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第七節工黨的報應
工黨的時間在流失。 １９７６年這段歷史和哈羅德·威爾遜一起留給吉姆·卡拉漢一手壞牌。他像一個玩撲克的好手，運用技術、玩牌人的風度以及簡單的吹噓，盡量推遲失敗的到來，以便等待時機，突然變出一張或兩張王牌。然而，１９７８年變成了１９７９年，倒霉的事接踵而來。 １２月１２日星期二，代表全國保健服務界和地方當局的工會拒絕５％的增資限制，宣布他們將在新年期間罷工。 １２月底，天不作美，蓄意搗亂，雪暴、風暴、洪水相繼襲來。 １月３日星期三，運輸工人工會號召卡車司機罷工，要求提高工資２５％。 ２００萬工人面臨辭退。醫院中的病人，包括晚期癌症患者，得不到治療。利物浦的掘墓工人罷工。垃圾在萊斯特廣場堆積如山。在政府的順從下，工會車間代表散發准許證，使運送"重要"物資的卡車得以通過糾察線。總之，英國處於癱瘓狀態。然而，對工黨政府更大的破壞則在於，它把國家管理交給了工會的地方委員會。
我們能夠把握住這一機會嗎？這可能部分地取決於我們的一項總稱為"踏腳石"代號的計劃。我們自１９７７年夏天以來就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斷斷續續地進行著這項計劃。它是由約翰。豪斯肯思想出來的，他是一個很能幹的轉業軍人，是最早開設計算機軟件公司的人之一。後來他把公司賣掉，以便集中精力從事公共事務。我們與他見面之前，約翰曾與基思·約瑟夫在政策研究中心接觸過。他與他的同事諾曼·斯特勞斯總的來說對政治決策的短期行為，特別是影子內閣的決策方式，表示了毫不掩飾的鄙視，這種態度既新鮮又有時令人發怒。他們二人辯論說，如果我們不把所有的政策規範到一個戰略中去，我們就不可能取勝。在這一戰略中我們需要事先制定採取行動的次序。戰略的名稱就是這麼來的。第一次聽到這一言論時，我的印像不深。星期天我們在福拉德街吃午飯時見面，會見結束時我說，他們吃了整整一大塊烤牛肉，但我不知道我從談話中到底得到了什麼。參加會見的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挖昔說，下一次他們將帶三明治來。
但在不同的情況下，當考慮長期問題時，我開始體會到約翰·豪斯肯思分析問題的深度和品位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鑑於形勢的發展，他和諾曼·斯特勞斯在１９７７年秋天準備的以"踏腳石"為標題的文稿，後來用來作為討論的框架，既有說服力，本身又像是政策。其主題是工會改革是我們的重中之重；捨此國家振興綱領的其他方面將會受阻。但是，只有一個在這場辯論中取勝的保守黨政府才能執行這一綱領。在下次大選中，如果只是在對工黨政府１９７４年執政以來的表現不滿意的基礎上獲勝，即使佔有很大多數，也是不夠的。因此，不僅不能像許多同事們希望的那樣迴避工會問題，我們應該設法開展這場辯論。而且，這場辯論並不可怕：工會正在日益成為工黨的負擔，而相應地成為我們的一筆政治財富。有了智慧和勇氣，我們能夠把一談"對抗"就充滿退縮和失敗情緒的狀況扭轉過來。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底，我在眾議院會見作者，一起喝飲料、用晚餐，我對其分析熱情起來並講了許多話（與基思·約瑟夫、安格斯·莫德、威利·懷特洛一起）。緊接著我們成立了"踏腳石計劃"指導小組並於１９７８年１月開會，建議影子內閣部長和有關人員分成小組，制定計劃，通過演講、小冊子、寫文章等推進這一戰略。同時還有一個"政策探索"小組，由更堅強可靠的內閣成員組成，包括基思·約瑟夫、戴維·豪威爾、奈傑爾·勞森、諾曼·拉蒙特，他們與約翰·豪斯肯思和諾曼·斯特勞斯一起工作，結合"踏腳石計劃"這個總的主題提出政策建議。
但是在執行這一計劃之前，首先面對的是持懷疑或敵視態度的同事們。 １月底我召開了領袖指導委員會會議。在會上我們的爭論止步不前。同事們競相稱讚"踏腳石計劃"這篇文稿，但警告說應到此為止，不要再做什麼——這是一種有名的迴避技巧。我們應該避免"過於遲鈍或引起爭議"（弗蘭西斯·皮姆），我們在"反對姑息和對抗，但應該還有第三條道路"（約翰·佩頓）。彼得·桑尼克羅福特，伊恩·吉爾摩，吉姆·普賴爾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懷疑。約翰·戴維斯坦率他說"如果我們在工會問題上講老實話，我們肯定在選舉中失敗"。
克里斯·帕頓曾向會議提交了一份論文，對"踏腳石計劃"表示疑問。他的基本傾向是，作為反對黨應採取務實的態度，而不是按照意識形態行事，這是無疑的。但是，我支持"踏腳石計劃"作者的觀點，要改造英國僅僅訴諸策略是不夠的。與會的多數人抓住克賴斯的論文提供的稻草，表示了把帕頓一豪斯肯思的想法統一起來的愚蠢願望。我不得不屈從。實際上他們想把"踏腳石計劃"扼殺掉，但我不允許這麼做。
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才又使"踏腳石計劃"回到軌道上來。但即使這時克賴斯·帕頓的工作也在"平行"並進，而持反對態度的人們如吉姆·普賴爾、伊恩·吉爾摩還在掌握著幾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組"。約翰·豪斯肯思曾希望說服吉姆·普賴爾在工會問題上開闢新的道路，吉姆允諾發表關於"踏腳石計劃"的講話，但發表時他的態度沒有新的進展。儘管政策研究小組提出一些有用的思想（有些並不好），但沒有涉及工資政策這個重要問題，到１９７８年夏末整個"踏腳石計劃"陷入停頓。它對起草競選宣言也沒有發生任何影響：如果在１０月份進行大選競選，競選宣言對工會改革將提不出什麼重要措施。
同年秋天政府５％增資政策的垮台使"踏腳石計劃"重新獲得活力。工黨年會拒絕接受政府的工資政策，基思·約瑟夫立即來見威利·懷特洛和我，對我們沒有繼續走下去表示失望。在不同場合人們曾建議更換吉姆·普賴爾，現在可以不採取這麼強烈的措施而繼續前進，這個時機是顯而易見的。在１１月中我隨之安排了一次"踏腳石計劃"指導小組會議。
在這次和此後的會議上，吉姆在那年冬季仍能得以阻止就工會問題開展二場有力的運動的建議。彼得。桑尼克羅福特大力支持他。彼得從來不是"踏腳石計劃"的朋友：他甚至一度建議把所有"踏腳石計劃"報告收口總部燒毀。儘管如此，黨內意見開始轉向我的方向。沒有"不滿的冬天"的工業混亂，即使進行多少討論也不足以說服內閣成員、顧問們、議員們嚴肅考慮工會改革問題。
即使這時他們也需要領導。在這方面我們自１９７５年以來取得的進展甚少。吉姆·普賴爾作為影子內閣就業發言人所佔的位置很容易否決關於工會改革的新政策。儘管在１９７８年聖誕節前夕我們說服他同意把我們的政策加以延伸。即對自願進行秘密投票的工會國家提供基金-我們將提供現金用於罷工前的投票費用和工會選舉費用-這實際上意義不大。的確，對一般投票者來說，我們的秘密投票政策很難與工黨的政策區別開來：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首相提出，如果工會願意，可以就秘密投票問題立法。
我焦慮不安地在斯科特尼度過了聖誕節和新年，眼看著危機日益增長。如同１９７４年的聖誕節一樣，惡劣的天氣使我們沒有興致像通常那樣出去散步。而且我有許多事要做。我閱讀了各政策小組送來的關於工會的文件，我還帶來了一大包新聞摘要和感興趣的局外人送來的信息摘要。我花費了許多時間研究產業關係法教科書，回過頭來又閱讀議會法律原文，通讀了１９０６年以來的最重要立法。我每次打開收音機或電視，收到的都是更壞的消息。我回到倫敦時下定了一條決心：在工會問題上採取強硬政策的時機已經到來。
找到一個講話的講台是沒有困難的。聖誕節前我已經同意於１月１４日星期天在"週末世界"欄目接受布賴恩·沃爾登的採訪；我把日期提前一周到１月７日。新年時我口到倫敦，我與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戈登·里斯和其他幾位關係密切的顧問見面，繼續由他們向我吹風。產業形勢變化很快，很難跟上，但在此後幾週內我的手頭上掌握最新事實，對我將非常有利。
１月３日星期三，吉姆·普賴爾插進來干預政策變革。他在電台接受羅賓·戴採訪時，堅決反對罷工前舉行強制性投票（"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強制的東西"），拒絕就罷工者的補貼問題進行立法，在評論非工會會員不得僱用的"封閉式工廠"時說："我們想悄悄地處理這一問題……，處理這類問題時息事寧人比大吵大鬧要好。"戴維·豪威爾和邁克爾·赫塞爾廷問他對工會領袖的批評的看法時，他說："我不認為他們的批評對工會領袖是公平的，當前他們向會員提出了好的建議，而會員經常拒絕。"
在周末世界"中我的調子截然不同。"任何權力都蘊含著責任，任何自由都蘊含著義務。多年來工會享有（過去也享有）巨大的權力……（而且）這正是需要辯論的問題-工會是怎樣使用它們的權力的。我是一名國會議員，我進入議會不是為了使他們取得一個執照，去損害、毀壞、傷害他人，而不受法律的懲罰，如果我看到這類事情發生，我就必須採取行動。 "
儘管我注意在進行充分考慮之前我們對具體措施不給予堅定的承諾，我與布賴恩·沃爾登還是歷數了可能發生的變化，自然這些變革比我的同事們想的日程提前了。我重申了吉姆·普賴爾宣布的內容，我們將為罷工前舉行的秘密投票和工會選舉籌集基金。但我暗示如有必要要強制執行。我提出有可能製定一項法律，如罷工前不舉行投票，就拒絕給予社會保障。我還提到，有可能限制重要行業罷工。我宣布，我們將把按照短期社會保障得到的收入納入繳稅範圍，而且，在"封閉式工廠"做工因參加罷工面臨失業的人有權上訴。
次日，吉姆·普賴爾在電視台對我的採訪講話作出答复。他說，我們之間在罷工者社會保障補貼方面沒有達成任何一致認識，他反對強制秘密投票。謝天謝地，其他人的反應要積極得多。我離開了隊伍。人們看到我要戰鬥了。人們對我表示的支持信息和新的思想開始湧人我的辦公室。
最有意義的是，我收到工黨前副領袖喬治-布朗勳爵邀請我出席一次會議的請求。 １月１０日星期三他到我在眾議院的辦公室來談，而且星期六又開車到斯科特尼進一步商談。喬治-布朗幾乎比任何現任領導人都具有更多的關於勞工運動的知識和經驗-也就是說包括工會和工黨的領導人。他於１９７６年退出工黨（作為獨立人士任上院議員工，他對工會的權力的敵對批評日益增多，還在報紙上發表有力的文章。他告訴我強硬左派是怎樣進入英國某些具有最重要的影響的工會並掌握了具有影響和權力的地位的。他說，自１９０６年以來的立法賦予工會的豁免權，正在被以一種新的殘酷無情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對法律作了一次不需要對其負責的更改。
我在"週末世界"發表採訪講話以及得到的強烈支持，與吉姆·卡拉漢從瓜德羅普首腦會議回來３天后的講話反應，形成明顯對照。他在這樣的危機時刻出國本身對政治具有毀壞作用，加深了人們對政府在罷工面前處於癱瘓狀態的印象。新聞界關於首腦會議的報導對他沒有幫助，首相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坐在加勒比海的陽光下，穿著都很隨便，這幅景象與國內的事件形成危險的對比。但是最終的災難還是他飛抵希思羅機場時留給新聞界的印象。儘管他沒有使用這樣的措辭——"危機？什麼危機？"——這個神話忠實地反映了他縮小事態的企圖。他的從容不迫和乾練的形象再也沒有得到恢復。
我後來回想為什麼吉姆·卡拉漢這位最精明的政治家竟然跌入這一錯誤。無疑這部分是由於橫渡大西洋的飛行使他疲憊不堪。這使我吸取一個永遠銘記在心的教訓：長時間出國或長途旅行回國抵達後，不要發表公開言論。但是，他的失誤還有更深刻的根源。的確，我一直認為這是某種報應。吉姆·卡拉漢把他的整個政治事業建立在與主會領袖結盟的基礎上。對他來說這一直是個取勝的公式，如果說對國家並非如此的活。現在再也無法安撫工會了，但他的口袋裡沒有其他政策。只有這個解釋才能說明他為什麼被危機壓倒）在危機面前作出無能為力的反應。政府甚至不能作出宣布緊急狀態的決定。我擔任特德·希思政府內閣成員時曾經看到，宣布緊急狀態的做法，效果可能是非常有限的。政府的另一種選擇是設法與工會在自願的基礎上達成一致，限制糾察隊的影響，但這顯然是徒勞的。
我們下一步做什麼呢？ １月１５日議會將復會。我寫信給首相，要求就產業形勢發表一項完整的聲明並進行辯論。我們已經在１月１７日星期三黨的政治廣播里安排了節目，講話稿的起草工作已經開始。
我為辯論準備的講話也許是我在下議院露面作的最為詳盡的準備了。幾個月之前，我曾讓別人為在不信任投票的辯論中發言準備了一個發言稿：這個發言稿不成功，此後我下決心，重要場合的發言不再藉他人之手。而且我不需要寫成全文的稿子，我用提綱發言效果更好。我準備發言稿，就像是列納稅清單，估計我的財源，用色筆標出來，起草幾頁手寫的發言提綱，在發言台前只要我瞥一眼，它就可以提示我發言的框架。前座和後座議員同事們也來幫助我，有的提供他們選區的情況，有的從法律角度給予幫助，特別是伊恩·瑯西瓦爾和利昂·布里頓。受到影響的公司發來傳真，報告他們的最新消息；英國工業聯合會每天送來新聞摘要；丹尼斯把每天聽到的大量消息告訴我；我們大家都仔細閱讀報紙。
我最初的想法是，從反對黨的角度作一個猛力抨擊，但基本上又是傳統式的發言一敲打政府，要求它改變道路。但１月１３-１４日在斯科特尼度週末期間和星期一回到倫敦後，幾個人敦促我採取另外一種思路。波得·厄特利和彼得·桑尼克羅福特寫信給我，建議如果政府準備修改立法，打破工會堡壘，我在發言中可以表示支持。羅尼·米勒和克賴斯·帕頓正在準備黨的政治廣播發言稿，也提出了同樣的想法。
我自己的直接想法是避免提出合作，這有兒條原因。首先，與我的具有聯合思想的同事們不同，我相信反對黨的任務總的來說就是要持反對態度。我們與政府的思路是根本不同的，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使國人相信我們的想法是可取的。其次，實際上我們還沒有想清楚，我們是想要政府接受我們表示的合作願望呢，還是想要政府拒絕我們的表示。在想清楚這個問題之前表示合作的願望是危險的。很可能，涉及問題核心的任何東西，吉姆·卡拉漢的政府都不會或者說不能接受。因此，為了使我們的表示具有可相信的誠意，我們關於改革措施的目標要求需要定得很低。而且，如果政府真地接受了我們的表示，我們就得至少是暫時地丟掉把它趕出政府的機會。還有，修改工會法本身不足以解決英國深層次的經濟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個更全面的戰略，而社會主義者是不可能同意這種戰略的。
１月１５日星期一晚上，我召開了指導委員會會議。我的大多數資深的同事們贊成有條件地表示合作，這時我自己也接近這一想法。重要的是要進行改革，如果政府準備採取改革措施，我們怎麼能夠反對呢？表示提供幫助可以提高我們的道德權威。同大多數贊成這一想法的人一樣，我相信我們的表態要適度，既充分有理，又使政府不大可能接受。這在細節上是很難判斷的：工黨可能被說服同意去談判在重要行業不准罷工的協議，同意由納稅人為工會秘密投票出錢，甚至可能同意制定廢除同情性糾察線行動的準則，儘管能否同意最後一點是有疑問的。同樣，我知道，如果政府接受了我們的表示，我們為了維護自己的榮譽需要遵守我們的承諾。同意就一些有選擇的措施表示與政府合作的願望，將來一旦保守黨政府採取這些措施，吉姆·普賴爾及其支持者就很難拒絕支持。
會議結果是指導委員會同意了以下意見：如果政府在糾察線（保障重要物資流通）、制定廢除同情性糾察行動的立法、鼓勵通過秘密投票進行工會選舉，如果政府致力於就重要產業不准罷工進行談判，政府就可以相信保守黨會給予支持。世事的演變是強有力的支持者。
次日，由我提出辯論。我首先描述了危機的狀況：貨物陸路運輸受到廣泛阻礙，在很多情況下是由於對沒有直接捲入糾紛的公司採取同情性糾察行動的結果。英國鐵路公司發表一個簡單聲明："今天沒有火車。"英國工業聯合會報導說許多公司已被窒息，因為缺少原料或者無法運送產品。港口也是混亂的，給出口商造成困難。已有至少１２萬人被辭退，週未有可能達到１００萬。特別是食品工業混亂不堪，基本原料如食油、酵母、鹽、糖等日益短缺。而且還有去年一個冬天的罷工、卡車司機罷工、麵包工罷工、養老院和醫院的職工罷工、新聞廣播界罷工、飛機場和汽車廠罷工、掘墓工人罷工。
我在發言中不遺餘力地發起進攻。我闡述了喬治·布朗向我提出的觀點，工會愈來愈被左翼分子控制。我提醒大溫和派謝利·威廉斯，她參加了格倫威克的糾察線。我作了指導委員會贊同的有條件的支持政府的表態，我還提出了一個進行合作的條件，即政府對"封閉式工廠"採取行動；我對這個問題感受非常之深。必須包括在內。
首相接著發言，他以令人吃驚的方式開始：
我祝賀這位尊貴的女士在議會作了最為有效的表現，她的辯論方式極為良好，其風度值得這位尊貴的女士自豪。 "
開始是好的。但是，首相在發言中能夠提供的只是對工會的更多讓步——超過５％的增資幅度不受懲罰，加強物價控制，延伸"工資比照級差"原則，這樣公營部門的工作人員就可望增加收入。所有這些表示的用意是吸引工會簽訂一項新的工資政策。但是他沒有談及工會的過大權力問題，除了極左派外所有人都認為這個問題是主要問題。
對於我的表態首相沒有直接答复。他的立腳點肯定鍺了。現在的問題是，我是在次日晚我們黨的政治廣播節目中重申我的表態呢，還是僅就政府的癱瘓無能發起進攻，表示一個保守黨政府將會改革工會立法。
我仍然不感到輕鬆，第二天我又強化了我的發言稿。畢竟，我們已經作了表態，我們的姿態愈高，對我的情不自願的同事們就愈有束縛力，我們得到的公眾支持就愈多。因此我們向前走去，著手在眾議院我的房間裡攝製我的講話錄像。
時到如今。整個政治氣氛已經發生了變化。在布賴恩·沃爾登採訪我之前，我們在民意測驗中落後於工黨幾個百分點，我們現在領先２０點了。人們可以察覺到，我們願意與工會好鬥分子較量一番。要與工會好鬥分子較量，這在以前對我們是個負擔，現在成了優勢。在影子內閣內，吉姆·普賴爾、伊恩·吉爾摩等人對基思·約瑟夫、杰弗裡·豪和我的想法的反對也有效地被壓了下去，至少在當時是如此，就我個人而言，我不無奇怪地意識到，無論是講話時還是平時的感覺，我都本能地感到與全國大多數人和諧一致。這樣的時刻是不能忘記的，因為這樣的時刻是少有的。必須抓住這一時刻來改變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