必要想其他的辦法。還有，像任何戰略一樣，它自己不會消除錯誤的可能性，但它限制了這類錯誤的範圍。由於過去幾年堅持了這一戰略，因此，儘管有困難，它獲得了信譽，這本身就增強了對經濟的信心。在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６年期間，由於中期財政戰略一直是我們政策的核心，因此使通貨膨脹從（１９８０年５月的）２１．９％這一高峰下降到（１９８６年夏季的）２．４％。在８０年代中期，它平均為５％左右，直到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８年我所反對的對前聯邦德國馬克的匯率尾隨使通貨膨脹急劇上升。它上升得很快，１９９０年１０月達到了１０．９％的高峰。在我離職的那個月它開始下降，在１９９１年下降很快，那時，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的高利率已經再一次地控制了貨幣增長。直到我離職時）對國內貨幣情況的估計一直是最後決定通貨膨脹政策的因素。

可是，一個月以前，英鎊加入了歐洲貨幣體系的匯率機制，這充實了中期財政戰略。這是想向金融市場表明我們致力於低通貨膨脹的決心是不動搖的。但是那時在匯率機制內維持平價成為了它自身的目的，因為匯率機制變成了更加僵硬的體制，變成了走向單一貨幣的傳送帶。這導致了貨幣的過分反應，肯定會使通貨膨脹很快下降，但代價是會使英國經濟遭受異常嚴重的衰退。最後，這一政策無法支持下去，英國祇得離開匯率機制。 自那時以來，政府執行了一項謹慎的政策，通過回到某種國內的貨幣主義使通貨膨脹下降。這表明政府正確地重視穩定物價。現在所需要的是重新建立一個非常像原來中期財政戰略的可靠的構架，這對預期的通貨膨脹將是一個永久性的抑制因素。這不應該包括英鎊回到即使是經過改革的匯率機制，因為市場很清楚地知道你能夠再一次離開你曾經離開過的機制。它也不應該承擔給予英格蘭銀行新的自主權。最終是政治家必須對經濟政策負責。但是他們必須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這樣他們和他們的繼任者就不會重複這些錯誤。

８０年代第二個優先考慮的事項是控制英國的財政。在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度，公營部門借款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達到了９．２５％。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措施的影響下，工黨政府對它進行了控制，但在１９７９年大選時又上升了，當時處於經濟最困難的時候，超過了５％。 １９８１年的預算牢牢控制了公營部門的借款，在我擔任首相時，對此從未放鬆過。在１９８７／８８年度與１９９０／９１年度之間，我們還償還了２７０億英鎊的債款，將國民收入中政府債務的比例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以來的最低水平。至於公共開支費用，雖然由於１９８０／８１年度的嚴重經濟衰退使更多的人失業，使政府的歲入減少，從而增加了公共開支費用，但我們仍扭轉了以前的長期趨勢。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公共開支的比重在１９８２／８３年度與１９８８／８９年度之間持續下降，在１９８８／８９年度低達３－－９．２５％。在１９８９／９０年度與１９９０／９１年度期間，這一比例回升了１％，達到了４０．２５％。這部分原因是地方當局大量超支（它們知道可以將此歸咎於社區稅），部分原因是為了便於推動１９９０年實行的國民保健制度改革，還有部分原因是經濟正走向衰退。可是在這整個時期，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公共開支費用比重從１９７９年的４２．６％下降到了１９９０年的４０．２５％。

由於這些年對公共開支加緊控制，才有可能減少稅收。杰弗裡·豪的１９７９年預算將所得稅的基本稅率從３３％降到了３０％，改變了直接稅與間接稅的比重。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８３％降到了６０％，投資收入也從９８％減少到了７５％。奈傑爾·勞森的１９８４年預算對公司稅作了基本改動，實行了資本減免和減少了公司稅率，以鼓勵更加有效地利用企業投資。奈傑爾的１９８８年預算完成了削減所得稅的計劃，使較高的稅率降到了４０％（無論是儲蓄收入還是工薪收入），將基本稅率降到了２５％。 ８０年代的目標是實現健全的財政和低的邊際稅率，後來這些目標實現了。我離職不久，政府作出的決定導致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特別是提高了兒童福利，增加了國民保健制度、交通和地方當局的支出。再加上當時在匯率機制中英鎊溢值促進了經濟衰退，因此，財政支出的增加還帶來了一系列大的預算赤字——在１９－－９３／９４年度為４５０億英鎊，達到了高峰，佔國內生產總值的７％以上——稅收的增加部分也佔了國內生產總值的２％以上。顯然，越早扭轉這兩方面的情況越好。這就要求更加嚴格地控制公共開支費用，明智而審慎地使用首相的詞彙中最有用的單音節詞，"不"。

８０年代取得的某些進展已經讓位給主張增加開支的院外活動集團，但是那１０年嚴格控制財政支出的意義並沒有因此而縮小。由於我們在８０年代有效地控制了財政支出，特別是將基本退休金和其他長期性福利與物價而不是與收入掛鉤，以及按比例縮減與國家收入有關的養老金計劃，英國的情況已經比沒有採取這一行動的其他歐洲國家好，如表所示（見下表）： 的確，隨著時間的推移英國將得到的潛在好處會變得更大。一般說來，其他歐洲國家的人口趨勢要不利得多，得由人數較少的勞動力養活其比例在快速增長的上了年紀的人。這就得大量增加稅收。蒂姆·康登教授認為，由於這些趨勢，"９０年代後期，聯合王國的稅收負擔可能比歐洲共同體的其他國家少１５％至２０％。較低的稅收，再加上企業享有更加有利的管理氣氛，這將增強英國作為外界向歐洲投資的主要場所這一地位。

目前和計劃中的政府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支出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德國４９．４％４８．９％４８．６％４７．２％法國５４．８％５５．３％５４．３％５３．４％意大利５６．２％５６． ｏ％５５．１％５４． ｏ％丹麥６３．１％６２．８％６１．９％６０．９％瑞典７１．８％６７．４％６７．３％６６．６％美國３４．５％３３．６％３３．６％３３．７％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經濟展望》，１９９４年１２月 附表１９９４-９６年的數字是預測數字。 ８０年代我們經濟戰略的第三個基本組成部分是促進私營企業和私有製。由於經濟和政治原因，我想打破國家現狀的平衡；在這方面，私有化能起關鍵性的作用，１９７９年，只有航空與航天工業和造船工業作出了非國有化的明確保證，此外出售了國家貨運公司的股票。但是我們的膽子變大了，我們邊幹邊學。一個個國有企業的財政情況好轉了，在經濟氣候得到改善的情況下，這些企業已作好了私有化的準備。到１９８３年大選時，準備實行私有化的企業名單已經增加，它包括英國電訊公司、英國航空公司、羅爾斯·羅埃斯汽車公司、部分英國鋼鐵廠、英國的萊蘭汽車公司和飛機場。繼英國電訊公司之後，對具有不同結構和不同管理體制的煤氣、水、電等其他公用事業也實行了私有化。在我離職時，工業中的國有部分已減少了６０％。主要是伴隨著私有化而推行的更加廣泛的股權制計劃，使大約１／４的人擁有了股份。我試圖重建一個自由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鼓勵建立一個擁有資本的社會。我感到在實現這兩個日標方面我已經走得很遠，甚至比我期望的走得還要遠。

最後，還有一個廣泛的結構改革計劃——自然，削減邊際稅率和私有化也是它的一部分——以使市場運轉得更加有效，即所謂的"供應經濟學政策的革命"。從１９８０年起，我們實行了"逐步"的工會改革計劃，其中，減少了工會豁免權的１９８２年《就業法》是至關重要的，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礦工罷工的結局有效地鞏固了新秩序，即就業要依靠滿意的顧客而不是使用集體力量去勒索補貼。勞資關係有了相應的改善。在我最後擔任首相的１９９０年，產業停工數是１９３５年以來最低的。諾曼·福勒１９８８年的社會保障改革對工會改革作了補充，通過減少所謂的"貧困圈套"使工作更有意義。工資委員會過去的工作是製定最低工資標準，這類標準導致了人們的失業，特別是青年人失業。後來對這種委員會進行了改革，不再為２１歲以下的青年人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後來又取消了這類委員會。當我開始擔任反對黨領袖時，在經濟政策方面，主要是主張制定收入政策的人與主張"自由集體談判"人們之間進行的大辯論。在我任期結束時，已經取消了收入政策及其所有累贅的曲解。而且工資談判也遠不是"集體的"。加入工會的勞動力的比例已經從５０％下降到３５％，這是勞力市場更加靈活的一個重要原因。 （也是其標示）。

但是，我們所進行的旨在使市場運轉得更好的改革當然沒有局限於勞力市場，它涉及到了每一個市場。我們取消了外匯管制，以及對物價、收入和股利的管制。在財務服務方面，我們促進了更大的競爭。我們減少了對私人出租房屋的控制以鼓勵人們提供更多的住房，給公營部門的房客很大的折扣購買住房。在教育、國民保健制度和地方政府方面也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促進公營部門的競爭，以提高貨幣的價值和有更多的選擇。 我們已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我們的月標：降低通貨膨脹，控制財政和隨之而來的削減稅收、私有化和實行供應經濟學政策的改革。此外，每一項目標都有其自身價值，同樣有助於減少國家的作用，使人民能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但是，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說我在８０年代所執行的經濟計劃基本上改善了英國的經濟？有許多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這些證據仍在增加一一表明情況的確如此。

生產率是關鍵。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國家是那些勞動力和資本創造了經濟價值的國家。生產率不高的國家雖然可以而且應該對它們的匯率進行一些管制，但是從長遠來看，這些國家不會享有高的生活水平。英國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我們與美國之間生產率方面出現了大的差距。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歐洲也很快地趕上和超過了我們。在７０年代，我們在主要工業國中的表現是最差的，而且差得很遠。 但是８０年代出現了重大轉變。美國勞工局關於製造業中每小時產量的數字表明，自１９７９年以來，英國生產率的增長比其他任何主要的工業國都快，特別是１９８５年以後，情況更是如此。有充足的理由認為，生產率增長的遠景已經在改善，我們不僅僅是只看見了一次性的、"你追我趕的"效果。雖然生產率的增長在製造業特別明顯，在服務業方面情況也是一樣。在英國整個非石油經濟中，每個工人的產量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期間每年增長了１．７％（這超過了經濟周期），而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９年期間每年只有０．６％。

一系列其他的證據也表明８０年代的政策在英國經濟中導致了結構改革。只要這些改革不被錯誤的政策所徹底改變，到２０００年將使我們的情況處於良好狀態。衡量經濟成功的一個方法——當然也是政治上最敏感的方法——是它能否興建新的企業和增加新的工作。雖然生產率增長的直接後果可能會減少就業，但生產率的增長對於使企業能夠參與競爭從而可以提供穩定的、高工資的就業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毫不足奇，８０年代的就業人數增加了１５０萬。意義深長的是，即使在１９－－９２年底長期失業達到了高峰，但它比上一個經濟周期的高峰數字還要少２５萬人以上。 在英國，由於我們長期致力於放鬆管制，因此與鄰國相比，我們受在歐洲流行的管制病、高稅收和總體主義——它抑制了可能出現的工作機會——的不利影響也要少一些。可是，如果未來的政府要支持馬斯特里赫特《社會憲章》，更不用說再回頭實行最低工資條例，那將是非常有害的，因為當我們需要的是美國式的靈活時，這些條例卻迫使我們接受歐洲的硬化症。 國際生產率的增長 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製造業中每小時產量 （１９７９年＝１００） １９７９１９８５１９８９１９９３ 英國１００．０１２７．１１５１．１１７４．８美國１００．０１１２．４１２６．３１４１．７德國１００．０１１２．９１１９．７１３０．６日本１００．０１２６．１１５２．３１６８．５意大利１００．０１３４．３１４７．１１７５．９法國１００．０１２０．１１３９．５１４６．８荷聳１００．０１２７．８１３８．３１４４．０丹麥１００．０１１３．０１１３．７１２２．６挪威１００．０１１８．７１２８．９１３８．４瑞典１００．０１１９．４１２９．５１５６．０加拿大１００．０１１５．４１１５．６１２６．９ １９７３-１９９３年生產率的增長 １９７３-７９１９７９-８５１９８５-８９１９８９-９３ 英國６．３％２７．１％８．９％１５．７％美國無１２．４％１２．４％１２．２％ 德國２８．１％１２．９％６．０％９．１％ 日本３９．３％２６．１％２０．７％１０．７％ 意大利３９．７％３４．３％９．６％１９．６％ 法國２８．９％２０．１％１６．２％５．３％ 荷蘭３８．１％２７．８％８．３％４．１％ 丹麥２７．８％１３．０％０．６％７．９％ 挪威１３．１％１８．７％８．５％７．４％ 瑞典１６．９％１９．４％８．５％２０．４％ 加拿大１２．９％１５．４％０．２％９．８％ 資料來源：美國勞工部勞工局的統計數字，１９９４年８月。 通貨膨脹、工業效能和提供就業機會是衡量經濟成就的標準，但最終衡量經濟成就的標準是經濟增長，就此而言，經濟已經得到改善的全貌也得到了肯定。要作出公正的評價，人們自然要考慮經濟周期的效果。在進行評價時，我們可以看到，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９年期間，英國非石油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不到１％（歐洲經濟共同體平均為２。５％），而在８０年代，它每年上升了２．２５％。這與國際上的趨勢正好相反，因為整個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地區在８０年代沒有改善。 再次敘述８０年代的這些事實是重要的，這不僅僅是為了澄清是非。低估當時發生的一切就很可能會使政府回頭尋找其他辦法，實際上是７０年代災難性的藥方的回籠。這與美國有相似之處。在美國，主要的共和黨人試圖與里根時代的做法拉開距離，結果在１９９２年使民主黨人佔據了中心位置，並且使他們成功地以"該是變革的時候了"為主題贏得了選舉。事到如今共和黨才看到，只有發展而不是背離"裡根主義"才能取得成功。 ８０年代我們兩個國家的經濟情況——低通貨膨脹、更大的增長、更多的就業機會、更高的生活水平、更低的邊際稅率——都表明了什麼方法奏效，而７０年代的情況則同樣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什麼方法不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