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第四節逆轉的路程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份發生了３件事一礦工罷工，上科萊德造船廠的財務問題和失業總數達１００萬。這３件事考驗了政府的決心並發現政府缺乏決心）當失業人數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特別是１００萬大關時，總是令人震驚的。經濟學家們稱失業為滯後指標。當時我們不了解這一點，它剛剛達到高峰就開始下降。 １９７１年失業的增長事實上是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羅伊·詹金斯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後果，鑑於１９７１年貨幣政策已經大大放寬，主要是放鬆財政管制，我們本來可以坐等這一政策產生效果，即失業人數從１９７２年開始下降。事實上，特德從來沒有相信這一分析，而且他大大低估了取消信貸管制的刺激作用。他認為有必要採取緊急財政手段刺激需求和降低失業。這一信念影響了他作出的各種決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它導致更高的通貨膨脹，從而使下屆工黨政府蒙受了通貨膨脹的主要影響，而且，由於通貨膨脹減少了許多工作機會，而不是保持這些機會，它最終導致了更高水平的失業。
政府對上科萊德造船公司的態度來源於對更高水平失業的後果的恐懼。同時這也被看作是對左翼好鬥分子的威脅的屈服，因此，也就成為了我們的一條新罪狀。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份我們第一次討論該公司的問題時，內閣作出了相當強硬的反應。大家同意政府不再對上科萊德造船公司集團繼續給予支持，但還留了一條救生索：只要廠方同意關閉科萊德船塢，並將亞羅造船廠從科萊德集團分離出來，我們將繼續提供信貸保證。亞羅造船廠是為皇家海軍提供重要裝備的工廠，它似乎還可以搶救過來。但是，到１９７１年６月，上科萊德集團因無力償還債務而宣布進行清算。緊接著科萊德塞德的工人舉行了抗議罷工。 ７月份，由好鬥的車間代表領導的工會會員們佔領了科萊德集團的４家造船廠。
１９７１年秋，內閣進行了進一步討論，但政府沉溺於與工會談判，相信工會能夠影響好鬥的車間代表。這些人是工人佔領工廠的幕後策劃者。內閣經濟委員會同意，在清算人尋求解決辦法期間，政府繼續提供經費以使造船廠能夠營業。但條件是工會要作出可靠的保證，對新工作條件進行嚴肅的談判。我的一些同事強烈批評這種做法，他們有理由地保持著警惕，認為這種做法存在著危險，看起來像是在一文不值的擔保面前做出了讓步。但經費還是提供了，談判還在進行著。
現在，公開擺在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失業而不是造船業的前景問題。 １１月份，特德·希思在一次黨的政治廣播講話中斷言："政府完全地、無條件地承諾發展經濟並減少失業。"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０日，關鍵的１００萬人失業的大關突破了。 ２月２４日我們在內閣中聽說，經濟委員會已經於頭一天同意了提供３５００萬英鎊經費以便使１個造船廠中的３個能夠營業。約翰·戴維斯公開向我們承認，新組的公司集團很難在商業上獲得成功，如果失業總水平比目前低一些，而經濟恢復得更快一些的話，他不會提出上述辦法。人們感覺到有一種不安情緒。有人指出，我們可以預料我們的支持者對該決定的反應將是激烈的。但是，內閣批准了它，而且在２月底，約翰宣布了這項決定。這是一個小的但值得記憶的不光彩片斷。我與約克·布魯斯了格丹進行了純私人性的討論，他對這個決定持尖刻的批評態度，把它看作是一個嚴重的、不可原諒的１８０度大轉彎。我深深地感到困惑。
但是，這時我們都有其他傷腦筋的事情。在製定勞資關係法時，我們過於重視如何建立盡可能好的法律體制，而不夠重視如何擊退對我們的方案的攻擊。在對待全國礦工工會對政府和國家構成的威脅時也有同樣的心理狀態。當然我們知道，礦工和電力。工人在工資談判中手中持有一張幾乎不可擊敗的牌，因為他們可以切斷對工業和民眾的供電。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電力工人的勞工行動發生後，建立了以威爾伯福斯勳爵為領導的調查法庭。該法庭建議第二年２月大幅度提高電力工人的工資，從而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然而，在礦工工會內部有一個人數很多的好鬥的派別，他們對搞垮保守黨政府的興趣至少與顯示工人的力量以提高礦工收入的興趣一樣大，１９７０年１０月，礦工工會舉行了罷工投票，以微弱多數拒絕了國家煤炭局提出的解決辦法。由於害怕發生非正式行動，內閣授權國家煤炭局提出在１９－－７１年中期付一筆生產率獎金。全國礦工工會又拒絕了，這以後國家煤炭局主席德里克·艾茲拉沒有與各大臣商議就提出立即付獎金，並不附帶提高生產率的條件。內閣接受了這個既成事實。也許約翰·戴維斯和其他大臣們在繼續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如果他們這樣做了，我也一無所知。而以後所發生的事情表明，即使繼續關注著事態發展，也沒有向前看的思想。
到了１９７１年１２月上旬，礦工的工資問題才出現在內閣中，而且似乎是相當偶然的。全國礦工工會於１９７１年初舉行的年會大大修訂了舉行正式罷工的規則。修訂後舉行罷工只要求５５％的多數贊成票，而不是過去的２／３多數票。人們認為，當時正在進行的全國礦工工會的投票已經達到了５９％的多數贊成票。然而，似乎沒有人大為此憂慮。我們都很放心，煤的儲存量無論如何是很高的。
這種自滿情緒是沒有根據的。在聖誕節前的最後一次內閣會議上，羅伯特·卡爾向我們證實，全國礦工工會實際上正在號召於１９７２年１月９日開始舉行一次全國性罷工。在煤氣和電力部門也有更多關於工資的麻煩。而且我們只需向外看一眼，就會知道，冬天快要到了，這一切意味著電的消耗。但是內閣並沒有進行真正的討論，我們全都回家過聖誕節了。
聖誕節期間有人認為罷工可能不是全體一致的，而是只集中在好鬥的地區。但罷工開始兩天以後就很清楚了。這一行動是全體參加的。然後內閣就討論是否我們應當使用勞資關係法中的"冷卻"條款。但是據說很難滿足使用這一條款的法律標準要求——"冷卻"命令只能在存在著有可能促進解決問題的嚴肅前景時才由法庭授權發布。而在當時情況下是否存在這種前景是令人懷疑的。使用勞資關係法中投票條款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沒有特別的原因使人認為，強迫全國礦工工會進行投票會導致除繼續罷工以外的其他結果，也許還會導致工會的態度更加強硬。這令人不悅地表明了勞資關係法給我們配備的主要武器的脆弱性。再者，該法的重要部分還沒有生效，而且我們也知道有很多公眾同情礦工。
如今，由政府直接干預以便設法結束糾紛的壓力增大了。回頭來看，把１９－－７２年的形勢與可能發生的１９８１年礦工罷工以及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間一年之久的罷工相比，不可思議的是，我們怎麼沒有註意到事態的"持久性"——即在有限的或沒有煤的供應的情況下，我們能夠使電站或經濟運行多長時間——而且內閣怎麼那麼容易地相信煤的儲量很大從而被矇騙呢，為什麼不考慮這些儲備煤是否放在可以使用的地點。也就是說，是不是實際上放在發電站。大規模糾察隊將有效地阻止石油和煤進入發電站，內閣根本就沒有把這個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相反，我們作出的反應卻是討論由羅怕特·卡爾進行調解和使用緊急權力的前景，使用這一權力能使我們採取減少電力供應的辦法來使發電站的儲備煤多用幾週。我們對於"使公眾輿論倒向我們一邊"的問題進行了很多無用的討論。但是，為了結束罷工，公眾輿論能作什麼？這是我從希思年代學到的另一件事——而且無論如何，總的來說，公眾輿論沒有站在我們這邊。希思時期宣布過不少於５次緊急狀態。我從這一時期學到的另一個教訓是，"緊急權力"這個詞所包含的全部緊急涵義及有關決定，都不能企望用它來改變一次勞資糾紛的基本現實。
形勢逐漸惡化了。 ２月１０日星期四上午當我們全都在內閣時，危機出現了。頭二天已經宣布了緊急狀態。當時羅伯特·卡爾直接與國家煤炭局和全國礦工工會打交道以便尋找一條出路。約翰·戴維斯宣布了一條爆炸性新聞，他告訴我們說，如今工人糾察隊已把守住大部分剩下的儲備煤使之不能運出，現有的煤甚至都不夠供應到下週末。此後，電的產量將下降至正常供應量的２５％。電力的大幅度緊縮是不可避免的，大部分工業將停產。總檢察長報告說，勞資關係法中有關對付次級糾察行動、抵制供應以及引誘其他工人採取行動從而使商業合同無法履行的條款，到２月２８日才生效。他認為此次罷工期間的大部分工人糾察隊的活動是合法的。根據刑法進行了幾次逮捕，但是，正如他所說的，"工人糾察隊的活動使得警察非常需要做出困難和富有敏感性的決定"。
這是一種含蓄的說法。約克郡礦工的左翼領袖阿瑟·斯卡吉爾已經著手在他的積極分子中樹立他的好鬥的名聲，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期間，我所面臨的出於政治動機的礦工罷工就是他組織的。在內閣開會期間，內政大臣雷吉·莫德林收到了一個信息念給大家聽。伯明翰警察局長要求西米德蘭煤氣局把蘇特萊焦炭倉庫關閉，因為運輸車無法進入，５百名警察面對的是７千名糾察隊員。
明白他說，這是暴力的勝利，對左翼來說具有傳奇式的意義。對許多政治家的評論員來說，它證明誰也不能指望抗拒礦工。警察的自信心喪失無餘。從這時起許多高級警官更重視維持"秩序"而不是維護法律。實際上，這意味著不能維護個人反對暴民統治的權利——雖然公平他說，警察缺乏採取必要行動的裝備和膽量。對我來說，在蘇特萊發生的事情的重要性不亞於其對左派的重要性。我懂得，正如他們的所做所為，爭取使工會遵守法治的鬥爭不是在下議院的辯論廳裡進行，甚至也不是地方法院決定的事，而是在礦井和工廠內外，在那裡脅迫和恫嚇被允許橫行無阻。
現在特德鳴金撤退。他任命了一個以無人不知的威爾伯福斯勳爵為首的調查法庭。如今，權力危機已發展到這種地步，以致於我們只能坐在內閣辯論是否有足夠的時間來等待全國礦１１會通過其會員投票來結束罷工。組織一次投票可能需要一個多星期。因此，當威爾伯福斯提出大量提高工資時，沒有人再想磨嘴皮子了。他提出的增資幅度大大超過了已生效的"不超過１％"的自願工資約束政策所允許的水平。
但是，當全國礦工工會執委會的好鬥的多數執委拒絕了調查法庭的建議，要求更多的錢和一大堆雜六雜八的其他條件時，我們驚呆了。用礦工工會主席喬·高姆萊的話說，他們提出的要求名單是很長的。
特德於２月１８日星期五晚上把我們召集起來，商議決定怎麼辦。簡而言之，必須快點結束這場爭議。如果我們還需要再走一英里，那就把它走完吧！那天夜裡晚些時候，特德把全國礦工工會和國家煤炭局的代表召集到唐寧街１０號，說服工會放棄要更多的錢的要求，同時對其他要求作出讓步，全國礦工工會執委會接受了，而且在僅僅一個星期之後礦工投票也接受了。這一糾紛過去了。但它對政府和實際上對整個英國政治的破壞作用繼續存在。
這件事的直接影響是使思想正統的人們確信，在像英國這樣的國家中，除了"總體主義"之外沒有別的替代辦法。 ２月２０日星期日《泰晤士報》的社論明確指出：
在威爾伯福斯的解決辦法出台後，如果政府想從它的工資政策的廢墟上找到什麼有用的東西的話，那就是它只有一條路可走，它必須與英國工業聯合會和英國職工大會進行正式的嚴肅的談判，以便確定一條走向有序的收入政策的道路。這要求與工業有關的各方面，但首先是政府本身清除老的靈丹妙藥。這不是丟面子，政府可以抓住這一最後時機，重建經濟政策。
驚魂未定、疑惑不解的大臣們願意聽到這樣的信息。失業的增加，上科萊德造船廠事件和礦工對政府的羞辱，這一切導致政府對其政策進行根本性的重新評估。我估計，首先是特德有這種想法，然後是其他大臣和內閣成員。這並不是說他拋棄了整個塞爾斯登方針，而是說他放棄了該方針的某些方面，而強調了其他方面，並重重地添加了一劑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這可能合乎他的性格和他對歐洲大陸的傾心，我們一直是經濟增長的熱心支持者，但我們現在是以犧牲健全的財政來促進增長。我們一直主張工業和技術現代化，但如今我們是依靠政府乾預而不是競爭機制來確保現代化。我們一直從根本上混淆了貨幣主義理論和由工資帶動的通貨膨脹理論。現在我們忽視了前者，全盤接受了後者，已經達到如此程度以後我們實行了英國在和平時期從未實行過的對工資和物價進行最全面的調節的製度。
這些情況沒有一點使我高興。但是，如今很明顯，我們沒有能力抗拒工會權力。工會通過提出不負責任的工資要求迫使公司停業清理，使得工人失業，通過罷工造成國家生活停頓。勞資關係法本身看來已經成為沒有意義的空殼：它不久將變得完全聲名狼藉。我像大多數保守黨人一樣，對一項包括我們在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制定的某些目標的政策，準備至少給予一次機會。我甚至準備暫時贊同某種法定的物價和收入政策，以設法限制蠻橫無理地濫用工會權力所帶來的損害。但是我錯了。國家干預經濟並不是最終對付過份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辦法：因為它很快就與這些利益集團勾結起來。
星期一一般不召開內閣會議，因此，我事先在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０日星期一這一天安排了長期以來未能安排的一次科學方面的約會。為此，我未參加那天討論預算和新的工業白皮書的內閣會議。內閣的兩項討論都發出了改變戰略的信號，二者相輔相成。預算執行的是高度通貨再膨脹的政策，包括大大削減所得稅和購買稅，提高養老金和社會保障津貼以及對工業給以額外的投資鼓勵。很多人謠傳說托尼·巴伯和財政部對預算不滿意，是特德將預算強加於他們的。預算講話把這些措施說成是為了幫助英國迎接加入歐共體後所面臨的挑戰。這一事實多少確認了上述謠傳。它公開計劃大量刺激需求，而且有人爭辯說，在存在大量失業和閒置資源的情況下，提高需求不會造成通貨膨脹的升高。貨幣政策是提到了，但只是強調了它的"靈活性"；沒有為貨幣量的增長提出數量目標。
３月２２日星期三，約翰·戴維斯發表了關於《工業和地區發展》的白皮書，該白皮書是１９７２年《工業法》的基礎。在我們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看來，這是比預算更明顯的１８０度大轉彎。基思和我，也許內閣中還有其他人，對此是極為不滿的，有些不滿意見在報刊上透露出來了。據我回想，內閣對白皮書事先沒有討論：它通過預算報告向下議院提出，而在政府草擬階段一向按照預算措施的保密要求處於保密狀態。從這時開始我感覺到，工黨座位上的敵視情緒已經變成蔑視。我當時不在下院，但我讀到《泰晤士報》對約翰·戴維斯關於工業法案發言的綜合反應的報導：
跛足鴨中沒有比貿易工業大臣戴維斯先生看來更健康的了。他以本屆政府上任以來在下院聽到的可能是最為出色的講話開始對工業法案二讀的辯論。最後，工黨座位上的喝彩和保守黨議員的幾乎完全的沉默，比反對黨所能說的話更清楚地表明，政府在於預工業和援助各地區問題上的轉向是多麼徹底。
我知道，我不是唯一讀了這些東西後感到不自在的保守黨黨員。我應該辭職嗎？也許是應該辭職。但是，我們這些不喜歡當前事態的人們還沒有對形勢作出分析，也沒有製定出一條替代方針。實在他講，我的辭職也不會起很大作用。我的地位不夠高，因此我的辭職只不過是最小的"局部困難"。我有更多的理由讚揚像約克·布魯斯-格丹、約翰·比芬、尼克·里德利，當然還有伊諾克·鮑威爾這些人，他們在下議院的發言中和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中揭露了這些愚蠢的做法。
在１９７２年３月以來政府所執行的政策和我的政府以後執行的很不同的方針之間也有著直接的聯繫。一名叫作阿蘭。沃爾特斯的有才華的但鮮為人知的貨幣主義經濟學家辭去了中央政策審議部的工作，然後不僅尖銳地批評了政府的方針而且還正確地預言了將來的發展前景。
我們１９７０年所採取的方針還要蒙受一次打擊：它不久就發生了。這就是勞資關係法實際上的滅亡。從來沒有人設想過該法會造成個別工會會員進監獄。當然，如果搗亂分子一定要殉難的話，沒有法律條文能夠防止這種不太可能發生的事。雇主和碼頭工人之間一個長期的關於"集裝箱化"的糾紛就提供了發生這種事情的機會，１９７２年３月，全國勞資關係法庭因運輸與一般工人工會違抗准許船隻進入利物浦港的命令而對核工會罰款５千英鎊。次日，由於工會蔑視法庭命令，在碼頭上採取了次級糾察行動，該工會被罰款５萬英鎊。運輸與一般工人工會堅持認為，它不能對它的車間代表的行動負責，但全國勞資關係法庭於５月裁決否決了這種看法。然後，突然間，上訴法庭推翻了這些判決，並裁定運輸與一般工人工會沒有責任。因此，那些車間代表個人要對發生的事負責。這是極為令人不安的，因為它開創了工會會員進監獄的可能性。在下個月，３名參加抵制行動的碼頭工人由於拒不到全國勞資法庭出庭而受到逮捕的威脅。此刻有３萬５千名工會會員開始了罷工。最後，代訴人請求上訴法庭阻止對工人進行逮捕。然後在７月份，另外５名碼頭工人由於蔑視罪而被監禁。
左派是冷酷無情的。在議會裡，議員們對特德群起而攻之。同情罷工擴展開來了。造成全國性報紙關閉５天。英國職工大會號召進行一天的總罷工。然而，７月２６日，上議院推翻了上訴法庭的決定，並確認工會應對其會員的行為負責。因此，全國勞資關係法庭釋放了這５名碼頭工人。
這大體上就是勞資關係法的結束，儘管並不是碼頭上的風潮的結束。隨後發生了一次全國碼頭工人罷工，並宣布了另外一次緊急狀態。這次罷工到８月才結束，而且滿足了碼頭工人的大多數條件。在９月份，英國職工大會的年會又雪上加霜，開除了拒絕按照職工大會的指示撤銷其按照勞資關係法註冊的３２個小工會。由於我同黨一樣對勞資關係法抱有滿腔熱情，我對這種情況感到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