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49節抗戰以來自述（20）
十、統一建國同志會
華北華東之行，如前所敘於九一八前一天返抵洛陽，即可算結束。在洛陽晤衛司令長官（立煌）談兩度之後，即到西安。在西安晤蔣主席（鼎文）談話，並託八路軍辦事處發電其前方將領，致謝沿途照料。 10月3日由西安飛成都。
我到成都這一天，赶巧是蔣公以自兼四川主席，飛成都準備就職的一天。我因亦留成都，就便晉謁。雙十節後的一天，承約便飯，就將戰地經歷大致報告。又特將山東敵情，省政府情形，八路軍情形分別報告。蔣公於如何處置山東事，頗有指示。此時談話已甚長，黨派問題尚未及提出，請示時日再度奉謁。蔣公約於回渝再談。
我回四川的意思，原以黨派問題尖銳嚴重，推想大後方必然迫切要求解決，是我努力貢獻意見的機會。所以準備分向三方面洽談：一是國民黨方面，二是共產黨方面，三是第三者方面。所謂第三者方面，意指兩大黨以外的各黨各派以至無黨無派的人物。我自己亦屬於第三者，平素所往還最熟的亦在此，因而最先洽談者亦在此。此時在成都的有黃炎培、晏陽初、李璜諸先生，於是連續聚會有所談商。
我大致報告我所見黨派問題尖銳嚴重情形（其中包括山東問題及河北問題，未經敘出於本文者），認為近則妨礙抗戰，遠則重演內戰，非想解決辦法不可。第三者於此，無所逃責。而零零散散，誰亦盡不上力量，故第三者聯合起來，共同努力，為當前第一事。黃、晏、李諸先生都十分贊成，相約到重慶再多覓朋友商量進行。
10月23日我飛返重慶。此時蔣公恰赴桂林，又轉湖南前方，不獲見面。而中共方面的參政員如陳紹禹、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等各位先生，正於參政會開罷，尚未離渝。 26日晚間訪晤於曾家岩五十號，上述諸位全在座同談。
我談話，先從戰地見聞談起。所有八路軍如何行動不對，以及我的學生如何被他們殺害，皆爽直說出。秦（邦憲）先生一面聽我談，一面筆之於紙，但他們諸位對於這些事不甚表示意見。其意似謂你既歷歷有見有聞，而我們見聞不及，又無其他報告，無從判斷其是非，既不能否認，亦不便遽皆承認。我接著就指出問題的嚴重性，進而提出我所主張的解決辦法（大要見前第八節：解決黨派問題的我見），特別置重於軍隊必須脫離黨派，統一於國家。所有這許多話，秦先生亦全記下來。然後由陳、秦二位先開口作答，以次及於林、吳、董諸老。他們答复我的話，大致是說：你的理論和我們的理論是有出入的，但你的結論都和我們的結論頗相合。至於軍隊統一國家，在道理上自是如此，周恩來同志在廿五年“雙十二”時節，且曾對外說出過這個話。不過事實上，必要國民黨同樣辦理，我們方可照辦。 ——這一方面的表示，就是如此。
在重慶的朋友，那時正忙於憲政運動。因9月間剛將憲政案通過於參政會，政府原答應於雙十節作一宣布，而屆時未實行，謂將候11月初間的國民黨中央全會之決議，所以在野黨派為促成憲政，無任其久延，吃緊努力。
我於那次參政會是沒有出席的。那時我方在豫北太行山麓朱懷冰軍長的軍部中，略聽到消息而已。好在會罷不久，我即到渝，於當時提案討論通過各情形尚能聞知大概。據我所知，當時各方提案最初動機，，而爭求各黨派合法地位，俾有公開活動的自由。乃從這一問題，轉到早施憲政。恰好此時，汪精衛組織偽政府，以施行憲政為號召，遂以間接促動此提案之通過。論時機實不成熟。
照我個人所見，應以團結統一為急。即如各黨派（我亦在其中），我認為亦宜從團結統一中得其解除，而且只有從團結統一中得其解除，不能從憲政得之（料定憲政不會實現）。在大家亦並未忘了統一，大家意思求憲政即是求統一，未嘗有二；我則認為要從統一到憲政，而不能從憲政到統一，所以我對於憲政運動不如對於統一運動之熱心。統一運動入手處，在先謀第三者之聯合，我專志於此，憲政運動便沒有參加。
好在大家朋友並不怪我的偏執。而且對於第三者之聯合，早有此意，不待我發動，已在洽商中。經彼此聚議好多次之後，一面確定這一組織的名稱為“統一建國同志會”，一面通過本會信約十二條文。原文照錄於次：
統一建國同志會信約：
一、吾人以誠意接受三民主義為抗戰建國最高原則，以全力贊助其徹底實行，並強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二、吾人以最純潔的心情，擁護蔣先生為中華民國領袖，並力促其領袖地位之法律化。
三、吾人認定：中國今後惟需以建設完成革命，從進步達到平等，一切國內之暴力鬥爭及破壞行動，無復必要，在所反對。
四、吾人相信：中國今後需為有方針有計劃之建設。此建設包括新政治，新經濟乃至整個新社會文化建設而言，且彼此間須為有機的配合。
五、吾人承認今日較之以前已進於統一；但為對外抗戰，對內建設，吾人要求為更進一步之統一。今日之統一，非出於武力，而為國人抗日要求之一致所形成。今後仍應本此方向以求之；務於國人之意志集中，意志統一上，求得國家之統一。
六、吾人主張憲法頒布後，立即實施憲政，成立憲政政府。凡一切抵觸憲法之設施，應即中止，一切抵觸憲法之法令，應即宣告無效。
七、凡遵守憲法之各黨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開存在；但各單位間應有一聯繫之組織，以共同努力為國是國策之決定與推行。
八、一切軍隊屬於國家；統一指揮，統一編制，並主張切實整軍，以充實國防實力。
九、吾人不贊成以政權或武力推行黨務，並嚴格反對一切內戰。
十、吾人要求吏治之清明，而以剷除貪污節約浪費為其最低條件。
十一、吾人主張現役軍人宜專心國防，一般事務官吏宜盡瘁職務，在學青年宜篤志學業，均不宜令其參與政黨活動。
十二、吾人主張尊重思想學術之自由。
（此十二條宜與後來民主政團同盟綱領十條對勘，而參求其異同所在）
此十二條文，最初起草的有章乃器、左舜生諸先生。左先生並負匯集各方意見之責。我於其中，亦參加一些意見，並於末後與沈鈞儒先生、左先生等共負審查之責。經大家通過後，即作定。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50節抗戰以來自述（21）
這一組織，口頭說明（文字上不便規定）是中間性的，是第三者地位。國民黨和共產黨當然不請他參加，但間或有國民黨籍，而實際另屬一派的，如沈老先生和張申府先生等，則在內。又參加的非必代表一黨一派，無黨無派的個人，如張表方先生（瀾）、光明甫先生癉等各位，亦都參加。又參加的，固以參政員居多數，而非參政員的亦正有其人，如章乃器先生便是。以黨派而論，則凡在參政會中有人的，全在內。不過國家社會黨的羅隆基、胡石青、羅文幹三先生參加，而張君勱先生卻沒有在內。
組織確定，為免滋誤會起見，同人咸主以本會信約十二條，托王世傑、張岳軍兩先生代為轉呈最高當局，並推定黃炎培先生和我兩個人代表面陳一切。黃先生將文件手交王、張二公，請其代約謁見日期。隔多日，蔣公約去見面時，則黃先生已因公赴瀘州，只得我一個人去見。
我見蔣公時，張岳軍、王世傑兩先生皆陪座。我說明本會成立動機，是受黨派問題刺激，而以求大局好轉自任。蔣先生屢次要我們說公道話，而不知道我們說話甚難。我們說一句話批評到政府，則被人指為接近共產黨或站在某一邊了；我們說一句話指摘到共產黨，又被人指為接近政府，或為國民黨利用，彷彿我們就沒有我們的立場，只能以人家的立場為立場，這是非常痛苦的。這樣將全國人逼成兩面相對，於大局極不好。於大局極不利的，即於政府不利。我們聯合起來，就是在形成第三者的立場。蔣公既以說公道話相期勉，先要給我們說公道話的地位，那就是許可我們有此一聯合組織。
蔣先生沒有留難即表示諒許，大約是先經研究決定了。只問我，參加的是哪些人。我大致數數，數到沈老先生和鄒韜奮先生時，！我答，以我所知他們兩位並沒有成見的；與其讓他們在這一組織的外面，還不如約在裡面。蔣公點頭，亦以為然。談話大致即此為止。這是廿八年11月29日。
我出蔣邸，王世傑先生以車送我回青年會。在車中，他問我道，你們這是一政黨了。我答不是。這是為了當前問題的一種聯合而已。當前問題有分裂內戰的危險，我們誓本國民立場，堅決反對；“統一建國”的標題正由此而來。現在參加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間，還有不少距離，須得慢慢增進彼此間的了解。縱有人想組黨，現在亦說不上。在我個人則根本不承認中國的多黨制是合理。說得激烈一點，我反對歐美式的憲政。王先生於匆促間聽不明白我的話，他誤會我反對中國行憲政。他竟轉問我道：你是否認為中國永不需要憲政呢？大概他亦想我是開倒車的人罷！
12月間會中，同人擬出版刊物，推餘家菊先生主編，曾集資若干，並指定各人撰稿。後來卻沒有出版，其情不詳，因那時我離渝了。轉過年來，到廿九年上半年，同人皆不斷聚會。臨近參政會開會之前，到的人亦多，聚會亦多。同人曾商量共同提案，屬我起草。我草出後，大家討論。意見互有出入。最後仍作為我個人提案，願聯署者聯署，此事另記於後。
參政會開罷，同人多離去。接著到了5月大轟炸期，在重慶更不能住。同人幾有失去聯繫之勢，幸而周士觀先生（寧夏參政員）寓舍宜於避空襲，他不離渝，乃公推他照料會務。每次同人入渝，與他接頭，於必要時通知開會。
八路軍新四軍問題，由來已久，而以何（應欽）、白（崇禧）皓電（9月19日）促其緊張。皓電以前，我們為關心大局，每於開會時，約中共駐渝代表秦邦憲先生出席，請他報告他一方面的情形和他與政府交涉的情形（當時一切交涉皆由秦與何）。政府方面亦間接地以消息和材料供給我們。後來秦先生回陝北，周恩來先生則來渝，常亦被約預會。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為了願意我們清楚前方軍隊情形，屢以各色新繪地圖拿給我們看。所以由兩方面的問題，不知不覺形成第三者地位的重要。雖然這一個會很可憐的，並無甚勢力，然而除了這一個會之外，更向哪裡尋得第三者？
問題愈到後來愈緊，轉過年來1月初間，就發生皖南新四軍事件。接著就有中共的抗議，而不出席參政會。同志會於此，當然不能坐視大局之僵持，於是就有本年2、3月間奔走的一段經過。其事見前第一節，可不再敘。
說2、3月間奔走的是同志會亦可，說是民主政團同盟亦可，因為表面上都沒有以團體名義出面，而實際上同志會已改組為同盟了。同盟以同志會為前身，組成分子還是那些人，只少了救國會一派朋友（再則多了一位張君勱先生）。至於其組織加強，綱領有異，自應於時勢需要而來，此處不敘。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51節抗戰以來自述（22）
十一、1940年4月間的一個提案
統一建國同志會同人，於廿九年（1940年）4月初間開的參政會，原商量作共同提案，將當前大問題，分作一二三幾個，由同人分別擔任起草提案，然後請大家討論，集中思慮，修正完善，提出於大會。我擔任的，即是關於當時黨派問題的提案。不過我草出之後，大家討論，在措詞上，在辦法上，意見互有出入，不能歸一。遂改由我個人提出，同人隨意聯署。此案標題，為《請釐定黨派關係，求得進一步團結，絕對避免內戰，以維國本案》。由此案，就在參政會中產生一“特種委員會”來負（關於此事的）審查及建議的責任。雖然後來，並無收到什麼結果，但總算有此一事，現在大略敘一敘。
於此，先要談一談國共問題。國共問題始於河北、山西，次及於山東、江北、江南。衝突事件早非一日，而政府提出來說，則始於廿九年1、2月間參政會駐會委員會上何參謀總長應欽的報告。我寫此提案，即根據報告來說話。我的意見和主張，則根據我平素對於這問題的認識。我的認識可分為三層言之。
一、問題為自然演成，不必追問誰負其責。好多人一開口，就喜問兩方面鬧起來，究竟誰不好。這是最糊塗的話。要知兩方面原來都不是立憲國家的普通政黨，彼此可以互相承認其存在。而實在是各自以革命建國自任的革命黨，其不相容性，本於先天。此其一。過去不久，明明有十年苦鬥，雖則一時罷手，彼此初來釋然。此其二．明乎此，則其勢不能免，不能怪責哪一方，已甚明白。何況，政治軍事文武鬥爭分不開，地面如此廣，人如此多，亦無從追究誰先起意，誰先動手。事實上，總是相激相盪，不知不覺演成，此其三。還有第四點，就是當兩方關係好轉時，未及將彼此關係釐定清楚。譬如，政事上陝北邊區，軍事上第十八集團軍，其於國家建制幾成一謎。匆忙抗戰，留下許多問題未解決，其引啟糾紛，是自然的了。
二、國民對於這一問題，應抱持嚴正態度。上面的話，對於當事雙方誰亦不責備，好像很取巧。好像做中間調停人，要如此說話才行。其實我是反對這種態度的。中國國民不應當將此事看做鄰舍吵架一樣，站在旁邊來調停。這是家裡面的事，是切身的事，要持嚴正干涉態度。對於雙方有不對處，都應當責備。
三、解決問題的辦法，要在國民輿論督迫下，和平解決。要知道陷身問題中的兩方，誰都不能解決這問題。問題的解決，必將關係切身利害而身又不在問題中的大多數國民。正當的解決，亦是惟一可能的解決，必在國民輿論督迫下得之。
所以我那提案上說，事非一枝一節之事，於一枝一節究問是非曲直，實屬無益。又說，問題之解決，應從釐定黨派關係入手，以求得較今日更進一步之團結（意指黨派綜合為一）。而以解決問題的責任，責望於參政會。原文有云：
竊念執政之國民黨，於抗戰起後，既招致黨外在野人士，始而為國防參議會，繼而為國民參政會，原期團結共商國事。今雙方行動，雖不起於參政會內，須知亦並不在會外。國民黨方面，蔣總裁固明明本會之議長也。共產黨方面為首負責人毛君澤東，固明明吾參政同人也。雙方不協，是本會尚未能發揮團結作用有以致之也。設今於此問題不加解決，而聽其擴大，則參政會應職其咎。吾同人舉不得辭其責而亦大虧負執政之國民黨之初心也。
至於原案提議的辦法，計有三點：一是電促毛參政員等迅速出席（按毛君從未出席，而其餘幾位當時亦未到）；二是組織特種委員會研究解決方案；三是特種委員會由議長指定委員三人至五人組織之。
其實在我早知問題解決非易，並不存何等奢望。我只望在會內會外造成強烈不許內戰的輿論空氣，俾軍事行動收斂一下，而尋求合理解決途徑。其次，則希望在大會電促之下，毛先生果然來渝一行，情勢或有轉移，為問題解決開其端。但後來事實上均未做到。
我當時是先提一詢問案，後提此建議案。詢問案於開會第一天即行送出。大意即根據參謀總長在駐會委員會上之報告，而詢問政府在眼前曾否嚴切制止雙方行動以及如何為根本消弭之道。及至此建議案撰寫好，覓同人聯署時，許多人怕惹是非，不敢簽名。只有幾個熟人，如黃炎培、冷癉、江恒源、張君勱、羅文幹、胡石青、左舜生、張申府、晏陽初諸公幫忙，幾位老先生如張一、鍾榮光、胡元絯、張瀾、光癉諸公熱心此案之提出而簽名。黃先生老成練達，他勸我不要貿然提出，應先請示議長蔣公，至少亦應先向王秘書長（世傑）說明之。我沒有那樣周到，又加聯署人湊足二十，大會提案將近截止，來不及請示說明，就徑直送出了。
在詢問案送何部長答復之時，大約我已被人注意而懷疑。及至此案提出，，。執政黨的參政員始而要打消此案，後來改提強調軍紀軍令的對案。最後由王秘書長面請蔣議長指示，蔣公一面親筆手諭，審查會召集人適為黃炎培先生。王秘書長約黃先生商談後，即將手諭二紙（一紙寫不完，遂有二紙），請黃先生轉給我看，並託他與我商量一切。
蔣公手諭原文此時自記不全。大意是，此為軍令軍紀問題而非黨派問題，軍令軍紀是不能有討論餘地的，然而參政同人若願意加以研究，亦未始不可，最後則政府自有權衡。黃先生與我商量，說當局既認為可以通過，則通過無問題；為避免會場上無謂爭吵起見，最好省略各種手續。 ，於是在審查會上，黃先生主席，第一省略宣讀（照例秘書宣讀全案原文）；第二省略說明（照例由原提案人加以口頭說明）。然後主席又說，原提案用意甚好，所謂組織特種委員會一事似亦可行，可否勿庸多討論。大家表示贊成，舉手通過。陶參政員百川發言，原提議特種委員會三人至五人，似乎太少；人選既請議長指定，則人數亦不妨由議長決定之，不必限制。又大會沒有幾日，此委員會工作似不必限於大會期內，即在會後仍可進行報告請示於議長。大家亦無異議，而通過。
審查會完畢，送到大會上。蔣公親自主席，仍照前省略各種手續。只由秘書長宣讀審查意見，議長問大家贊成者舉手，大家舉手，通過。於是一個大案，不到兩分鐘，便辦妥。事情不算不順利，而我想造成輿論空氣的初意則達不到。還有電促毛參政員澤東出席一層，則審查會以至大會皆沒有提。
末後，特種委員會經議長指定十一人組織成立。共產黨方面由秦邦憲、董必武代表；國民黨方面則有許孝炎、李中襄等幾位；居於中間的則為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等幾位（記不全）。而由張副議長伯苓和黃先生為正副召集人，自行定期召集開會。
據聞開過兩三次會，在會上兩方說話甚多，卻並無一點爭吵，而且每次都有結論。 ——這是黃先生告訴我的。臨末一次會，秦參政員報告他與何部長交涉大致妥協，計有三條：
一、共黨處置辦法，以彼此公函往復取消之。
二、陝甘寧邊區定為十八縣，由中央指定之；其隸屬關係大約將隸屬於行政院。
三、軍隊編制為三軍六師、三補充團、三保安團、三支隊；共約二十三萬人之數。
如是該會議決如次；
一、地方政制及其職權，必須經中央正式訂定公佈，以舉統一之實。此事並望中央從速解決辦理。
二、各地民眾運動應遵守抗戰建國綱領，並服從政府法令；所有政治性防制辦法應一律撤消，以收團結之效。
三、關於貨幣，希望中央就地方需要予以相當數量之供給；同時取消局部施行之通貨，以免紊亂幣制。
四、經濟抗戰應由政府命令各方嚴切執行，絕不使敵貨輸入流通。
五、右之決議，由召集人面陳議長；本會休會，這樣特種委員會就結束了。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52節抗戰以來自述（23）
十二、總結全文
以上共分十一節，將我個人自抗戰以來的事自述一遍。第十一節，上年4月間的—提案，若再敘下去便是第一節，本年2、3月間的一段經過。首尾如環之相扣，所有前後情節，乃至日期順序，都可在全文中尋清楚。現在臨了特地說幾句話，作一總結。
我努力的是什麼？大約看了全文的自然明白，無待贅言。現在要說的，就是凡我在抗戰中努力的事，其實都是抗戰前一向所努力的。再則，就是將來抗戰完了後，我要努力的事仍不外此。
先講抗戰前我一向努力的事。我努力的是鄉村建設，人人皆知。鄉村建設的內容，不外喚起民眾，組織民眾，訓練民眾；總而言之，就是發動民眾。抗戰中的發動民眾，是在以民眾配合軍隊，以後方配合前方；總而言之，是為了抗戰。抗戰前的發動民眾，是在啟發民眾力量，作根本建設工夫，向著新經濟新文化新政治而前進；總而言之，是為了建國。然而抗戰前，雖側重根本建國工作，同時早就準備抗戰；此為上文所曾敘及者。抗戰中，雖以對外抗戰為主，同時亦正離不開根本建國工作。所以前後並沒有大差異。
在南京我起草了《非常時期鄉村工作計劃大綱》，而未能做；在四川我擬了改善兵役種種計劃和建議，而未能做。 ——這大都是為後方設想的。在徐州小駐時，曾為山東鄉村工作同人同學寫一冊《抗敵工作指南》，亦沒有發生多大效果；則是為前方或敵後設想的。其起首一段，將抗戰前工作抗戰中工作性質無異，聯繫不分，指示甚明，摘錄於此，以備參考。
鄉村工作，在平時其目標為建設新社會，完成中國革命。但在今日，則應轉移其目標於抗敵；於抗戰之中，進行新社會之建設。此為總目標。在此總目標下，則以敵人征服我者有四大步驟，從而對抗，亦有四項目標。茲分別指點於次：
一、敵人對我第一步計劃為軍事的佔領。故抗敵工作第一目標，應為對抗敵人，使不能達到其軍事目的。在國軍作戰地區，則發動民眾武力，組成游擊隊，與正規軍相配合，相策應，並擔負諜報、嚮導等工作，以求保衛鄉土。在敵人已經佔領地區，雖不得正規軍配合策應，亦應相機為破壞敵人，牽制敵人，妨礙敵人種種工作。大之可以部分收復失地，小之使敵人不得遂行佔領。
二、敵人對我第二步計劃為政治的統治。故抗敵工作第二目標，應為對抗敵人及其傀儡政權（如維持會，或偽縣長等），使不能達到其政治目的。在敵人傀儡政權勢力所及之地區，例如鐵路沿線，或公路沿線之城鎮等，應有秘密組織，消極抵抗，乃至進而予偽政權以種種破壞打擊。在敵人未成立傀儡政權之地區，或雖已成立而其勢不能及之地區，應斟酌情形，或形成某種方式之地方自衛自治力量，或樹立代表民眾之臨時政權。總求安定社會秩序，俾農業得如常生產，農民得如常生活，消極的可以不接受敵人統治，積極的能為游擊隊作根據地。
三、敵人對我第三步計劃為經濟的榨取。故抗敵工作第三目標，應為對抗敵人，使不能達到其經濟目的。此要在使鄉村社會趨向團結組織，依其組織的力量，解決經濟生活上種種問題（如缺乏煤油，便商量著設油坊，缺乏輔幣，便商量著存積糧食，以糧食為標準，發行輔幣），達到鄉村自給自足的企圖，而使敵人不得遂行其種種計劃（不能收買農產，不能行使偽鈔，不能推銷敵貨，不能佈置經濟侵略機關）。
四、敵人對我第四步計劃為滅亡我民族文化。故抗敵工作第四目標，應為對抗敵人，使不能達到其亡我之最後目的。此要在激發民族意識，認識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服膺勿失。凡其一切毀滅我文化之所為（如提倡日語日俗，改訂教科書等事），均嚴切拒絕之，抵制之。
然抗敵之中，仍須不忘原初建設新社會之目標，要使上列各項工作同時更具有建設新社會之意義。例如：在政治工作中，啟發民眾政治意識，養成其組織能力，引導其政治生活趨向民主化；在經濟工作中，促進農民合作，養成農民適應環境之自主能力，使經濟重心轉移於鄉村，經濟生活趨向於社會化；在軍事工作文化工作中，樹立堅強的有形無形之國防基礎等等皆是。
抗戰不能不靠民眾抗戰；建國不能不靠民眾建國：總之，都要發動民眾。然而中國民眾在鄉村，民眾工作就是鄉村工作。鄉村工作是我一向的本行本業。