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背景早期短片 1996年3月13日，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溘然辭世，終年54歲。消息傳來，令了解他及其電影作品的人們感到無比的震驚與傷痛，伴隨著的，還有一種十分基耶斯洛夫斯基式的疑惑。儘管朋友們多次嘗試，想要說服他去國外接受心臟搭橋手術，但最終他仍拒絕了巴黎、紐約以及兩家波蘭專業心臟手術機構的邀請。他堅持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波蘭人，對自己的醫生充滿信任。那天，他自己步行來到華沙醫院，自己登記入院、接受手術；他再也沒能醒過來。根據他朋友的說法，那家醫院應承認責任，因為他們的醫生對進口醫療器材熟悉程度不夠。 ［1］ 不少紐約人是在曼哈頓的林肯中心看戲時得知他的死訊的，沃爾特·里德劇院（Walter Reade Theater）正在那兒上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作品《十誡》的話劇版；入席不久，觀眾便被告知這一噩耗。驚訝與心痛之餘，我們試著理性地面對這一消息：“至少，我們並沒有因此而錯失一些他本該完成的電影，因為基耶斯洛夫斯基早在《紅》之後便已宣布息影。”隨後，我們開始推測事情發生的真實順序——這和我們看他電影時所做的事一樣。當初，他決定告別影壇，是否因為他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抑或他覺得該說的都已說完，因而心生厭世之情？他最終死在了波蘭的醫院裡，這究竟是巧合還是命運？抑或，自由意志在他這齣人生戲劇中扮演的角色才是決定性的？畢竟，拒絕優質醫療機構邀請的，是他自己。對於一個早在二十年前便拍攝過紀錄片《醫院》的人來說——那部影片中的波蘭醫院缺電能、少設備，醫生更是嚴重缺乏睡眠——無論怎樣，華沙都不會是接受外科手術的理想地點。 ［2］

再次觀看他的作品，我們不由被其中透露出的死亡意味深深打動，從《機遇之歌》、《無休無止》一路到《十誡》、《三色》三部曲，我們始終可以見到那種對於死亡的暗示。波蘭出生的女作家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曾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前一個月見過他。她回憶說：“他想要活下去，他說心髒病是對他發出的一個警告，一如《維洛尼卡的雙重生命》中的波蘭女主角。”［3］在電視訪談中，我們更仔細地聆聽了他看似無心的只言片語。在克日什托夫·維茲比基（Krsysztof Wierzbicki）1995年為丹麥電視台拍攝的紀錄片《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說》(I'm So?鄄So)中，基耶斯洛夫斯基承認自己是個悲觀主義者，對未來感到恐懼，視其為一個黑洞。他將自己稱作“已退休的電影導演”，不過承認還是在繼續寫劇本。 “將來某一天，或許，又會有根據我的劇本拍攝的電影出現。我希望這是我給自己設下的一個套——以某種不尋常的方式，這樣我就可以永遠待在裡面了。”煙不離嘴的老導演在咳嗽間隙如此說道。 1994年，他接受某家法國電視台採訪，當被問及一個53歲的男人能否在接下來的二三十年裡徹底無所事事時，他回答道：“接下來的三十年？我可不希望自己非得活那麼久。”

這種黑色幽默的態度十分符合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一貫個性，長生不老也從來都不是他們家的傳統：他父親47歲時因肺結核去世，母親也在67歲時殞命於車禍。他個性中有著盡量避免多愁善感與驕傲自負的一面，對於人性之愚蠢，他寧可選擇冷眼旁觀。作為藝術家，他是謙遜的，相信即使自己不再拍攝新片，地球也會照樣轉動。 “我害怕重複自己。”他對維茲比基說。 我第一次遇見基耶斯洛夫斯基是在1980年的紐約電影節上，《影迷》在那兒放映。之前，我經常為法國導演擔任翻譯，但那是我第一次給一位波蘭導演服務。不過一切都進展得很順利，於是，之後的十幾年裡，我在多個電影節上做他的翻譯，從戛納電影節到特柳賴德獨立電影節。睿智過人的他個性毫不張揚，喜怒之時從不拔高嗓門。不過，熟悉之後，從他那羞怯、自命為悲觀主義的個性中，又顯現出一種令人驚訝的熱情與大度。那還是在1980年代結束之前，他一直讓我稱他為“伍耶克”（Wujek，波蘭語中的“叔叔”），而他則熱情地叫我“瑪拉”（Mala，波蘭語中“小傢伙”的意思）。我倆成為好友，他甚至成功說服我母親回到波蘭，那是她在二戰結束後的首次歸國。 “這是你欠你女兒的。”1988年參加紐約電影節時，他對我母親說，“我會在華沙國際機場接你們，然後開車帶你們去克拉科夫，你可以帶著她看看你自個兒的故土。”七個月後的某個夜晚，言出必行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果真花了五小時開車帶著我們，從華沙機場一路來到克拉科夫。在那裡，大屠殺曾令我母親失去家人、財產和身份；如果不是因為他的堅持，她不可能和我一起完成這次非凡的歸鄉之旅。

也是這次波蘭之旅，令我有機會結識了不少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尤其是他妻子瑪麗西亞和女兒瑪爾塔。我還結識了他的御用作曲家，胖胖的茲比格涅夫·普賴斯納，他那粗狂的個性與他筆下細膩的旋律形成了鮮明對比。我還有幸實地觀察了攝影師斯瓦沃米爾·伊齊亞克（Slawomir Idziak）的工作狀態，他當時正在華沙城堡中拍攝克日什托夫·扎努西（Krzysztof Zanussi）的《拿破崙》(Napoleon)。這次旅行期間，基耶斯洛夫斯基還帶著我和我母親去了一個小放映室，我倆也因此有幸成為最早看到《愛情短片》的那批觀眾。 我當初寫過一本有關弗朗索瓦·特呂弗（Fran?觭ois Truffaut）的電影書，之後還為他當過翻譯。或許因為這種經歷，我總覺得在特呂弗和基耶斯洛夫斯基之間有著那麼一種相似，尤其是當我得知基耶斯洛夫斯基看過一百遍《公民凱恩》（Citizen Kane）之後——這打破了特呂弗的紀錄。他倆小時候看電影的經歷都不太平凡：特呂弗成天逃學看電影，基耶斯洛夫斯基則因為窮得買不起票而只能爬上戲院屋頂，從通風口偷偷看那半塊銀幕。兩人都是性格靦腆的自學成才者，愛看書，都編劇、執導了那種需要反復觀摩方能體會個中內涵的文藝電影（literate films）。他們為熱愛思考的觀眾拍攝有關人性弱點的嚴肅作品，而且經常在接受采訪時提及各自對觀眾理解水平的信心。兩人都反權威，在服兵役的問題上有過故事（基耶斯洛夫斯基靠著欺騙手段逃過了兵役）。特呂弗以愛寫信而著稱，死後大量信件被公之於世；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曾說過，遇到人生重要之事時，他都會以寫信方式與女兒瑪爾塔溝通。兩人都對女兒一往情深，也都拍過與女性相關的電影，這些作品中的男性往往會笨拙地拜倒在那些女性角色膝下。

兩人都可以說是英年早逝，特呂弗52歲，基耶斯洛夫斯基54歲；最後一部影片都由讓-路易·特蘭蒂尼昂（Jean?鄄Louis Trintignant）擔任主演，這兩個角色也可以被視作他們各自的替身。在《情殺案中案》（Confidentially Yours）中，他扮演一名內向的殺人嫌疑犯，愛上了范妮·阿爾當（Fanny Ardant）飾演的角色，而生活中的范妮正是特呂弗的親密伴侶。另一邊，特蘭蒂尼昂在《紅》中飾演幻想破滅、個性頑固的退休法官，沉迷於對鄰居進行監聽，直至伊蓮娜·雅各布飾演的女孩給他帶來人性的關懷。當年，法國雜誌《電視博覽》為《三色》上映專門籌備特刊《基耶斯洛夫斯基之激情》，特蘭蒂尼昂在接受他們採訪時提醒讀者要特別注意導演的節奏：“他一直讓我快點再快點……就像特呂弗喜歡讓演員把台詞念快點一樣。”［4］

他們的最後幾部影片都拍得很快，至少一年一部，這多少會讓人感到疑惑：兩人是否都已感覺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因而才加快進度；抑或正是這種高強度的工作節奏才導致他們的早逝？ 1993年，我在巴黎見到基耶斯洛夫斯基時他已顯得形容枯槁。我們坐在“圓頂”咖啡館，他點了自己鍾愛的韃靼牛排，然後告訴我，他正在一面剪輯《藍》，一面拍攝《白》，同時還在修改《紅》的劇本。我母親警告他說：“你這是在自殺。”一個疲倦的聳肩，輕輕地一揮雪茄，這就是他的全部回答。 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年6月27日出生於華沙，從小就過著漂泊的生活。他那當土木工程師的父親患有肺結核，常年奔波於波蘭各地接受治療，於是全家人——包括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妹妹和他那當文員的母親——也只好跟著到處跑。他曾對記者瓊·杜邦說過：“我們全家人都生病，小時候我得過肺炎。父親得肺結核，為給他治病我們四處求醫。14歲時我已搬過四十次家，總是坐著卡車或火車到處旅行，這很有助於激發兒童的好奇心。”［5］（或許正是因為當年的四處顛簸，晚年時，基耶斯洛夫斯基說過，他只想在自己位於莫索芮恩湖地區科切克的鄉間別墅里安靜度日，抽抽煙，看看書。）他曾進過一所專門培養消防員的學校，但他那反叛的個性只讓他在那兒待了三個月，幸好如此，否則影壇很可能會少了一位偉大的導演。因為家裡窮，他當時必須找一所既有獎學金又提供食宿的學校。 “機緣巧合，我的一個親戚在華沙管理一所培養劇場技師的專科學校。”1994年參加紐約電影節時，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紅》的新聞發布會上談到過這段經歷；還有接受法國電視七台採訪時也提到過。 “要是當初這位遠房叔叔掌管的是家銀行的話，可能我現在就是個銀行家了。”他又打趣道。

就這樣，他懷著成為話劇導演的抱負，加入了國立劇場技師學院（Panstwowe Lyceum Techniki Teatralnej）。但是，想當話劇導演就必須接受高等教育，於是他決定報考電影學院，把當電影導演當作一種過渡手段。可惜，入學考試他就沒能通過，只得在現代劇院（Teatr Wspolczesny）當了一年服裝師。 （在這一年裡，他曾為亞歷山大·巴蒂尼［Aleksander Bardini］、茲比格涅夫·扎巴謝維奇［Zbigniew Zapasiewicz］和塔德烏斯·羅姆尼基［Tadeusz Lomnicki］等演員設計服裝，20年後他們都出現在他的電影《十誡》中！）一年後，他再度被曾培養出瓦伊達（Wajda）、波蘭斯基（Polanski）等電影巨匠的洛茲電影學院拒於門外，基耶斯洛夫斯基只得當了一年的公務員。之後，他第三次向洛茲發起衝擊，按他自己的說法，之所以那麼想進去，純粹只是因為兩度被拒。說是命運也好，決心也罷，這一次他考上了。

雖然基耶斯洛夫斯基從費利尼（Fellini）和伯格曼（Bergman）的電影中獲得很多啟發，但對他來說，肯·羅奇（Ken Loach）的《小孩與鷹》（Kes）才是他心目中第一部真正影響自己的電影。 （多年之後，他和羅奇在多個歐洲電影獎的角逐中碰面，成為彼此敬重的對手。）從費利尼那裡，他學到了超現實主義的詩意；從伯格曼那兒學到尖銳與嚴肅；還在羅奇的影片中學到了同情與朴實；但是，他或許更多的還是受到了來自扎努西的影響，他的作品往往具有十足的道德力量。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洛茲電影學院的第一年，扎努西正是那裡的老師——多年之後，他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迷》中演了個小角色——當時，他已完成獲獎短片《外省人之死》（Death of a Provincial，1965年），與基耶斯洛夫斯基後來的很多作品一樣，扎努西的這部短片也集中反映信仰、死亡等主題。 （順便提一句，在洛茲的最後一年，基耶斯洛夫斯基與瑪麗西亞結為夫婦。）

創立於1948年的洛茲電影學院對波蘭電影具有重大意義，如果沒有它，波蘭電影在戰後的崛起根本無從談起。對一個幾百年來始終飽受欺凌的國家來說，藝術成為繼續維持國家地位的少數手段之一。而在20世紀的歐洲，正如列寧所說，電影成為“最重要的藝術形式”。曾以紡織工業聞名的洛茲，憑藉這所新辦的電影學院，讓波蘭境內最優秀的電影人才紛至沓來。與基耶斯洛夫斯基同期入學的攝影師斯瓦沃米爾·伊齊亞克曾對我說（1998年11月）： 洛茲的這所電影學院絕對是獨一無二的，在共產黨執政時代，這是一片充滿自由精神的小島……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在波蘭別處看不到的禁片。所有來波蘭訪問的外國藝術家都會受邀來這裡。而且，最重要的是，教我們的是全波蘭最優秀的導演、攝影師。當時的波蘭還是個自我封閉的國度，但在洛茲電影學院，我們可以暢所欲言，公開討論那些在外邊不太受歡迎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