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四節任職
我穿上那套寶石藍的最好的套服會見首相。見面時間很短。哈羅德·麥克米倫很有魅力地向我問候，並任命我預想中的職務。我熱情地接受任命。我希望盡快開始工作，於是問他我該如何處理部內事務。他以他獨特的方式說道："這樣吧，先給常務次官打個電話，明早１１點到那兒去一下，到處走走，然後就離開。我是不會呆太久的。"這樣，第二天上午，還不到１１點，我來到了位於斯特蘭德區約翰６亞當街的美觀的喬治大廈，當時這兒是"養老金和國家保險部"的總部。我的大臣約翰·博伊德-卡彭特在大門口迎接我）把我領到我的新辦公室，我非常欣賞他的這種表示，而且當我任內閣大臣後也總是仿效他的做法。約翰是那種容易使人喜歡的人，人們會欣賞他的善良、對細節的把握及將復雜的事情簡捷地解釋清楚的能力。他是個出色的演說家和辯論家。總而言之，他是值得一名新任政務次官學習的好榜樣）１９６２年他升任財政部首席大臣後，我的新大臣是耐爾·麥克佛森，他的後任是理查德·伍德。有他們任大臣我真是十分幸運。只有大臣指揮得當，政務次官的工作才會有意思並勞有所值。我感到他們給予我一切機會。在約翰，亞當街的第一天只不過是認識些新面孔和陌生事件。沒有更多的時間做別的事。我只是先辨辨方向、聽聽別人的介紹而已。
星期五（那天是我生日），在布賴頓保守黨年會上，我被安排坐在主席台的顯著位子。當我穿戴品藍色裙服和帽子、乘坐品藍色汽車出現在會場人口處時，只聽得一片照相機的咔嚓聲。伊恩·麥克勞德在最近的一次小規模改組後就任黨的主席，因此人們普遍認為，保守黨正在向左轉，這次大會的總體氣氛也是如此，而我的任職和穿著卻與這種氣氛格格不入。
回到部裡，枯燥的工作代替了拋頭露面時的風光，對此我毫無怨言。當時"養老金和國家保險部"（也就是今天的"社會保障部勺處理的問題比政府其他部門的工作（財政部的稅收工作部分可能是個例外）從技術上說更複雜些。這不僅關係到在下院能否避免成為他人攻擊的對象。如果一個人希望為政策的製定作出一點認真的貢獻，他必須對主要原則和個別細節都瞭如指掌。我開始朝此方向努力。
第一步是重讀貝弗里吉報告的原文。該報告明確陳述了戰後養老金和福利體系的基本原理。我原來已對其中的主要內容十分熟悉並非常贊同。其核心是全面的"社會保險計劃"的概念，目的是彌））失業、疾病或退休而弓！起的喪失掙錢能力所造成的損失，這是通過由統一定額的個人投保金資助的基本生活水準救濟金體系實施的。與此並存的還有"國家資助"體系。其資金來源於普通稅收，目的是幫助那些由於沒有能力交投保金或因保險金已用完而無法繼續享受"國家保險"福利的人。 "國家資助"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視為一種過渡性的體系進行試驗的，它涉及的領域將隨著養老金或個人儲蓄的增加而消失。
現在回頭看看貝弗里吉作的許多設想和預言而感到可笑是很容易的、他大大地低估了其建議的成本，儘管其中部分原因是戰後的工黨政府立即實施了全額養老金，而沒有像貝弗里吉設想的那樣經過一個為期２０年的過渡階段。還有些其他的問題。投保金和福利收益之間的關係因養老金增力"和老年人在人口中比例的上升而愈髮變得不明朗，這種關係在任何一個個案中總是間接的。"國家資助"不僅沒有消失，反而與後來的"補充救濟"和"收入補貼"一樣，不斷膨脹，成為納稅人的危險的負擔。這兩個按定義應互為補充而實際上卻常常互相矛盾的關係的不正常體系已成為難以擺脫的麻煩了。
儘管有上述問題，貝弗里吉還是竭力防止對福利的依賴和喪失個人主動努力的不良後果，這些正是後來的政府多少忽視了、而現在又回過來給我們帶來災難的問題。不管在實踐中的結果如何，貝弗里吉報告的措辭帶有後來人們所說的撒切爾色彩：
……國家應為服務和投保金提供擔保。在承當擔保者的同時，國家不應抑制激勵動力、機會或責任心；在製定國家最低投保金標準時，應留有餘地，鼓勵每個人自願地為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繳納高於最低標準的金額。 ［第９款］
……受保人不應認為可以源源不斷地不勞而獲，無論其原因如何。 ［第２２款］
……物質進步依賴於技術進步，技術進步依靠投資並最終靠儲蓄……部分發放給工薪階層和其他低收入者的額外資源應由他們儲蓄起來，而不是立即消費掉，這一點很重要。第３７６款］
貝弗里吉最初的構想和這一體系的實際發展情況（及公眾對此的期望）之間的差距產生了一些困難問題，我們在部內的大部分時間就用在處理這些問題的影響並找到解決辦法。例如，當通貨膨脹還沒得到控制時，救濟金每年就得上調以應付局面，這時就有各種呼聲反對國家保險養老金上調，而在一定程度上用於構成個人收入一部分的"國家資助"卻沒有增加。人們也越來越期望退休時能得到比基本生活水准養老金更好的東西，但其所需的投保金水平或從普通稅收中得到的資助使它看來是行不通的。這就產生了約翰·博伊德一卡彭特關於"分級養老金"計劃的立意，在這個計劃中較高額的投保金將確保得到較高額的養老金，這一規定的製定目的在於鼓勵私人職業養老金計劃。另一個始終困擾我們、而卻找不到最終可行答案的問題是"收入規則"，按照此規則，還在工作的領養老金者可能根據收入的一定水平喪失部分或全部養老金。這一條對領養老金的寡婦們的不利影響使我感到困難和費心，這點我後面還會解釋。
另外還有３個將困擾政府多年的問題也開始出現了。一個問題是對於那些沒有繳納足夠的投保金而得不到全額"國家保險"養老金的老年人，應該如何保證他們有不錯的收入水平。第二個，繼續尋找"社會保障"救濟的更大的"選擇性"（當時的術語），即，把救濟集中在最急需的人、而不是泛泛地用於一大批普通受救濟者。 （事實上，我們當今關於"有目的的救濟"——這是現在的術語——的辯論表明，這種做法無濟於事。）最後一個，是對"國家資助"及其方式所蒙受的壞名聲的爭論。正如我常指出的，這一問題有兩面性。一方面，真正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們當然應得到鼓勵接受國家提供的幫助。另一方面，那些我曾稱之為"高做的人們"的自尊心從道德上說值得欽佩。他們不食"嗟來之食"，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也可防止依賴性的滋長，因為依賴性意味著一旦失去依賴就會最終導致破壞性的社會後果。
除了貝弗里吉報告和從部裡得到的其他一般性介紹外，使我更多地學到社會保障體系知識的是個案工作，即就某人在信中提出的具體問題進行調查。如果感到對背景情況沒有充分了解的話，我是不會在回信中籤名的。結果，官員們絡繹不絕地進出我那間不大的辦公室，以他們無與倫比的學識在每個問題上使我受益。對待議會問題我也採取了相似的做法，即與其他大臣商量。我不滿足於知道答案或口徑。我想知道為什麼這麼做。我第一次在議會講台前露面回答提問的前一個週未恐怕對我的私人秘書和我都是一種神經折磨，因為我幾乎不停地通過電話尋求他對各種問題作出的解釋。
除了與那些受指派處理我的"私人法案"的文官有過一些言辭激烈的對話外，我是在養老金部才開始首次與文官們打職業性交道的，該部的常務次官實際上權力比政務次官大得多。我早就被明確地告知，他只對部內的大臣級領導負責。我在養老金部期間的前後兩位常務次官埃里克·寶野和克里弗德·賈雷特是最出色的文官的代表——聰明、認真、非常正直。但真正的專家可能來自更低級別的文官。我不久就發現，有關養老金的正確可靠的資料來源於一個名叫約翰·瓦雷的副秘書。一般來說，我所見過的官員的素質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同一部門的３位不同的大臣手下任政務次官，我覺得有意思的是，即使針對同一問題，文官們提供給不同大臣的建議是不相同的。因此，當耐爾·麥克佛森和理查德·伍德收到的政策呈文中的建議措施與我所知提交給他們前任約翰·博伊德-卡彭特的不同時，我指出了這點，記得我接著說："你們不是這麼建議前任大臣的。"他們回答說，他們早知道他永遠不會採納這一建議。當時我即決定，一旦我負責一個部的工作，我會堅持對任何文官匯報給我的意見作出絕對坦率的評價。應由其本人陳述理由。
我還得到了另一個教訓。廢除針對寡居母親的"收入規則"一事面臨重重壓力。我對此深為同情。作為一名新議員，這確實是我公開表明自己立場的問題之一。我認為，如果一位失去丈夫而又必須撫養子女的婦女決定外出工作以多掙點錢，她不該因此而喪失撫卹金。也許，作為婦女我更了解寡婦們所面臨的問題。也許我仍然記得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在格蘭瑟姆我父親的店裡，一個新近守寡的母親為了節省她那點微薄的收入而購買殘次的水果。面對反對黨的攻擊，我感到幾乎無法為政府的立場辯護。我向官員們和我的大臣提出了這個問題。有一次，當首相亞歷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來給政務次官講話時，我甚至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儘管他顯得很同情，事情卻沒有任何進展。
部內官員們對此問題的觀點總是這樣：即使對這些最值得救濟的人群兔用"收入規則"也會造成其他影響。從邏輯上說他們當然是對的，但我是多麼厭惡"影響"這個詞。大臣們如果只接受這些表面的理由而不對其作出政治判斷；那麼這就是錯誤。 １９６４年工黨政府上台伊始最初的舉動之一就是對我所力爭的這一問題作出了更改並因此贏得了信譽、對此我毫不驚訝。這件事對我的教訓是：官僚邏輯不能代替大臣的判斷。一旦忘了自己是個政治家，那麼政治"影響"就會影響自己。
我在養老金部的日子過得十分忙碌，儘管我和負責戰爭撫恤的政務次官合用一輛車，我總是一早從法恩伯勒自己開車上班。在部內，一天的工作從兩位政務次官與約翰·博伊德-卡彭特討論重大政策問題或當前的政治形勢開始。然後是一大堆需要我簽字或給我提建議的信。我可能參加一個與某一負責領域有關的會議，這些負責領域由大臣分派我主管，例如，就撫卹金問題制定與其他國家的交流安排。我也可能為準備"社會保障"前景計劃的論文而會晤某些官員，這一任務既有必要又很困難。下午，一些來自壓力集團的代表可能來找我要求糾正某些所謂的不正常情況或要求增加某項救濟，即使在那個年代，社會服務領域中的壓力集團就已層出不窮了。有時我走訪地區"社會保障"辦公室，與職員們談論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並聆聽他們的建議；我會在議會用餐，或與政界朋友共進晚餐。厄內斯特·馬普爾斯是位熱情奔放、見解獨特的政治家，就任交通大臣期間聲譽鵲起，如應邀與他和他的妻子共進晚餐則不但可欣賞到美酒佳餚，與他們作伴也令人神抬。如果進行分組表決，我通常１０點趕到議會投票，然後帶著兩三個裝滿信件草稿和政策論文的紅色文件包驅車回家，晚上閱讀這些信件和論文直至深夜。
我一直保持了任後座議員的兩年中養成的對下院的感覺。我們的工黨議員對手們很難對付。迪克·克勞斯曼有個極出色的政治頭腦，但也十分捉摸不定，道格拉斯·霍頓是簡短辯論的行家里手。這兩人我都喜歡，可我還是決定贏得一切辯論。我喜歡在政策問答或我本人辯論時就事實與數字進行交鋒，不過有時做得還不夠謹慎。有一天我在議會講台發言時有人交給我一張寫著有關辯論中提到的某一點的最新數字。我得意洋洋他說："看，我拿到了新得燙手的數字。"議會中爆發出哄堂大笑，過了好一會兒我才意識到這句話的一語雙關。
彷彿命運在安排，我們定於星期一在養老金部回答提問，這正緊接著１９６２年７月那次被稱為"大刀橫掃的一夜"的著名的內閣改組。約翰·博伊德-卡彭特離開原職改任財政部首席大臣，而耐爾。麥克佛森還未取代他在養老金部的職位。由於議程表上的多數問題與我主管的那部分活動有關，而不是涉及戰爭撫卹方面的，因此我必須代替大臣作近一小時的口答。對我和那些我不得不打擾的官員們來說那又是一個折磨神經的周未。工黨議員吵鬧異常，而伊恩·麥克勞德是當時在議會中的唯一一名內閣大臣。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對付過來了。當有人問及未來的政策時，我答道："等有了新大臣後，我會就此事向他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