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個星期天，有位朋友請我到她家裡吃午飯。她的家在西郊魏公村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後面。飯後告辭出來已是下午兩點多鐘。上午陰沉沉的天空此時時斷時續地下起了濛濛細雨。那是個晚春時分，一個人走在濕漉漉的帶有鄉村氣息的小路上，思緒很容易懷舊和傷感。當時，北京的出租車還不大流行，我決定從外國語學院東院的西門進去，穿過東院從東門出來，到魏公村大馬路上去截出租車。那是我最最熟悉的校園，我在這裡度過了十七年的青春年華。進門往右拐，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難以忘懷的一號宿舍樓。也許是午飯後人們
在休息，也許是這天氣使人們懶得出門，此時的校園裡，空無一人。我走到一樓拐角處，情不自禁地停了下來，望著那“工”字樓西頭一層的第二個窗戶，多少往事一下子都湧上了心頭。我不記得在這個窗戶裡的那間大約十二平米的集體宿舍裡住過多少年。但我卻清晰地記得我曾在這個小房間里辛勤地備課，改學生作業，認真地讀書，期盼成為一名優秀的英語教師，將來在英、美文學研究的領域裡有我一塊耕耘之地。
我當然更記得我在這小房間裡經歷的苦難。 1966年8月，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我從“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臨時翻譯工作回學校的第三天就被“揪出來了”。我無法忘記那天下午那可怕的經歷。我在西院教學樓三層一間教室與教研組的其他教師一起學習文件。那時我已清楚地知道厄運即將降臨到我的頭上，因為我回到學校時看到了大字報欄中已有好幾張點了我的名，說我是“黑幫爪牙”、“修正主義苗子”，而且大部分往日朝夕相處的同事都不理睬我了。有些朋友也只敢在無人在旁時和我打個招呼。那種滋味大概是永生難忘的。一顆心懸在半空中，不知什麼時候，滅頂之災即將來臨。這天下午，災難終於降臨了。坐在教室裡，我聽到雜亂的腳步聲咚咚地在跑上樓，聽聲音總有十多人。我的心一下子收緊了，我的心跳加速，不知道是誰又要被揪出來。這個人恰恰就是我！那些我昔日的學生衝到開會的教室門口，吼叫著我的名字，要我站出去。當時，教師中的“革命派”早已有準備，立即配合喊起了口號。我雙腿發軟地站到了門口。一個現場的批鬥會就開始了。那時，我真的是被嚇懵了，腦袋裡亂哄哄的，他們說些什麼，我都聽不清楚。開完批鬥會，我就被逐出了開會的教室，因為我已被宣布是“黑幫黑線人物”，沒有資格與革命群眾一起開會。我被押回一號樓這間小小的宿舍。到了房門口我馬上看到我的房間外兩邊牆上已貼滿了用各種侮辱語言罵我的大字報。門的兩邊是一副對聯，大意是說我為黑幫上竄下跳，牽線搭橋。就在這宿舍門口，我又接受了一次批鬥，才讓我回屋裡去反省，寫“交代”。
往事如煙，當那瀰漫的煙霧消盡時，我慶幸我仍然能站在這小窗外憑弔著這逝去的歲月。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我的目光此時轉到我隔壁的那第一扇窗戶。這使我想起了就在那殘酷年代中我仍然體驗到的友情和關懷。記得我被“揪出來”之後，真是嚇得驚慌萬分，也感到一種無可名狀的絕望。我那自1952年參加共青團，195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以來十分珍惜的崇高的理想，我那自1953年進入外國語學院以來築起的我深愛的讀書做學問的象牙塔，頃刻之間轟然倒塌了，眼前一片黑暗。 “革命派”最後宣布的對我的管制條文中收繳了我的書籍，說這是我散佈修正主義的溫床，還收繳了我的自行車，說是我進行反革命串聯的工具！當這些吵吵嚷嚷的人群從我的門口散去之後，我蜷縮在我的小床上，欲哭無淚！天色漸黑，我不敢去飯廳吃飯，怕又被批鬥，怕見到熟人。我更沒有勇氣去看那些大字報，因為我實在弄不懂，一個剛剛年滿三十、滿腔熱情的年輕知識分子黨員怎麼一夜之間變成了“黑幫爪牙”，成了“敵人陣營”裡的人？ ！同房間的教師可能對我也有同情，但也不敢與我多講話。那一夜，我翻來覆去，難以成眠，眼淚終於不停地流了下來。第二天早晨，我還是不敢去飯廳，害怕與焦慮也使我忘卻了飢餓。此時，就在我的同屋去飯廳吃早飯不久，我的房門被輕輕地推開了。我隔壁的鄰居，就是那第一個窗戶的房間的主人，英語系的年輕教師張幼雲和她的丈夫、語言學院的教師宋明江悄悄地進屋來。他們急匆匆地塞給我一罐酸牛奶、兩隻煮熟的雞蛋，對我說：“我們一夜都聽到你在哭（因為這兩間房之間有一個牆壁書架，所以實際上只是一板之隔）。不要這樣，你一定要保重身體。為什麼不去吃飯？該怎麼樣就怎樣。快把這些早飯吃下去。”他們說走廊的房間裡的教師都吃飯去了，他們乘機偷偷給我送來這些吃的，但不能久留，怕被人看見。說罷就匆匆地回房間了。
至今，我都相信，這一罐酸奶和兩隻雞蛋促使我在絕境中開始冷靜下來，思考我面臨的處境。它們使我相信並沒有被孤立，並非所有人都視我為敵人，我的朋友依然在我四周。細細的雨絲又開始飄飄揚揚地灑落下來。我環顧四周，在一號樓與主樓間的那塊綠化地又已是一片鬱鬱蔥蔥。大自然真是神奇！自我離開這個校園，將近二十個年頭快要過去了。那是一代人的成長時間，而這裡的景色竟如同我離開它的時候一個樣。回想1953年走進外國語學院時，我剛滿十八歲！我們一群年輕人懷著對生活玫瑰色的幻想，對未來事業蔚藍色的期望，
進入了這所學校，意氣風發，信心十足。三十多年的無情歲月流逝了。當年的這批無憂無慮的年輕人，哪一個不是在生活的軌跡上留下了道道傷痕和點點滴滴的淚水。這一號樓中當年的主人大概一個都不在裡面了。有些朋友終於成為外語教學界的台柱；也有一些由於種種的原因，飄洋過海，如今生活在大洋彼岸。幾年前，我去美國，抽空到吳千之在俄亥俄州波特蘭的家裡住了幾天。我和吳千之是舞台上的搭檔。我們在外國語學院英語話劇的舞台上曾經有過一時的輝煌。我們演出過王爾德的《認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我們還大膽地演出過莎士比亞的全本《奧賽羅》，吳千之飾奧賽羅，我飾戴絲塔蒙娜。千之是極有才華的青年教師，尤其在語音教學上造詣很深。可是，一場“文化大革命”幾乎將他毀掉。我從未問過他為何留在異國他鄉，但我想大概是傷痕太深，他不願再去觸及吧！幾年前，我曾認認真真地想把當年的這兩個劇本選些片斷，由原班人馬再排演一次。我真的很想，很想。那年輕時代美好的夢，我總不願忘卻，我總想拉住它，哪怕是拉住一小會兒，也可以使受傷的心靈略有安慰。可惜這個夢難以得圓。如今，不僅是當時的演員天各一方，而且有的已永遠地離開了這令人眷戀，也令人悲傷的人世間。我注視著一號樓的大門，眼前似乎又出現了我們當初三三兩兩、進進出出這個大門的繁榮景象，耳邊又響起了當時英語系眾多青年教師熱熱鬧鬧的歡聲笑語。可是這情景是再也無法重現了。我無力拉住歷史，更無力讓時光倒流。
我想起我們的同學、同事吳璞。她也住在一號樓一層，她死得好慘！算起來那是1967年的冬天，竟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一年，在兩派打了一年多派仗之後，上面派來了海軍軍宣隊和北京第五建築公司的工宣隊。這真是最最荒唐歲月的荒唐事。這些軍人和工人對於高等教育一無所知，可是他們一進駐學校就主宰了學校的生殺大權。他們發號施令，進校不久就公開表態支持一派，打一派。於是，我和我的那些朋友再次遭難。而這一次似乎比1966年夏天的衝擊來得更深刻。我被半隔離在學生的宿舍裡，“交代”所謂的“二月逆流”和“里通外國”的問題。這個帽子比“黑幫爪牙”要嚴重得多。 “里通外國”是要坐牢的！當時，吳千之也是“里通外國”罪。千之、吳璞、鄭剛、梅仁毅等人，遭到的厄運比我更甚一級，他們被全面隔離了。大約關了三個月吧，軍宣隊、工宣隊用逼供的手段榨取了所謂的“揭發交代”材料之後，把他們逐個放出來了。就在吳璞被解除隔離的當天，她進城回家看了她年邁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後回學校時，她沒有進學校的大門，而是去了學校後面的運河。那是初冬的時節。吳璞毅然決然地跳進了冰冷冰冷的運河裡！
吳璞是我的同班同學。她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中學畢業於北京很有名氣的師大女附中。我記得她入學不久就入了黨，開始擔任團支部書記。還沒畢業就提前留校擔任英語系的黨支部副書記。吳璞屬於很“正統”的黨員學生幹部。歷次政治運動都是領導者。但就是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她這樣一個忠心耿耿的黨的干部逼進了死神的懷抱。
記得吳璞投河那天是個什麼慶祝日。那時候，凡是公佈一條毛主席“最新指示”，就要全體出動，敲鑼打鼓，遊行慶祝。那天晚上，可能是又一條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我依稀記得也好像是又一顆人造衛星上天，總之，全校師生員工都集合起來游行慶祝。我當時被管制在學生宿舍。學生們都去遊行，因而也必須帶上我。我記得冬日夜晚來得早，大約八點多鐘，有人急匆匆到我們的隊伍中叫走了幾個班上身材高大的男學生。我看那幾個紅衛兵頭頭神色緊張，耳語了一陣就走了，只聽他們說要帶幾根長的竹竿。我預料發生了什麼大事，但怎麼也不會想到那是吳璞！
回到學生的宿舍樓裡，見到有些學生三五成群在議論什麼。見到我都不說話了。第二天，我仍感覺到一種緊張的氣氛籠罩著宿舍樓。一直到這天晚飯前，突然之間，樓內貼滿了新的大字報，指責吳璞“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我在大字報前驚呆了，直直地愣在那裡，不敢相信吳璞真是自盡身亡了。我們同窗四載，同一個教室，同一個宿舍。後來又共事十年！為什麼她竟會絕望到如此地步而輕生呢？我的心為吳璞哭泣，但在人們面前卻不僅不能露出悲傷，還要在接踵而來的會議上被逼表態“譴責”吳璞“自絕於人民”。那是一個多麼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