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第四節鼎立之難

擔任領袖幾個月以來，雖然遇到過諸多困難，我還是以不錯的精神狀態迎來了秋季黨的年會。特德和他的朋友們看來會盡力繼續作梗，但我的幾次出訪活動已經改善了我的處境。工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搞得一塌糊塗。黨的年會前的民意測驗顯示，保守黨領先工黨２３個百分點。在布萊克普爾的任務就是要證明我能夠在這個國家贏得全黨的支持來鞏圃這些成績。在黨的年會上，領袖講演與影閣其他發言人在年會上的發言大不相同。它必須有足夠廣泛的內容，以免有人批評講演者"逃避"某項棘手的問題。另外，講演的各部分內容之間均要與主題呼應，否則到頭來你的講演就像我所說的那種掛滿誓言與功勞的"聖誕樹"，而且每談到一個新活題總是用"我現在談一談……"這樣呆板的傳統開場句式。一場有份量的講演要能煥發全黨的信念，緩釋懷疑者的憂慮，從某種意義上說更像詩而不像散文。作者不應試圖使用華麗的詞藻，重要的是所蘊含的思想、感情和情緒。一些材料可能容易用來寫出觀點清晰又有說服力的文章，但也許根本不適合講演之用。演講者必須細審講稿，發現有危險和語意不明之處則一定要刪掉。但即使是這樣，一篇效果好的講演也許在印出來後讀起來卻幾乎是蒼白無力。所有這些我需要在後來的幾年裡全部學會。我在１９７５年著手準備第一篇黨的年會領袖講演稿時，還不能算是初步掌握了這些知識。

我告訴我的講稿撰寫人，我不打算發表一篇經濟問題講演。經濟上之所以出了差錯是因為思想上和哲學原則上的其它方面出了差錯。經濟危機反映了民族的精神危機。但當時我把自己的講稿起草想法提出來與克里斯·帕頓和研究部的諸位討論時，我感到他們根本沒有理解我想傳達的思想。於是我整個週未坐在家裡用大字寫了６頁手稿。我一點也沒有覺得困難：文思不斷湧流筆端。但這是一篇講演稿嗎？星期天早晨，當我重讀一遍後正在修改的時候，伍德羅"懷亞特一這位由前工黨議員改行的企業家、作家、我黨同情者和密友——打來電話，我告訴了他我正在做的事，他建議我晚上去他家吃晚飯，這樣他可以看看這篇稿子。這位老道的記者看到了我所看不到的問題。於是我們倆個開始進行刪改、構思和重新組織。我抵達布萊克普爾時，手頭已準備好了年會講稿的開頭部分。又發現克里斯·帕頓等已寫出新的材料，我把兩部分結合起來，於是就產生了第一份草稿。

過去，黨的領袖只是在年會結束時才露面，像從天上下凡似地來到滿懷崇敬、而又卑躬的人群中發表他的講話，是特德改變了這一常規。我又把它推進了一步。除了到會早之外，由於是第一次作為領袖出席年會，我還利用每個機會會見選區代表。我知道我必須爭取他們的忠心。實際上，我做到了年會組織者們所認可的極限，在本應在台上就座時卻花時間在台下與人交談。 在參加招待會和討論會的間歇裡，我還要過問講演稿撰寫人的工作進展情況。亞當·里德利協助寫經濟問題。安格斯·莫德也不時參與進來，他同伍德羅一樣有那種只屑一調整就能讓講話放出光彩的本事。理查德·賴德是講稿的總潤色人。戈登·里斯用他的專長輔導我如何宣講這份稿子，他關照我在精彩段落之後不要打斷掌聲急於往下講——一個不夠老練或缺乏自信的講演者會經常這麼做。

然而時至星期三我才明白在我套間裡的那些不知疲倦地工作的人們中竟沒有一位是行話所說的"文字匠"。我們已經確定了稿子的結構、思想甚至一些巧妙的玩笑的基本稿。但我們需要有一位對文字有感悟力的人將整個文稿貫通起來。戈登推薦了過去曾起草過特德的廣播稿的劇作家羅尼·米勒前來助一臂之力。於是整篇稿子被緊急送到羅尼那裡進行"羅尼化"（我後來總是這麼說）。稿子被送回時面目一新，更確切他說，總算是作為一篇講演稿回來了。接著又進行了一番刪減並重新打印，乾了星期四的整個通宵。到星期五凌晨４點３０分整項工作完成時，我才感到可以進屋睡上個把小時了。 早在星期四傍晚的時候，我正在通讀剛寫好的講稿，有人叫我到電話機旁與威利·懷特洛通話。威利告訴我特德已到達這座城市，並且與我下榻在同一家飯店（帝國飯店）。他的套間在我套間的兩層樓下。幾個月來特德的一些朋友曾敦促他與我言歸於好。無疑是他們促使威利認為現在是和好的最佳時機。他向我解釋說，這類事情中有自尊心的因素，特德不能親自來見我。那麼我願意去見他嗎？我立即回答說當然願意。威利說那"絕對太棒了"，並說將給我打電話確認此事。我馬上又一頭鑽回到了演講稿裡。約一個半小時過去了，沒有電話來。因為當時已是大約１０點鐘，而且我還有許多關於講稿的事要做，我認為我們必須當真開始"和解工作"了。於是我打電話問威利進展如何，結果得知特德已另有想法了。顯然干戈還是未得化解。

布萊克普爾真正發展成為海濱度假地時，城裡的冬宮便以維多利亞時代中葉的自信風格成為一處名勝。這裡有各式咖啡館、餐廳、酒吧、一家劇場，還有保守黨舉行年會主要活動的皇后舞廳。 "舞廳"一詞還遠遠不能真正表述其敞擴大廳的富麗堂皇，連同那寬敞的樓台、那餾金、飾粉、光艷奪人的奢華，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彷彿是對講演者的歡迎。較之更現代化的會議設施裡的那種冷漠感和醫院似的整潔，我總是更喜歡這裡。保守黨年會高潮的來臨在布萊克普爾營造出了一種特別的激情。對我來說，雖然幾乎是終日未眠，但我對自己那篇講演稿充滿信心，並把一切都寄希望於它。此篇演講有兩大宗旨：第一，它要作一番總結性的控訴，不只是對工黨的政策，甚至不只是對工黨政府，而是對整個社會主義思想方法。第二，我要藉此闡明保守黨的觀點，這種觀點不光是從形式上使用了"自由市場"和"個性獨立"之類詞句，而且認真地將這些詞句當作今後政策的基礎。即使在２０年後的今天再讀起它來，我也找不出需要大改的地方，尤其是那些闡述我個人信條和信念的部分。

讓我來提出我的觀點：人按其意願從事工作的權利、開銷其收入的權利、擁有財產的權利、讓國家作奴僕而不是作主人的權利——都是英國的遺產。 ……我們必須把私營企業帶回到復興的道路上來——不僅僅是給予人們更多的屬於他們自己的錢，以供他們按自己的選擇進行消費，而且要有更多的資金來幫助老弱病殘的人們。我認為，正如我們每個人都有義務各盡所能那樣，政府也有義務制定一個制度框架，使我們置身其中的人們能夠如願以償。我們要么沿著老路走下去，繼續沉迷下去，要么我們就此止步，毅然決然他說聲"夠了"。 當我講演開場並被掌聲和歡呼聲打斷時，我便放鬆了下來。人們在歷屆保守黨年會上總能找到舞台效果方面的妙趣。而有心人辨別得出哪些是發自內心的讚許的掌聲，哪些是不自然的敷衍。這些發自真心的掌聲震撼了我。另外、這個場面同我以往親身經歷的任何一次歡迎會都大不相同。正如評論家們所說，這與近幾年的年會情況也是大不相同的。顯然，我撥動了人們的心弦，與其說是以我發表講演的方式，不如說更重要的是因為我表達出了自信的保守黨人的情感。在場的代表們聽到了他們自己的心聲發自會議講台之上，於是報以巨大的熱情。我也受到其中一些人的激情的感染。無論是台上還是台下，都蕩漾著一種氣息，那就是形勢正發生著某種變化。

在皇后舞廳外還會有這種效應嗎？我希望，而且從內心來說也確信，《每日郵報》就這篇講演所發表的社論是正確的："如果這就是她的批評家所聲稱的突然右轉的話，那麼９０％的國民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經這樣做了。" 在當了一年反對黨領袖後，我覺得已能自立了（但我仍感到不適應在下議院擔任的新角色。我已與議會黨團及全國的保守黨組織建立起密切的聯繫。對於我辦公室內的一小隊人馬的工作情況，我很滿意。我只希望影子內閣也能被導人正軌。 我的家庭生活也進入了新的軌道。丹尼斯已正式從寶馬公司退出，儘管他還忙於他的其它生意。一對雙胞胎都２２歲了，過著他們獨立的生活：卡羅爾將要完成她的律師培訓，並將於１９７７年去澳大利亞當記者。馬克還在學會計。福拉德大街是我們在倫敦的家，我在那兒招待客人，議會開會期間則在我在議會的房間裡。

保守黨年會兩週後，我們搬入了在蘭伯斯特的斯科特尼堡的一個舊套間（我們在賣了"芒特"住房後，在科特公寓租了一套房子做為過渡）。我們的朋友西馬爾·卡扎勒特基爾是一位前任議員，他在那兒也有一套房。他經常舉行午餐會，看來方園幾英里之內的人他都認識。哦的老朋友愛德華·博伊爾在不遠處有一幢房子。其它的鄰居還有朗福德夫婦，愛德華·克蘭克肖（他是海茲伯格的歷史學家）和馬爾科姆·馬格里奇。但在西馬爾·卡扎勒特一基爾家的餐桌旁進行的討論最引人入勝。對我來說，那是離開威斯敏斯特高度緊張而熾熱的政治氣氛的一種休息。餐後告別時，我經常下決心設法去多了解一些關於某一話題的知識或拓廣我的閱讀面。例如，在一次討論共產主義的時候，馬爾科姆·馬格里奇說共產主義的整個心態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有產者》中都可體會到，他建議我一讀讀這本書。 "我讀了這本書，發現他是對的，並且進一步更深入地鑽研起俄羅斯思想和文學來。

我們在斯科特尼過的第一個聖誕節非常愉快。但無疑，我認為１９７６年將是對我進行考驗的一年。英國正陷入一場經濟危機，持續下去的話，不久就會把國際貨幣組織捲進來直接充當在英國經濟運行中的一支力量。工黨政府對此毫無良策，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它正在失去在議會裡的微弱多數小但我們保守黨也很難把這種情況轉為我們的優勢，顯然這是因為人們把工會組織看成是力量強大、無所不能的。因此，我們總是被這個問題所迫而處於不利地位："你們將如何對付工會組織？"或者更不祥他說："工會將怎樣來對付你們？" 除此之外，還有對影閣表現的廣泛批評，當然也包括我在內。我決心要進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我重組了班子。反對黨班子的重組總有著強烈的鬧劇色彩。反對黨領袖在議會的套間的格局佈置使得我無法控制人們的進出，從而無法用適當的微妙的差別來對待走運的和不幸的同事們。尷尬的碰面總少不了。好在一次重組不會有許多血濺到地毯上。

我很高興約翰·比芬願意加入影閣成為能源發言人。在希思政府的政策作了個１８０度大轉彎時，他可能是那時後座議員中最有口才、有成效的批評者，我歡迎他的加入。如果說提拔約翰·比芬意味著我們正認真地改正過去犯的總體主義錯誤，那麼重用道格拉斯·赫德——特德的一個親密助手——作黨的歐洲事務發言人，則顯示出不論特德自己感覺如何，我對在他手下乾過亨的人並不懷恨在心。我讓威利代替伊恩·吉爾摩任內政大臣，伊恩·吉爾摩則去負責國防事務，他成了一個極有活力而又有成效的影閣發言人——如果他到此為止，所有有關的人便能活得輕鬆些了。其它的職務安排像做搶座位遊戲似的。我把帕特里克·詹金移開去到社會服務部門取代諾曼·福勒，諾曼·福勒則成為影閣外的交通事務發言人，弗朗西斯·皮姆病癒後口來分管農業。

重建的影閣面臨３個重大的戰略問題。首先，前文已經提及，這就是評論家們不斷重複的問題："如果你們組成政府，你們將如何與工會組織相處？"我們急切需要拿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因為隨著１９７６年底的到來，工黨政府垮台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因為無法依靠英國工業聯合會知名的實業家們，他們被"３天工作制"和希思政府的垮台嚇怕了，所以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更嚴重了。基思、杰弗裡、吉姆和我於１９７６年１月會見了英國工業聯合會領導人。我們聽到一樁奇聞：如果我們不支持政府的收入政策的話，英國工業聯合會的會員們顯然將被"嚇倒"。他們自己已決定對這項政策再支持一年甚至可能兩年。他們不喜歡對紅利加以控制並且竭力想擺脫價格控制。這都是好事。但顯然他們不論是對我還是對他們自己都不夠坦誠。他們不但神經受到驚嚇，甚至在世風日下的情況下，對控制工資極感興趣——並且對"全國經濟發展委員會的地方工農業委員會會議"——俗稱"小全國經濟發展委員會"——那整套總體主義的辦法感興趣。這些人是一群無望重新真正管理他們的公司的經理。 我不同意這種失敗主義。我還是同意吉姆·普賴爾的觀點：我們必須顯示出如果我們組閣的話，我們能和工會建立一種工作上的聯繫。 ２月初在斯卡巴勒對青年保守黨的講話中我採用了這個主題，指出"我們越佔有多數，越是顯然表明工會中的人投了保守黨的票。因此，不難與有責任心的工會領導人相處。"必須承認，這並沒有給我們多大幫助。 在隨後的２月１３日星期五，我們影閣進行了一天討論，主要是以吉姆·普賴爾的一篇論文為基礎。論文敦促我們既要向選民表明我們在形成政策時是與英國職工大會協商過的，又要向英國職工大會表明這些政策會帶來繁榮和就業。但不用進行必要的改革就能取得這一切嗎？我心存疑問。我強調我們一直願意並能夠和工會友好相處，２月份我通過訪談和演說表達了這個觀點。這激起了我的右翼支持者們的不滿。最終這個思路未能進行下去，不是由於黨內右翼的反對，而是由於英國職工大會未能做出任何有意義的反應、吉姆的論文討論過後，一年又過去了，在１－－９７７年，我在非正式場合私下會見了英國職工大會領導人：會見本身是相當親切友好的，但令人吃驚的是雙方的觀點沒有真正的相同之處。不論怎麼說，格倫威克事件和關於"封閉式工廠"的爭議那時已開始給我們的關係布上陰雲。不論吉姆相信與工會"坦誠相見"從策略上來說可帶來多少好處，我們沒有取得任何有意義的成果。而當１９７８-７９年"不滿的冬天"來臨時，我們和英國職工大會的不良關係反而成了我們的一個確定無疑的有利條件。 政府最初在議會擁有的席位比其它所有政黨的席位合起來還享有３票的多數，但這一多數在不斷地縮小以至於１９７６年４月消失。我們怎麼最有效地利用這一情況是我們遇到的第二個問題。這顯然對反對黨是有利的，但也存在著潛在的困難。新聞界傾向於誇大我們實際戰勝政府的機會，而政府畢竟比起保守黨來還擁有可觀的選票多數。因此當某些措施勉強得以實施時，我們國內的支持者往往感到憤恨、失望，並想責怪有關的人。 更重要的是我們間或取得的勝利看來並不表明我們可以大有作為。政府的地位不穩，但仍能維持度日。 ２月１１日星期三（我成為黨的領袖一周年之際），我們贏得了一項動議，把工業部長埃里克·瓦利的薪水減了１０００英鎊——這是正式表達我們拒絕政府政策的方式之一。然後，在１９７６年３月，英鎊危機之際就政府的開支計劃進行投票時，由於左翼的反叛，政府被擊敗。那麼，正如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的那樣，我要求首相辭職。在隨後的那個星期二，哈羅德·威爾遜真地辭職了，在他宣布之前，我收到他通知我這件事的一張便條。 對於哈羅德·威爾遜任首相的兩屆任期，我沒有什麼好話可說。無疑他是有原則的，但由於巧妙的規避使他的原則模糊了，以致使敵友都難確定他的原則是什麼。但出於多種原因，對他的離職，我仍感遺憾。作為個人，我一直喜歡他。我欣賞他的幽默感，而且知道他的善良之心。他還是議會的雄辯高手，在通常情況下，我在議會最多只能與他打個平手。 而他的繼任者吉姆·卡拉漢也是如此。他在議會表現出一種長者風度，而實際上是傲慢的態度。這使得我難以認真嚴肅地提出對，政府政策的批評而又不顯得是在啼叨不休。從更大意義上說卡拉漢先生是他的左翼政黨和它的工會後台的一種溫和的掩護。其結果是他發表的關於教育、家庭政策和法制等問題的觀點和態度，在政府政策中從來沒有體現出來。他的策略高明，但他在戰略上並不成功——直到最後在"不滿的冬天"中整個工黨的溫和形像如同建築在沙灘上的房子一樣坍塌。但在那以前，他一直表明是一位極有才能的政黨領袖；在他當首相的３年內，他對民意有真實的感覺；並且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下，他勇敢地與自二戰以來主宰政府政策的凱恩斯經濟思想決裂。他是一個難對付的對手。 在吉姆·卡拉漢成為首相後的幾個星期內，政府與反對黨的關係冷至冰點，因為工黨在關於飛機和造船業國有化的法案上耍花招。在我們的一位後座議員羅賓·馬克斯韋爾-希斯洛普的遊說下，議長最終裁定說這項議案是一個混合物，因此需通過眾議院的特別（也是很耗費時間的）程序處理。工黨宣布說他們可以要求議院把有關的議事規則擱置一邊，從而在實際上使議長的裁決落空。這種做法夠卑鄙了，他們還有更甚於此的做法。那天晚上雙方都有兒名議員不舒服，因此做出了兩黨一對一地不參加投票的安排。碰巧那天工黨比我們多一名生病的議員，我們黨沒有議員與他對應一起不參加投票。那天晚上有兩項表決，第二項緊接著第一項進行。第一項出現平局。按慣例，如議長投票要求保持現狀那麼政府就失敗了，這向政府的議會督導員們表明，他們在下一項——並且是十分重要的一法案表決時，缺少一張票。因此他們出去找了個結過對的工黨議員——也就是說他和一位保守黨議貝雙方已約定兩人當晚都不參加投票的。他們把他推人工黨投票廳，結果政府以一票多數獲勝。 由於工黨實際已失去多數地位，做這種事對他們的吸引力顯然很大。但只用一票之差就把兩大工業部門國有化，破壞事先的約定，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雙方都怒氣沖衝。邁克爾·赫塞爾廷是我們在這場辯論中的反對黨帶頭髮言人，他是工業事務發言人，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他抓起放在雙方中間的權杖試圖把它交給工黨的議員們，以此象徵他們破壞了議會傳統。他的做法本身就是對議會秩序的嚴重冒犯，當吉姆·普賴爾使邁克爾冷靜下來後，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我採取的行動沒有那麼激烈，我要求取消所有的關於議員對於不參加投票的安排，收回了在議會事務上的合作，要求政府就該法案重新表決。這麼做旨在給政府製造最大的麻煩：不但他們所有的議員——不論多顯赫——都得在重要投票時到場，而且政府不知道它要辦的事務多長時間才能進行下去——很多事務都需要與反對黨達成協議才能得以通過。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個月直至卡拉漢先生要求見我並且有些激動他說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告訴他說這對我沒有什麼。最後我們同意讓政府和反對黨議會督導來調查事實真相，當他們的報告表明我們是對的時，首相做出了讓步，就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了第二次表決。這次工黨的議會督導確保他們所有的人都出席了，從而勝利了。 在這種情緒對立的情況下，我們決定提出一項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我們不這麼做，我們就會被責怪，說我們沒有盡力打擊這個由於失去多數地位就採用陰謀詭計的政府。但事物都有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失敗了，我們就會顯得很蠢。而我們很可能會失敗，因為小黨害怕過早地舉行大選，而且無論如何會被政府議會督導員的動聽允諾所誘惑。當然結果真地是這樣。幾乎等了３年以後，政府才因為失去多數支持而下台。 同時經濟情況更加糟糕。 １９７６年２月政府宣布１９７７-７８年度的支出減少１６億英鎊，１９７８-７９年減少３０億英鎊（在今天來說，分別相當於６０億英鎊和１１５億英鎊）。儘管聽起來這是很大一筆款項，其實只是巨大的計劃增加支出額的一小部分。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幫助英國渡過難關批准了備用信貸額度的申請。儘管如此，在３月還是發生了一場全面的英鎊危機。 ６月英鎊再次面臨沉重壓力，英國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用更多的備用信貸，需在６個月後償付，如果不能償付，英國不得不再要求獲得更多的國際備用信貸。那時通貸膨脹正在下降，但巨大的利率加上沒能真正削減公共開支和公債，使政府仍無法控制潛在的金融和經濟問題。 ９月份的新一輪英鎊危機將可能導致英國恥辱地把經濟控制權轉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一輪英鎊危機正是國際市場對工黨政府的經濟管理完全無可非議的失去了信心的結果。 這種情況無論對國家來說是多麼艱難，反對黨的日子本該期望會好過些。但事實並非如此。 這就是我們的第三個難題。人們希望我們支持工黨政府猶豫不決而又柵柵來遲的使用金融管制的舉動。這很公平。但還有一種更廣泛的壓力，要求我們在處理工黨政府自找的磨難時，採取負責的態度，無論這是多麼值得讚揚的做法，卻必然會束縛我的攻擊風格。 比如，１９７６年黨的年會是在政府面臨無法遏制的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舉行的，這本該是一次凱旋式的盛會。但卻不然。在布賴頓開會的我們都神經質般地覺得需要責任感，需要小心謹慎。當然，實際上，我所說的關於政府經濟政策的話中沒有什麼會給金融市場帶來比其現狀更差的看法。但就在我講話的前一天，利率升至了１５％。在我最終定稿前，我在布賴頓召開了一個影閣會議，討論我們應該採取的立場。雷吉·莫德林幫我重寫了那已改得不成樣子的關於經濟的幾段。文章寫得很差，而且是在一個臨時安排的狹小大廳裡，氣氛不夠融洽，也可能是由於我缺乏信心，這個講話沒有講好。隨後，我來到隔壁大會的一個分會場，發表了一場即席演說。幾名聽到這場演說的記者都讚不絕口。但由於沒有寫下來，這場演說也就沒有留下什麼痕跡了。 總的來說，１９７６年常規的政黨政治充滿挫折而義毫無結果。儘管保守黨在民意測驗中遙遙領先，工黨在眾議院的多數也在消失，政府還是步履瞞跚。我們對英國職工大會採取了開放的舉動，但陷入了僵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管起了我國的經濟政策，極度危機的氣氛開始緩和。但從更根本的角度來看，我們的事業正有所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