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撒切爾夫人:通往權力之路

第9章 第四節芬奇利之路

在此之前,我自己已經重新加入到選舉的角逐之中。 1956年2月,我給負責候選人事務的黨的副主席唐納德·凱伯里寫信說: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種回到活躍政治的想法對我有強大的誘惑力。我剛開始從事律師職業時曾想全身心地投入法律工作,但是從事財稅及公司事務的一點經歷非但沒有使我的注意力離開政治,反倒使我對法律之信念愈強,對立法機構則更加密切關注。" 過了一個月,我去拜訪唐納德·凱伯里。把我列入候選人名單不成問題——而且這次只考慮保守黨擁有的席位中有把握取勝的。更令我高興的是唐納德·凱伯里是1位能夠經常提供良好建議、為人友善、值得信賴的朋友。這對希望成為候選人的我來說可不是件小事。

我與選拔委員會打交道時就沒有那麼幸運了,1954年,我爭取成為奧爾平頓的候選人。 1957年和1958年曾爭取成為貝克納姆、赫默爾亨普斯特德、梅德斯通的候選人。結果都是一樣的。我被列入範圍縮小的候選人名單,再進行一次大家認為不錯的演講,然後開始回答問題。多數問題的意圖是相同的。問我家務纏身,能否有足夠的時間為選區工作,我是否意識到當一名國會議員花在外邊的時間會很多,花在家裡的時間會很少,我一、兩年後再爭取進入議會是否更好。有時候,問題會更直接了當:我是否真的認為我能夠在履行一個母親的職責照顧小孩的同時承擔一個議員的工作。 我覺得選拔委員會完全有權問這些問題。我介紹了我家庭的情況,說我已有一個一流的保姆幫助我。我也常常解釋說,我覺得只要很好地安排時間,在做一個母親的同時做一個職業女性是可能的。但令我氣憤的是我察覺到一些批評意見的言外之意是下院不是婦女應該去的地方。固然選拔委員會的一些先生們可能有這種偏見,但那時及以後我均發現幾乎公開表達出這種偏見的卻是婦女。這證明左翼關於"性別歧視"的過分簡單的概念又一次錯了。

這一切使我感到感情上受到傷害並很失望。他們的攻擊不僅是對想作一名候選人的我的攻擊,而且是對一個妻子、母親的攻擊。但我絕不會因此而退縮。我相信我在政治上會有所作為。我知道我從政之路上遇到的許多人都很希望我進入議會。另外,最重要的是丹尼斯對此沒有任何懷疑。他總是安慰我、支持我。 1958年4月,我在中央總部與唐納德·凱伯里進行了一次長談。他向我談了即將選拔候選人的選區的情況。我也直言不諱地談到我作為一個婦女遇到的來自選拔委員會的困難。遺憾的是,在這種事情上,即使是聰明的男性朋友也難以提供很有益的意見。不過,唐納德·凱伯里倒還是給我提了一些建議。他說,在這種極其敏感的場合,應該穿得蕭灑,但不應太華麗。他把我上下打量一番後說,他想我當時穿著的帶棕色飾邊的黑色大衣就很合適。他在服飾上的鑑賞力將很快得到檢驗,因為倫敦北部芬奇利選區的議員將不再參選,這是保守黨有把握獲勝的選區,我報了名,將於7月參加面試。

對芬奇利不是特別熟悉,因此,我像其他的躍躍欲試想成為候選人的人一樣,開始去了解我應該知道的一切。我下決心我要像了解奧爾平頓的舊名是洛克斯博托姆那樣去了解芬奇利,做到比任何人更了解芬奇利。一個城市席位特別是倫敦的席位具有一種有利條件。因為你知道當地最典型的問題與全國的最重大的政治問題有很密切的關係。而一個農村或外地的席位卻未必如此。因此,像全國一樣,解除房租控制的問題在芬奇利也一定是有爭議的。移民問題也剛剛開始成為政治上的熱點——就在幾個星期後,移民問題引發了首次諾丁山騷亂。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在芬奇利,經濟狀況及哪個黨將更有可能繼續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服務,肯定會是人們首先關心的問題。對以上所有問題,我都有自己的明確的看法,我都知道我該說什麼。

我是大約150名申請者之一。其中一部分人後來成為我下院的同事。我是參加選區選拔委員會初試的人之一。我知道我得到不少支持,這是令人滿意的,但這似乎還不能使我感到十分自信。在這種場合,最為人知的人有時反倒不如樹敵最少的人。隨著比較弱的那些候選人被淘汰,如果他們的支持者轉而支持你的對手,那麼很可能在跨越最後一道障礙時敗下陣來,甚至我們的馬還沒有放出來。 根據安排,我們最後四個人——3名先生和我自己需要接受協會執行理事會的挑選。我知道我將遇到很多朋友,但我也很清"楚,會遇到強烈的反對意見,這將是值得一搏的戰鬥。 我做了我能做的最充分的準備。我自信地認為我了解這個選區。我確信我能夠對付即使根深奧的經濟和外交政策的問題,我已經認真詳細地讀過我所能搞到的所有報紙和有關資料。我認真熟悉講稿直到能一字不錯地背出來,而我已經掌握了不拿講稿講話的技術。同樣重要的是我應具有最佳的心理狀態——自信但不自負。我決定遵照唐納德的指導,穿黑色外衣。碰碰運氣並無害處,因此,我戴上了我的幸運珍珠,也別上了達特福德的保守黨朋友們送給我的胸針。

但是有一件很背運的事。與執行理事會見面的那天——7月14日,星期一,丹尼斯不可能陪同我參加。實際上,整個選拔過程進行得很快,丹尼斯全然不知。他每年都要出國旅行一個月左右,推銷其公司的產品。這時候他的去向只是"非洲的某個地方"。而其他候選人均由其配偶陪伴。所以,當我在7月的那個炎熱的夜晚進入已經擠滿了人的會議室、在協會主席身邊就座的時候,我感到很孤獨。 但只要我站起來講話,一切緊張感都蕩然無存。像往常一樣,我很快集中精力介紹我的主要觀點,而不再擔心別人會怎麼想。我坐下時,場上爆發出的掌聲似乎是熱烈和真誠的。不出所料,麻煩從提問時開始。 一個孩子尚幼的母親能否真正有效地代表芬奇利?對家庭生活帶來壓力怎麼?我照例說出我的想法。同往常一樣,總有一部分聽眾難以被說服。毫無疑問,由於可憐的丹尼斯不在場,他們更容易不相信我的話。其實,我並不需要丹尼斯一直陪伴我,但我很希望他當時在場。

提問完畢,我又與其他候選人及其夫人們坐到一起。大家過分客氣地談論著無關緊要的小事——這種場合好像總是這樣。我們中的最後一個表演結束後,好像是無休止的等待。然後,一位工作人員來到我們面前告訴我們結果。他是對我講話的。沒有時間感到放鬆和高興,甚至疲倦。現在,我得回到屋裡接受執行理事會的祝賀。 後來我才知道確切的結果。第一輪投票中,我獲35張,與我最接近的對手獲34張。另外兩個候選人退出第二輪投票。在這一輪中,我和我的對手分別獲46和43張。一般來講,下一步應該是為了做做樣子,或者表示沒有任何惡意,執行理事會應一致投票選我為候選人。但是不幸的是反對我做候選人的一部分人就是不願意這樣做。所以我繼承的是一個需要把他們團結起來的協會。這就意味著我要把那些未掩飾對我不滿意的人爭取過來。

但那是明天的事。首先,我必須向在格蘭瑟姆的家人報告這個好消息。丹尼斯是完全聯繫不上的。因此,他全然不知道我在芬奇利的一切,不知道這些會令他高興的事。不久前,我留給他寫信,談了我當候選人的前景,但是他從未收到那封信。又過了幾天,他從約翰內斯堡途經尼日利亞北部的卡諾前往拉各斯,在轉機的時候拿起一份別人丟下的倫敦《旗幟晚報》。他在翻閱各版時發現了這個驚奇的消息。他的妻子已被選拔為保守黨有把握獲勝的芬奇利選區的議員候選人。我好像總是給他驚奇。 次月上旬,正式通過我為候選人的會議是我在整個芬奇利選區協會全體人員面前表現我自己的第一次機會。這次我又穿了一套純黑色外套,戴一頂黑色帽子。選區主席伯蒂·布拉奇為我做了介紹,我後來才知道她的介紹極盡讚譽之詞,幾乎讓人尷尬。她後來成為我的強大的支持者和保護者。 (伯蒂擁有當地最重要的報紙《芬奇利報》,這在當時及以後都是我的一種優勢)。我進入會議大廳時,大家熱烈鼓掌。我利用此次機會比較詳盡地談了國際及國內事務。我竭盡全力,因為我知道雖然在這次會議上我將是唯一當選的候選人,但這次會議並不像通常那樣只是個形式。仍有一些人堅決反對我作候選人,主要是一位婦女和她的一夥人。她們希望重新選拔候選人:而我決心扭轉這一困難局面。對回答大廳內人們提出的3個問題,我沒有什麼困難。如保守黨在這種場合的一貫做法,他們給我的歡迎是沒說的。但與報紙的報導相反,最後仍有幾人拒絕投票正式選我為候選人。因此,我是以壓倒性多數獲得通過的,而不是那個神奇的詞:一致通過。因此,離開會場時,我既知道我已穩獲候選人資格,也確信協會的絕大多數人將支持我,但也清楚地意識到一些人是執意要與我為難。

我給當時擔任保守黨議會督導員的特德·希思寫信,告訴他我面臨的問題。他曾是達特福德鄰近選區的議員候選人。一方面是由於他的幫助,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利用了我的個人關係,在我正式當選候選人以後、議會選舉之前,我請來了一些著名的人物來替我講話,其中有伊恩·麥克勞德、基恩·約瑟夫、彼得·桑尼克羅夫特、約翰·博伊德-卡彭特。我未來的政治生涯與這些人有著密切的關係。丹尼斯參與我的競選活動也是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幫助我,他雖然來晚了,但還是讓我很高興。伯蒂·布拉奇一直給予我巨大的支持。 過去,人們對芬奇利的選舉活動有一種紳士般的超脫感。這既不是我的風格,也不是當時的政治現實所容許的。我希望努力工作、競選,就好像芬奇利是一個獲勝希望不大的選區一樣,也期望其他人也同我一樣努力。從這時起,我一周去選區兩三次,經常到選區的每個小區去遊說爭取支持,然後到當地的某個酒館或某人的家裡認識一些保守黨的積極分子,一起喝點飲料。

我當上芬奇利的候選人的時候,芬奇利的自由黨人已經十分投入地開展競選工作了,這引起許多保守黨人的擔憂。自由黨總是善於組織竟選活動,他們在地方政府選舉中的工作更是有力。幾年前,在芬奇利,因為不允許猶太人進入當地的高爾夫俱樂部出了一件醜聞。有幾位保守黨人捲入了這件醜聞。自由黨就抓住一切機會向人們提起此事。我自己從來沒有反猶太主義的想法,我們黨因為這一丑聞而名譽受到損害使我感到十分不安。同時,我也想到由於發生了這件事,我們黨未能爭取可能支持保守黨的人都來投我們的票。因此,我一開始就清楚地表明我們歡迎新黨員,特別是猶太人加入我們的基層組織,當時沒有想到,後來一些猶太人成了我最密切的政治朋友和同事,當時我們未能充分地爭取潛在的保守黨選民的選票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因此,無論會引起多少人的不悅,加強基層組織是至關重要的。我作出巨大努力去加強選區內保守黨青年組織的工作:因為,我確信只有把精力充沛的年輕人吸引過來,我們才能有把握對付十分活躍的自由黨的挑戰。到1959年9月選舉即將舉行的時候,選區的黨的組織工作情況已大為改善,我開始感到比較放心。

我也預感保守黨將獲得大選勝利。 5月份的地方選舉中,保守黨取得重大勝利成果。形勢好像對保守黨取得選舉勝利越來越有利。在芬奇利,我們正在做好最後的準備。實際上,宣布大選時,我和丹尼斯及我們的雙胞胎正在懷特島度假。我們立刻趕回倫敦。雖然在競選活動中仍會遇到蘇伊士問題及解除房租控制的問題,但是競選的主要問題是哪個黨更可能實現並保持繁榮。這一直是我與其他候選人在芬奇利的教堂及猶太教堂中辯論的主要話題。這可是對我們有利的領域。因為,如我們所宣稱的那樣,保守黨執政時,生活更好。芬奇利及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另外除繁榮感外,大家也意識到哈羅德·麥克米倫是一位能夠在國際舞台上,無論是在美國、蘇聯或是歐洲大陸問題上,發揮卓越作用的政治家。 1959年10月我在芬奇利參加的第一個投票日開始了。後來我在芬奇利度過的9個投票日中的所做所為與這一次基本相同。投票開始後不久,我先在我的家所在的選區投票,1959年是奧爾平頓,後來是切爾西、威斯敏斯特。然後,同丹尼斯驅車去芬奇利。我訪問每一個投票站及委員會辦公室。中午可能與伯蒂。布拉奇或其他人在一家旅館共進午餐。我只付我自己的帳,沒有任何靈活性,避免別人指責我"招待"選民。保守黨中央總部早已向所有候選人灌輸瞭如果那樣做的可怕後果。 5點以後,我就不再訪問委員會辦公室,因為委員會會派出工作人員去召集我們的支持者投票,我只是到一兩個投票站露露面而已。等到投票結束後,我和丹尼斯到布拉奇的家中吃點東西,訪問選區的辦公室,獲取些最新的軼聞趣事,然後去觀看計票現況。這次計票是在克里斯特公學,後來的9次都是在巴尼特市政廳進行的。 每個候選人在學校裡都分有一個房間。每個候選人可以與一部分有票能進入計票現場的支持者一起吃點東西、喝點東西。每個房間裡都有當代政治生活中的奇蹟——一台電視。這是電視第一次在競選活動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電視提供的計票結果告訴我們保守黨在全國的成績如何。我時而在計票廳裡看著長條桌上每個候選人的選票堆得越來越多,時而溜回我的房間去跟踪來自全國各地的結果。全國的選舉結果同樣令人高興。 凌晨零點半左右,有人通知我馬上要宣布芬奇利的選舉結果,要求我與其他候選人一起同選票報告員到台上就座。要是別人競選一個有把握獲勝的席位,而且知道保守黨即將在全國獲勝時,一定會感到信心十足,甚至沾沾自喜,而我卻不會。在我從政的每個時期,無論是因為第六感覺——誰知道——還是迷信。我總是把這種心態與災難即將到來聯繫在一起。所以,當我站在丹尼斯身邊時,我表情嚴肅,盡量不讓人看出我的內心感覺。 選票報告員開始宣布:"迪金斯·埃里克·彼得羅:13,437票。"(工黨歡呼。)"斯彭斯·亨利·伊万:12,701票。"(自由黨歡呼。)最後,我們聽到:"撒切爾·瑪格麗特·希爾達:29,697票。"我大獲全勝——比第二名多得16,260張選票,比我的前任也多得近3500張票。保守黨人也發出歡呼聲,但我們的歡呼總是比自由黨的或社會主義者的更克制些。我發表簡短致辭,接受選舉結果,感謝我們所有出色的支持者。丹尼斯熱烈地擁抱了我,我走下了台子——已是芬奇利的當選議員了。 我被選為芬奇利的候選人後不久,曾不經意地對我的雙胞胎孩子說,一旦我成為議員,他(她)們可以到下院去喝茶。從此,他們的簡單的請求是:"你還不是議員呀?媽咪,時間太長了。"我也有這種感覺。在我看來,通向議會的路是很長的,但現在我知道再過幾週,我就會在下院的綠色皮椅子上就座了。 這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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