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第一節愉快而自信的早晨

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３日星期二上午將近１１點時，我坐著新的大臣專車來到唐寧街，我和我的同事們在唐寧街１０號門口受到報界和電視台記者的夾擊式採訪。首相府的候客室裡洋溢著熱情的歡聲笑語。我們以愉快的步伐相繼步入內閣會議室。特德·希思，還有內閣秘書伯克·特倫德爵士在他旁邊，正在那裡等候我們，我找到我在內閣會議桌旁的座位坐了下來。但是，教育和科學部的事情，至少和政府所面對的重大戰略問題一樣，仍然在我的頭腦里索繞。正如我要說明的，我無法擺脫這些問題，也許它們在我頭腦裡佔的地位太重了。但更讓我感到欣喜的不僅僅是由於這是我第一次出席內閣會議，我認為，我想我們都認為，這是國家生活中的一個決定性時刻。 人們感到特德自己在盡一切努力進行辯解。在他宣佈建立一種新型的行政管理並以嶄新的方法處理公務的打算時，其語調洋溢著衝動，他在剛剛過去的選舉開始之前介紹我們的競選基礎文件競選宣言時也是這樣。他強調深思熟慮，避免操之過急和魯莽行事。這就是要與過去一刀兩斷，一切重新開始，而且，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提出了不少新措施。

特德講話的調子正是我們大家所預料的。他堅信，只要政府採用正確的辦事程序，組織機構健全，再加上人們提出恰當的、高質量的具有專業水平的建議，並適當地採用這些建議，心胸開闊的政治家們就有能力解決根本性問題。基於這一觀點當年秋天組建了以維克多·羅斯查爾德為首的中央政策審議部，使政府機構得以更加合理地重組（包括建立龐大的環境保護部），還建立了計劃分析與審議系統。更全面他說，它激發了人們對政府能夠駕馭和控制局勢的信心，後來證明人們對政府寄予的信心過分了。 當然，我這種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後認識到的。我不是內閣中關鍵的機構經濟政策委員會的成員，雖然在討論教師工資和學校開支問題時，我有時也參加會議。當實行極為嚴峻的複雜的法定價格和收入政策時——我們的宣言要求迴避這種政策，我經常出席由特倫斯·希金斯主持的關於工資問題的專門委員會，並作些發言。當然，我不是特德製定絕大多數重要決策的核心集團的成員。希思政府執政一年之後直至結束，內閣本身的作用一般說來不那麼重要了。因此，關於這些年代的詳細情況，要等待特德·希思自己的回憶錄了。

然而，我這樣說是為了說明情況而不是為了推卸責任。作為內閣成員，我必須為我在政府的授權下所做的工作負全部責任。在２０年之後再回顧這段經歷時（包括十多年我任首相的時間），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特德·希思——一個誠實的人，無論他是對是錯，他的人格力量使他不屈不撓，走了他自己要走的道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犯的錯誤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他的錯誤——我們的錯誤，因為我們都跟著他走——對保守黨和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但我們也很容易理解他所承受的壓力。 不應忘記，１９７２年春至１９７４年２月間，特德所推行的政策是大多數有影響的評論家所極力主張的而且得到了公眾的廣泛支持。美國的尼克松政府採取了大致類似的方針，其他歐洲國家也是如此。當時有些勇敢的、有遠見的批評家的意見證明是正確的，但他們四面受敵，孤立無援。儘管我的保留意見日益增多，但在這一階段，我還不是他們中的一員。

但是，我們有些人從這些錯誤中汲取了教訓（儘管特德恐怕從來沒有）。在我成為保守黨領袖後，我才很好地，伊諾克·鮑威爾以及其他少數勇敢的保守黨後座議員為什麼對於政府政策接連不斷的１８０度大轉彎提出抗議。他們聲稱："如果你想找人把被踐踏在泥海裡的原則撿起來的話，你尋找的對像不應當是那些踐踏原則的人。"但是，伊諾克錯了。用拉迪亞德·基普林的話說，基思·約瑟夫和我"有著數不完的教訓"： 讓我們老老實實地承認， 正如一個講求 實際的民族應當做的那樣； 我們有無數的教訓； 這些教訓將對我們稗益無窮。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後來的成功歸功於我們對內部情況的了解和對早期失敗的認識。希思政府特別使我們了解到，保守黨政治家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如果說有什麼特點的話，那就是比工黨政治家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的後果更加慘重。集體主義，如果沒有平等主義的理想主義氣味來彌補的話，是一種絲毫沒有吸引力的信條。

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已經簡單闡述了一些背景。儘管我們由於塞爾登帕克宣言而受到稱譽，但對我們的政策的思考遠遠不像表面看來那麼透徹。特別是在經濟政策方面更是如此。我們對通貨膨脹以及工資對通貨膨脹的作用沒有明確的理論。由於沒有這種理論，我們陷入了盲目，認為通貨膨脹是提高工資和工會權力造成的直接後果。因此，我們被無情地推上了控制收入和物價的道路。 而且特德缺乏耐心。我也有這一特點，我對人經常沒有耐心。但我知道——當然，部分是由於看到了在特德領導下所發生的事情——從廣義來說，要製定一項行之有效的導致長遠變化的政策，就需要耐心。如果你堅持執行不干涉主義的經濟政策，這種政策只著眼於製定一種機製而不是製定一項計劃的話，就特別需要耐心。 １９７０年特德領導下的政府和１９７９年我所領導的政府的情況正是這樣。由於執行新的政策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看到成效，突然改變方向對戰略的信譽會產生破壞性的影響，因此，特德政府上台執政，一方面可以為保守黨政府過去堅持的原則和一貫性感到自豪，一方面又留下了一些令人困窘的問題，包括大量的１８０度大轉彎的怪事。 １９７０年特德介紹競選宣言時所說的話又回過頭來纏繞他了：

一旦一項決定已經作出，一項政策已經制定，那麼首相和他的同僚們就應當有勇氣堅決地執行下去。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情比最近幾年我們所看到的政策的不斷後退和修補對英國的危害更大了。 然而，從另一層次來看，從在政府中日常的體驗來看，對所發生事情的解釋要從事情本身中去尋找，從困擾我們的力量以及我們對它們的反應中去尋找。我們過去以為我們已有足夠的準備來面臨這些問題。但是情況不是這樣。我們逐漸被風吹得偏離了航道，直到在絕望中掙扎，我們撕毀了地圖，扔掉了羅盤，在新的旗幟下航行，但舵手仍然未換，他仍然堅信他的航行，重新啟程駛向未知的、暗礁密布的海域。 動盪來得很炔。由於全國碼頭工人罷工的困擾，政府上台幾個星期就被迫宣布緊急狀態。同時成立了調查法庭，以尋找一種代價高昂的解決辦法。雖然在兩週內罷工解決了，但這是否是一次勝利，也很難說。

下個月的危機是國際性的。 ９月６日星期日，巴勒斯但解放人民陣線的恐怖主義分手劫持了４架飛機（沒有一架是英國的），並要求這些飛機飛往約旦。其中３架飛機劫持成功了。但第四架是從以色列飛往倫敦的飛機，劫持者被保安人員制服了。倖存的劫持者萊拉·哈利德在希思羅機場被逮捕。 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要求釋放她。正當內閣於９月９日星期三開會之前，他們劫持了一架英國飛機以施加更大壓力。當我們開會時，該飛機正在飛往貝魯特。有人向內閣說明，我們已經默認了美國的建議，釋放萊拉·哈利德以換取釋放人質。以後的幾個星期內，在進行交涉的同時，內閣對這個問題討論了許多次。在此期間，約旦本身陷入了在國內進行的一場戰爭，因為侯賽因國王為反對巴勒斯坦人控制他的國家而與之作戰，而敘利亞人入侵並佔領了他北方的大片國土。特德拒絕站在侯賽因國王一邊並參與進去，他肯定我們與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談判是正確的。儘管釋放哈利德是我們所不願看到的，最後還是達成了交易，所有人質也隨之被釋放了，雖然被劫持的飛機被恐怖主義分子炸毀了，但侯賽因國王勉強地但又是成功地經受住了一黑九月"事件。

但到那時，我國政府已經遭受到一次打擊，也許我們從來也沒有從這次打擊中完全恢復過來。 ７月中旬，伊恩·麥克勞德因腹部小手術住進了醫院。手術是成功的，手術後他回到１１號去休息幾天。 ７月２０日星期一的午夜，我的電話鈴響了，是保守黨議會督導員弗朗西斯·皮姆打來的。他說，特德要他打電話通知所有內閣成員，伊恩因突發心髒病於當晚去世。他享年只有５６歲。 我個人感到受到打擊。因為我與伊恩共事一向感到他是一位寬厚善良的人。我知道是他給了我發揮才能的機會，使我進入了影子內閣，然後進入了真正的內閣。但同時我也立即意識到我們失去了最機敏的有才智的政治人物和最好的溝通工作者。我不知道如果伊恩當了財政大臣他的表現會怎樣。但是，如果人們承認，正如我過去和現在都承認的，即經濟政策的最大錯誤來自特德對財政部的壓制；人們可以有理由假設，如果伊恩還活著，事情可能會好些。托尼·巴伯接替了他的職務。托尼·巴伯是個很有才能的人，但他在財政部的時間，總的說來並不愉快。隨後幾年的經濟問題都來源於這一職務的變換。雖然托尼可能有良好的經濟天賦，但伊恩在政治上卻強得多。

伊恩·麥克勞德去世後的那次內閣會議是沉悶的。內閣會議桌旁坐著的幾乎都是此後我四年半的同僚。他們的個人素質將受到嚴峻的考驗。托尼·巴伯是我擔任律師時的老朋友，雖然不是特別親密的朋友。他是一個能幹的稅務律師，但他不是有可能起來反對特德的那種人。雷吉·莫德林任內政大臣，直到１９７２年由於普爾森事件而辭職。他一直對經濟政策有興趣並持有鮮明的看法。相形之下，他對他的新職務並不那麼高興。他在業務上還是極為稱職的但任何向增加政府乾預經濟政策的倒退，他不大會起來反對。實際上，他一向是主張這種政策的。 亞歷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不費吹灰之力恢復了他原來在外交部的職務。然而，不久，外交部就需要花費很大力氣來實現我們作為反對黨時所作的承諾，即取消對南非的武器禁運，並設法制定一種我們承受得了的方法來保持英國在蘇伊士以東的駐軍。他再也不能像在影子內閣中時那樣更多地參與國內政治事務了。昆廷·黑爾沙姆如願以償，當上了上議院議長，他在特德和以後在我領導下任該職很長時間。在他任該職期間，他設法將他一貫的惡作劇和表演意識與上議院的斯文莊重的傳統相結合。彼得。卡林頓是國防大臣，他沉著地擔任了這一適合他的職務。我知道他與特德關係親密。在他擔任黨的主席和能源大臣以後，他們的關係就更加親密了。他在處理最後的礦工罷工問題上起了關鍵作用。這次罷工促成了１９７４年２月提前大選。他是特德的核心成員。

相反，儘管基思·約瑟夫是內閣中的資深成員，他的見解一向受到重視，但他肯定不是內閣核心成員。而且，據我所知，他從來沒有被邀請參加核心集團。在被任命為社會事務大臣以後，首先浮現在他頭腦中的是富有同情心的社會改革的一面，而不是他更加保守的經濟信念，儘管他仍然極不信任一切形式的總體主義。由於他的熱情。解決使兒代人遭受貧困的周期性貧困問題就成了他的任務。像我一樣，基思負責一個開支很大的社會部門，因而他（也像我一樣）的優先項目的開支與緊縮公共開支的要求之間自然就產生了矛盾。不知是出於偶然還是故意安排，特德把內閣中兩個在經濟問題上最保守的成員排除於經濟問題的決策之外，而將經濟決策留給那些他可以施加最大影響的人。

約翰·戴維斯是英國工業聯合會前總幹事，（當伊恩·麥克勞德死後他被召來擔任技術部大臣時，他對政治一竊不通），他肯定是經濟決策圈內的人。我喜歡約翰，事實上後來我任命他在影子內閣中擔任了一個職務。但是，即使是他的最熱心的仰慕者，對他處理動盪不定盼產業政治的做法，也很難為他辯護，而現在他的職責就是處理這類問題。約翰還代表商業界，這是由於特德有潛在的總體主義意識，認為商界在政府中可起某種作用。 羅伯特·卡爾是就業大臣，他是繼托尼·已伯和約翰·戴維斯之後在特德領導下負責經濟戰略的第三名關鍵人物。他年紀比我大很多，我們的觀點和性格也不同。他雖然刻板，但卻是正派的、工作勤奮的人。他負有一項困難的、有理由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即設法使有缺陷的勞資關係法起作用。他具有保守黨左派的名聲，但這並沒有像想像的那樣有用。工會會員認為保守黨左翼不是更富有同情心，而是更不坦率而已。作為第一次煤礦工人罷工（１９７２年）時期的就業大臣和第二次煤礦工人罷工（１９７４年）時期的內政大臣，在這些事件發生期間，很少有人比他遇到過更大的困難。 有一個遇到更大困難的人，那就是威利·懷特洛。他相繼擔任下院領袖、北愛爾蘭事務大臣，最後在三天工作週時他擔任就業大臣。威利屬於參加過戰爭的那一代人，我們二人之間似乎很少有共同點，而且，肯定我們兩人誰也沒有設想過我們的政治生命將會聯繫得那麼密切。因為當時教育部不需要搞許多立法，我們在工作上很少接觸。但我已經意識到威利是一個富有智慧的和令人信服的人物。他的言談舉止和才幹使他成為一名出色的下院領袖。在那一屆政府末期，他的判斷力和素質使他所起的作用僅次於特德。然而，威利在公開場合的坦率形象卻掩蓋了他機敏的政治才能和駕馭人的天賦。 伊恩·麥克勞德過早地去世之後。杰弗裡·裡彭負責進行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談判。雖然表面上看來我們有類似的背景——我們都曾擔任過牛津保守黨協會主席，都曾當過律師——但我們兩人的關係從來都不密切。我總是感到他設法用他的人格力量而不是用他的論點的力量來壓倒對手。這可能是由於特德給了他任務，要他在與歐共體談判時盡量爭取到最好的交換條件——而這種交換條件並不總是符合我們最大的長遠利益，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越來越認識到這個問題。 我的印像是，特德最信任的兩名內閣成員是吉姆。普賴爾和彼得·沃克。他們都對特德忠心耿耿。吉姆在保守黨作為反對黨時是特德的議會私人秘書，而彼得是特德１９６５年竟選保守黨領袖班子的組織者、吉姆是農業大臣。他的農場出身和紅潤的臉色幫助他得到這一職位。此後，１９７２年４月，在彼得·卡林頓領導下他擔任保守黨副主席。彼得·沃克熱衷於英國機構的現代化，這一點使得他更接近特德。他不久成為新成立的龐大的環境部的大臣。這時，他開始積極推行他的最不受歡迎的地方政府改革，直到我實行社區稅時為止。他的改革造成了更嚴重的官僚主義。後來他到了另一大機構，即貿易和工業部。吉姆和彼得都比我年輕，彼得更年輕些。但他們對政府總的方向都有著大得多的影響，儘管他們的政治觀點與我很不相同，他們對特德的忠誠和他們的政治能量都使我欽佩。 其他內閣成員有蘇格蘭事務大臣戈登·坎貝爾，掌璽大臣兼上議院領袖喬治·傑里科，威爾士事務大臣和黨的主席波得。托馬斯是我在議會中的親密鄰座和朋友，邁克爾·諾貝爾曾一度任貿易和工業大臣。這些成員在內閣的討論中沒有發揮顯著作用。因此，我發現在內閣中只有一個政治朋友——基思。儘管總的說來我與其他內閣成員的關係是客氣和愉快的，但我知道，我們不是意氣相投的朋友。無疑，他們也了解這一點。這種情況經常更清楚地表現在偶然的交談和啟發的反應中，而不是在辯論中。由於我在教育部遇到了巨大的困難，所以我不想在內閣中佔據很多戰略據點。 特德完全控制了內閣，未受到挑戰。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贏得了１９７０年的大選，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個人人品的競選贏得的。我們了解這點，他也一樣。再者，以根本原則為基礎進行辯論是違反他的天性的，而且與他的脾氣格格不入。直到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以及到發生１８０度大轉彎事件時為止，特德領導下的內閣能夠保持團結，至少部分原因僅僅是由於承認這一點：他是首相，因而有權在執行計劃過程中指望得到支持。然而，一旦計劃本身被放棄而代之以實行總體干涉主義時，氣氛就惡化了。這種惡化並不表現於發表不同意見，而是偶然流露出來的抱怨。我們知道我們陷入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